“杂话”里的“暗功夫”丨高明勇调研笔记

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有不少朋友问我，你的“调研笔记”有新闻要素，有现场观感，有阅读体会，有行走随想，有文学语句，有系统思考……这与传统的文体类别都有明显区别，算是什么文体？

很多时候来不及细说，我都简单回答算是“杂话”。但这并非应付敷衍，确实是有出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以“杂话”的形式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特点的看法。

2022年，我在清华大学参加“墨点半日谈”学术研讨时，偶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他长期研究费孝通先生等社会学家。期间我们谈到“杂话”这种形式，他认为“杂话”不像专业期刊论文那么规范和严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以不等作者思考成熟和表述完整，即时地向读者传递出其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但这种方式的不足是引证和表述都不甚完整和规范，给读者留下了很多可供继续思索的空间。

规范的说法，“杂话”也可以算作是“杂文”，我之所以采用“杂话”，而不是“杂文”，一方面，“杂文”这个概念因为使用广泛，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印象，容易限制在这一特别文体下的想象力与延展性，另一方面，“杂话”这个说法，因为费孝通先生的使用与阐释，也有了社会学意义的内涵。“调查研究”，本身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式。

当然，“杂文”也好，“杂话”也罢，文本形式的背后是“杂学”。记得20年前，读周作人的《我的杂学》，甚为叹服。周作人一生阅书无数，古今中外皆有涉猎，其一生所学的思想路径，都可在其“杂学”中追根溯源，他以中土、西洋、东洋为界，包括从中土的八股、散文、小说、笔记、佛经等，到西洋的神话学、人类学、生物学、医学、性心理学、妖术史等，还有日本的民俗学、浮世绘、川柳、俗曲与玩具等，如数家珍。

也因此，他更看重行文的“见识与趣味”：“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

无独有偶，鲁迅亦如此。陈平原先生说，鲁迅、周作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外，还与其寻找的“内应”不同有关。

“杂感”与“杂学”，本质上是一脉的。学者孙郁认为鲁迅的背后，是他的“暗功夫”。所谓“暗功夫”，即词语背后的存在，它不显现，但在无形里存在着，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词语厚度的有无。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大的内力。（《鲁迅的暗功夫》，孙郁）据统计，除了文学之外，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著作都有，这构成鲁迅知识谱系的全面。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留下来，有14000多册。

最近，我与作家梁衡先生对谈，谈到他的作品《数理化通俗演义》，他认为就像是典型的三边地带，“三边地带打天下”，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教育。科学家不会写，作家也写不了，老师同样也写不了，反而是我这个经常采访学校的记者，能写这个东西，因为我又接触科学家，又进行文学创作。梁衡先生也自称“杂家”。

说到“杂家”，其实历史上是有的，他们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兼采各家，汇合杂糅，独立为派，被称之为“杂家”。有观点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杂家”融贯诸家学术，又批评诸家学术。不过有意思的一点是，关于杂家是否成一个学派，学术界也有争议，梁启超先生认为“既谓之杂，则已不复能成家。”

最近二三十年的知识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在这种时代背景与演变趋势向下，“杂家”是否算一个学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创造，则需要“杂家化”。

无论“杂话”“杂文”“杂感”，还是“杂学”“杂家”“杂家化”，关键是能杂而不乱，杂而能通，杂而务实，博学于文，以杂为专，专以求精。

基于“杂家化”思考撰写的“调研笔记”，根子上说，还是延续了中国的文章传统。

就像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所言，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