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姑娘：一家三代“爱华”缘

文 | 爱华（Charlotte MacInnis）

三代人的中国缘

我的故事离不开我的爸爸妈妈，而他们的故事也离不开他们的爸爸妈妈。对于我们这个美国家族，尤其是我们同中国的缘分，经常有人搞不清。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是美国人，我们家的血统主要源自西欧和北欧——英国、德国和挪威。但是我妈妈艾伦却总是说她家有中国血统，因为她自己出生的时候眼睛是棕色的（一般外国小孩出生时都有偏蓝色的眼睛，然后过一段时间才会变深）。当时，接生的大夫还向她的妈妈喊道：“嘿！你生了一个中国小孩儿！”尽管这只是大夫的一句玩笑话，但从我们这个地道美国家族的历史来看，的确同中国有一份天定的缘分。

1940 年，我爷爷穆爱仁19 岁，还在上大学，正好得到一个机会去日本参加教学会议。到日本之后，穆爱仁觉得已经离中国这么近了，不去一趟怪可惜的。于是，会议结束后他像独行侠一般过海来到了中国。那时，中国正陷入战乱之中，局势很不稳定。即便如此，我爷爷还是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才带着对这个东方古国的记忆回到了美国。那次中国之行给我爷爷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为了能够再一次回到中国，他报名参加了大名鼎鼎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并再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中国。退役回国后，中国这块土地好像磁石一般继续吸引着我爷爷，于是他打定主意又开始了第三次中国之行，这时他身边多了一位——我奶奶。三度来到中国后，我爷爷在福建一所学校义务教英语和体育。在这里，我奶奶怀上了我爸爸穆彼得。因为我爸爸在中国出生，所以按照美国法律，他永远也当不了美国总统。不过这或许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我们家族与中国将展开一段新的不解之缘。

1949 年，我爷爷离开中国，当时我爸爸刚一岁。他们先回美国，后来又去了中国台湾，并断断续续在那里生活了12 年。随后，我爸爸回美国读高中， 此后考入哈佛大学东亚学系，专修汉语和日语，被“圈子里”的人誉为“中国通”。我妈妈艾伦当时也在哈佛选修汉语，大学毕业后，他和她喜结良缘。我爷爷此后也一直断断续续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的中文里夹杂着台湾和福建口音，说得挺流利。2004 年，我爷爷在福建武夷山的一个学院教了一年英语；第二年他回美国探亲时突发脑膜炎去世，享年84 岁。他去世的时候，还在看武夷山的中国学生寄给他的贺卡。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告别方式很符合爷爷对生活和对中国的热爱。

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喜欢中国，其中的原因真是说不清。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也许他上一辈子就是中国人。”无论怎样，心安是家（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来到中国，从此“爱华”

别人刚见我时，常常会因为我“中国化” 的言谈举止而感到吃惊。有一次，我在路上和一个中国人说起中文，对方一下跳起来大叫道： “哎呀，原来我能听懂英文！”还有一次，我晚上打的，告诉司机去哪儿，司机没什么反应，似乎一切顺理成章。可是车到中途，他通过后视镜越看越狐疑，于是忍不住问我： “您是中国人吗？”

我父亲对中国很有感情。1988 年9 月，我随父母举家从美国搬到中国，先在六朝故都南京安家。那年我七岁，刚上完一年级，我姐姐爱中九岁。当时，我父亲应美国圣经公会之邀到南京爱德基金会工作。几年之后，他应邀任职于北京的一家公司，于是我们又举家迁往北京。那个年代，中国与美国的生活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我们最初到南京的时候，得用粮票、外汇券，而一些特定食品如奶酪、熏肠等则根本买不到，要从香港带过来。尽管时常会想念家乡的“美味”，但这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刚搬来中国的时候，我母亲和我们姐俩对这方水土毫不了解，于是一落地，我们就开始学中文。我们很幸运，有一对思想开放的父母。我母亲对周围的生活充满了好奇，我们姐俩吸收了她的这个特点。在母亲的督促下，我们姐俩先在家里学了半年汉语，春节过后又去了一所普通的中国小学——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当时因为不知道要在这里生活多久，所以我们一边上中国的小学，一边还要学美国的函授课程。

在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我们姐俩是最早的外国学生， 所以刚开始走到哪里都会被“围观”。开学第一天，我问班主任老师厕所在哪儿，于是老师让一个中国女生带我去，结果全班30 多个女生都跑来看我上厕所。我当时穿的是背带裤，先要脱掉毛衣，才能解开背带。于是，大家一起在边上看我脱衣服。当时我心里直犯嘀咕：“他们肯定会想，瞧， 外国人上厕所还要脱衣服。”在重重目光围观下，我刚脱完毛衣，就没勇气再脱了，于是又匆匆把毛衣穿上，比画着说：“我不用上厕所了。”可能80 年代的中国小孩看外国小孩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吧。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这段略带尴尬的小插曲并未太影响我的心情，于是很快与周围的中国同学打成了一片，我们在一起跳皮筋、踢毽子、买贴画…… 特好玩儿。

就这样，光在南京我们一待就是七年。连我爸妈都没想到，我们一家在中国能生活这么久。他们最初的猜想是：也许两年，最多四年，撑死六年。在南京生活的这七年，我们姐俩越来越中国化，于是我妈给我们起了一个绰号——“鸡蛋人”。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被叫做“香蕉人”， 里面白，外面黄；于是我妈就想到我们姐俩应该是鸡蛋，外面白，里面黄。看得出，我母亲一直希望我们姐俩能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

