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食物中的家族故事

编者按：出身江浙世家的台湾知名女作家王宣一以母亲认真做饭、用心待客的家族故事为出发点，回忆了幼时围在厨房饭厅，目光追随着一位活泼时髦、温暖欢乐、能干宽厚、“有大将之风”的家庭主妇，记录下的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美食记忆——快速又小心地护送冰激淋桶回家、杮子的软核吃到“叽咯叽咯”响、围蹲在垃圾桶旁啃掉一锅荸荠和甘蔗……这是一个关于家的光阴故事，也是漫不经心间极具人情味的传统饮宴文化的一次重生。

一直不能忘记童年时的一幅景象。庭院里晒衣架上，整齐地吊着一串火腿、香肠、腊肉。开春的第一道阳光下，那些放了跨年的南北货，在暖和的阳光烘烤下冒出发亮的油光，架子底下，却排着更长一队的野猫，巴巴地仰着头，看着香气四溢的火腿、腊肉，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里，而屋子里，落地窗边，太阳照得到的地板上，家里养的猫懒散地躺在那里，隔着玻璃窗，却又不时瞪着窗外庭院里那一串串的火腿、腊肉，或是瞪着那一群猫儿们，不让它们轻举妄动。

那样一个暖阳初露的午后，年节的喧哗已经过去，寒假也已经结束，屋子里静悄悄的，院子里也安静得几乎要听到花开的声音，熏肉的香气却远远超过花香，吸引了远近的大小猫儿们，大伙安静地守候着那一串串冒出油的腊肠、火腿。

在五六十年代，台北也还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阳光充足，开春的三月天，苍蝇蚊虫还不多，正是将摆放了一两个月还舍不得吃完的腊肉、火腿、香肠拿出来晒的好天气。那年头，那些年货和一些珍贵的东西，好像永远不曾趁着新鲜快快解决了它，总是要把好端端的材料，摆放到端午之后，表皮开始有些长霉，才会全部吃完，所以这期间便要一次两次趁好天气拿出来晒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猫儿们除了可以闻一整天的香味，只能偶尔舔到一些滴下来的油脂，主人是绝不会粗心到把那么珍贵的食材挂在让猫们有机可乘的高度，可是闲来无事、不常有好吃的猫儿们，大约总也抱着望梅止渴的心情，整天就那样安静地蹲在竹竿下，守候着那一串串诱人的腊肠。

那样一个安静的下午，母亲还在午睡，或是手上织着一件又一件美丽的毛衣，阳光、火腿和猫咪，还有我的童年。那时我并不知道，从来衣食无缺的我有一个和别人不大一样的童年。因此每回我把那样的童年场景讲给别人听时，朋友都觉得在那个物资普遍缺乏的年代，这样的童年景象实在相当地超现实，听起来像一个电影场景，但是那确是我童年印记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那是过年之后的剩余年货，在年前，哥哥姊姊们便调皮地在某些别人送来的火腿上做记号。那年代，逢年过节，妈妈总是忙着和亲朋好友交换年节礼物，来来往往的就是那些腊味年货，一只送到某家的火腿，辗转好几手，又回到了我们家，一盒香肠腊味，转到快要发霉。送来送去的年货，我们看记号便知道，进过家门几回，大家笑得乐不可支。那样的礼尚往来的游戏，每个年节都要上演好几回，奇怪那些亲朋好友明知道却还总是要玩这种游戏，最后到底谁吃到了？总是要等到四月五月端午过后还没吃完，讲礼俗讲了半天，其实是讲面子，谁也没占到谁的便宜。

