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展｜珂勒惠支大型回顾展：那些愤怒与母性的悲痛

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德国版画家，雕塑家，20世纪前半叶德国左派艺术家代表人物之一 。

珂勒惠支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的。其作品经由鲁迅介绍走进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兴木刻运动，成为中国现代版画的新发端。澎湃艺术获悉，近日，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珂勒惠支大型回顾展，呈现约120幅素描、版画和雕塑作品，讲述她的艺术故事。与丢勒、伦勃朗、戈雅、德加等其他版画巨匠相比，珂勒惠支虽然并不多产，但她的作品却难以磨灭。其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母性的悲痛。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当许多艺术家在尝试抽象主义时，珂勒惠支却始终致力于社会目的的艺术创作。她专注于母性、悲伤和反抗等主题，并主张女性视角是变革的必要而有力的推动者。

凯绥·珂勒惠支自画像

当被询问如何面对自己对世界现状的愤怒和悲伤时，我认为没有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回顾展更好的答案了。这是纽约首次展出这位德国艺术家的开创性的版画、素描、雕塑、海报和杂志插图作品。

一进展厅，你就可以直接去看珂勒惠支从1902年开始创作的“农民战争”系列，寻找她自己对激进变革的强烈渴望。当她创作这组作品时，她的事业已经成功了近10年。这在当时还不允许女性进入艺术院校的国家里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1898年，珂勒惠支的第一幅大型版画作品《织工的反抗》（A Weavers’ Revolt）（1893-97年）被提名参加柏林艺术展，并被评为金奖。但她最终没有获得奖项。普鲁士文化部长认为她的作品题材是根据1844年起义的当代戏剧改编的虚构起义，太具有政治颠覆性。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本人也反对让一位女性获得最高奖项。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之一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之一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之一 

凯绥·珂勒惠支出生于1867年，是一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她的艺术生涯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 20世纪40年代，在此期间，她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她是进步的柏林分离派艺术运动的成员，但她与精英艺术界保持着距离。她与她的丈夫，一位照顾穷人的医生一起生活在柏林的工人阶级社区。

通过“农民战争”系列，珂勒惠支再次将目光投向过去，分享其对周围不公正现象的愤怒。“这些不公正现象永无止境，大如山岳”。这部由七部分组成的系列作品讲述了16世纪席卷中欧德语国家的历史性起义，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摹写，而是以一种想象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农场工人所遭受的剥削。那时，男人的待遇比拴在犁上的牲畜好不了多少，女人则是面临被地主强奸的境遇。他们的爆炸性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镇压。这是一个不亚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笔下的故事，并以女性的视角娓娓道来。

珂勒惠支，“农民战争”中的《反抗》。这幅大型版画的焦点是“黑人安娜”

展览中最大的一幅版画是《反抗》（Charge），聚焦于“黑人安娜”的形象，她被认为是暴力的催化剂，敦促暴徒农民采取行动。她不是“领导人民的自由”。与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在1830年塑造的法国自由、美丽的赤裸化身形象不同，珂勒惠支笔下的老妪是从背面展示的，她举起肌肉发达的手臂，双手紧握，几乎是要冲向人群。

这让人忍不住想跳上街垒。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谈到这一系列作品时说，当时的其他艺术家专注于解决社会问题，一心想说服资产阶级同情穷人的困境，而珂勒惠支却在唤起阶级意识。她的作品观众首先是她的工人阶级邻居。这就是为什么在其同龄人都在转向更前卫的风格（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新艺术）时，珂勒惠支仍专注于制作可以广泛流传的版画，并坚持现实主义。她希望自己传达的信息尽可能通俗易懂。

当然，她作品中的内容与其艺术性同样重要。珂勒惠支在一幅作品中运用了多种版画技法，在《农民战争》中，她使用了干点法、不同种类的蚀刻法，甚至用砂纸在金属板上做记号。而在其他系列中，她还使用了石版画和水印法。有时，她还会用水彩、木炭或粉彩来增强作品的情感效果。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凯绥·珂勒惠支的海报，从左至右：《维也纳正在消亡！拯救儿童》，1920年；《幸存者》，1923年；《帮助俄罗斯》，1921年；《永不再战！》，1924年；堕胎合法化海报，1923年；《释放我们的囚犯》，1919年

版画是一种奇特的间接媒介：在印版上留下痕迹之前，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效果会是什么样等。这种特性，再加上珂勒惠支近乎强迫症的完美主义，意味着其作品数量不多。她一生只创作了大约 275 幅版画，以及大约1500 幅素描，其中许多是对这些版画的研究。由斯塔·菲古拉（Starr Figura）和玛吉·希尔（Maggie Hire）策划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呈现近120件展品。

一个引人入胜的展厅展示了“农民战争”系列的第三幅作品《磨镰刀》（Sharpening the Scythe）的艰苦创作过程。在八幅素描和版画中，你讲目睹一位老年妇女向革命者的转变。在最初的几幅作品中，一名男子压着老妇，向她展示如何举起武器。在随后的画面中，男子消失了。直到最后一幅，人们看到妇女正在磨镰刀，准备参加战斗。而展厅里的一段视频也将带领观众了解珂勒惠支的创作过程。

