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的小家巨变：40年，从拿第一笔稿酬到携妻子周游全球

1998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出版了70万字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如今，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时候，这本书又在重印之中。当年，我满怀激情写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因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可以说有一种“翻身感”。

我收到了第一笔稿费

在“文革”中，虽然我出版了10本著作，每次出书只是收到出版社寄来的50本样书，并无稿酬。那时候“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我“上有老，下有小”，仅靠微薄的工资，赡养母亲以及抚养两个儿子，时常捉襟见肘。

“文革”结束之后，稿酬制度的恢复，使我走出了多年来经济拮据的窘境。记得当时我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化学与农业》一书的增补稿费。

《化学与农业》是一本科普读物，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在1963年5月印行初版本。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北京大学学生。初版本是本小书，6万字。此书于1975年2月再版，扩充到8万字。人民出版社所属农村读物出版社看中这本书，要我扩充至16万字。交稿之后，正遇“文革”结束。这本书的新版本，终于在1977年2月印出，我以为仍然没有稿费。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收到农村读物出版社通知，说是恢复稿费制。由于新版本比第二版增加了8万字，按照当时每千字4元人民币的稿费标准，人民出版社寄来320元稿费。

当这一大笔稿费寄到时，连银行的员工都轰动了！这笔稿费解决了我家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我一收到，第一件事就是给两个儿子买了新书包，给妻子买了一套新衣服。

此后，随着我的一大批新著问世，我家在经济上翻了身。

方毅批示给我分了一套房子

1979年6月，我所在的上海科教电影厂通知我，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了一套4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居室新房子给我，以改善我的居住条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我才知道，上海市政府是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79年1月6日的批示，给我分配新居的。方毅批示说：“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给我分配新居，便是落实方毅热情批示的“改善……工作条件”。

方毅副总理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条件”很差呢？那是《光明日报》记者谢军到我家采访之后，曾写了一份内参（后来在1979年2月15日发表《光明日报》头版），内中写道：“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岁，小孩8岁）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

由于方毅副总理的关心，我终于告别了那住了15年的12平方米的蜗居小屋。拿到房门钥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出版不久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居。她说：“我们家第一个住进新房子的是‘小灵通’！”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在1961年写的。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像这样描写美好未来世界的书理所当然遭到退稿。“文革”中，我被抄家时，《小灵通漫游未来》手稿差一点毁于劫难。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春风吹拂下，这颗被遗弃的种子发芽了，一下子印了300万册，成了超级畅销书。这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印刷，发行量直逼400万册。

如今我的家不仅拥有私家游泳池，而且拥有50平方米的客厅，与当年的小屋有着天壤之别。

第一次在家里接待外国记者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门。我在上海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作家。最初，国门开而家门闭。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谈话总是在科学会堂的外宾接待室里进行，宴请也都是“公宴”。位于上海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原本是法租界的法国总会，典雅而华丽。

1982年，英国记者房义安要求采访我。按照“惯例”，我请他到上海科学会堂。此人与众不同，他说：“何必在办公室谈话？我希望看一看中国作家的家。”我赶紧请示领导，“家门”能否开放？按照领导意图，我在上海和平饭店会见了那位英国记者—双方都“让”了一步，我答应了不在办公室里谈话，他也没有坚持非要上我家不可。

不料，在与他会面之后，他又提出上我家采访。我不得不向领导再次请示。“好吧，就让他上你家。”领导同意了，关照我把家里的内部文件收好，打扫一下，干干净净接待外宾。这样，我的家门头一回对外“开放”。那位英国记者来了。当他拿出录音机时，我在旁边也放了我的录音机—因为第一次在家里接待外宾，万一这位大胡子记者对外乱写报道，我有录音带作证，以免“麻烦”。经历过“文革”苦难的我，不得不多加小心。

后来才知道，那位英国记者非要上我家不可，纯属好奇之心。因为他听我说出过好多书，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印了近亿册，很想来我家看个究竟。进门之后他哈哈大笑：“我以为你家有私人飞机呢。原来，中国作家的家，也普普通通！”

自从那位英国记者来了之后，我家也就对外开放了。日本作家来了，美国作家来了，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和夫人来了，我也都在家里接待并设宴款待。一位日本朋友来过多次，熟了，甚至像老朋友似的，敲敲门就进来了，事先连招呼也不打（那时候我家只有传呼公用电话，没有“宅电”）。

苏联作家博布洛夫也来我家做客

不过，那时候我跟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却一直没有交往。只有捷克的一家杂志刊载了我的小说之后，来过信，说是来华时一定前来拜访，但似乎没有成行。

