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仁泽：吕思勉先生与父亲汤志钧的师生情谊

今年是史学大师吕思勉诞辰140周年。吕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父亲初识吕先生时16岁，开始钻研经史考订之学，后来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在读史、治学、著述等方面，离不开吕先生的引导、教诲和勉励。父亲在1957年《自定年谱》中说：“十月，吕先生因赶校《隋唐五代史》，心脏病突发，遽尔逝世，痛失良师，哀悼不已！”深厚的师生之情，让父亲一生缅怀心中，直至去世前，还在阅读《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

无锡国专沪校

1884年，吕思勉出生于常州的书香门第，其先祖吕宫是清代常州第一位状元。父亲师事于吕先生，是在194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时，曾有这样一段珍贵记忆：“全面抗战时期，上海一度成为‘孤岛’。我于此时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有许多著名学者前来授课，其中就有吕思勉先生。他是由光华大学到国专担任‘史学讲座’的。由于吕先生与我是常州同乡，我对他就多了一份亲近感，吕先生在学问、道德、人格上对我的影响很深。”

刚进无锡国专时，吕思勉先生给我们上了一整年的课，讲《左传》。吕思勉先生教书是很认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国的古书很多都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很强，讲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上他课的学生不是太多，有些学生觉得他讲得太深，听不懂。我都能听懂，因为我《左传》很熟，很多都背得出来。他那个时候50岁，是学术的巅峰期。

吕先生上课不带讲稿，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史记》，讲《史记》的三家注。后来呢，他也没有题目了，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提问后我就讲解”。他也没有讲稿，又没有准备，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哎哟！吕先生可真厉害啊，记忆力超人啊！我们读书啊，最困难的就是礼，三礼啊，《周礼》《仪礼》《礼记》。有人去问他周代的礼制，他用图解，一个个画了出来。譬如三庙、五庙、九庙，一个个画，记忆力好得不得了！所以吕先生后来讲课，你们问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又没有讲稿，一讲就是一节课。

吕思勉先生特别受学生欢迎，吕先生一个是诚恳，第二个是认真，是老师里最认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问他，他都给学生写一篇文章回答。当时都是用毛笔，他字也写得很好，有些我现在还保留着。（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

吕先生超常的记忆力让父亲惊叹不已，上课时不带书籍或讲稿，讲课时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娓娓道来之余让学生提问，解答时同样没有参考教案，但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学生十分满意，乐在其中。吕先生的言传身教对父亲影响很大，父亲得其精髓，讲课或讲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不带任何书本或讲稿，却能连续演讲数小时，他说登台作教，一支粉笔足矣，当年吕先生就是这样。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

身言教诲

吕先生早年受梁启超影响很深。梁启超（1873-1929）既是鼓吹变法维新的风云人物，舆论界的骄子，又是近代蜚声中外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吕先生曾说：

余年十一，岁在甲午，而中日之战起，国蹙师熠，创深痛巨；海内士夫，始群起而谋改革。于是新书新报，日增月盛。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

1896年，梁启超24岁，《三十自述》记载：“（1896年）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这一年吕思勉13岁，吕先生说：

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嗣后除《时务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

《时务报》出风运甚速，销数至万七千份，此在今日诚不足为异，然在当时，则创举也。读《时务报》者，虽或持反对之论，究以赞成者居多，即反对者，亦咸知有改革之说矣。《记》曰：“运会将至，有开必先。”时势造英雄，开创之功，固亦因乎运会，然其奋起而图开创，其功卒不可没也。（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43页）

从11岁“先生始读报，并略知世界历史”，“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越发关心时事；13岁起阅读《时务报》，并着迷于梁启超著述，“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牗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16岁起，吕先生阅读“正史”，至23岁已将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三通”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札记，为日后做学问打下扎实的基础，“自23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在此后五十年的历史研究和著书立说中，吕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千余万字的著述。

吕先生对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三人都有研究，他说：“以康、梁、章三位先生而论，则康先生是外向性的，章先生是内向性的，而梁先生介乎二者之间，论学问、论事功，都系如此”，“然我和这三位先生，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牗启之处实不少。而尤其是康、梁两位先生，这或者因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而在感情方面，我也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罢？”“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是学者。”

