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悬而未决的蟋蟀定色分类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斗蟋蟀作为一种习俗，源远流长，明清两代有专修的蟋蟀谱等著述，流传至今。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白峰是位蟋蟀迷，对历史上的斗蟋情况，以及数百年来悬而未决的蟋蟀定色命名问题都有所研究。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他的新书《定色分类蟋蟀谱》中关于蟋蟀定色分类问题的探讨。

蟋蟀的定色分类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也是困扰虫界已久的问题，这主要来源于古谱在历代传抄、刊布过程中，由于对母本之错讹不断放大，导致了定色分类原则不统一，最终致使定色原则出现逻辑混乱。

从蟋蟀谱产生的13世纪后期至今，蟋蟀谱在我国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今日能见到的蟋蟀谱最早的版本，却是明嘉靖时期的《重刊订正秋虫谱》（即嘉靖本《秋虫谱》），刊于嘉靖丙午年，即公元1546 年，距今已有470多年了。这个谱是最接近宋谱原貌的一个版本（有关论证可参阅《斗蟋小史》之《宋谱可能的面貌》一节）。《秋虫谱》在定色分类问题上虽也偶有含混之处，但大多出自语言不严谨，而非本意，故而该谱仍基本保持着逻辑上的一致性。此后，蟋蟀谱刊刻较多，但问题也逐渐出现。从明末万历年间之《鼎新图像虫经》和周履靖《促织经》开始，有关定色分类原则就已经出现混乱。但将定色分类命名明显引入歧途的还是金文锦《四生谱·促织经》，此谱刊刻于康熙乙未年，即公元1715年。如此乱局，至今日之2018年已然300年有余矣。

旧时，各地虫友由于师承不同，读到的古谱不同，各有所依，故而讨论虫色定名分类问题时，常常各执己见而不能取得一致性认识。究其实，乃是因为此前虫家尚无机缘通读古谱之故。玩家所见皆不过一两种，能见到三四种经谱者，已属绝大机缘。但没机会通读古谱，尤其是无缘见到嘉靖本《重刊订正秋虫谱》，则很难了解古谱最初的原则及在后世的流变，也很难知道清代以来古谱中的含混之处是如何被逐步放大为充满矛盾的不同体系的。

王世襄先生纂辑《蟋蟀谱集成》实为功德无量之举。如果不是王世襄先生将天一阁藏本之《重刊订正秋虫谱》挖掘出来，我们今日对宋谱的基本面貌很难认定，也很难知道蟋蟀谱创立之初是如何建立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的。

相对于我这代人来说，前辈玩家未能窥破蟋蟀定色命名的要旨，并非诸前辈智慧不到，实为此前机缘不到，条件不具备。老一辈蛩家在其观念形成之时，没机缘见到历代蟋蟀谱的全貌。待到王世襄《蟋蟀谱集成》刊布，已是1993年的事了，老一代蛩家早已形成固有观念数十年矣。看破难，改变更难。

古代蟋蟀定色命名之法，粗略地说，矛盾主要集中在以斗丝定色还是以皮色定色上。细观古谱，可以发现问题的由来，以及在后世如何逐渐放大的。

现存传世最早的蟋蟀谱，仍属宁波天一阁所藏明嘉靖本《重刊订正秋虫谱》，此谱获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系孤本。是书申明为重刊，知此前尚有刊本，但不获见。据传为贾似道所辑，疑为伪托。此谱内容应该说最接近宋代原谱，有关论证已收入《斗蟋小史》有关章节，此处不再详述。

此谱与后世的本子相比，非常强调定色的原则，究其原因，盖因当时开斗日期较早之故。南宋笔记《西湖老人繁盛录》记录当时的种种风习，云：“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旧本题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书中所言，盖南宋人作也。”当时人写当时事，故此书所述应当可信。从记述的情形看，当时蟋蟀出土后，捉归即斗，至冷而止，完全因乎自然条件。而南宋延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周以来最为寒冷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极寒天气，使南宋时秋季短暂而入寒较早，且冬季较为寒冷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各类色品之虫，成熟程度进境不一，有早有迟，故“色盖”现象在寒冷期可能较为明显。我们在《秋虫谱》中可以看到有“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黑白饶他大，青黄不可欺”等等说法，其《交锋论法》又一次强调“夫合对交锋，必须明察大小，点详颜色；颜色两停，大小无异，方可合对”云云。色品与分量大小被认为是决定胜负的两大关键因素。色品被如此地重视，显然与当时开斗较早的赛制有关，也与蟋蟀玩家此时尚无用暖习惯有关。且不管此时的认识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但体现出了当时对色品鉴别的重视程度。

《重刊订正秋虫谱》的体例，在言及蟋蟀生相时，基本以歌诀处理，颇类古小说对出场人物之诗体“简颂”，这种形式应当是承继于宋代话本的传统。歌诀的长处是较为上口，便于记忆，但缺陷是限于韵语的整齐和句式，对蟋蟀的描述常常语焉不详。后世谱系，其体例沿用歌诀体，又不专门指出定色原则，导致模糊性过大，是为重大弊端和缺陷。但此谱一个显著特点是，于歌诀之外，著者（包括重刊者）以“总论”“增释”“重辨”“解”为题，以白话描述、解释蟋蟀生相特点，举凡13 条。由这些描述可以知道，此谱是以斗丝色区别青、黄、紫；对于斗丝色相同的，则以头色、皮色、腿色的不同，区别白与青、红与紫，以腿斑和肉色的不同区分黑与青。

