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争议中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如何面对未知的未来

博物馆善于营造永恒的假象，但事实上，它们总是不断变化。相比197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的热闹非凡，2020年，150周年庆典却如此低调，与之相伴的，还有近年来大都会博物馆面对的各种争议。

在馆藏文物如何被获得、展览如何兼顾更广泛意义上社会公正的要求？作为馆长，如何管理“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博物馆，如何“多中心化”，如何吸引更多捐助者？……面对大都会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机构，要理解它是一项无望的任务。但如果将回溯过去视为时间胶囊，在未来打开时，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现在，也将启发未知的未来。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7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举办了一场包含多项活动的慈善舞会。四家纽约设计公司装扮了博物馆的不同区域，代表其历史上的四个不同时代——比如，西班牙文艺复兴式庭院成为了美好时代的派对场所，当时的餐厅现在是古典雕塑庭院，则通过迪斯科将活动带入了现代。这年的4月13日，有2000名宾客参加了这场慈善活动，美国摄影师加里·温诺格兰德 (Garry Winogrand) 当日拍摄的照片像是一个个时间胶囊，记录了美好时光。

美国摄影师加里·温诺格兰德1970年拍摄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年纪念舞会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场百年纪念舞会并不是主要活动。1969年至1971年大都会博物馆百年庆典的18个月中，它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讲座和音乐会，播放了亨利·朗格洛伊（Henri Langlois，法国电影协会创始人）选出的电影，策划了五场重大展览，以突出其在不同领域的收藏（包括首次展出当代艺术），并开设了翻新后的近东古代和埃及展厅，以及扩建的服装学院——这只是部分亮点。

2020年，《大都会的创立：1870年至2020年》大都会博物馆150周年纪念展海报

然而，大都会博物馆150周年庆典却如此低调。2020年3月，就在新的英国展厅揭幕和格哈德·里希特回顾展开幕的几天后，以及《大都会的创立：1870年至2020年》展览即将开幕的几周前，由于新冠疫情，博物馆关闭所有场馆。据报道，时任大都会博物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H·韦斯（Daniel H. Weiss）和馆长马克斯·霍莱因（Max Hollein）在一封给部门负责人的信中预测，未来一年博物馆将出现1亿美元的赤字，并预计在重新开放后，参观人数将大幅下降。

2020年，大都会博物馆因新冠疫情闭馆。

2022年6月，大都会博物馆宣布了高层人事变动。韦斯在第二年退休后，霍莱因将兼任首席执行官一职，博物馆将重新实行单一领导结构。考虑到他之前的博物馆经验——在旧金山美术博物馆担任两年首席执行官和馆长，在此之前，他在法兰克福三家不同的博物馆（锡恩美术馆、施泰德尔博物馆、利比格豪斯雕塑收藏馆）担任负责人——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意外。

霍莱因有着当代艺术策展背景，他在祖国奥地利获得艺术史和商业学位后，于1990年代末古根海姆博物馆计划建立数个国际分馆时担任多种职务，古根海姆当时由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担任馆长。他的家庭也与艺术密切相关，他的建筑师父亲汉斯·霍莱因是普利兹克奖得主；他的姐姐现任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MAK）馆长。

在2020年完工的新英国画廊里，一个摆满茶壶的展柜提示观众重新思考帝国和贸易。

对于大都会博物馆而言，霍莱因是特别的。他在2018年被任命时是60年来首位没有在该机构工作过、完全来自外部的馆长。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博物馆由两位管理型艺术史学家领导，韦斯是一位同时也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俩都清楚，这个博物馆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运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里的人。”霍莱因说。

大都会博物馆比大多数博物馆都要复杂。尽管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现在的雇员减少了900人，但其1700名员工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博物馆员工队伍之一。大都会博物馆挂毯策展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于2008年被任命为馆长，并于2017年辞职，他曾描述该机构“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并补充说，使其运转的是“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策展人、研究保护人员、科学家与真正一流的行政团队合作”，所有这些都在“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董事会”的监督下。

