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与风险的协商：年轻女性泡吧的矛盾实践

【编者按】

《走进酒吧的年轻女性：消费新时代的性别实践与身份认同》关注了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现象：在社会态度普遍负面的情况下，年轻女性为什么仍会去酒吧？她们在酒吧中有怎样的实践、体验与感受？作者黄燕华是一个“有点酒量”的社会学研究者，因此得以较方便地深入她的田野。在消费主义兴起的时代，酒吧被视作一个微缩的景观社会，而女性成为了其中被构建的性别景观。作者对21名女性和9名男性进行了访谈，通过他们在酒吧里的身体呈现、饮酒实践和互动实践三方面的协商来呈现年轻女性在酒吧这个阈限空间里的矛盾与挣扎。本文摘自黄燕华著《走进酒吧的年轻女性：消费新时代的性别实践与身份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走进酒吧的年轻女性：消费新时代的性别实践与身份认同》书封

在社会主流普遍持负面态度的情况下，年轻女性依然选择进入酒吧，敢于在酒吧中进行新的性别实践的原因在于她们对所处语境的信心，这里所谓的语境主要指涉宏观层面社会治安的改善、群体素质的提高以及酒吧所建构的阈限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自身对这种负面态度进行抵抗的意识和信心。国家、市场、文化与个人在其中发生多层次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新、旧规范的冲突和共谋使得年轻女性对性别与阶层的主体性体验变得矛盾、不确定，这迫使她们不得不诉诸伦理实践以使自己成为在自己和他人眼里“可接受”的人，年轻女性个体在其中展现和体验着多重的、矛盾的和处于变动中的能动性，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在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约束和可能，让我们得以窥探性别与阶层在中国语境中所经历的变迁。在市场转型期中国的城镇化、社会流动、性别文化和阶层分化变迁的进程中，酒吧所建构的阈限空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压缩现代性”的实验室，年轻女性在其中重新体验、感受、参与性别与阶层的重构，她们对道德主体的协商正是社会变迁在主观体验上的显现。

酒吧是一个既能够体现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特征，又存在于中国特定的市场转型期语境下的充满对立、矛盾和竞争特征的酒场域，进入该酒场域的年轻女性正是属于夜晚经济时代的消费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Hollands，1995），同时又是身处特定的性别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个体，国家、市场、性别文化和个人实践在其中相互作用。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治安的改善，中观层面的酒吧产业的经营转型以及微观个体休闲需要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酒吧，但是传统的性别文化显然仍在对女性进入酒吧、享受酒吧休闲产生影响。社会大众，乃至受访者自身和酒吧的相关从业人员对去酒吧女性的负面观感并非凭空而来。如前所述，社会大众、泡吧女性自身以及酒吧的相关从业人员对酒吧的负面观感既来自导论中所涉及的大众媒体对于酒吧的“高度性别化”呈现，亦来自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交流，其根源都是传统性别文化的存续。新的鼓励女性独立、自由和享乐的消费文化和旧的传统性别文化在酒吧中并存，对于受到享乐号召的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应对酒吧对她们的性别化期待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更要面对来自自身和社会大众对泡吧女性普遍所持的负面态度。

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酒吧是一个基于景观时间、通过建构特定景观空间来盈利的休闲娱乐场。我们还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个景观：从物的角度来看，酒吧中的景观是处于不断变换中的，场地、灯光、音响等的不断切换和更新才能营造出所谓的“氛围”，吸引消费者前来；从人的角度来看，酒吧是通过对性别景观的构建与维系来进行盈利的。物的景观和人的景观相互配合，共同系统化为资本的盈利机制。作为景观背后的布景者和导演，资本巧妙地使“新的消费文化”和“传统的性别观念”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话语相互抱合，形成其意识形态支撑。对酒吧中性别景观的构建和维系的过程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年轻女性在酒吧中的状态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正是在对酒吧“性别化”过程的具体探讨中，我认为，“新的消费文化”和“传统的性别观念”在酒吧中的交织构成了一个“阈限空间”。年轻女性在其中的休闲享乐进行的性别实践十分具有张力，这种张力支持女性实现消费模式的平等，并通过敦促她们从事性别劳动以获得优惠待遇和审美上的女性化来获得性上的赋权，因此可以总结为“缺乏女性主义意识的个体化实践”。

