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来去，寻找被丈夫遗弃的孩子

43岁的张伟红，一张圆脸，一套黑羽绒服，总背一个黑色双肩小包，包里装着她的裁判文书、身份证和孩子的出生证明。

她利落地出入各个公共部门，向工作人员讲述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诉求。她反复向多个记者陈述孩子丢失的经过，表达对前夫抛弃儿子被判一年的判决不满。

她的生活在初婚后陷入被动：2005年的夏天，一顿饭的时间，孩子被丈夫带走，不见了；2015年她才知道四年前早已被离婚，孩子被判给前夫；2023年她从庭审上得知自己找了十多年的孩子2006年已经离世。19年来，孩子丢了的事像乌云笼罩在她的生活上空。她奔波各处，只想知道孩子被丢弃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陪同张伟红相继前往派出所、福利院、民政局，她想知道庭审上说的那个离世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但没有得到答案。

被丢弃的孩子

2004年，当时23岁的张伟红和比自己大五岁的雷宏伟结婚。他们都是西安阎良区人，张伟红住绳张村，雷宏伟住麻张村，两村相隔3公里。这门亲事最初不被张家父母看好，但张雷两人依然成家了，次年3月生下儿子豪豪。

豪豪出生时毛发呈白色，有白化病。在张伟红的印象里，自打孩子出生，婆家就不待见他。出了月子后，雷宏伟、张伟红、豪豪一家三口住在张伟红在绳张村开的理发店内。她工作期间，无业在家的雷宏伟负责带孩子。   

在她眼中，丈夫是个很听父母话的人，以前在夜市摆摊、卖菜挣的钱都会交给母亲，这让她觉得他很容易受到婆家的影响，进而影响他对孩子的态度。张伟红记得，豪豪小的时候有段时间总是哭，她和雷宏伟提，想给孩子看下有没有闹肚子，雷宏伟只是说没事，却不带孩子跑医院。

2005年的夏天，7月，她记得那天早上如往常般和父子俩在店里，她理发，丈夫看孩子。不记得因为哪件小事，夫妻拌嘴，张伟红有点生气，回了一公里外的娘家吃饭，再去婆家取一床夏天盖的被子。回到理发店时，丈夫不见了，孩子也不见了，店里最值钱的一个电视机被拉跑了。

张伟红急了，给丈夫打电话但打不通，找了几天没找到人。她跑去婆家找，对方家人不让她进门。当时她觉得孩子在丈夫身边，没想太多，十多天后，终于在雷宏伟朋友的修理铺里看到了他。

雷宏伟见面说把孩子扔了。张伟红一时以为他在讲气话，再三确认后报了警。报警记录显示，8月9日，张伟红在派出所称自己的丈夫在十多天前将孩子抱到渭南扔了，至今没有找到。

2023年的一份裁判文书记载，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15日，被告人雷宏伟将被害人豪豪遗弃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解放路南段东侧一处城中村巷道内。

2023年的裁判文书上记载了检察院的指控情况

关于7月15日的日期是如何确定的，是否和张伟红所说的十多天有矛盾，张伟红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可能雷宏伟也不记得哪一天扔的，她只记得当中找丈夫花了十多天。

张伟红报警后，夫妻俩被带去派出所，报完案后，民警让张伟红先走。报警记录单上，写着“已开启调查工作”，“当日9时出警，出警人数3人、出动警车1辆”。派出所最终却未予立案。后来她问派出所民警调查进展，对方告诉她已经把雷宏伟放了，让他去找孩子。

张伟红当年的报警登记表

当时张伟红又去找丈夫，她印象中，再次见面时对方说花了400块钱，民警就把自己放了。那之后，她听雷宏伟在麻张村的邻居说起，他跑去外地打工了。

被离婚

报完警的张伟红有些恍惚，“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状态，一天天在干啥”。

去渭南市找孩子，张伟红脑子更是一片空白，走到哪算哪。父亲怕她想不开，让张伟红姐姐坐在后边的公交车上跟着她。早年的公交车上有对讲机，可以请乘务员留意前方车辆上的她。

在渭南，张伟红坐上出租车就问司机哪里有福利院，在渭南跑孤儿院、福利院，这样的寻找成了她的常态。

想起三个多月大的豪豪，张伟红说以前家里经济条件不行，没舍得给孩子多照两张相，只在孩子百天的时候抱去照了相，照片原来放在自己的理发店里，后来找不见了。

寻找的过程中，一次次奔波后睡下，张伟红却辗转反侧，“一直感觉有事没处理完，睁眼或闭眼都感觉还有很大的事”，“就没见过（孩子），生死未卜”。

19年里，张伟红多次前往渭南市儿童福利院，院方告诉她不对私披露信息。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挡在福利院门外。只有一个大热天，她和两个姐姐一起去，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去，看到墙上有几张白化病孩子的照片。张伟红当时感觉，“哪一个孩子好像都是我家的孩子。”

很多次她在福利院附近徘徊，总期待着孩子能出来。“我心里（孩子）就在那边，去转一圈、转两圈，就离孩子近点。”中午时分，大街上空空荡荡。不能进福利院，她和陪同的姐姐在炎热的日子里就坐在院外台阶上。

父亲心疼女儿。张伟红回忆起父亲对她说的话，“看把你累的，不跑了算了”，忍不住眼眶泛泪。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在这件事上有更复杂的情绪，“说白了，（雷宏伟）把孩子偷着抱跑了，我心里很自责的。”

她为了找孩子配合派出所采过血，也算过命，听算命的人说孩子还在，这是她抓住的希望。

当年的事过去后，张伟红一直在绳张村经营理发店谋生。直到2015年，她将雷宏伟诉至阎良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在那时，她才得知两人早在2011年已被法院判决离婚。

