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观察｜刘伟：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

编者按

2024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暨“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主持，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作主旨发言。

刘伟教授先是谈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后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要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规律，同时也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律，还要适应国际竞争规律。总之，要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谈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刘伟认为，要想办法跨越科技创新人才能力的养成和集成鸿沟；要对冲创新性投资的特殊的归零效应；要对冲大国创新的蜂王效应；要穿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一定得有跨越它的机制。

谈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市场规律，刘伟认为，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要搞清楚市场竞争中的大企业、小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再就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要协调均衡，双向协同发力。

刘伟建议，我们的区域空间布局、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得是强调资源配置效率；要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比较优势，哪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强就在哪布局。

以下为经审定的刘伟教授发言实录：

我最近读了一些有关新质生产力的文章，很多老师与同行都有很好的研究，看了以后受益匪浅。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点认识，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第一，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在大家的说法很多，认知也很多。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其实就是要素的赋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核心就是这个。因为生产力无论是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物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都是指要素生产力。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全要素生产率一系列的问题。生产力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系统，新质生产力是指在新的产业革命时代生产要素的系统集成，新质生产力不能碎片化。

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就是要素的赋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然是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它的动能就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讲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个概括非常深刻准确。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新质生产力？我理解有以下两点。

一点是在历史上，19世纪初，中国GDP按照现在的核算方法占全球35%左右，1840年的时候世界第一的经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原因很多。从经济上讲，我们的GDP占全球总量的第一，我们的结构是什么，我们是一堆谷物，传统农业，猪、马、牛、羊，但我们的个儿大，堆积成了世界第一。我们比英国和美国的分量都要大，但结构和人家不一样。也就是说，人家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新质生产力，是工业文明；你的是传统农业，农耕文明。

当时，我们的造船能力，船坞的长度比英国利物浦的长度长，我们船比人家大。但你造的是什么船，什么质？木头的。它比你小，但造的船是钢铁，是炮艇，你和人家怎么打？比你小，但质不一样。我想一个国家真正的落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落后，重要的不是在体量，而是在结构。结构提升是什么变化，是质态上升，结构是效率的函数。效率提高了，才有产业和更有效率的结构生成以及出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是创新，经济呈现载体是产业，是一系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结构升级。我们跟人家最致命的差距是表现在结构上，历史上就是这样。

另一点是，现在我们关注到一个现象，美国去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超过4%以上，全年2.5%，上半年2%，人们非常关注。为什么关注？因为美国去年全年经过连续11次加息，美联储基金基准利率已达5.25%-5.50%，这么高加息的背景下倒闭大批企业的同时，经济增长不退反进，强势反弹。这说明，经过2008年以来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洗礼，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相对照，我们加息还是降息？这个问题值得考虑。美国有可能是一个新质量的增长，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困于传统的结构，不敢加息，加息一大批的倒闭，经济衰退，失业矛盾突出。但这种增长的代价很大，降低经济质的提升，然后换取增长的时间窗口。这个宏观调控当前是需要的。但将来和美国的差距会怎样？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现在和美国以及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主要不是量的问题，我们去年增速5.2%，速度并不比发达经济体低；而是质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美国是在一种什么结构下增长2.5%，我们是在一种什么结构下增加5.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关键时刻最根本的竞争，是质的竞争，而不仅是所谓量的竞争。量的合理增长的前提是质的有效提升，关键是在这儿。

因而，现在理解新质生产力，核心是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是创新，载体是产业，这几个关系要认识清楚，这是理论内涵。实践逻辑上就是生死存亡的竞争，已经不仅是量的差距问题了。

当下之所以强调新质生产力，我理解就是要强调我们真正的竞争，生死较量，是这个质的竞争，而不仅是说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需要从结构维度进行把握。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

这是最要紧的。真正要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还是得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旧质还没有搞好，还说什么新质？我们说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强调实事求是。

要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科技创新不是喊口号就能搞起来，是有客观规律的。我的体会，有这样几点。

一是要跨越创新型人才能力养成和集成的鸿沟。创新型人才有三类：战略科学家，即有特别独立犀利的思想；杰出工程师，即有特别独到把思想变为技术的技术开辟的能力；还有就是领军企业家，就是对产业模式和市场风险具有承担的勇气和驾驭的能力。

这三类人，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如果可以集合在一起，一个人同时有三种本事，那这就了不起了，但我们说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总得有三种人，而且要把他们集合好。很难。怎么培养一个人有这三种功能，既有科学家深邃的独立思想性，又有工程师的开辟技术路线的独辟蹊径的创造性，还有企业家的承担风险责任和慧眼？这个人不太好找，需要养成和集成。科技创新人才的功能聚集，这是一个鸿沟，需要跨越过去。如果不跨越过去，培养不出这样的人和集成这样的才能，创新就上不去，这是一大难题。