在第五、六章中，我引入阈限空间概念，尝试建构一种“空间-性别”框架，认为基于酒吧文化所建构的“阈限空间”不仅是一名年轻女性需要对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的交织所产生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带来的享乐与风险进行协商的、基于特定时空的实践空间，还构成了由这一阈限空间的暂时性和非决定引发的、对更深层次的欲望与尊严进行协商的话语空间及伦理时刻。首先，从实践维度来看，对于女性而言，酒吧是一个既可以享乐，但同时又充满风险的阈限空间。在第五章中，本书通过受访者在酒吧中的身体呈现、饮酒实践和互动实践三个方面的协商来呈现年轻女性在这个阈限空间中的矛盾与挣扎，认为这个阈限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发掘、感受和体验新的女性身份、性别剧本的机会，却也让女性继续深陷于传统的异性恋框架中。其次，从含括话语空间和伦理时刻的阈限空间来说，传统的父权制力量和新自由主义力量所形塑的消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共谋”使得年轻女性对在酒吧中的风险与享乐，乃至欲望与尊严之间的协商十分困难、不稳定。年轻女性受到酒吧的营销广告和更大的消费文化对个体、独立、自由和享乐的女性表征的鼓励，也理所当然地用新自由主义话语来理解和回应酒吧的性别化和来自社会主流的负面态度。然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夹杂着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接受和妥协，不仅无法帮助这些泡吧的年轻女性解决介于新旧规范之间的两难，也无法帮助她们去应对社会主流的污名，这也正是受访者通常采用回避性的协商策略或者仍然深陷于由于社会主流对女性泡吧的负面态度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困顿之中的原因。

在基于酒吧文化所建构起来的阈限空间中，年轻女性不仅进行着有关性别文化的新的实践与反思，亦经历着重新辨认、体验和实践新的阶层分化过程；在集体被打破、“阶级”退场后的当代中国，阶层的表达、协商与新的作为差异政治资源的性别范畴紧密相连，消费文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前所处的市场转型期，中国阶层的重构与新的作为差异政治资源的“性别”范畴交织在一起，显然有“女性化”倾向。首先，从第四章来看，酒吧的性别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酒吧是“中产阶层化”的。这是因为，在高度性别化的酒吧，拥有高消费能力男性才会被认为拥有更强的男性气质，他们会吸引最年轻漂亮的女性，以这些女性作为传达其消费能力乃至社会地位的表征。其次，从第五章、第六章来看，新的阶层重构通过话语来建构，且更关乎差异。由于始终缺乏社会性别意识，无法将矛头指向男性的女性只能诉诸群体内部的差异或其他道德实践来协商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加之对个体、差异的影响，女性群体进一步分化。

事实上，我认为，酒吧所提供的女性可以在其中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阈限空间只是消费文化经由对父权制和女性主义的同时收编而设下的“陷阱”，所谓的自由、选择和抵抗也只是消费文化为了开拓市场所创造出来的拟像（鲍德里亚，2006），这种拟像只是为了开拓父权制的性别符号所蕴含的市场资源。因此，正如斯维德勒（Swidler，1986，2001）的文化工具包概念所说，资本会巧妙地利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性别观中相互矛盾的话语为自己开拓市场。一方面，消费文化鼓励女性的欲望和情感表达，尽可能展现性感漂亮、享乐放纵，甚至成为性主体，正是这种看似十分具有颠覆性、反思性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让女性自愿成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从两性的互动和酒吧整体的氛围来看，酒吧展现远比日常生活更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这敦促男性掏钱为女性买单，不管他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否则会没有“面子”。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所在，在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酒吧文化乃至更广泛的大众文化中，女性要么需要迎合父权制而成为生产力，要么就要迎合资本成为消费力。如果说对自由独立、享乐放纵等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强调是为了开拓性别符号本身所泛化而成的市场资源，那么这种自由独立、享乐放纵可能给女性带来的物化或者污名亦只能通过其所拥有的资本来平衡。这回应了国外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体是中产阶层的，亦是女性化的观点（Skeggs，2004；Gill，2007；McRobbie，2007；哈维，2010）。

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共谋”使得女性对在酒吧中的享乐与风险、欲望与尊严之间的协商十分不稳定和困难。不仅如此，尽管受访者普遍非常强调自身的自主、自信、独立，但是不管是大众对泡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双重标准的归因还是应对，相关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话语在受访者的论述中都严重缺席。我认为，尽管有国家层面所培育的男女平等观，但由于未曾经过女性主义大潮的冲击，不了解社会性别概念，加之改革开放后传统性别话语的复苏和以个体主义为原则的市场话语的进驻，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主流话语的警觉和剖析（李小江，1989），甚至对女性主义存有偏见。无法将矛头指向男性的受访者，只能诉诸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或其他伦理实践来协商自身作为“伦理主体”的存在，使自己在别人眼中、也在自己眼中成为道德上更为得体、更能被接受的人，协商自身作为“伦理主体”的存在，以缓解来自自身、酒吧和社会的三重压力，这进一步制造了女性主体的分裂和女性群体之间的分化。