父亲初识吕先生时16岁，钻研经史考订之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一直在行动和实践中继承恩师的遗志，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康有为政论集》、《梁启超全集》（二十卷）、《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全集》（第一册）等著作，在读史、治学、著述等方面，受到吕先生的身言教诲可谓大矣。

珍贵信札

1952年11月下旬，父亲收到吕思勉先生11月17日信札，是用华东师范大学信笺，毛笔书写。此信不同于一般书信模式，叙生活琐屑、抒思乡之情等，而是论述学问和治学心得。父亲视信札如珍宝，曾对笔者说：“经历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师友信札几被抄没殆尽，唯独此信珍藏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009年1月父亲将信札刊布于《中国经学》第四辑，题为《覆汤志钧论经今古文学书》，“整理前言”是这样说的：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逝世于1957年，享年74岁。

吕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曾任东吴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早年著有《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史通评》《中国民族史》《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等。吕先生晚年想用个人的精力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先后写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计划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

吕先生是我的老师，这封信是他1952年11月17日写给我的，用华东师范大学信笺，共三页，毛笔书写。“玉揆”是吕先生为我取的表字。

汤志钧，2006年7月10日

吕思勉致汤志钧信：

玉揆老友：

睽违半载，时切驰思。忽奉手书，良慰饥渴。承下问，谨述鄙意，合否尚祈甄别：

一、孔壁得书之说，以事理揆之，总觉其不可信，略如拙撰《秦汉史》之说。惟指为某一人或数人伪造，则亦不然，此势所不能。康氏非经生，其说自不足据。至古文经之由来，纸上别无材料可得，以意度之，经本当时自可有流传之旧本或汉人写本，与通行之本文字不同，妄造来原，称出孔壁，或曰河间献王等等，孰能明质其非？刘歆见故府遗书，何从知其来历？亦相传云如何即如何述之。此如今藏有骨董者亦据前世相传，云其如何得来即云如何得来耳。其言不必实，然亦非有意骗人也。汉人传经，重在经说，不重在经本，有异于人之说，经本与人相同，亦可自名其家，成为一家之学。有特异之经本而无特异之说，则只是有一古籍，不能成为经师。古文经说之成，由于积渐，此则今文诸家之能，本不能禁人无异说。即今文诸家同出一师者，后亦可分为数家。而古文亦非无同异。语其实，则今文与今文之异，古文与古文之异，正犹今古文之异，特其时经本既有今古文之别，言经者必有其所据之本，遂从而立此名目，分为两大派耳。

二、魏晋以后，古文大行，今文几绝。鄙意东京今文传授，偏在国学，国学之中，实鲜章句之士，尚不能如民间传授之能绵延弗绝，一也。今学可贵在其大义，自新莽革政，败绩失据，人心皇惑，不复敢言经世，则其可贵者亡。而自汉末以来，言经者多杂谶纬，今古皆然，今学尤烈，说涉迷信，与魏晋后盛行之玄学最不相容，古学可以不言义理，专重名物训诂，今学则不能。故古学脱离谶纬较易，当玄学盛行时，仍得保其偏安之局，而今学亦不能，二也。

大作尚未得拜读，拜读后如有所见，再当续陈。此覆，敬颂著祺。敬惟鉴照不尽。

吕思勉

十一月十七夜

今文经传授虽绝，其精神则不亡，精神惟何？经世是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宋学远源，导自啖、赵，刘蕡对策，实为千古一人。史言其善《左氏春秋》，然读其策对，无一语非《公羊》义者，恐亦啖、赵同调，云善《左氏》误也。此与康氏以《公羊》之学，而成维新魁首，正同一辙。经世之学，别是一途，不能以经生之见，诊其得失也。又上。

吕思勉致汤志钧手札，写于1952年11月17日。

吕思勉致汤志钧实寄封，1952年11月17日

校订《戊戌变法史论》

1954年吕先生回常州修养，此时师母虞菱身体不适，在吕先生日记中，记载父亲在师母患病期间为其延医问药之概况：（节录）

9月4日（土，旧历八月初八日癸亥）：䍁兰近日患伤风气管支炎，今日午后请同新诊所中人验血，白血球万二千。阅《厦门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岑仲勉《隋唐史》，皆玉揆相假也。