二是科技创新要跨越颠覆性技术创新“死亡之谷”。颠覆性技术创新有四个阶段：孕育期、婴儿期、成长期、扩散期（爆发期）。每一阶段，都有不确定性。孕育期，就是颠覆性的技术在哪一个领域可以发生不知道；婴儿期，就是发生之后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朝着哪一个方向也不知道；成长期，就是能否产业化不明确，最后可以形成什么样的市场产业范式不知道，商业模式不知道，最后的市场规模和市场通用技术的形成会怎样，也不知道。

这不是仅仅在一个领域，而是无论哪一个领域都不确定，不知道在哪一个领域就栽跟头出不来了，所谓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即是指每一个阶段都充满着荆棘。需要社会采取很多办法，不是碎片化，而是系统化地造就一种社会条件，要使得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跨越“死亡之谷”。这是第二点。

三是要对冲科技创新投资的归零效应。高科技创新投资，重大项目的创新投资有归零效应，初始投资特别大，而且得跟着不断地投，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了，有人超过你，原来所有的初始投资归零。这和物质产品不一样，初始投资形成初始化的产业能力以后不要投了，而是开始形成收益，成本按照折旧率慢慢收。

高科技不仅一次投资大，而且每年跟进是巨量的，甚至投资规模是一个黑洞。让科学家说这个战略性的投资今年投多少，明年投多少是算不清楚的。就得有这个勇气，否则就归零，一旦被别人超越了，所有的投入一把归零。创新不存在着一下子把钱给够，伴随着科学发展得有勇气跟进并尽可能跟进，否则一把归零全部被拿走。

四是大国创新还要妥善应对蜂王效应。和小国不一样。小国跟着或者说依附就可以了。大国创新要均衡，不能有明显短板，否认被别人卡脖子。坐在谈判桌上有足够的大国的能力，要想进入中心，别人得让位。这就是所谓的蜂王不能有两个。科技创新本身就带有这种独创性，世界的全部创新主流地位不一定都是你，但必须有足够话语权和主导力。但这个主导权大国地位的替代有“蜂王效应”，遇到的阻碍比小国创新不知道高多少倍。

新质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第一动力怎么弄？要想办法跨越科技创新人才能力的养成和集成鸿沟，要对冲创新性投资的特殊的归零效应，要应对大国遇到蜂王效应，要穿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一定得有跨越它的机制。我想了这四条，其实对应起来我们可能每一条都存在着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是创新规律。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规律。

一是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历史逻辑，怎么把握结构演进的历史逻辑和高科技条件下产业结构的突变性的关系。我们有突变的可能，即有无人区，不知道在哪里发现了问题就走在前面。但要紧的是现代化的进程是有逻辑发展规律的。

大家学经济学，知道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原来有一个“次”，后来说第一、第二、第三。原来为什么有“次”，最初是经济史的概念，人类经济史特点第一阶段怎样、第二阶段怎样，第三阶段怎样？与它相适应的第一产业、第二、第三。第一次产业不成熟的话，很难成长出所谓第二次产业，第二次产业一定是在第一次产业的基础上，先是轻工，然后再到重工。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基础，才有服务业的产业化，服务业的发展一定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开始逐渐具有后工业化的特点。

现在的智能化一定是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一个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赋能。它有逻辑关系。想打破这个逻辑关系简单地超越，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在这个总的趋势上，个别的技术和某一些领域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因为有无人区。

我们现在怎么把握这个逻辑的内在关系和客观的历史要求？我们不能错过，不能被动，要主动发现机会，实现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历史比较，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个简单的串联，串联的基础上还得并联，我们是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四化协同的并联，并联有更多的机会，但并联有并联选择上的困难。串联跟着走就可以了，一步一步来。并联则眼花缭乱，到底弄哪一个，有选择的机会成本，这可能是一个产业结构演进的时代特点。

如果虚高，脱离技术、经济发展基础和可能，根本没有到那个高度靠行政和热情推上去，结果是历史一定强行校正回来。这个教训很多，包括现在很多脱实向虚，服务业没有到那个程度，工业化没有真正达到足够的高度，大量资本和人才抽出来搞虚体的经济，最后还是要再工业化。历史上我国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也是脱离实际推高工业化，教训深刻。

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也都有这样的教训。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产业结构演进，结构变化有客观历史规律。既不照搬产业革命历史路径，但也不能无视当代结构演进规律的客观性。

