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纽约追梦，我从盖茨比身上看到了自己

文、译｜陈鹿纯

编辑｜薛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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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3日的夜晚雾气迷茫，雪花纷飞。我和往常一样在11点左右回到纽约皇后区的一栋战前老式居民楼六楼上的狭小公寓，打开房门，却发现我的房间空空如也。书籍、证件、衣服、家具——我的一切身外之物都不翼而飞了。

我立刻意识到我室友和她的同伙打劫了我——此前不久我刚刚了解到他们在这里属于非法出租。第二天我在警察局作了一整天笔录。长日将尽，我心力交瘁，大脑空白，却还是挣扎着去上了一节事先注册好的编剧课。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那堂编剧课上，我们学到的首要原则是，创作的人物必须有“具体可行的目标”。比如，一个角色想“赢得父母的尊重”过于笼统，而把这个愿望深化为“说服父母参加自己的同志婚礼”则可被视为“具体可行”。后来的几天里，这种说法日夜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当我在朋友客厅的沙发上过夜、靠社区教会捐赠的衣服御寒、望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怀念丢失的雪地靴的时候，我千百次地问自己：如果一切的一切就此结束怎么办？如果今后我将在那间空虚阴暗、危机四伏的房间里度过余生又怎么办？在这死阴幽谷之中，要到何处寻觅“具体可行的目标”？

蓦然间一个名字跃入我的脑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因为盖茨比先生在长岛上的华丽豪宅和我的陋室有天壤之别，更是因为在这场灾难之前不久，我恰巧无意中重读了这部在大学时代读得似懂非懂的美国文学经典。小说仿佛唤醒了我心底尘封已久、锈迹斑驳的记忆。和小镇平民青年盖茨比一样，我也带着朝露般的憧憬和幻想来到纽约，一心在大都会脱胎换骨；和盖茨比一样，我也在旅途中和初衷渐行渐远，眼望梦想灰飞烟灭，往事踪影迷茫。

初到纽约的时候，我刚刚熬过一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其实我一直无法确定精神的那部分，因为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我来美国的第一站——我无法获得任何专业救助。学校健康中心拒绝帮我预约心理咨询师，一位冷面护士告诉我时值期末，他们人满为患，没有空位，除非我当时就想要自杀。

我并不想自杀；我只是一心向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漂洋过海来美国学习比较文学，憧憬着成为一名学贯中西、心怀天下的学者。我渴望研读国内看不到的书籍和电影，结交国内见不到的作家学者，成为艺术和现实中的世界公民。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系作为美国庞大的学术机器中的一支，一心要把中国学生培养成中文教师和中国文化“专家”。为了维持奖学金，我必须牺牲大部分课业时间来教中文。更荒谬的是，这份助教工作不但限制了我的课程安排，更是把我固定在“中国专家”的流水线上，进一步禁锢了我的专业领域和研究课题——我的身份和未来的每一部分。我入学时的踌躇满志逐渐转为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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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之中，我在奥斯汀结识了来自纽约的两位教授和几个朋友。他们对关于纽约的传奇故事念念不忘，和我接触到的表现纽约的小说、电影和课程相映成趣。在我的幻想中，纽约遍地文学沙龙、艺术影厅、炫酷的鸡尾酒会和风流倜傥的名人志士，是我无限神往的国际化大都会。

毕业以后，当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当上中文教授、嫁给精英码工、在广袤富饶的得州大地安居乐业之时，我打包来到“大苹果”（纽约的代称）开启我的世界公民生活。

一下飞机，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大都会的第一次探险：冒充一个做纽约历史项目的学生记者，以便假装采访中央公园里和第五大道上的红男绿女。

然而理想就像盖茨比魂牵梦萦的对岸灯火一样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我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的工作。唯一愿意付我稿费的出版物是一本迎合旅居纽约的中国富人的乐活类杂志，重点报道高档餐厅和奢侈品专卖店。

在此期间，我还是一意孤行地追踪采访创意人士，坚持报道文艺活动、做艺术家访谈。我的大多数选题都被拒了，没被拒的那些稿子费尽了我的心血，却只会出现在杂志的最后两页。我并不在乎这些，因为我的目的在于结识我所采访的艺术家们。

然而，事实证明，我加盟那些艺术家项目的唯一途径是帮他们把材料翻译成中文——通常免费。这是人们从我身上看到的唯一价值；斗转星移，这也成我从自己身上看到的唯一价值。

我在抑郁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在公共图书馆的长书桌上阅读写作时，我时常忍不住冲进卫生间哭泣。在最黑暗的时刻，我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只得把脸藏进书本或电脑屏幕背后。我也经常偷偷泪洒庄严肃穆的教堂或漆黑的电影院——我最中意的两个公共哭泣场所。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梦见自己重返校园完成博士学位，却苦苦找不到教室。有一次，我最终跟随人流走进一个巨大的圆形阶梯教室，迎接我的却是讲台中央一个光可鉴人的黑色棺材，四周环绕着鲜花、蜡烛和童声合唱团。那不是一个课堂，而是一场葬礼。

十年前，我渴望博览世界名著，再尝试着自己写出一两本书。五年前，我梦想浪迹天涯，结交有趣的灵魂。三年前，我曾经动笔写一个在都市游荡找房子住的移民女生和一个同样漂泊无依的地铁乐手之间的爱情故事，无奈爱情故事发展成鬼故事，可我却不知如何从女鬼的视角写鬼故事，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女鬼。去年，尽管事先察觉出种种可疑迹象，我还是搬进了那所危机四伏的公寓，满心盼望着可以和美国室友们练习口语。事实证明，在那极度孤独的一年中，我学到的唯一一个英文表达是：“单独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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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盖茨比》仿佛午夜梦回，又好似梦醒时分。在山穷水尽之际，我猛然意识到阅读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书籍也永远在激励我，安抚我。我恍然顿悟，决定迷途知返，从零开始阅读我原本计划读的文学名著——包括从前囫囵吞枣读过的和假装读过的。这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具体可行的目标”，这是我寻找失落灵魂的起点。

计划从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开始，因为此刻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光明。小说从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途跋涉寻找孩子父亲的故事展开。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这样一本和我的人生经历相去甚远的小说里，我发现了无数无家可归的孤儿、风餐露宿的旅客和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旅程，又从这些旅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春寒料峭，我有很多朋友都参加了华盛顿的妇女大游行或是去肯尼迪机场抗议了特朗普针对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望着她们在人潮中奔走呐喊的身影，我忽然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和一切的流离失所者，漂泊无依者、披荆斩棘者、上下求索者融为一体。

我回想起《八月之光》里奔波流浪的男男女女，发觉自己在书本和现实生活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社群——一个拥抱我并需要我的声音的社群。于是我通过脸书联系上妇女大游行里边的一个女性组织，加入了她们的活动，并开始为她们的网站写作。

小镇青年盖茨比最终被纽约上流社会吞噬，长岛豪宅里的夜夜笙歌也消逝在潮水中；《八月之光》里的莉娜姑娘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生下孩子，又从容不迫地上路了。我也踏上了追寻另类世界公民生活的崭新旅程。人生如逆旅，你我都不曾孤单，都是在无数前人和来者的爱与痛的簇拥中负重前行。 

作者简介：陈鹿纯，用故事沟通文化的双语写手和中英文翻译，痴迷蒙太奇的影评人，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旅居纽约，积极寻求各种机会。 

（本文英文版原发于讲述中国与华人故事的英文非虚构作品网站Chinarrative，邮件订阅地址：https://chinarrative.substack.com。中文版由作者翻译、经“镜相”栏目与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