在社会转型期，阶层化显然有“女性化”倾向，它经常与作为新的差异政治资源的“性别”范畴交织在一起，女性特定的性别化呈现被用来传达男性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而这种性别化表演掩盖下的阶层差异由于符合主流的本质化性别话语而被自然化和忽视了，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Hanser，2004；Pun,2003；Wang,2005）。不仅如此，阶层更关乎差异，是一个依据日常生活经验、经由话语产生的类别（Bottero，2004；Reay，2001；Skeggs，1997；2004；Walkerdine et al，2001）。在中国语境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实质性的阶层概念和意识，因此，我认为这种依据日常生活经验、经由话语产生的类别亦更贴近受访者通过“他者化”所建构的阶层分化，这是一种活生生的经历。

“抵抗”应该是关于权力位置之间的关系(Pile，1997；Rose，2002)，自由亦是一种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影响(或拒绝采取/影响)行动的可能性，它是“程度问题而非绝对权利”，一种“获得而非授予”的东西(Grosz，2011)。这也是我采用阈限空间这个概念来进行分析的原因，它可以让我们超越能动和结构的二元对立，看到权力关系的位移，既不把女性当成受害者或者文化傀儡，也不把女性看作具有完全的能动性。女性在这个阈限空间中拥有发掘新的女性身份和改写性/别剧本的能力和机会，尽管这种颠覆仍在某种程度上停留在异性恋框架之中，她们并不全然是消费文化和父权制的受害者或者傀儡。作为“第一代”泡吧者的年轻女性，她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或者只有1个兄弟姐妹。并且，由于国家层面所长期培育的男女平等观、传统性别话语的复苏和以个体主义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进驻，一方面，她们可以获得家庭所能支配的所有资源，也较早地接受了强调个人欲望和选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Wu and Dong，2019）；另一方面，她们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和剖析，也没有激进的性别意识。

如果说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困境在大众文化中的表征，那么书中所呈现的国家、市场、性别文化和个人文化实践在其中相互作用、基于酒吧所建构起来的阈限空间可以被理解为当前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困境的现实表征，因为它们同样指涉一种针对女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困境——现在的女性深陷于性别化的消费文化中，且女性主义由于被收编而失去批判力。然而，我认为，在新、旧规范交织的阈限空间中，从年轻女性在其中的实践、感受、体验与反思来看，在没有经过女性主义大潮洗礼的情况下，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年轻女性对超越“性别范畴”的个体、自由、权力的强调，以及并不从女性整体出发而是从个体层面出发的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和抵抗，恰恰“误打误撞”地指向了当代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超越“女性”和“政治”范畴的结合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议题的微观政治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国的国家层面所培育的男女平等观念是一种“超前的女性主义”（李小江，2000），当前年青一代女性中也存在超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与政治。

通过对中国年轻女性泡吧者的休闲生活选择和性别实践的探讨，我认为，在压缩现代性的背景下，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性别脚本之间的矛盾交织中，当代中国年轻女性走出了一条另类的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她们既关心如何享受休闲生活，又将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宏大议题纳入考量；不过，这种压缩的女性主义发展历程显然存在内生缺陷，它受困于新自由主义的消费文化和国家抽象的男女平等话语和传统的性别制度的结盟和冲突之中，造成了女性主体的分裂和女性群体的分化，使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矛盾和断裂。

总而言之，中国女性泡吧者中虽然存在Yi（2021）所说的个体主义指导个体化实践的现象，但也存在Chang和Song（2010）所说的实践先于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现象，即先于女性主义意识发展的性别政治。我们认为，存在于中国女性泡吧者中的有新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的个体化实践是使得她们独特的性别政治成为可能却又存在缺陷的原因之一——她们强调自身作为个体而非女性整体出发的欲望和自由。本书将这种个体化和性别实践的交互和张力总结为追求没有女性主义的个体主义。随着本轮全球化影响下的个人化，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文化和制度力量的系统，已经将各国社会纠缠在一起，社会成员们对全球化的接触不同，与现代性项目的关系也不均衡。Chang和Song（2010）提出了“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人化”的概念，以强调韩国妇女搁浅的个人主义及其与被压缩的现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的情况表明，应该考虑到东亚妇女个人化的其他文明条件的不同路径。中国的案例将个体化理论带出了它原来的压缩的现代性框架，并表明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处理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压缩条件。压缩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生活场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和维度，这些不同的形式和维度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发展极具开放性，需要我们持续的、广泛的关注（Huang and Liu，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