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伟：“拉美陷阱”真的难以跨越吗

洪朝伟 世知社“拉美陷阱”（或称“中等收入陷阱”）是困扰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阿根廷于上世纪60年代就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6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参加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却驳斥了“拉美陷阱”的说法。他认为没有所谓的“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不尊重私有产权。米莱的这一发言让人们把目光重新聚焦于“拉美陷阱”。

2024年1月15日，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武装部队加强了警戒。因厄瓜多尔相继发生毒枭越狱、监狱骚乱等恶性事件，1月9日厄宣布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状态。

如何判断一国是否陷入“拉美陷阱”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此后几十年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却陷入了困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不足等现象；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拉美陷阱”。之后，这一现象也发生在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更具普适性的概念。

不论是“拉美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描述了经济发展的一种困境。当一个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既不能继续、又难以摆脱以往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甚至基本停滞，导致陷入增长的困境难以自拔。长期无法跳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拉美经济体，认为自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判断一个国家陷入了“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属于中等收入水平。世界银行目前以人均GNI的阈值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2022年，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NI低于1135美元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NI在1136美元到4465美元的国家，中高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NI在4466美元到13845美元的国家；高收入国家则是指人均GNI在13845美元以上的国家。按照以上划分方法，拉美地区2/3以上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2022年，除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智利、圭亚那、圣基茨和尼维斯、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属于高收入国家外，其余拉美国家均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二是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无法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却长期无法跨越这一阶段。虽然个别国家最后取得了成功，如智利和乌拉圭，但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而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至今仍然处于这一阶段。阿根廷常被作为陷入“拉美陷阱”的典型案例。

“拉美陷阱”的主要表现

过去几十年，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生产力水平低和经济脆弱性高形成恶性循环。

一方面，地区国家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和采掘业，经济复杂程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均较低，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1950年，拉美地区劳动生产率是欧盟的76.05%，到2018年，该数值已经下降到41%，而韩国占欧盟劳动生产率比例则从1950年的21.19%上升到2018年的87.76%。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导致地区经济脆弱性高，加大了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降低了总体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1～2022年，去除高收入国家后的拉美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仅为1.62%。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制约了地区对技术、人力资本投入的能力，这又进一步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低和经济脆弱性高相互影响，导致地区难以转变发展模式，无法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二，经济增长有限与社会不平等叠加。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完全转变成人民的福祉，社会分化较为严重。

一是地区财富、收入、受教育机会高度不平等。在财富不平等方面，2021年，拉美地区最富有10%的人口占有77%的家庭财富，而最贫穷的50%人口仅占有总财富的1%。其中，处于顶端1%的人口占据总财富的46%，远高于欧洲（25%）、东亚（30%）、南亚和东南亚（34%）、北美（35%）的比重。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尽管与2000年相比，目前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拉美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2022年，拉美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介于0～1之间，数值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亦然）是0.454，显著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教育不平等方面，尽管近年来拉美地区入学率有所提高，但接受高等教育和高质量中学教育的机会仍然限于特权群体。二是非正规就业占比高，社会脆弱群体比重大。近年来，拉美地区减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0～2023年，拉美地区贫困率从51.2%下降到29.1%，但地区非正规就业占比高。2012年至今，地区非正规就业率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大多数摆脱贫困的人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由于缺乏保障，失业、疾病等负面冲击随时可能导致他们重新陷入贫困。三是社会暴力和犯罪发生率高于其他地区。据统计，全球最危险的50个城市中，有40多个位于拉美地区。

第三，政府公共服务无法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

减贫扩大了拉美中产阶级的比重，新兴中产阶级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而是更关心公共服务的质量。与传统中产阶级相比，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能力有限，只能诉诸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政府没有顺应新的社会形势变化，引发社会抗议事件此起彼伏。此外，腐败导致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下降。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地区九个国家的20位民选总统因腐败、失职、被国会解职、民众抗议等原因提前结束任期。近年来，秘鲁的政治动荡最为极端，在2018年3月至2022年12月间，秘鲁共经历了五位总统。

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因素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观察。

第一，政治上“低度民主”的高度脆弱性。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地区逐渐建立起民主体制，但地区民主仅仅停留在选举层面，具有高度脆弱性。首先，拉美地区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有些国家行政权力过大，司法和立法机构独立性差，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薄弱，化解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能力有限。其次，政党碎片化使得政策推行困难。民主化浪潮提高了大众参与政治的广泛性，新兴政党不断涌现，而政党碎片化导致总统难以在国会通过重大改革方案。自2001年以来，秘鲁历任总统均无法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再次，左右势力轮替执政的钟摆现象造成政策连续性不足。由于左翼和右翼在政治理念、群众基础、政策主张方面存在天壤差别，政府更迭导致政府的政策不具有连续性，改革无法持续。

第二，经济上延误发展转型时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模式阶段（1982年至今），每个阶段的经济战略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政府没有伴随内外环境的改变，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延误了转型时机。从产业结构转型来看，拉美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转型较为有限：农业占GDP比重从1965年的15.89%下降到1969年的12.2%，工业占比从33.57%上升到35.98%。而1965年，韩国农业占GDP比重是39.36%，到1969年，该值已降低至29.95%，工业占比则增加了20.26个百分点。另外，拉美地区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制造业，如向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造成地区制造业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最终使得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进入到了缺乏保障的非正规部门。

第三，社会上过度追求“福利赶超”。与亚洲地区相比，拉美地区社会制度具有明显“福利赶超”特点，即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既定阶段下，过早追求高福利目标，导致社会支出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拉美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照搬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强化工会作用，对生产部门实行高工资保护等，通过高福利承诺吸引选民，导致地区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过高。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2022年，拉美地区22个国家中央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达11.5%，其中南美地区高达13.2%。从政府公共支出的类型来看，公共社会支出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教育、健康等领域，而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支出则较为有限。由于地区福利政策主要集中于正规就业部门，对脆弱性非正规部门救助有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平等。

综上所述，“拉美陷阱”是由拉美国家民主质量不高、经济发展战略失策、社会分配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所导致的。如果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抓住时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动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拉美陷阱”也就不会存在。笔者认为，阿根廷总统米莱否认“拉美陷阱”的存在，意在强调“拉美陷阱”是人为因素所致，不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米莱所提倡的全盘自由化就能让阿根廷摆脱“拉美陷阱”吗？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4年第6期

原标题：《洪朝伟：“拉美陷阱”真的难以跨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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