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②｜逾万牧民变身管护员：兼顾生态和增收

已在杂多县城定居八年多的洛桑，每两周就要开3小时的车回一趟牧区草原。  

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辆摩托车和一张红袖标，“每个人都有分配的草场和任务，要去巡山、捡垃圾。”

他是“中国首个国家公园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这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岗位，也是试点启动后的一项重要新政——所有试点范围内的牧户家庭都可以申请一个名额。若能准时出勤并积极巡护，每月可以领取1800元的工资。

这项举措把草原利用者变成了生态保护者。“几年前，草场上还到处是塑料瓶和玻璃渣子，放牧闲下来，群众喜欢在草滩上坐一坐、喝点啤酒，现在这些基本都收拾干净了。” 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部部长牟永宏说。

据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尚有牧民人口6.4 万，其中贫困人口2.4 万。这些人口未来的脱贫和生活，以及转产转业，都取决于国家公园的具体设计。

生态管护员岗位外，国家公园未来将着重开展的生态体验，也需要牧民的参与。如访客必须预约解说员、向导和司机，这对于熟悉当地情况和通藏汉双语的牧民来说，将是巨大的机会；国家公园产业设计中的牧家乐、民间演艺团体、民族手工艺品等特许经营项目，也鼓励牧民参与。

相较之下，未来如何对这些活动实施有效的管控、监测，以保证国家公园“保护第一”理念的落实，确保“国家公园内居住人口有所下降”目标的实现，是未来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警觉的问题。

迁居牧民的城市生活

洛桑在政府提供的安置房里辟出了一块小菜园，几排整整齐齐的小白菜显得生机盎然。

8年前，洛桑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放弃了牧民生活，迁入县城定居。身份也从牧民转变为清洁工，每天早晚各出门一次。

2005年，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其中生态移民项目计划迁出生态脆弱地区的部分牧民，迁移数量约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以期恢复和治理日渐衰退的生态环境。

从不远处的高山上俯瞰，洛桑的家淹没在一片制式统一的住房中。这里是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若干个乡镇的生态移民集中安置点之一。

与偏远辽阔的牧区相比，安置点紧凑而热闹，每家有个小院，条件舒适，水电网一应俱全。

然而，洛桑还是想回牧区，理由是城里开销大、工作难找。

洛桑人近中年，不说话时微皱着眉，皮肤黝黑、身材颀长，顶着一头小卷发。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在外地读大学，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解释城市生活光鲜外表下的“入不敷出”：每月环卫工的工资1500元，每年可领取国家生态补偿1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合计3000元左右。

而家里的开销更大，最大的支出来自饮食。从前，牛羊肉、酥油等完全可以自足自给。但现在，这些都要另外购买。

杂多县位于青海省南部，南与西藏接壤，98%的人口都是藏族，且大部分成年牧民教育水平极低，缺乏专业技术。

杂多县安置社区一位移民表示，大多数牧民移民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也不如城里人有门路，所以就业选择十分有限，大多只能从事清扫街道、保安，或其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2012年，时任玉树州副州长的白加扎西向国务院汇报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情况时介绍称，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极为困难”，移民素质能力低、就业门路狭窄，产业聚集能力弱，政府扶持的藏毯、石刻、手工品加工等项目还未形成规模。

杂多县精准扶贫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刘二威说，“老百姓不太愿意去打工，一直放牧自由惯了，只能帮他们学习新技能、找新岗位。”

他介绍，向牧民提供的培训包括裁缝、烹饪、唐卡绘画、汽修和餐饮服务，但2016-2017年的转产转业成功率却只有8%。

不过，对于杂多县的牧民来说，问题并不大，因为他们有天然的救命稻草：虫草。

杂多被誉为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玉树新闻网今年8月的一份报道显示，杂多县的虫草产量已占据国内总产量的六成左右，虫草收入甚至占到当地人总收入的80%。一斤虫草通常可卖得七八万元，品质上乘甚至可达到十几万元一斤。

在这里，只要持有牧区户口，即便移民也可以获准回到户口所在地的草场挖虫草。虫草季只要“有人”、“肯挖”，当地人的收入都不会太差，如洛桑每年就可以靠虫草赚得10万元。

但在曾担任杂多县三江源办公室主任、现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部部长牟永宏看来，要想办法让杂多县的虫草优势成为移民就业的推力，不能让他们过分依赖虫草，失去主动就业的积极性。

“一到5、6月（虫草季），（牧民）抵抗不了诱惑跑去挖虫草了，等再回来工厂早就把别人安排好了，谁还愿意让他们干？”牟永宏说。还有些家庭“会挖虫草”，仅凭虫草收入便可以养活全家，更没有心思涉足其他产业。

难以承载的牧场

今年34岁、有四个子女的才仁尼玛这次是第二次主动进城了。

才仁尼玛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杂多县，2008年，他发现自家牧区的草场不够牛羊吃了，妻子又刚好怀孕，不便劳动，便卖掉牛羊，主动进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三年前，他又从县城返回了牧区。他觉得，跑出租太辛苦，收入也不尽如人意。

而此番再次进城，是因为女儿读书的问题。他对乡下寄宿制小学的学习环境不甚满意，坚持把女儿转到县城读书，顺道把家也迁到了县城，在妻弟的房子里借住：“孩子不上学就跟牛一样，跟人没办法交流。”

自2016年起，青海全省在“普九”的基础上，大力推行15年免费教育。政府鼓励甚至监督所有适龄人员进入学校上学。据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部部长牟永宏介绍，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杂多县大部分牧民在县城买了房子，县城、牧区两边住，“不上学家里要挨批评”。