9月19日（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戊寅）玉揆来，峤若来。䍁兰昨日自云前夜寒热至昨午后始退楚，然迟明时曾自觉热退，九时复微恶寒，盖前夜三时与昨晨九时实两寒热也。昨夜未有寒热，今晨九时微恶寒，十二时量之为三十八度又十分度之二，至晚未退楚。

9月26日（日，旧历八月三十日乙酉）访玉揆，以其十九日言，曾在武进医院任职，可为䍁兰约一医师来诊断，托之也。玉揆暨武进医院内科副主任徐君树人来为䍁兰诊视，云决非疟气管支炎，今亦不剧，肺微炎而已，如此轻症不应久之不愈，则或可疑其肺炎为滤过性病毒，然非摄爱克司光景不易断也。先是薛小姐瑞晨访徐元谟，以䍁兰昨病状告之，元谟处一注射方来以示树人，树人亦以为然，而云可日针连针四日，倘寒热仍不止，则至武进医院摄爱克司光景。元谟所用注射药曰克尼西林，树人云市所储不如武进医院所有，乃由玉揆往为代买，又送来，其意甚可感矣。

9月29日（水，旧历九月初三日戊子）玉揆来，问䍁兰之疾，约会今夜与树人晤谈，复明晨再来，且云树人曾以电话问于玉揆，意皆可感也，

9月30日（木，旧历九月初四日己丑）䍁兰昨夜无寒热，今晨七时温度为三十六又十分度之九，下午三时半升至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晨来，述树人言，无庸再注射，而属到医院仔细检查一次，与约过下月初三往。

10月2日（土，旧历九月初六日辛卯）䍁兰昨夜自觉最好，但至三时不能寐而已，今晨八时温度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来商定，䍁兰更较健康，乃至武进医院检查。

10月4日（月，旧历九月初八日癸巳）访玉山，因荣两肩两膝酸痛，运动有时不便，拟请徐树人诊，访玉揆于市立第一中学，请其介绍。玉揆允下午三时半至四时间至其家，同往医院，而荣力乏，且恶寒，盖发微热，乃以电话告玉揆请改期。䍁兰安好。

10月7日（木，旧历九月十一日丙申）春甥来，偕荣诣玉揆同至武进医院请徐树人，诊罢，予至陆顺兴。䍁兰病已愈，惟气力尚乏耳。

10月8日（金，旧历九月十二日丁酉）访玉揆，托其代约树人，后日在扬州饭店晚饭。

10月10日（日，旧历九月十四日己亥）约树人、舜名、元谟、志钧。勤昌、永武在扬州饭店夜饭。则敬适来，亦约其前往，而舜名未至，予与䍁兰、荣偕往。

10月23日（土，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壬子）访则敬、玉揆于市立第一中学，则敬有疾，未晤。

10月24日（日，旧历九月二十八日癸丑）玉揆来。

10月27日（水，旧历十月初一日丙辰）玉揆来。

12月5日（日，旧历十一月初五日乙未）玉揆来。

师母患伤风气管支炎和肠胃病，发热畏寒，高烧不退，吕先生焦急如焚。父亲曾在武进医院卫校任职，请来医院内科副主任徐君树医师诊视，认为“决非疟气管支炎，今亦不剧，肺微炎而已，如此轻症不应久之不愈，则或可疑其肺炎为滤过性病毒，然非摄爱克司光景不易断也”。经肺部透视后确诊病状，打针服药，病情逐渐好转。

父亲藏有吕先生一纸手书便笺，问询中草药药效及价值：“洋金花、风茄花系一物抑系二物？太子参系何种参，价值如何？”

吕先生手书便笺

在《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找到了父亲的回答：“汤志钧有一便笺，盖答先生问也，亦在‘医事备检’内：洋金花可置于烟斗中服之，治气喘，但久服有弊。风茄花舍亲曾查询《本草》未见，不知是否别名？太子参价格甚廉，但作用不大，尚不及参须云。”