可是当自己年纪到某个阶段时，蓦然发现，自己早就具备了这方面的慧根，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平时没事就常和朋友互报好康1地相约去吃，去买一盒糕饼、半只土鸡、一块榨菜、几瓶自家酿的梅酒、一些特别的调味料，某些好久不见的古早味也分来分去不嫌烦。到了年节，手上有什么好料，或做了什么好吃的，更是呼朋引伴地相约在某人家或我们熟识的咖啡店里，把各家的货色一样一样摊开来彼此交换，状况激烈。我们说总有一天要大家都把车子开到一块空地上，把行李箱打开来回到市集以物易物的时代。更有一回，我胆子不小地约了十几个人一同采购一同做年菜，活生生把个进口大冰箱给压到隔板架都垮了，盛况不亚于母亲当年，儿子在旁同样扮演不屑的角色。

香肠火腿之外，年节之后，晒棉被、换椅套又是另一件大事。冬天远去，春暖花开，棉被、椅套随着季节亦要更换。总是接连着几个好天，晒火腿、晒棉被、换椅套，甚至是换窗帘。依着时序，椅套和窗帘也配上不同的花色，但是拆下来、装上去却是一件件大工程。那个年代，也还没有被套发明，所有棉被套都要一针一线用手缝上去，换洗一次便要缝一次。最喜欢母亲将棉被铺在地板上缝被套的时节，我们可以趁机躺在上面打几个滚，在母亲斥责之前，又一溜烟地飞逃出去。那些温暖的记忆，仿佛一辈子就这样储存在脑海里，永不磨灭，甚至那些气味，火腿腊肠被太阳烘晒之后的油香味，浆过且残留着晒过太阳味道的被套，交织出一份童年的滋味。

回忆童年，最容易想起的气味，广告词上不都说，有妈妈的味道。我的朋友小陆，她在香港出生，三岁时迁居台湾，对于童年的香港，她说不曾有印象，但是二十多年后她第一次回到香港，闻到了巷子里传来虾酱炒空心菜的味道，她确定这是她居住过的城市。

台湾开放去大陆探亲那一年，我第一次到杭州，事先未曾写信通电话便直接闯到从未谋面的姑妈家，一时之间我这个台湾出生的嫡亲的侄女儿当然把亲戚们搞得人仰马翻，除了问候和聊家族的老事新事，匆忙中表嫂端出来一碗放了糖的水潽蛋，我一看便立刻感受到这是爸爸的老家。小时候家里来了不速之客，最快最简易的就是煮一碗糖水再打两个蛋下去，这甜的水潽蛋，我们称为糖蛋，也是父亲唯一会做的一道点心。

父亲是早一辈的中国老爷，不曾下过厨房，但是那一天，二嫂生孩子，父亲头一次抱孙子，高兴得不得了，自己跑到厨房去，找了个小锅子，要我帮他点瓦斯，就煮了那么两个蛋，然后要我立刻端去产房给二嫂进补。那是第一次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下厨，做了那碗糖蛋，就和杭州表嫂端出来的点心是一模一样的。那两个蛋，其实我们好多年没吃过了，我一面吃，姑妈一面急着要将四十年来的家族生活、四十年的思念和苦难一次说个够，四十年的那一碗糖蛋在嘴里，真是百般滋味。

食物和记忆的关系真是最最密不可分。从小到大，绿豆汤是家里常见的点心之一，但印象最深的却是六○年代，家家户户半夜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不管是少棒、青棒还是青少棒。那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很不行了，可是他撑着半夜要起来看球赛，准备要看的那天下午，他便会催我去煮绿豆汤，半夜球赛开打，一到第二局开始，便叫我去热一些来吃，好像吃了才好给球队加油。所以后来每回喝绿豆汤，就觉得要打开电视来看看是不是有球赛。记忆中，某些食物和某些事情总是连成一串。

那一回去上海，满街的招牌都是非常熟悉的名字，有些是听母亲说过多少遍的，有些是童年时期台北衡阳街（更早名为上海路）一带的那些熟食店、杂货店的名字，“老大昌”“老天禄”“和兴”“五芳斋”“采芝斋”“伍中行”。仔细瞧瞧，多是小时候家里逢年过节常见的点心零食。