才仁尼玛说，大多数牧民进城，一个原因是为了孩子上学，另一个原因是草场不够用，牲畜吃不到足够的草。“牧民是有意识的：所有牧民的牲畜都在这里（牧区），草场是不够用的。”

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存栏各类牲畜180.27万羊单位，以生态畜牧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约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5%。

才仁尼玛认为，各家圈地放养，随着家庭人口不断增加，只会导致草场面积越分越小，“只守着自己的地，挣不到钱”。

长期从事草原保护工作的长江源园区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站长肖虹指出，这与草场承包责任制有紧密关系。

为调动牧民经营建设草原的积极性，青海省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牧区逐步推行草场承包到户，牧民们从此告别公社集中放牧，根据每户人口取得规定面积草场的使用权。

然而，草场少、人数增长快的家庭很容易面临“草不够（牲畜）吃”的难题。

此外，局部草场还出现了过度放牧的情况。

肖虹介绍，在人民公社时期，牧民需按照要求根据季节统一转场，否则会被罚钱。但牧民各自经营草场后，很多牧民减少了转场次数，甚至只在定居点附近放牧，加剧了局部过度放牧。为避免过度放牧，整个三江源地区自2005年起开始实施减畜禁牧政策，即在生态退化严重的区域禁止牲畜进入，在草场质量尚可的区域实施限定数量的放牧。

然而，这项政策有时难以精准落实。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站长达瓦称，至少在治多县，减畜和禁牧的分区并不明确，没有围栏划界。因此，牧民最多能做到“总量上的减畜”，禁牧则无法严格实现，导致黑土滩等草原恢复项目难见成效。

这一点同样得到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副站长韩常鹏的印证：“完全禁牧做不到，只能靠（牧民）自觉，还有我们平时的宣传。”

2018年8月下旬，杂多县昂赛乡一户牧民家庭正准备将夏季帐篷的物资运回冬季定居点，这是牧区常见的转场轮牧场景。 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图

比起禁牧和减畜来说，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减少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居民。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规中定下的目标是，至2020转产转业牧民有序增加，国家公园内居住人口有所下降；而到2025 年，国家公园内居住人口不增加。

前述洛桑的遭遇，意味着从前“一刀切”的简单移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称，青海省委曾明确表示“国家公园不搞生态移民”，要和曾经带有“不得不”性质的生态移民区分开，强调给牧民提供福利、支持牧民自愿进城、有业可寻。

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一项新政让所有牧民与牧区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结：无论牧区内外，只要持有牧区户口，每个家庭都可以向园区申请一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参与园区巡护。

洛桑再次回到了熟悉的草场，他兴致勃勃地给别人展示手机里巡护时的照片。照片里，他戴着生态管护员的袖标，骑着园区配备的摩托车。

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从草原利用者变为环境保护者，如能按要求巡护，还可以领取每月1800元的工资（若考核不合格只有70%的基础工资），切实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牟永宏认为，生态管护员提升了牧民对牧区的荣誉和责任感：“几年前，草场上还到处是塑料瓶和玻璃渣子，放牧闲下来，群众喜欢在草滩上坐一坐、喝点啤酒，现在这些基本都收拾干净了。”

事实上，早在国家公园新政前，三江源地区已设置了湿地、林地和草原各自独立的管护员制度。国家公园试点开始后，整合了此前多项单一的管护工作。

新的生态管护员需要定期轮流对负责区域内的湿地、河源水源地、林地、草地、野生动物进行日常巡护，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发现、报告并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并监督执行禁牧和草蓄平衡。

管护员的工作也给牧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小喜欢野生动物的才仁尼玛，在巡护途中有更多机会用相机记录它们的生活。如今，他的单反镜头里经常出现鹰隼、岩羊、藏狐、狼，其中一组雪豹的影像资料还曾被媒体反复使用。他还想再多拍一些，“说不定以后也能（靠摄影）挣点钱”。

多名基层干部提及，新政也在进一步解决生态管护员岗位少、管护面积太大的难题。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显示，截至今年十月初，总面积达12.31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共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即平均每人管护约7.15平方公里（相当于16667个篮球场）。

此外，由于牧区远离城镇，已迁居城市的牧民为了回家乡履行管护工作，单趟车程往往达到数十或上百公里，巡护成本较高。

洛桑每次返回牧区的3小时车程已经算少的，黄河源玛沁县有一群跨县移民，他们每周需回到近300公里之外的玛多巡护，单程就要耗时四五个小时。

为提高管护员的专业素养和管护积极性，澜沧江源园区开展了分级巡护。

比如昂赛乡，每个村管护大队每15天会召集全村管护员集中巡护一次，管护小分队则每10天集中巡护一次。由于牧区多地段不通路，园区还成立了巡护马队和摩托车队，巡护积极的队伍，由乡管护站发放巡护旗帜。

园区还曾组织管护员前往西宁培训，学习内容包括国家公园的定位、巡护的范围及重点等，又组织会讲汉语的管护员总结讨论，将生涩的理论翻译成口语，讲给管护员们再次巩固知识。“要经常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去巡护、捡拾垃圾，群众之间接触得多，感情更好的同时，各项基层活动也会更容易推进。”牟永宏说。

对于如何带动牧民的自发的保护，本土民间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东周称，国家公园要借鉴国外经验，还要吻合青藏高原几千年文化体系的保护模式。比如，每个村都有共同的神山圣水，所有男女老少都会祭祀、挂经幡，“如果只是给他（牧民）钱让他保护，没有告诉他这是一生价值的体现，他很难产生内在的感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洛桑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孙鹏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