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智库视角 | 唐杰：转型升级与后发优势的形成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为深入剖析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3月28日下午，马洪基金会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龙源精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易科技“why星人”的共同支持下，在银湖CDI大厦举办“问势2024”理事报告会。以下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教授在报告会上的演讲内容，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李珏博士修改，现整理以飨读者。

当我们研究当前形势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比较优势的框架当中，就此不断地讨论产业迁移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被抛弃，而樊纲的洞见说：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只能依赖较短的时间，真正能够成为发达国家要建立后发优势。有人讨论，围绕传统三驾马车讨论经济增长没用了，投资不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当然，更核心的要素是知识。是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产业体系，要不断的提升知识创造、知识创新形成知识积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固定资产可以折旧，知识则是累加的，国家的知识不断成长，是可以持续推动发展的。

为什么落后区域需要更多依靠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呢？一是二战以来，成功追赶的案例很少，成功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比较优势是实现追赶的起点，自主创新是知识创造，知识溢出是知识共享，将知识节点连接为知识链条是转型的核心。

二是以中国国内293个地级市，34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与发达国家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省区转型是依靠投资转型，还是创新转型。如何建立长期依靠创新转型，依靠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增长路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结束了依靠变异要素增长的历史。按照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来看垂直生产体系和水平生产体系，垂直生产体系是发达国家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承接价值链中的环节，发展中国家向上攀登过程中发达国家可以随时“踢开梯子，卡住脖子”；当变成水平生产体系的时候，一国生产前端产品的一部分，另一国生产前端产品的另一部分，还存在“卡脖子”吗？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进入创新增长一定是开放的。没有一个国家会生产全部产品，更不可能做到每个产品生产成本都是最优。另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南北差距越来越显著反映了什么？这与传统比较优势、很短期的初始价格差距的优势丧失有关。比较优势不是与发达国家作比较，而是与同等的周边发展中国作比较。即虽然我们比美国低6万美元，但深圳就是越南的10倍。比较优势失去之后，需要创造知识、保持创新的持续优势。后发优势不仅仅是吸引知识“溢入”，更需要内生的扩大知识存量和提升创新能力。阿罗的洞见说，“干中学”不是干一件事就学一件，它是持续的创新过程，是个体之间交互产生创新叠加指数般的增长，是会成为知识产生的过程。在空间上，创新在一个地点上集聚更有效率，就会产生知识的更加集聚。

三大城市“你追我赶”，证明了后发优势在发展阶段转换中具有重要作用。深圳追上广州、重庆追上广州、广州又超过重庆，内在的关系是什么？进入新世纪前十年，广州的结构转向重型化，成功发展了汽车、钢铁、仪器，迅速拉大与深圳的差距。深圳那个时候最热的词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了”。2012年之后深圳开始超越广州并持续拉大，内在超越广州的是什么？深圳和广州的研发投入差距持续在扩大，深圳走向了知识创造和知识创新的过程。广州实际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创新过程，可以看到广州和重庆的比较。尽管两座城市性质不同，但广州的R&D比重远高于重庆，短期内甩开广州并不容易。广州进入摆脱传统比较优势，进入后发优势的过程。

后发优势渐进地替代比较优势，替代过程既在产业之间也在产业内部。进一步研究一下转型的过程，根据海关总署出口统计，2023年25类商品出口中广东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出口主导产业都是传统产业，最大的电脑及零部件比重不变。广东实际上是四家终端产业，美的、步步高、TCL、格力，冰箱、空调、洗衣机占全国出口的近一半。

从左上图（横轴是广东2015年的20个产品的比重，纵轴是2023年的比重）高度相关意味着结构变化从比较优势向后发优势是渐变的过程，依赖于传统产业，走向新的结构。两年结构相关性已经不是特别高，比例还是存在的。从右图来看，横轴以0为界，右边是产业占比增长，左边是产业占比下降；纵轴就是产业占全国的比重，占全国最高的比重将近一半。缩减最快的产业是锂离子蓄电池，显示了国内产业的竞争加剧；其次玩具、家具、手机装配下降，可以看到广东整体上，传统产业支撑着经济发展，但传统产业在全国占比中慢慢下降。真正有一个占比很高、占比增长很大的就是集成电路，李东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为什么广东过去不搞集成电路？一是集成电路的运输成本近乎为零，体积很小、价值很高，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二是芯片的需求要求稳定，所以大厂很重要。三是芯片投资巨大，8寸5万片投资105亿美元，就是一艘福特号航母，它可以45年大修再用25年。而8寸线8年就折旧完了。为什么广东现在开始做？全球芯片70%的终端使用在中国，中国的70%大概在珠三角。同时，珠三角家电快速增长以后，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车规级、家电级芯片的需求量大量调整。比如比亚迪和BBA相比，芯片的使用率是十倍的增长，200到2000个基础块的增长。广东到目前为止集成电路变成了重要的创新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是高度知识、高度工业化、多相关知识的聚合过程。我们芯片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就卡在技术知识。整个广东的变化，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正在完成知识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替代有两个明显的案例，澄海玩具的后发优势。简单说玩具是传统产业吗？玩具是要被淘汰的产业吗？不是。玩具在中国很多省都可以做到，所以广东的玩具不再是一家独大，不再占六成以上，现在占三成。但是广东的塑料玩具中澄海区仍然占比50%。澄海玩具的变化是“上、中、下”全链条的变化，上有设计、研发、IP授权、原材料供应；下有贸易、展览、电商、仓储；中间就是模具，重点就是注塑加工、组装。澄海的塑料加工件的颗粒可以做到纳米级的精度，0.005mm。把塑料产品做到高精密化产品，把塑料产品做到智能化产品，把塑料玩具做成IP设计的产品，传统产业和AI的结合就变成一种知识创造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做了什么？汕头市澄海区发布《澄海区玩具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30年）》，引导企业与科研单位的深度合作与集成创新，加强智能制造装备系统集成与创新。鼓励青少年们参与学习、策划编程，为行业提供智能积木配件与编程系统技术服务助力积木企业产品智能化。此外，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澄海区玩具企业参展，有运用人工智能、编程技术表演的阵列机器人，也有航天飞船、航空母舰模型积木。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艺术结合。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可以升级，通过知识含量，高难度、高精尖、高精密制造。还意味着原有的工人是做不了编程和设计，但是年轻一代可以做到。教育走向更多的智能化时，人才也就孕育而生了。因此，“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技术”。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是典型的从无到有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凝聚了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特征是更多所谓的0到1来自工程；创新大多数是渐进的，颠覆式的技术创新很少；突变是全新的赛道，渐进是把原赛道变得更流畅。政府的边界在于如何降低创新的成本，如何提高创新收益。创新往往不可规划，是市场中类似于在混沌状态下试错产生的。我们构建了一个数据库包括了2009-2023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技术环节3439家企业，在招投标平台成交形成的供应链网络数据。没节点就没有技术，也就没有产业，产业一定有很多技术、很多企业生产零部件，比亚迪把它集成起来就变成了一台汽车。可以看到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下图），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到2011年深圳拥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不到900家，新能源汽车还是一个雏形，在产业链上能够参与的很有限，能连起来的点也较少。有一部分与2001年从华为剥离的电气部门有关，如汇川技术、蓝海华腾、麦格米特、威迈斯，欣锐科技等。