珂勒惠支，《磨镰刀》，选自“农民战争”，1905年

珂勒惠支，《灵感》，1904年或1905年

在最早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忽略男性形象的压迫感。她将这些作品命名为《灵感》（Inspiration），将男性转化为缪斯女神，这也表明珂勒惠支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艺术使命感。她写道：“我无权逃避作为倡导者的责任。我有责任为人类的苦难发声，为堆积如山的无尽苦难发声。”

与丢勒、伦勃朗、戈雅、德加等其他版画巨匠相比，珂勒惠支虽然并不多产，但她的作品却难以磨灭。其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母性的悲痛。这源于其个人的境遇，她的弟弟在襁褓中夭折，她观察到母亲对这一悲剧的反应，以及后来她自己儿子的死亡。这也是因为在她那个时代，婴儿死亡在穷人中司空见惯。

珂勒惠支作品《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

创作于1903年的《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Woman With Dead Child）描绘了一位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孩子，两人的身体紧紧地融为一体。她同年创作的“Pietà（同情） ”系列作品同样令人心碎。该系列的主题是一位父亲的哀悼。在这些和其他主题的探索中，她矛盾地从爱德华·蒙克、奥古斯特·罗丹，甚至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情色意象中汲取灵感，来表现父母痛苦的原始性。

1914年大战开始仅几个月后，她的小儿子彼得就死在了前线，珂勒惠支悲痛欲绝。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其作品的政治方向。她为让还未成年的儿子参军而感到内疚。在作品《断头台边的舞蹈》（The Carmagnole）（1901年）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群众围着断头台跳舞，这让她转向了同样狂热的和平主义，将女性视为暴力的保护者，而不是叛乱的煽动者。在她的“战争”（War）（1921-1922年）系列中，她转而使用木刻画来表现后方的恐怖。在多年前，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就已经开始使用木刻画了。在她的作品集中，《母亲》（The Mothers）表现了妇女们紧锁双臂，蜷缩在孩子身边，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20世纪30 年代，她将这组作品转化为铜雕《母亲之塔》（Tower of Mothers）。

珂勒惠支，《断头台边的舞蹈》，1901年。

展览现场，珂勒惠支作品《母亲》（The Mothers）

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次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在此背景下，珂勒惠支转而采用更快捷、更具表现力的石版印刷媒介，创作了从释放德国战俘、粮食短缺到堕胎合法化等各种主题的海报。她最有名的作品是 “永不再战！”（Never Again War!）（1924年）。这件作品被左派出版物广泛转载，使她成为社会参与艺术的代表人物。

虽然她宣称自己早已过了相信革命值得付出暴力代价的年龄，但这并没有阻止她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葬礼创作一幅版画。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共产党领袖，他与社会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一起因参与1919年柏林武装起义而被杀害。珂勒惠支不必在政治上同意他的观点，但也能理解他的死对其工人阶级追随者意味着什么。

珂勒惠支《永不再战！》，1924年

珂勒惠支在国内外的名气越来越大。1919年，她成为第一位被普鲁士学院录取的女性，但这也导致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受到纳粹的迫害。1933年，希特勒当权后，她因在反对纳粹的请愿书上签名而被迫辞去教职。两年后，她的作品被宣布为“堕落”，她本人也受到了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然而，与许多同龄人不同的是，她从未离开过祖国。1940年，她失去了丈夫，两年后，她的孙子在战场上牺牲。她于1945年去世。

珂勒惠支《受压迫的家庭——贫穷的家庭》，1901年

珂勒惠支《被压迫者》1900年

从那时起，她的声誉起起伏伏，这要归功于她对版画的专注：与绘画和雕塑相比，版画通常被认为是较低级的艺术；而她的风格过于接近苏联现实主义，不符合冷战时期的口味；以及她对女性经历的关注，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评论家认为过于“多愁善感”。然而，她仍然是现代艺术史里的一个固定人物。而且，正如展览目录中萨拉·拉波波特（Sarah Rapoport）的一篇精彩文章所写的那样，她对争取社会变革的非裔美国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和伊丽莎白·卡特利特（Elizabeth Catlett）。卡特利特在其1946 年的油印版画《哈里特·塔布曼带领被奴役者走向自由》（ Harriet Tubman leading the enslaved to freedom）中也表现了“黑人安娜”的形象。

伊丽莎白·卡特利特，《哈里特·塔布曼带领被奴役者走向自由》，珂勒惠支对争取社会变革的非裔美国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珂勒惠支《死亡的呼唤》，选自“死亡”系列的最后一幅版画，约1937年

珂勒惠支的最后一个版画系列“死亡”（Death）（1934-1937 年）令人痛心疾首。尽管很微妙，但却充满了政治意味。她转向了石版画，这使她能够在石头上快速地画出强有力的笔触，就像是绘画那样。在最后一幅具有自画像风格的版画中，当死神的手伸向她时，她充满了希望。她似乎在说，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死亡有什么恐惧，都不会比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罪恶更可怕。

珂勒惠支展将展至7月20日。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