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勇 |“范式”共生与交融：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

《“范式”共生与交融：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1949-2019）》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勇教授所著，于2023年11月正式出版。本书跳脱单纯的新闻业务编年史的写法，由具体问题切入，在展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演变的实存状态的基础上，观测文体演进背后观念的变迁，探寻促发文体嬗变的关联因素和基本规律，继而为互联网时代新闻呈现方式的变革、新闻实践的革新提供借鉴。

本期，我们通过访谈的形式，在对话中了解中国新闻文体70年的发展史以及本书背后的故事。

刘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19年度），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新闻采访”主持人（2020年度），安徽省省级“教学名师”（2020年度）。曾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中宣部、教育部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1978-2008）》《媒介素养概论》《当代媒介素养教程》《网络新闻学：新媒体的报道、写作与编辑》（译著）等，主编学术论文集、舆情年度报告集等10余部。

Q1：您在本书“后记”中提到，新闻文体史是一个“冷门”的领域，而您在其中已深耕多年。最初您怎么会关注文体史这一领域？又为何决定在这一领域“深耕”？

研究者与研究领域/选题之间常常是因缘际会的。2005年我考入复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常陷入迷茫：读书没有方向，论文选题没有着落。彼时，恰好读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仿佛看到了一束光，豁然开朗。

米尔斯在书中提出了一对深具启发意义的概念：“环境中的个人困惑”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他指出前者是桩“私人事务”，后者是件“公共事务”。

我们每个人对现实、对专业等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个人困惑，只有把这些困惑放到社会结构中去，把它和公共问题勾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依据个人困惑发现的问题，常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而社会结构中出现的问题，才可能具有公共性和普适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从“个人研究中的困惑”与“本领域研究中的专业论题”契合处寻找的选题才具有研究价值。

就我而言，之所以会关注当代中国新闻文体史，首先源自我多年来从事新闻写作教学与研究形成的一系列“个人困惑”，譬如：“为什么新闻文体常常被化约为新闻体裁？为什么新闻写作学的教学和研究仅仅停留在新闻写作技巧层面？为什么新闻写作学乃至新闻业务的研究难以深入？新闻文体历经了怎样的变迁？哪些因素促发了新闻文体的嬗变？新技术加持下的新闻文体将如何演化？”……与此同时，新闻写作乃至应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又似乎存在着与我这些“困惑”相关联的“专业论题”。基于此，考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的新闻文体史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相比于其他领域或选题，新闻文体史的确相对“冷门”。我之所以专注这一领域，一方面是兴趣使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从新闻中我们可以触摸、感受和反思历史。不同年代的新闻作品（文本）串接了历史，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图景。我从小就喜欢历史，能在新闻文体研究中体悟历史，我自然乐在其中。另一方面，透过千差万别的新闻作品（文本），寻找新闻文体背后的特点乃至规律，这是一个有意义、有意思且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值得坚持。

Q2：您认为新闻文体史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处于什么位置？有何发展潜力？

作为新闻业务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文体史不仅是勾连新闻学研究中“学”与“术”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也是新闻学研究中一个基础且颇具“张力”的领域。

首先，将新闻文体研究置于历史、理论与业务的立体网状的研究框架中，从新闻文体的内生逻辑出发，立足历史视域探源测流，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新闻文体的实存状态和发展脉络，能够从理论上厘清新闻文体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探寻文体演变背后的规律性要素，解决新闻文体研究领域“纵”（新闻文体史）、“横”（新闻写作技法）两个维度不平衡的问题，进而夯实新闻文体研究基础，打通新闻史、新闻理论与新闻实务三大领域。

其次，新闻文体史研究强调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不仅可以勾勒出新闻观念的演进轨迹，而且能够“深描”新闻观念演化与政治、文学（文化）、技术等多元因素的互动关系，从“实然”中探索“应然”，从而为新闻从业者、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学子提供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实践、反身打量新闻观念嬗变的另一种思路。

最后，“源自实践、回归实践”是应用新闻学研究最根本、最重要的意义。新闻文体史研究可以从历史维度观照新传播时代的媒介实践，探索新闻文体的未来趋势，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闻实务的教学改革均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新闻文体史研究正逐渐受到学界重视。2017年、2022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都收入了与新闻文体史相关的研究选题，学界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一批聚焦诸如新闻文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这些都彰显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潜力。

Q3：本书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1949-2019）的文体发展史，年代跨度较大，材料丰富庞杂，您引入了“范式”这一概念，跳脱出单纯的新闻业务编年史的写法。您是如何想到用“范式”这一核心概念来架构全书内容的？

2008年写完博士论文后，我开始将研究重心聚焦到当代新闻文体史上，其时虽尚未厘清具体写作思路，但两个基本想法已然形成：其一是既要有历史的视角，又要跳脱出传统的新闻编年史框架。其二是写法要区别于博士论文。

经过很长时间的爬梳和思考，我发现在当代新闻文体实践中常常存在“作为宣传的新闻”“作为文学（故事）的新闻”“作为信息的新闻”等诸多文本样态并置的现象，这些文体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不尽相同，有时又相互融合与杂糅，难以统一到纯粹的独立新闻文体专业规范之中。用报道模式、报道方式、报道规律似乎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具备更理论化的解释力。于是就想到了“范式”概念。

“范式”（Paradigm）源自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以解释科学发展的机制。库恩认为，“范式”是指“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能够“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是“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我在《“范式”共生与交融：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1949-2019）》中挪借“范式”概念，是希望能够为深描新闻文体的本质与演变设置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媒体、不同记者生产的新闻文本恒河沙数，种类、形态也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新闻文体范式”则是对单纯新闻文本的提炼与超越，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1949-2019年我国新闻文体演进的脉络与文体观念的移位。