正巧，那年南京举办金秋国际洽谈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需要英文主持人，主办方从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挑选了两个孩子报幕，同时，还需要找两个外国小孩做英文翻译。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很少，小孩子更少，他们也没的可挑，就只得用我们姐俩了。在排练和演出中，我们姐俩和小红花艺术团的老师们逐渐熟悉起来，于是我母亲问老师：“能不能让她俩来艺术团学唱歌？”老师欣然应允。我俩还算有些“文艺细胞”，学了几个月就能登台表演，先唱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顽皮活泼，扮演宝玉；我姐姐五官清秀、身材苗条，扮演黛玉，演出大受欢迎。后来，我们又学了京剧、豫剧、黄梅戏，并先后演出了《花木兰》《拔猪草》《苏三起解》等中国传统剧目，还正儿八经地学说起相声，一登台就很受欢迎。1995 年，我们姐俩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颁奖典礼上，一首《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唱红了大江南北。当然对于我们这两个小孩子来说，当时就是玩儿，没想过要怎么样。

有一次，我们姐俩在江苏电视台说相声时，里面有个“包袱”，问我们俩叫什么名字，我俩回答“爱江”和“爱苏”，合起来就是“爱江苏”，于是人们就管我俩叫“爱江”“爱苏”。1993 年，在华东五省春节晚会上，我俩又表演这段相声，其中的“爱江苏”变成了“爱华东”，我们的“艺名”也相应变成了“爱华”和“爱东”。后来到中央电视台演出时，导演说：“不行啊，到了中央电视台怎么能还叫‘爱华东’呢？干脆改称‘爱中华’吧。”就这样，我俩又被叫成了“爱中”和“爱华”。我很喜欢“爱华”这个名字， 于是一直用到今天。

1997 年春节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新栏目——“一笑茶园”，其中那个金发碧眼的“茶博士”就选中了我。我在戏中穿着对襟花褂、花围裙、大红的宽腿长裤，与被称为“千斤顶”“百叶窗”和“五八六” 的三名男演员一起猜谜语、回答问题……很快，观众就在荧屏上通过这个亦庄亦谐的新节目熟悉了我——“爱华”。

重回“东方的家”

我在南京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又去北京读了高中，然后回美国读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学的是表演，2002 年毕业时原本想留在纽约，但是因为那层剪不断的对中国的留恋，我最终还是下决心回到了“东方的家”。

我和来自加拿大的“前辈”大山都是中国第一批双语主持人。最开始做双语主持人时，来自语言方面的挑战很大。有的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做主持、说相声、说快板，可我不行，我要先把一件事做好，再去做其他的。主持晚会等综艺节目，台词都是一些书面语，要先背熟。偶尔忘词的时候，如果搭档反应足够快，就会抢过去圆场，或者要马上想一个别的方式，把这句话“兜”好。总的来说， 我这些做的都算是“滴水不漏”。但有一次，一个口误还是把周围人乐得差点钻了桌子底。那是一次录制《正大综艺》节目时，我还没来得及熟悉完稿子，就被拉上台。结果，我把“惭愧、惭愧”，读成了“见鬼、见鬼”，周围人一下子就笑趴到了地上，我却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成这样。

在中国做节目和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除了格莱美或奥斯卡的奖项仪式现场，基本没有什么综艺节目或晚会，基本就是脱口秀或真人秀。美国的主持人很随意，没有稿子。他们即兴发挥的能力或许比我强，但是论背诵绝对不如我，这可是练出来的，也算是各有所长吧。

回美国读书的那段日子，我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似乎回到了“人家”家，甚至被周围的美国同学送了一个绰号——“奇怪的白的中国人”。例如，当我在美国和同学聊起流行文化时，他们会觉得，这个人长得和我们一样，可是怎么不知道这个乐队、那张唱片呢？而我也会想：“你们怎么不知道小虎队、正大综艺呢？”实际上，美国的学生很多都有有趣的经历，也对你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很感兴趣，而我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几乎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2005 年，大山、柯蓝、吴大维和我一起主持一场活动。当排练进行到一半时，吴大维把我拉过来，说：“真有意思，咱们四人中，我和柯蓝是中国人，你和大山是外国人，但是你俩完全是中央台主持人那种‘高大上’的劲头，而我们俩反倒和‘老外’一样哇啦哇啦随便开玩笑，好像倒过来了，真有意思。”

在中国的“日常”

我的父母有在华永久居留证。生活中，我们一家爱喝中国茶，甚至连生病时都会求助于中药，似乎从里到外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我小时候去过武夷山，于是爱上了那里的绿茶和铁观音。在北京买茶叶，我会去“张一元”。当然我在饮品方面是典型的“双栖”——咖啡和茶都喝。我爸爸喝得更专业，他天天喝，甚至还有专门的乌龙茶批发渠道，过一段时间就会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请给我来一箱×× 茶叶。”

因为从小受母亲影响，我也十分热心公益，我觉得帮助别人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在南京生活的时候，我们姐俩就一起资助过江苏希望工程的小学生。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还主持了特奥会的拍卖晚宴，并担任拍卖师。我妈妈则全职干公益，来中国后一直“从善如流”：她为徐州一个智障学校寻找赞助，还参与了金钥匙盲童工程、春蕾计划等慈善项目。我父亲去上海发展后，她去上海家附近的一家诊所做理疗，便“顺理成章”成了这家诊所的义务英语教师。

来中国久了之后我发现，自己说中文时声音低，说英文时声音高；甚至长相似乎也越来越中国化了。我的分析是： 一个人在某种文化中生活久了，自然会吸收这种文化的一些习惯表情和动作。说中文和说英文所使用的面部肌肉是不一样的，英文的一些发音中文没有，而中文的一些发音英文也没有，久而久之，这些由语言而生发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会影响人的长相。

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中国什么？”“中国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刻？”我常常回答不上来， 可能是因为太熟悉了吧。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如果离开家，过日子可能没问题，但是心里会失落。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 | 潘飞 鹤焱（实习）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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