2011年，麻张村村委会出具证明称2005年8月，张伟红夫妇二人发生家庭矛盾，张伟红离家出走，与雷宏伟分居五年半之久，雷宏伟带着这份证明起诉离婚，还称孩子豪豪随自己生活。

在这份离婚裁判文书中，阎良区人民法院认为，因被告离家出走已逾两年，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应视为原、被告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对此被告应负主要责任，现原告坚持要求离婚，依法予以准许。对于原、被告婚生子豪豪，因孩子一直随原告生活，为了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不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故对原告请求扶养孩子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准许。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张伟红与雷宏伟2011年的离婚裁判文书

在离婚文书上，法院裁判要求张伟红自2011年6月起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2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这笔钱她没有付过。2020年的裁判文书上记载，当年法院以公告形式传唤过张伟红，她表示没有看到。

此事让张伟红忿忿不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离婚且孩子判给前夫。她后续找了绳张村的村民来证明自己多年在绳张村，没有离家出走。她至今不明白，孩子明明被雷宏伟抛弃了，抚养权却判给了他。

生活仍要继续，2016年，张伟红搬到西安临潼区办理再婚登记，并在那里开理发店至今。目前她已离异，又恢复到一个人生活。至于平时攒的一些钱，她全用来找孩子、和前夫雷宏伟打官司。

张伟红目前开的理发店

孩子还在吗？

2020年，张伟红突然收到当地六三零中学老师的来电，和她说豪豪的学籍保留着，但孩子没来上学。这让张伟红重燃希望，孩子可能还活着。

一家媒体的记者今年1月陪同张伟红前往六三零中学询问情况，中学的卢老师表示孩子的学籍确实在，他表示由于义务教育全覆盖，每年要进行学区筛查，知道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

2019年校方核查出豪豪没有学籍，六三零中学给他补建了学籍，确保他的受教育机会，到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毕业结束没见着孩子，学校给孩子的父亲打了电话，雷宏伟又把张伟红的电话给了学校。

也是2020年前后，张伟红的表哥告诉她，当地派出所里有工作人员说，孩子还在。

那时，张伟红的朋友宋仙凤清晰地感受到张伟红的高兴，但派出所的人没让张伟红见孩子，理由是监护人不让见。宋仙凤记得，当时自己还劝说派出所工作人员，“让她见一见嘛，娃要是找见了，就把心事了了。”

相见却仍未实现。2020年，张伟红想要探视孩子豪豪，和前夫雷宏伟打了变更抚养关系的纠纷官司。

后经阎良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未成年人豪豪早在2005年8月就已失踪，当事人雷宏伟、张伟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未成年人豪豪的法定监护人，未尽法定义务，致未成年人豪豪至今下落不明，涉嫌犯罪。

2023年7月4日，雷宏伟因涉嫌遗弃罪，被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执行逮捕。同年12月26日，庭审后裁判文书发布，宋仙凤眼见张伟红由喜转悲。她陪张伟红去开庭，张伟红出来很伤心，“人家跟我说娃没有了。”

阎良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上记载，经检察院指控，豪豪被丢弃后被渭南市站南派出所民警送至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安置，已于2006年9月9日因病死亡。被告人雷宏伟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张伟红不满前夫遗弃孩子仅被判一年，专门找律师写了申诉材料，花了600元，这些年她也没有积蓄，只能找宋仙凤借钱，挣一些还一些。

在寻子和诉讼的过程中，宋仙凤是张伟红重要的支持者。张伟红说，“姐跟我有类似的经历，我就感觉能跟她说到一起，我们能互相安慰，跟别人说不来。”

两三年前，二人相识。宋仙凤为了自己十多年前被家暴以及离婚财产纠纷的事到处奔走。她如今经营着一家烟茶店，招呼顾客时热情有礼。但她残缺的牙齿、保留得整整齐齐的裁判文书和病历资料都在说着她身上没翻过去的故事。

宋仙凤问张伟红有没有亲子鉴定，凭什么说福利院去世的孩子是自己的。张伟红去询问法院，据她所述，法院给的回复是不管能不能证明，雷宏伟的遗弃罪是确定的。

澎湃新闻记者于2月23日陪同张伟红前往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渭南市，她想解开心中的疑问。在站南派出所，张伟红想要知悉当年民警发现孩子，将其送往福利院的经过。派出所民警称去福利院调档案会比较清楚，包括孩子当年是哪名民警发现的，后来生活状况如何。

张伟红前往渭南站南派出所

记者又陪同张伟红来到福利院，在飘过雪的福利院门口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隔着门看了张伟红的证件，告诉她孩子的资料都已归档，不对私查阅，建议她去渭南市民政局协调查阅。

张伟红在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前

来到民政局，张伟红向几名工作人员阐述了自己找孩子的缘由，期待对方能通过资料告诉自己福利院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有没有遗物能辨认。工作人员回复，涉及福利院孩子的隐私信息要调档案，对私能否告知还要向上级请示。

张伟红在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前

从中午跑到下午，张伟红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收获。

3月21日，澎湃新闻记者电话咨询民政局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无法确认这一信息，目前孩子档案在办案公安人员手上。澎湃新闻记者联系阎良派出所询问此事，未获回复。

记者自2月27日起多次联系阎良区人民检察院，试图询问侦查过程，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相关信息的回复。阎良区人民法院负责该案件的法官则向记者表示，这是涉未成年人案件，内容不便公开。

寻子和起诉过程中，张伟红时常体会到无助，“人家说我娃活着就活着，说死了就死。”19年来，无论是他人口中的说法还是自己对孩子的设想，最真实停在这个母亲脑海里的仍然是豪豪被抱走的那天：儿子躺在床上，身着蓝色小花护衣，才3个多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