吕先生在常州修养期间，父亲将第一部研究戊戌变法的书稿《戊戌变法史论》送请吕先生校定：

1954年10月11日（月，旧历九月十五日庚子）玉揆以论戊戌政变之作属阅，今日为阅一篇。

1955年吕思勉先生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但因病甚，请长病假，未能赴南京出席会议，该年度的上海史学会活动也未能参加：

1955年1月30日，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进行1954年年会。王蘧常等二十馀人出席。周予同主持会议，周谷城作会务报告。理事由于顾颉刚调北京，吕思勉回常州，推选顾廷龙、洪廷彦递补。

养病期间，吕思勉先生仍未停止校订《戊戌变法史论》，并“详加签注，力赞出版”。1955年9月，《戊戌变法史论》由群联出版社出版，父亲在《序》中感慨道：“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周予同、吕思勉、杨向奎诸教授的督促和鼓励，全稿成后，蒙吕思勉教授亲加核对，周予同教授介绍出版，均此致谢！”

《戊戌变法史论》是父亲较早的有关戊戌变法研究成果，“该书共收论文七篇，对于戊戌变法时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对于维新派的思想和当时有些重要事件，作了探讨和考证。”接着，另一部《戊戌变法史论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11月出版，书名为吕先生题署。此后，父亲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戊戌变法史的领域中，搜集资料，辛勤探索，不断创立新说，著述不辍六十余年之久，作出许多开拓性的贡献。

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论丛》于1957年11月出版，吕思勉先生为封面题字；《戊戌变法史论》于1955年出版

师恩难忘

1956年底，经过吕思勉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入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居住在中科院肇嘉浜路宿舍，距吕先生复兴西路寓所较近，时常登门求教问学：

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报到时，全所还不足十人，住处和吕思勉先生较近。我在常州，恰好吕先生返里养疴，闭户撰作，我经常到他十字街寓所请益。这时他已来沪，又能亲炙经史。我到他复兴西路新址时，他总要整治酒肴，看我饮绍兴酒，谈山海经。《戊戌变法史论》是他亲自审阅的，如今还保存了他的眉批浮签；《戊戌变法史论丛》的书眉也由他题署，可惜出版社把“吕思勉题”四字去掉了，又将直行裁为横排，真感遗憾。（汤志钧：《我的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期，第37-38页）

吕思勉先生自1953年秋冬起，被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心脏病缠身达四年之久，却不顾身体衰弱，夜以继日地抱病著述。

1957年，吕思勉先生患病十分严重，在日记中有关病情记载节录如下：

1月11日，咳甚气促，服止咳药。

21日，有热，此后痰多咳甚。

2月23日，以左眼充血甚，停写读。

4月8日，疱疹两年目未愈，中旬气舒些，未及去年，5月乃更愈。

5月15日，左额痛颇甚，目如故，辍写读。

6月1日，病又稍不如昨。

8月15、16日，目如故，吐血。

10月7日，近日左眉骨及其以上痛痒颇甚。

虽病笃，但“病及工作如昨”，仍坚持“半写读”或“全写读”。自1月“由常来沪”后，父亲常去探望吕思勉先生，《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有关记载如下：