其《青虫总论》云：“大都青色之虫，虽有红牙、白牙之分，毕竟以腿、肉白，金翅，青项，白脑线者方是，断无斑腿、黄肉、黄线之青……”其《五色看法重辨》又云：“大都青虫便要线肉白，翅金；而黄便要乌牙黄线，遍身如金；紫要头浓、红线、腿斑、肉蜜；白则如冰；黑则如墨；上手了然在目，此真色也。搭配不齐，便属花色。”可知以斗丝色分青、黄、紫，是此谱的一大原则。其次则将腿斑、肉色纳入视线，综合考量，但已属二线条件，在乎是否纯色之别。此谱因为申明了分类原则，故其歌诀中对斗丝多不涉及，而将笔墨旁及其他特点［涉及丝路色烙者仅5 例，见诸“淡黄生（增注）”“红头紫”“紫麻”“纯白”“黑麻头”］。

后世谱如清乾隆本《蚟孙鉴》中出现“熟虾青”，遍体皆红，有如熟虾，因其斗丝色白，故列入青虫门，而非红虫门，即是根据此谱定色原则而论的。

肉色是青与黑的分野。因青、黑斗丝俱白，故“黑青”（列于青虫门）歌诀云：“黑青翅黑黑如漆，仔细看来无别色。更兼牙肉白如银，名号将军为第一。”而“真黑”（归为黑虫门）为：“真黑生来似锭墨，腿肉斑狸项毛黑。”其《黑者解》补充说：“此虫肚黑牙红。”其“黑麻头”条云：“黑麻头路透银丝，项阔毛燥肉漆之。更若翅乌牙赤紫，早秋胜到雪飞时。”要点亦在“肉漆之”。可见黑青与真黑之别在于腿斑与肚色。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重刊订正秋虫谱》色品类蟋蟀中有一处导致后世误读的含混之处，是为“紫麻”。其歌诀曰：“头麻顶路透金丝，项毛翅绉腿斑狸。四脚兼黄肉带赤，秋虫见影不相持。”粗看之下似乎此虫为黄金斗丝，但这显然与其《五色看法重辨》中“紫要头浓、红线、腿斑肉蜜”的说法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顶路”这个提法。如果指的是斗丝的话，显然与“紫虫必要红线”的自身原则不符。“顶路”并非指斗丝，而应当另有所指，是指顶门线，即“额线”。从文本本身看，“头麻”“顶路”如果都指斗丝，则明显导致行文重复，如“头麻顶路透金丝”，歌诀体惜墨如金，一般不作重复。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头麻”一词点题紫麻头，然后是“顶路透金丝”。“顶路”这个词在此谱中仅出现这一次，后世也极少使用。“顶”这个字倒是常用，比如“细丝透顶”，我们今天也仍然用“顶门”“顶线”来表述蟋蟀头上最前端的部位。而“斗丝”在古谱中常常称为“线”或“头路”。

如果将“顶路”理解为额线，此句句读上仍有两处歧义：其一，“头麻、顶路透金丝”，指的是斗丝、额线俱黄。其二，“头麻，顶路透金丝”，头麻指的是紫麻头，而顶路却指明是金额线。此谱因为有明确的原则在，不可能做出自相矛盾的表述，故，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第二种句读。

但是由于古人不加句读，致使产生歧义，后世基本将其误读为斗丝色黄。这个错误导致后世蟋蟀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并贯穿此后几乎所有的古谱。及至清乾隆《蚟孙鉴》将“紫麻”歌诀改为“紫麻头路透金丝，项毛翅绉腿斑狸。四脚腊黄肉带赤，敌蛩见影不相持”，将“顶路”改为“头路”，彻底误解了斗丝色烙。

清代晚期谱中对紫虫的认定常以体色划分，斗丝或红或黄皆归入紫，显然是对“紫麻”歌诀误读的放大。倘以体色划分的原则成立，则熟虾青势必划归为红，黑黄则不免划归为黑。及至当代，有的虫友将白斗丝、遍体淡紫的虫，称为白紫或粉紫，实则此类虫当列“紫白”，归“白虫门”。发生此类误判，亦系对古谱错讹的放大和延续。

当然，就现代科学知识而言，从光学的角度看，光经过三棱镜色散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从三原色的角度，紫色则为复合色，故有其复杂性。但古人所谓“青”，也不能归入三原色之中，亦属复合色。惟于中国五行学说中，青列于五个基本色之一，为东方之正色。如果进一步考量，中医学将一年之气候变化化为六气。五行配六气，青（厥阴风木）、黄（太阴湿土）、白（阳明燥金）、黑（太阳寒水）各居其一，四色配四气；惟有“红”（火）一分为二，分属少阳相火和少阴君火，分配阴阳两属。倘以《黄帝内经》之“六气”与虫色相应，余以为，“红”对应的应当是“少阳”，“紫”对应的则是“少阴”。红”和“紫”，异体而同质，皆为火象，所以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体现在辨虫上，则为斗丝之“红（紫）”，当然其色烙可以有相对的明暗、轻重之变化。

前文提及，嘉靖本《秋虫谱》是最接近宋谱的一个本子。宋代是对“五运六气”学说最为重视的一个朝代，宋代医科考试必考“五运六气”一道。五行学说在当代已日渐式微，但在宋代却属于常识，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文本上，紫虫必得红斗丝为要件，应当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也是特别需要纠偏的问题。

现代人阅读古谱，《重刊订正秋虫谱》为第一要谱。虽然此谱较简，但原则之清楚、脉络之清晰，后世谱无可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