那些零食和台湾鹿港“玉珍斋”可大不一样。桂花凉糕、山楂糕、芝麻花生酥、玫瑰松子软糖、椒切片、雪片糕、条豆糕、方糕、枣泥酥饼、玫瑰酥糖、花生酥糖、玫瑰瓜子、甘草瓜子等等。基本上沪式茶点和台式茶点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香料，玉珍斋的酥糖酥饼有一种特殊的台式糕饼香气，咬一口就知道这是台式的点心，上海式的香气则是另一种，同样是酥皮、猪油做的，好吃的也同样讲究细腻的口感，但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在这些糕饼之中，我觉得最奇怪的是玫瑰瓜子。一粒粒比一般的酱油瓜子小一半的小小圆圆的西瓜子，炒得甜甜带玫瑰香气，可是非常难咬，技术不好的很难像啃酱油瓜子一样，对准尖端一咬下去分成两瓣。没受过训练的人，牙齿再利，也是咬得一嘴碎壳，壳肉难分，不知是吞下去还是吐出来的好。但是如果会嗑，嗑的人同样风雅绰约，可以咬开完整的两瓣壳，剩下果肉的滋味细嫩香甜，也许这就是上海人没事找事嗑这瓜子的缘由。记得读过一篇逯耀东先生的文章讲到瓜子，他说北京曾有一个炒瓜子评比活动，比的时候，不只数百种瓜子一字排开，任君品尝，有女同志数名，着旗袍披着某品牌瓜子的彩带，也一字排开，想着那会场的声音及景象，说不出的滑稽之感。现在台湾人聚餐不再流行嗑瓜子，连婚宴上也不常见这道文明或不文明的零食了。

江浙式的那些糕糕点点，花样还真繁多，有的现吃，有的可以放久，现在在台北除了在专门店有卖，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可见就算江浙菜广为流传，江浙茶食却日渐式微。近年来我到上海那些点心店，看着那些好像摆了很久的糕点，引不起多大的购买欲，也许这些茶食卖相不够现代，和讲新鲜讲美观的西式日式现代点心不能相比。

再走进饭馆，更清楚明白了母亲从前为什么炒青菜也放糖放水去煮，源头就在这儿。有些餐厅，不管是什么青菜，每一道都煮得软软烂烂的，就和早年时家里餐桌上的菜色一样。可是在台湾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母亲，那年回上海杭州探亲回来说，那些菜又油又咸的，口味太重吃不惯了。母亲一定找到她童年的滋味了，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她也改变了。不过那是刚开放时候的事了，最近一两年再去上海，着实吃到了些好东西，十里洋场的时代似乎就快回来了，“文革”中被革掉的那些走资厨子，留下来的，有强盛的生存能力，恐怕要不了多久，上海必然成为世界性的美食天堂。

母亲没有等到十里洋场风华再现的时代，她对故乡似乎没有什么浪漫的憧憬，那一趟回乡之旅之后，也不曾说要再回去，只依然和说着上海口音国语的老友们打着十六张台湾麻将，他们一群老先生老太太安心地吃她渐渐变调的台式沪菜，餐桌上愈来愈少见以前永远存在着的那一盘炒得烂烂的青梗菜（或青江菜）。

记得我童年时代，母亲对台湾的青菜似乎认识还不清楚，餐桌上永远一盘菜叶都炒成黑色的青梗菜。偶尔见到她买一把空心菜回来，她就像摘豆苗一样，把梗子的部分丢掉，留下叶子炒来吃，所以小时候我们认为台湾蕹菜一点也不好吃。直到我十多岁时，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空心菜，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空心菜好吃的是梗子，结果全被我们给摘掉了。我把报纸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半天，悻悻然地说，梗子那么硬怎么会好吃？结果下回菜叶子是丢了，可是剩下的梗子她还是放水下去煮，想把空心菜梗煮到烂。不记得我家是多久以后才觉悟到餐桌上的空心菜是可以那么三两下快炒上桌的。