5月4日（四月初五）星六：玉揆来，方予来。

5月15日（四月十六）星三：玉揆来。

5月17日（四月十八）星五：玉揆来。

5月21日（四月廿二日）星二：玉揆来。

5月31日（五月初三）星五：玉揆来。

6月2日（五月初五）星期：约紫荆、玉揆、增福来晚饭，紫荆又偕其长女来，名晓青。

6月3日（五月初六）星一：玉揆来以《隋唐五代史》去。

6月11日（五月十四）星二：玉揆来，偕繸兰、荣、永圻至锦江夜饭。

6月22日（五月廿五）星期六：其可来，玉揆来。

6月26日（五月廿九）星三：玉揆来。

7月18日（六月廿一）星四：玉揆来。

7月24日（六月廿七）星三：玉揆来。

8月4日（七月初九）星期：约玉揆、祖海、钟山、永圻在和平饭店。

9月6日（八月十三）星五：玉揆来。

9月12日（八月十九）星四：玉揆来。

10月2日（闰八月初九）星三：玉揆来。

10月4日至8日，仍在坚持校阅《隋唐五代史》，因心脏病及肺炎并发，医治无效，不幸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吕先生为学术研究奉献了一生。父亲在1957年《自定年谱》中说：“十月，吕先生因赶校《隋唐五代史》，心脏病突发，遽尔逝世，痛失良师，哀悼不已！”还说：“吕先生的音容笑貌，却至今回荡眼前。”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钱穆、陈垣和陈寅恪并称我国现代四大史学家。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六十八位“上海社科大师”名单，吕先生名列其中。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逝世当年，顾颉刚先生就发出倡议，整理吕思勉遗稿，并拟请杨宽负责主持遗稿整理工作。后推迟至1962年。该年3月，父亲参加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起整理出版吕思勉遗著，由社长李俊民出面邀请杨宽、唐长孺、汤志钧、李永圻、吕翼仁等，启动吕思勉遗著整理工作。

吕先生在父亲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一直关注并参与吕思勉先生遗著整理工作。1975年，“时沪上又有编印吕思勉先生遗著之议，与吕先生女公子吕翼仁、杨宽相商，请胡道静参加。胡入狱数年，今扫马路，请其校订，藉免劳役。”次年，“唐山地震，借调北京文物出版社整理吐鲁番文书之唐长孺避居来沪，时相过从，并邀吕翼仁、李永圻至舍餐叙，共商整理吕思勉先生遗稿事。”

父亲饱含着对恩师深沉而炽热的情感，撰有吕先生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多篇，他在《民国人物传·吕思勉》中这样写道：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功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已出版者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吕先生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至今仍然催人奋进。

八十年代初，父亲向常州市府领导提议修缮保护吕思勉故居，是对前辈乡贤和恩师的感恩和纪念，以告慰故乡先人。1983年11月，常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区十子街新生路四号（原为十子街六号）吕先生旧居作为纪念馆，吕翼仁将《隋唐五代史》手稿捐赠给常州博物馆收藏，并“嘱我请周谷城先生为纪念馆题署，周先生听到纪念馆成立极为高兴，说‘吕先生的事，我立即办’，当场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史学家吕思勉故居’大字。我又告诉了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他于11月22日写信给翼仁附诗一首：‘夫子今长往，开编题拂存。沧波涵德量，学海接微言。故居遗书在，名山一老尊。升堂吾岂敢，白首愧师门。——诚之师纪念馆开幕志庆，受业，唐长孺。’”

吕思勉故居坐北朝南，共4进21间，均为清代硬山造砖木结构建筑，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坛，给人以古朴典雅、书香溢斋的氛围。故居经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修复，陈列吕先生所藏的古籍、图书、字画、生活用品及吕先生生平学术展览，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

人们怀念吕思勉先生，是因为先生出众的学问和人品。先生为人谦和朴诚、乐于助人，其身言教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父亲谈及吕先生，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吕先生字“诚之”，人如其名：“他待任何人都很认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诚恳得不得了。我有时候到他家里去，他很高兴，总是热情招待，请我饮黄酒，讲‘山海经’。我讲话的时候他向来不插嘴，认认真真听完后再发表意见。”吕先生为人随和、宽厚，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无论是谁，有这样的老师都是难得的福分。父亲还说：“每年蚕豆上市，吕先生总要回常州品尝。”阳春三月的常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增添这道嫩、糯、酥、香齐全的时鲜菜，上海等地不缺蚕豆，但家乡的蚕豆最富有乡土情味，百吃不厌。这些都能勾起父亲浓浓的思乡、怀旧情结。

父亲生前的最后四年多是在医院度过的，正遇新冠疫情，儿孙们无法伺候左右，承欢膝下，唯有书籍相伴，安享读书快乐。病床边一直摆放着多部书籍，其中就有《梁启超全集》和《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父亲终身感念恩师的竭诚相助，一直将浩荡师恩，感铭内心。

吕思勉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