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母亲与八千米雪山，登山者罗静告诉你攀登的意义

【编者按】

今年9月29日，中国女子登山者罗静“登顶”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但遗憾的是，据罗静事后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经过检查确认，她此次登顶的只是该山的中央峰，而非主峰。这让她和成为首位登顶世界14座8000米级高峰的中国女性的荣誉擦肩而过。

人们所期待的登山故事往往以一个明确的结局为中心。这个结局以登顶或者创造纪录为标尺，去书写浓墨重彩的成功，或者英雄主义式的失败。在这个标尺下，罗静的故事在2018年似乎是不值得书写的。

在以个人名义宣布希夏邦马峰未能登顶后，罗静是否完攀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成为一桩悬案；而她未来是否会再赴希峰，也是个未知数。

但对于罗静而言，除了成败，八年8000米级雪山攀登之路，更像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

罗静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2018年登山季落幕，罗静来到初冬的北京与13岁的儿子诺诺相聚。偶尔，儿子会若无其事地问起，她还要不要再去攀登那座一年之内两次都未能登顶的雪山。

那座山峰是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也是42岁的罗静此前攀登生涯中最后一座未能登顶的8000米级山峰。

2018年，她两次发起冲击，春季因天气原因下撤；秋季，在组织攀登的商业公司已宣布全队登顶成功的情况下，作为客户团队一员的罗静却在“参考以往攀登路线和其他证据”后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并以个人名义宣布：未能登顶。一时猜测与争议四起……

在内部构成日趋多元的登山圈，不依靠向导的自主攀登者和处在商业公司统一保障下的登山客户，形成了登山者群体内对比最为鲜明的两极。罗静显然属于后者，但她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满足的客户。

“她每天都有自己的天气预报，也拿来和我们讨论，我们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拿到的这些。”一位参与今年春季希夏邦马峰攀登的商业向导说。

希望尝试无氧攀登、向更高海拔进行徒步拉练……罗静常常试图参与攀登决策，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这在国内的商业团队中被看作是有些打乱团队秩序的做法。

一些跟随商业公司登山多年的老客户，可能十几年下来都未曾自己分析过天气预报和攀登路线，而这会在向导间留下“心态平稳，不急功近利”的口碑。

罗静有时则令向导团队感到头疼：“我们也搞不懂，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商业登山在不同人眼中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罗静解释道。

“如果你只是刚刚接触登山，为了体验一次登顶的过程，那么借助更多外部协助是无可厚非的。而如果你真的喜欢登山，你对自己内心的要求就应该再多一点。”

在罗静心中，登山运动的核心精神在于寻求自我、探索未知，这便要求登山者必须主动发展面对山峰时的自主意识。

为此，她曾在国外登山时主动组织营地会议，在去年组织了自己的珠峰——洛子峰连登团队，也曾在外国向导质疑中国客户自主能力时感到不甘。

她希望实现自己登山的初心——“挑战自己，并获得一种成长”。

母亲：她要去，没办法

罗静早年间便有户外徒步、露营的爱好。2006年，她遭遇婚姻变故，背上沉重负债，成了一名单亲母亲。

“差不多算是毁灭性的打击了……人一辈子是坎坎坷坷，像遇到这种变故的人也没几个。”罗静的母亲回忆道，那时跟着罗静，在北京搬家都搬怕了。

而罗静与雪山的结缘也始于这场变故之后。2010年，她辞职全力投入登山，次年登顶了个人第一座8000米级山峰——海拔8163米的马纳斯鲁峰。

此后，从登山经费东拼西凑、买不起一条像样的冲锋裤，到渐渐有赞助商青睐，她在七年间登顶13座8000米级高峰，在圈内收获了“罗十三娘”的美名。

而在罗静攀登马纳斯鲁峰之前，那时5岁的诺诺第一次知道了妈妈的“新工作”是什么。他哭了。

“（我）肯定哭，（她）出去近一个月，不去想就不会哭，但只要刻意去想就会哭。”有时，诺诺会哭着送罗静到电梯口，有时哭着送到机场，有时到了机场却哭着不愿下车。一次他想到了藏护照，结果却藏成了自己的，妈妈还是走了。

罗静不在的时候，姥姥陪在诺诺身边。2015年尼泊尔8.1级强震，罗静在安纳布尔纳峰失联一下午；在另一次攀登中，她20多天音信全无。每当这种时候，家中一老一小便只有等待。

对于女儿在家庭经济条件还极为紧张的时候突然横下心来登山，罗静的母亲总在不解和试图理解之间摇摆。“银行卡数字一变她就紧张。”罗静回忆道，“她总催我回去上班，说好歹一个月挣3000呢！”

母女间的沟通不太顺畅。

“我和我妈的关系从小就是那种看着表面上很暴躁，但是实际上感情是背地里头很细腻的。”

“当着她的面我很少夸，从小就是。以前不都是那样嘛，少点表扬，多点让她努力加油。”