另一方面，“新闻文体范式”能够为我们寻找不同文体样态创变与发展规律提供一个新的理路。换言之，新闻文体范式的变换与迁移，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

《“范式”共生与交融：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1949-2019）》刘勇 著

Q4：本书提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演进中的三大“范式”，包括“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专业范式”。三种范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它们如何影响当代中国新闻的文体史演化与发展？

新闻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体性特征、内在机理、规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体范例等，结合不同媒体的性质与风格定位、中国新闻文体的文化传统、媒介技术等其他因素，构成了本书判断、划分范式类型的重要标准。

作为当代中国新闻文体的主导范式，“宣传范式”着力突出新闻文体的宣传取向，其逻辑起点与功能指向都以宣传为根本目的，其实质是一种“用新闻进行宣传”的新闻观念，强调新闻承载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体现的是政治力量对于新闻话语的“征用”。

“文学范式”显示的是文学之于新闻文体的影响，强调的是新闻对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的征用与借鉴，展现了新闻与文学的互动，凸显了文学之于新闻文体的意义与价值。

“专业范式”即源自新闻职业化进程中逐渐形构的专业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新闻操作规范与技巧，客观性是其核心理念，“信息模式”与“深度模式”则是其核心话语体式。当然，这种“抓大放小”的划分方式似难逃“化约主义”的魔咒，因为现实（尤其是历史事实）并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类设定的标准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样貌。这就像科学实验中的条件限定一样，分类只是为了研究便利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简化方式。倘若我们能够据此大体厘清中国新闻文体嬗变的历史轨迹与实存状态，则亦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

从历史维度看，新闻文体三大范式虽各自独立，但其界限又难以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终处于不断互动与交融之中，当代新闻文体也正是在三大范式的互动与交融中得以不断演进。

一方面，“故事”成为连接三大范式的重要元素，作为“文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模式”被“宣传范式”与“专业范式”广泛征用，由此也展现出三大范式的交光互影。“宣传范式”挪借“故事模式”，更多源自宣传目标和传播效果层面的考量。“专业范式”对“故事”的强调，源自新闻业对新闻本质的专业认知。

另一方面，杂交文体的生成，本身就是范式交融的产物。例如，“散文式新闻”是“宣传范式”借助“文学范式”突破僵化的“新华体”模式、寻求革新的一种“调适性文体形态”。又如，在非虚构写作的发展历程中，从报告文学、大特写到特稿、非虚构，每一次新的文体样态的引入，都包含着新闻向文学的“求援”，包括调用文学资源以及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连“非虚构写作”的命名也是新闻界从文学领域直接照搬过来的。

与此同时，新闻文体的发展又具有某种专业“自洽性”，每一次文体创新，也是新闻挣脱文学束缚、寻求独立的文体理念与叙事技巧的过程，这背后彰显了新闻人对于新闻文体独立性的捍卫与坚守。

总体看，在70年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历程中，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文本之中。

Q5：:本书的研究样本包括1949至2019年70年间的消息、通讯、特写、特稿、报告文学等内容，并辅之以对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与指示、国家新闻政策条例、新闻人自传和报道总结的分析。在写作中，您如何处理如此丰富的资料？

新闻文体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熟悉、研读各类新闻作品（文本）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对大量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比对，这些材料确实浩如烟海，但研究又无法绕开，所以只能用笨办法、下苦功夫，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是而已。

Q6：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您将在“新媒介实践”和“媒介新实践”共同促发下生成与形构的文体概念化为“新闻文体杂合范式”。如何理解“杂合范式”的内涵？

依循文体学的基本原理，“文体既在变化，又在延续，变化是延续的保证，延续则使变化变得可以理解。”因此，新闻文体范式必然会有所变化。

21世纪以来，伴随全球新闻业数字新闻实践（包括传统媒介的新实践和新媒介的传播实践）的不断普及与深入，“液态”新闻业得以生成，主体的多元化与节点化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特征。与之相对照，新闻的叙事方式与话语体式也随着“流动的新闻业”和“流动的新闻实践”而不断发生改变。

近10年来，中西方数字新闻实践中都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多元新闻生产者并存、新闻文体形态融合、新闻客观性与个体情感并置、多样化叙述方式共生等。国外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杂合新闻业”“杂合新闻体”等。于是，我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也呼应了这种表达，将“新闻文体杂合范式”概念化为数字新闻时代的文体范式。

该范式的生成源自数字新闻实践的泛在化与流动性，专业人士、普通公众与非人类实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新闻生产，融合“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与“专业范式”的不同特质，杂合观念、信息、故事、情绪等多样化内容，接合主流叙事、技术表达与大众话语，展现了数字化语境中的新型新闻文化。当然，这种范式尚处在变动与形构之中，其内涵、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提炼。

Q7：今后，您会继续中国新闻文体史的研究吗？

事实上，有关中国新闻文体史的后续研究已经展开了。2022年，我以“百年中国新闻文体史（1921-2021）”为题，申报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这是一个新的征程，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丰富，困难也更多，我希望能够比前两个研究（《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1978-2008）》《“范式”共生与交融：中国新闻文体的当代演进（1949-2019）》）做得更好！

目前的想法是由具体问题切入，在展示百年中国新闻文体实存状态的基础上，观测新闻文体演进背后的新闻观念、社会思潮的变迁，探寻促发新闻文体嬗变的关联因素和基本规律，着力聚焦正在进行中的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文体变革和新媒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