母亲的快炒其实很有两下子，韭黄鳝鱼、腰花虾仁、豌豆牛肉，都炒得刚熟又嫩，入口即化，可是为什么炒个青菜就炒成那样呢？习惯性吧？母亲吃东西细，凡稍微粗的东西，就觉得要想法把它煮烂，也许母亲那一代的人牙齿比较不好吧！会吗？母亲生就一口好牙，七十岁还啃甘蔗，连甘蔗结都啃下去。

做菜、吃菜习惯的改变，源自环境背景的演变。我曾在台北街头的麦当劳，见过摄影名家郎静山先生，那时他九十多岁了，蓄着标志式的长胡子吃汉堡，那津津有味的劲儿，让人不必怀疑麦当劳的美味。场合心情永远是影响美味的第一要件，要一味地说麦当劳是快餐，是低阶的食物，倒也不必。

十多年前刚开放大陆探亲，北京第一家麦当劳也才刚开幕，我在店门口，看到两个向麦当劳飞奔而来的年轻老外，脸上尽是那种重见亲人的喜悦。那时北京也还相当不国际化，即使是我们说中文的走进餐厅也往往好几回还不得要领，你说要一碗白饭，服务生便问你要几两啊？于是绞尽脑汁，一直想小时候去市场买鱼买肉时的单位怎么算，总想找到个接近的单位说出来不至于太离谱。因此那时很能想象那两个老外在一般餐馆受到的挫折，所以看到麦当劳如见亲娘。可是我发现那两个老外的喜悦没几分钟就又被打败了，他们在贩卖处比手画脚了好久，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我快吃完（其实会走进去是因为要找一号），才看到他们端着食物坐下来，脸上不见刚才的喜悦，但终究是吃到了。当然，不出几年这景象就大大改观，北京麦当劳的服务生对那些川流不息的阿豆仔可是态度自然得和在美国没两样。在异乡找寻自己熟悉的食物气味，是一种思乡也是一份安全，麦当劳保证了一种口味，一种不会饿死的口味，只要你还有钱。

倒是我们，在时髦多元的台湾社会这个移民大熔炉里成长，反倒习惯了很多不同的食物。一位祖籍上海的朋友，每每和他约吃饭，都在台北那几家数得出来的江浙馆，当我听说他要回到离开时仅襁褓中的家乡时，我以为他一定去寻访家乡的美味菜肴，不料他返乡归来时却对我说，他在上海几天，去的馆子是永和豆浆、麦当劳，喝的咖啡是哈根达斯、真锅咖啡。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问他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他一个人，进馆子点菜吃饭很奇怪，想吃碗面什么的，却突然想念起台湾的食物，家乡变成了异乡，一个人流离失所，唯有熟悉的麦当劳、永和豆浆是依靠。

连锁店给了我们熟悉和安全，却必然取代了某一种过去。二十年前，去纽约旅行，迷恋上那里的东村、格林威治村和苏荷区，每天傍晚，在那里工作、念书、流浪或旅行的朋友，不必相约，就会准时出现在某几个特定的街口、咖啡馆、蓝调 pub、画廊或是公园一角。二十年后，再去格林威治，熟悉的咖啡店全不见了，只见一家家不想进去的星巴克、西雅图咖啡和时髦的意大利风熟食店。那些店不是不熟悉，可是它不存在于浪漫的回忆里，也许那些个人风格店的消失，却反倒留住了一种永不消褪的青春。如果，格林威治还留存在那个年代，那个调调，抚今追昔的感伤，会是狼狈而不只惆怅。

确实，我在朋友的母亲家看到他们家常的菜肴就和童年时我家餐桌上大盘小盘摆满一桌的情况相似，亲切感中却也带有一些凄凉，我明白他年迈的母亲还活在过去的时代里。

味蕾的感觉无法留存在具象的形态中，却永恒存在记忆里，那几个春日阳光午后的气味，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生活中，永不消逝。

本文摘选自《国宴与家宴》，中信出版·大方工作室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