图：2009-2011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四级供应链

深圳有3439个点在巨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比亚迪系，比亚迪锂电到比亚迪工业串起来一条线有若干企业围绕“小世界”，尽管比亚迪是一个垂直体系，到现在为止还可以生产70%的零部件，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一级供应商下的四级供应商，融汇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深圳还有另外一个链条是宁德时代，可以看到宁德时代—铜陵有色的链条上也有大量的深圳企业参与，它们的供应商在采购深圳产品。龙头如何成为龙头？有人给你供货才能成为龙头。龙头企业发挥一个作用是把产业链串起来，在深圳构成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链条，比亚迪串连了电池、电驱、电控的链条。第二个特点在于南科大、先进院、深大与产业的融合。创新是从科学走向产品的过程，大学和企业围绕产业链参与。深圳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企业，通过大学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将知识转换为产业的创新平台。第三个特点是创新链条上节点的位置可以被定价。当我们挖到四级产业链的时候，供应商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体系。在深圳在新能源汽车的体系里，上市公司近30家，上市公司市值超过万亿，意味着知识创造过程是可以定价的。当知识可以被定价的时候，产业才是可以被发展的。

图：2021-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四级供应链

第四个特点深圳大量创新的中小企业被定义为专精特新，特别符合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中专业化、多样化是创新的源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分散化的知识就在这里。制造业二级代码下什么样的企业来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长在电子产业极其发达的城市，但是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占四级供应链企业总数只有7.8%，它本身是汽车行业，也只有15%和汽车有关。大量做新能源的企业是混合型产业，它既是汽车，也是信息，也是机械加工，也是材料。创新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多种技术在一个时期的汇聚产生了一个创新的支持者，相关外溢和相关融合产生了一个新技术。在这一分布中，其实大学很重要，但是比例并不高，大学更多承担了科学发现。正如任正非说，若果有人拧熄了灯塔，高校的明灯照耀着产业，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我们的研究实用度强，我们之间合作，你们给我们带来方向，照亮了我们。

现在来看深圳市政府做对了什么？一是创造了“科学雨林，无限生境”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支持了龙头企业的发展，支持比亚迪的发展不在于给比亚迪多少优惠，支持比亚迪发展有两件事，一个是比亚迪至暗时刻的5.26事件，是政府主导的权威测试，测试的结果56天，证明比亚迪e6是一台优秀的车。第二个是政府确定了一个需求规划，五年对公交大巴和出租车进行替换，提供了300亿的大市场。第三个政府还做了严格的标准体系。三是政府引导各项技术的深入研发，研发的资助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收益，最大程度缩小的创新风险，350个项目构成了深圳3439个点的核心骨干企业。挖了政府研发资助新能源汽车企业的350个项目（见下表），对应着整车、高级智能驾驶、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其中深圳资助集中在动力系统，电池材料的资助非常多的，其中包括了德方纳米、贝特瑞等等著名的材料企业。为什么重点支持动力系统呢？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技术都产生在欧美日，电池密度达不到、材料无法控制一直是重要的问题。深圳企业做到了，宁德时代做到了，这里有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政府如何资助企业做研究应当值得重视。常识来看，中央的支持更加偏向基础，地方的支持更加偏向应用。结果中央和省更加偏向应用基础，地方更加偏向基础和应用研究及产业化。

当我们走向后发优势，是从“便宜”要素走向依靠知识集聚的过程。如何激励创造一个全社会创造知识、分享知识，知识外溢畅通的体系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政府或是整体政府扩大知识的创新和溢出是主要的。资助企业研发、选择研发项目，并不选择谁是优胜者。有研发的企业才可能是优胜者，但真正的优胜者是比亚迪选的，是华为选的，不是政府选的。

表：深圳市政府创新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