罗静口中的“梦想”，母亲似懂非懂。有一次，她向诺诺解释罗静登山就是为了赚钱，还让罗静生了好一阵子气。

不过母亲终归还是了解女儿的脾性：“她这人就是想做就做，要做就做到底。”诺诺哭的时候，罗静母亲就劝诺诺：“你妈认定的事，她要去，没办法。”

“你有去梦想的权利”

面对山峰时，罗静也在反思自己的两段亲子关系。于是诺诺越哭，罗静就越努力在他面前笑。

很多年，罗静的登山背包上总是挂着儿子的毛绒小驴。虽然曾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继续冲顶，在南迦帕尔巴特峰无氧攀登13个小时，在希夏邦马峰与向导对雪崩危险的判断发生分歧，但她说自己“绝不会干盲目的事”。

“我能有那么狠心？”罗静说，身后的牵挂让她必须懂得危险，从而降低危险，但“不应该为了孩子牺牲梦想的权利”。

这种梦想对当时的罗静来说，绝不是简单的诗与远方。手中的绳索和头顶的山峰，是把她从生活的泥沼中拽出来的希望，是她用来对抗绝望的武器。

自主登山者杨志曾在《走出地图》中写道，登山人看过了很多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的美景”，但那同样是要用“几世轮回也不曾经历的故事”才能换回。

罗静说，这个过程会把人盲目的骄傲磨掉。

在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时，罗静第一次遭遇了雪山上的“尸体路标”，那尸体的皮肤已变得透明，静静卧在攀登路途中面对永恒的寂静。这生死世界在山峰之上的一线之隔，让罗静在惊恐之后，对山峰，对自然，对前辈攀登者，还有对自己的内心，都生出了从未有过的敬畏。

除非亲历，没有旁人能真正理解登山者的幸福、荣耀、恐惧与孤独。罗静说，如果想要体会到登山的乐趣，必然要放弃许多外在的追求：“对待物质，还有对待人生目标，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我更看重内在的成长……”

这些山峰教给她的事，罗静希望诺诺也能分享。她带着诺诺去户外旅行，刻意安排原生态的住宿体验。母子一起去登五千多米的那玛峰时，诺诺高反得直吐，还是被罗静他们连哄带骗攻克了五千米大关。

诺诺还没有表现出对登山运动的多大热情。罗静的分享会，他去过几次就把内容记得八九不离十，继而觉得意兴阑珊。相较于职业登山家，他的死党们觉得电竞选手才是更酷的职业。

她并不指望儿子能完全理解自己在登山上的执着，但是盼望着能在诺诺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我希望与他分离前告诉他，你有去梦想的权利，抱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并保持好奇心。”

现在，13岁的诺诺已经不再会对着妈妈的背影掉眼泪。他会在朋友圈第一时间转发罗静登顶的消息，会因为自己跟着妈妈在雪山上登到了5000米的高度而不自觉地向同学“炫耀”。他同样渐渐知道，妈妈的山“对她来说意义很大”，登山让她“不会白活”。

与其他青春期孩子或许有所不同的是，他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直言不讳地表达对母亲陪伴的渴望。

“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她留下来陪我过一次生日聚会。”罗静春季前往希夏邦马峰前，诺诺曾这样说。

“接受生活给我的所有”

诺诺的愿望实现了。他的生日是7月15日，那是暑假，也正是登山季，过去六年，罗静都在山里。

“今年我是成功聚齐了我六七个同学，然后我的妈妈，第一次聚齐了这么多人。”照片里，母子俩笑得开心。

这个暑假，除了登雪山和高海拔徒步，罗静还带着他去飞滑翔伞，带他去看最爱的朴树的演唱会。之后，诺诺继续前往泰国清迈一家国际学校上学。这次，罗静成了那个送行的人。

“我通过微信已经拉不住他了。”罗静笑称，诺诺已经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生活。

“他在成熟的过程中会接受一些磨难，但你会发现他变得更自由了，你能让他去应对更多的事情。”

对于外孙的远行，罗静的母亲依旧忧心忡忡：“她老是那种放羊似的，我就说孩子要管得严一点，她不。”

但母亲话语间也透着对罗静的认可：“我自己当时还有个理想呢……结果不行，没有她（罗静）那个毅力……我们那时候没有现在开放啊，自由度大啊。”

被问起未来的计划，罗静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的夏尔巴向导朋友们成立一家户外公司，专注于低海拔徒步项目。这样，她的朋友们便不再需要一直以提供高危的高海拔向导服务维持生计。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的个人攀登计划里，无氧攀登被排在了第一位。这段时间，她在苦练滑翔伞，明年想要飞越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挑战，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必选项。

“你亲眼见到生命的脆弱，当你意识到时间那么宝贵，你怎么还能停下来呢？”

而是否要给完攀14座8000米级山峰这项计划一个确定的圆满结局，她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在意，“接受生活给我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