中苏关系的冰河终于渐渐解冻，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开始播放俄语教学节目。我和妻掸去《俄汉辞典》《华俄辞典》上的积灰，重温那颤动舌头的“P”。于是，我家迎来了稀客—苏联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的作家博布洛夫 · 阿里克萨德尔 · 阿里克萨德洛维奇。

非常准时，下午2时，我家门铃响了。以往来的外宾，不是称先生便是叫小姐，这一回我用俄语说：“您好，博布洛夫同志！”他呢，也称我和妻为“同志”。我发觉，跟苏联同行聊天，共同的话题比西方同行更多。谈斯大林的功过，谈赫鲁晓夫的是非……他很有兴趣地翻阅着我的书架上的《戈尔巴乔夫传》以及戈氏《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

在家里，我们用上海菜招待远方的来客。博布洛夫学着我们的样子，掰开螃蟹，犹犹豫豫地咬了一口，马上笑起来说：“味道好极了！”头一回吃上海茭白，他嚼了一小口，眯起眼睛细品，接着又是一阵朗朗大笑。对于地道的上海菜—炒鳝丝，他也在用舌尖细细“研究”一番之后，又“研究”起“鳝”字发音、写法以及是否属于鱼类等一连串问题……吃罢，他若有所思地进行了一番比较：“苏联人跟上海人的不同是，苏联人第一道菜是汤，上海人则最后一道菜是汤。不过，这只是个顺序问题，我们的共同点是都爱喝汤！”说完，他又欢快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使我想起那位英国记者头一回来我家访问时我们的拘谨、紧张。过去了，过去了。国运盛而家运昌，我小小的家门，是在国门开放的年代里逐渐打开的……

两个儿子都赴美国留学

中国敞开了国门，出国成了潮流，人称“出国潮”。“出国潮”也冲击着我的家。

不知道是谁，把TOEFL译成了带有中国吉祥色彩的“托福”。学好英语，考好“托福”，成为当时中国年轻人前往美国留学的必经之路。很偶然，我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考“托福”的队伍。长子白天在大学里读专业课程，入夜则到夜校进修英语，啃“托福”课本。啃完“托福”，接着又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他买了张美国地图，贴在他的书

桌前天天看，对美国的五十个州了若指掌。他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虽说那时他还没有去过美国。于是，他在家中得了一个雅号，叫“半个美国人”。

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国营企业里工作。那家企业里有许多外国专家，领导得知他的英语很好，就让他担任英语翻译。不过，就在他担任英语翻译的时候，人事科科长调侃地对他说：“哦，你是我们厂的第八任英语翻译。前面七任都已经到美国去了，我看你也‘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也会去美国！”

人事科科长的话没错。经过“托福”考试，我的长子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在上海乌鲁木齐路，飘着星条旗的美国驻沪领事馆门前，入夜便排起签证长队。人们躺在锦纶折叠椅上，等待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我的长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上午8时多，这支队伍开始蠕动。从大门里出来的人，只消看一下脸色，便知道“晴雨”。我的长子板着面孔走了出来，不言而喻，我家的“半个美国人”被美国人拒签了—原因是他虽然被美国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但没有获得奖学金。那时候，光是被美国大学录取却没有奖学金，通常是会被拒签的。

好在长子是个很开朗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再考“托福”和“GRE”。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又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时，忽地欢呼雀跃起来—美国一所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果真，当他再度从美国领事馆走出时，脸上挂着笑容。就样，“半个美国人”终于圆了他的美国梦。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老二见哥哥去了美国，也加紧学习英语。两年之后，他也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我和妻子手牵手，游全球

紧接着，1993年11月30日，我和妻子开始第一次美国之行。我刚刚抵达洛杉矶，连东南西北都还没弄清楚，就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在那里接受专访。圣诞节前夕，我和妻从洛杉矶飞往匹兹堡，长子开着他在美国买的二手车，驾车带领我们去他弟弟那里，我们全家终于在美国团聚。

从那以后，我和妻10次去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成了家。我和妻“手牵手，游全球”。我游历一个个国家，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在我看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人类的脚印。只有以文化和历史这“双筒望远镜”观察世界，才能撩开瑰丽多彩的表象轻纱，深层次地揭示丰富深邃的内涵。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记、所思凝聚笔端，写出一部又一部“行走文学”作品。我还拍摄了大量精美的照片，作为书的插图。如今，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看世界”丛书，已达22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小见大，我的小家巨变，见证了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摘自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编《海上潮涌——纪念上海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