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同道中国”理想的文明意义

今年是韩愈逝世1200周年，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古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影响持续千年之久，其所涵育建构的超越家族血缘、身份等级的“同道中国”理想，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的中华文明精神遗产。

2024年3月29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三十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主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陆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琰与谈，围绕韩愈的文明自觉、文道观的文明内涵、唐代对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等问题，探讨韩愈古文的文明贡献。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谷卿主持。

论坛召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在致辞中谈到，作为文史研究者，需要思考传统文史研究的意义何在。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文明”与“文化”，以解读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沿着中国文明自身的话语脉络来理解“中国”，也需要从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经验来理解“自我”；我们需要多重文明视角的交互来观照中国，也需要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诠释古代中国、确认今日中国、想象未来中国。

主谈人刘宁研究员从“文明论”的视角切入，从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文明结构四个方面，揭示了韩愈古文的文明意义。她认为韩愈所面对的中唐困局，呈现出文明危机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危机，不是一时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内在困境，各方面亟待深层的调整。清人叶燮说，“中唐不是一代之中，而是百代之中”。这精辟地揭示了中唐变化的深刻性。

在韩愈看来，中唐的困局来自儒学自身的困境。汉朝以来儒学治国的根本精神“忠”和“孝”开始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反映出“忠道”的脆弱，而门阀制的解体、科举制的推行、官僚体制的发展，又带来了“孝”的日趋薄弱。韩愈对时代危机的思考，是对文明危机的回应。

韩愈有鲜明的文明自觉，他的《原道》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回应了时代的重大问题，此文正面回答了先王之教和中华文明的根本，虽然其概括现在看来或许有不够全面完整之处，但韩愈明确表达我们是什么、追求什么，表达了非常清晰的文明自觉。韩愈对中华文明的自觉与国家意识相连。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着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的文明观有着强烈的普遍主义追求。韩愈强调儒道是“天下公言”，积极重建儒学普遍性。他所倡导的儒学普遍性是人文主义的，对佛教的排斥，主要是因为佛教的出世违背了人文主义的原则。韩愈对儒学普遍性的追求，和“启蒙文明论”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有近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排佛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亦有类似之处。

韩愈的古文能够培养富有自省精神的人格，他在《原毁》中提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深也轻以约”；《祭十二郎文》则以自责的旋律表达精神上的自我承当。韩愈古文对于培育文明自省精神十分重要。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明论从早期的进步文明论转向多元文明论，文明自省精神，对于处理好文明间的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

韩愈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并重”。文道并重不仅仅是文章之道，也是一种对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建构。韩愈认为，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根本的道统，而绵延不绝的、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之文统。道统与文统并重，相互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道的统一性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共同构成“中国”的丰富内涵。韩愈所建构的多元一体的“文道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国人对文明结构、文明秩序的理解，对现在的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愈力大思雄，他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从0到1的创造。他对文明危机、文明自觉、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的综合思考，可谓前无古人。韩愈古文独特的论证结构、议论方式，行文特点，体现了他的独断之功和担当的勇气。同时深刻复杂的思考，需要极富创新性的语言才能表现。韩愈也是语言创造的大师，他的语言很难模仿和重复，也很少有人能超越。据央视《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节目统计，现在的《新华成语辞典》里，有331个成语是韩愈创造的，他的影响力持续了上千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藏。

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陆胤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谢琰围绕刘宁研究员的讲授展开深入对谈。陆胤认为，从“乡土中国”到“文化中国”，乃至“同道中国”，反映了不同时代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刘宁老师从韩愈的“文”、“道”两个维度切入，探讨了中唐作为中国实体和中国意识凝结的重要关节，启示了当代中国道路的方向和远景，具有深远的文明关切和深刻的现实针对。

“同道中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同文中国”，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同文”，都起到了推进中国政治实体形成和变化的作用。第一次是秦始皇的“书同文”，促成统一郡县制国家成立；最近一次“同文”关乎近代国家的确立，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国语运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汉语的形成。两次“同文”之间，第二次“同文”经常为人们忽视，就是韩愈掀起的持续千年的“古文运动”。韩愈以复古旗号提倡古文，传达的不再是被阶级、门阀所局限的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是以修身齐家为基础的普遍化士大夫国家，是同步于整个思想史的“内转”以及从经学到理学的思想范式转换。

谢琰则指出，刘宁老师的两部著作《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均强调了文学本身就是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而不是仅仅附庸于思想。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密不可分，从韩愈的时代，到理学兴起的近二百年间，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思想时代”，也是以古文为中心的思想时代。

在应对国民危机的复杂性处理中，刘宁老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口，使韩愈作为高度特殊的个体，有了成为普遍范式的可能，值得广泛讨论、借鉴。通过韩愈探触“同道中国”观念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唐这一时代和众多思想命题，甚至重新面对一些最经典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