二是，产业结构发展规律中的区域结构问题，即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效率，我们现在叫极化效应，我们要培养创新中心发展极，形成带动经济的极化效应。其他的地方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需要明确主体功能区，还要尊重文化基础。我们讲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既有勤劳、勇敢、聪明、吃苦的地区，也有的地方不是这样，鲜明对照，落后是有多种原因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生产力的布局。新质生产力在强调一个思想，即效率优先。这很要紧。资源配置和布局第一原则就是效率原则，竞争已到了生死存亡，不讲究效率行吗？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也好，产业布局也好，恐怕得把要素效率的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竞争能力的提高放在首位。我们的区域空间布局、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得是强调资源配置效率，估计会体现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上，以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

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律。

因为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包括科技、教育、经济、法治等各方面的体制。

我理解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三条。

一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现在总体上我们有优势，我们有这个条件，同时我们的市场不够发达，也需要国家整合，主要就是国家的规划和维护秩序。国家直接抓项目不是不需要，但肯定不够。国家项目最典型的两弹一星等等，现在也是民族脊梁。但至少目前这不是对市场和产业商业开发性的重大科技，它影响国家安全，首先是非经济的，国家生命安全底线，不是搞商业性、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市场没有力量，国家需要。原子弹生产准备产业化吗？原子弹卖给谁，本身就是战略性威慑，不是要产业化和市场化。非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国家牵头搞，早点搞早点好。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国家为主体搞就不如市场和企业为主体搞更加敏锐。

还有一些外溢性的项目，一些基础研究一旦突破带动科学发生巨大进步，但与产业化有很大的距离。上世纪40年代晶体管出现，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选择不同，结果影响了一个世纪。当时美国选择的是晶体管，苏联人看好的是电子管。美国就是市场为主做的，当时苏联是政府做的。国家是有作用，但需要清楚地知道它与市场的区别。

既然商业性的产业科技创新以企业为市场主体，要处理好市场中的大企业和小企业关系，即创新中的产业组织问题。跨技术生命周期的，跨产品周期，跨产业领域的创新原则是大企业为主要力量，因为大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强，筹资能力强，持续投资，最终对冲归零效应能力强。小企业可能主要在一个单一产品，单项技术的不同周期创新上更具活力，小企业的生命和产品生命周期是同步的，发现一个技术企业开始创办，技术慢慢应用企业开始壮大，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企业开始发展，产品退出，边际效应降低，企业也逐渐退出。很难形成跨产品周期，跨产业的创新。

二是，国际上重大创新突破基本上都是大财团，小企业和大企业各有分工形成合力。我们国家的情况，不仅存在一般的企业规模大小的产业组织问题，而且存在一个大企业基本是国有企业，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经济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是政府还是企业？传统国有企业很大的程度上不一定受市场硬约束，这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性。

之所以要求国有企业要加快简政放权，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企业如果变成了政府隶属单位，它的创新力肯定受到压抑，如果再附之官僚主义，效率就更低。有科学家埋怨，一个东西报审批不知道批多久，而且最后批过来的是牛头不对马嘴，根本不符合科研的实际，早就错过机会了。高科技竞争瞬息万变，审批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这哪可以？我们说简政放权，国有企业作为大企业，需要深化改革，靠过去的传统肯定不行。怎么处理大小企业和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此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不能有垄断行为，垄断行为是对公平竞争的破坏，是对创新的压抑，反对垄断行为是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创新力的迫切要求。

三是，供给和需求需要协调均衡，双向协同发力。新质生产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但为什么现在反复讲，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向协同发力。离开了市场需求的牵引来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能有盲目性或者说行政化。

为什么强调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良性的动态平衡，实际就是不能脱离市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脱离了市场行政性盲目地搞，最终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要尊重市场规律，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搞清楚市场竞争中的大企业、小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再就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要协调均衡，双向协同发力。

第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适应国际竞争规律。

高新技术的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先进不是跟自己相比先进，重要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处于先进。而且，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的升级，战略性部门的布局，要贯彻效率原则。效率原则是不可能在一国封闭条件下实现的。再厉害的国家，包括美国也不能说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在世界范围的效率都是顶尖的，更不能说比较优势都是领先的，不能这么说。要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比较优势，哪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强就在哪布局，这是长期竞争的经济规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不能封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一定是全球性质的。这是全球竞争中的先进性和高效率的原则，要求它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构造国际产业链。我们现在蜂王效应突出，即大国竞争中的排他性。我们是大国，要么不崛起，一旦崛起以后，你的地位是主桌，不是小国，也正由于此，人家对你的防范和围堵也更严厉，这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产业革命中的体现。

现在大家讲逆全球化，我的同事有一个相关分析，全球美国、日本、欧盟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全球化水平比2008年之前提高了。所谓的逆全球化，是对我们篱笆弄得更紧，这需要我们拿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打破。

我们党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大家或许没有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和严峻性，后来慢慢随着变化才发现总书记讲的话洞察秋毫，极其深邃。我们到现在已提出了大约十年之久，“一带一路”从开始的倡议成为全球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品。就是要以我们的办法来突破这个问题。

总之，要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