霍莱因似乎并没有被这项任务吓退。他说，来自外部的人“当然可以以某种方式学习；另一方面，你也需要采取行动，因为历史、遗产、对卓越的信念可能让人犹豫不前”。有很多事情需要着手处理。除了监督欧洲画廊等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完成（其中大约1400个天窗在数十年的忽视后必须更换）之外，还要筹集资金建设一个新的现当代艺术馆翼——这是一个价值6亿美元的项目，该项目因担心博物馆的运营赤字而于2017年初搁置。此外，洛克菲勒翼楼 (Michael C. Rockefeller Wing) 的非洲、古代美洲和大洋洲艺术展厅也将进行改建（计划于2025年春季竣工）。 古代近东和塞浦路斯展厅的翻新工程也在进行中（也计划于2025年完成）。

埃及祭司内杰曼赫的金棺

此外，还出现了相当多不可预见的挑战。也许最引人关注的是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该办公室的古物贩运小组查获了埃及祭司内杰曼赫(Nedjemankh)的金棺，该金棺于2017年以4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博物馆收购。大都会博物馆发现，该棺椁是以伪造的出口许可证出售的，声称它在1971年之前离开了埃及（合法出口的截止日期），但实际上是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走私出境的。2022年9月，大都会博物馆将21件文物归还给意大利，将6件文物归还给希腊；2023年3月是该博物馆又一个忙碌的月份：自2011年以来，在希腊罗马展厅展出的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的无头青铜雕像（属于一位瑞士藏家）被归还给土耳其，从被定罪的文物贩子苏巴什·卡普尔（Subhash Kapoor）处购买的15件文物归还印度。

关于文物扣押和归还的一系列头条新闻和评论导致霍莱因在2023年5月发表了关于文化财产的“反思”。他指出1970年到1990年间获得的藏品需要令人关注，并聘请四名研究人员专注于此。该声明概述了其他倡议，但也要求允许博物馆实施这些倡议：“在某些领域，我们能够迅速而明确地采取行动，在其他领域，获取所需的出处信息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与其他博物馆、国家或个人合作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

1967年，大都会博物馆获得了丹铎神庙(埃及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

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以及这是否对博物馆的批评者来说太长了，还有待观察。简单地说，如果说欧洲的博物馆存在殖民问题，那么大都会博物馆和其他美国博物馆则存在市场问题。自成立以来，大都会博物馆一直依赖于受托人和藏家的慷慨馈赠。在某些领域，收藏家非常关心文物的质量，而非它们是如何被出售的。博物馆也会直接从经销商和拍卖会上购买。虽说文物买卖合法正规是老生常谈，但是近几年才被重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击非法文化财产贩运的公约始于1970年，但直到2002年，美国经销商弗雷德里克·舒尔茨（Frederick Schultz）被判贩卖从埃及走私出境的文物罪名成立。虽然，他并没有参与文物的走私，但这一判决确立了其他国家文化财产法律可以在美国得到执行的先例——并提醒了博物馆及其董事们整顿和自查。

大都会博物馆内部，右为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的无头青铜雕像

大都会博物馆各部门负责人管理着前辈们采取不同态度和获取方式形成的藏品（这些前辈有时与他们的同时代人以及继任者的工作方式不同）。那些将文物归属问题视而不见的一代已经退休，但其工作的机构必须处理他们允许收藏的文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都会博物馆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董事们试图为一个分裂的机构代言。霍莱因并不是那种回避“世界博物馆”（universal museum）一词的馆长，而是强调“我们正在努力多中心化”。 他将 2020年5月后，“黑命运动”对更广泛意义上社会公正的要求描述为“对博物馆的一种清算”。 当下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已经习惯谈论“观众”。然而，在2020年，许多机构似乎对他们与“社区”（社群）的关系感到不安，如果后者被定义为比博物馆成员和捐助者基础更广泛的意义。霍莱因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迎合不同的人，而是停止“博物馆只发出单一声音……确保机构中反映出‘多声部’，并接受其中出现的差异”。在霍莱因之前，托马斯·坎贝尔以略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并重视博物馆的数字化。

大都会博物馆线上360°展厅

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不总是可以计划的，并不是每一个有争议的购藏都为大都会博物馆带来麻烦。去年，“胡安·德·帕雷哈：非裔西班牙画家”以大都会博物馆于1970年以当时令人震惊的550万美元购得的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为中心。托马斯·霍文 (Thomas Hoving) 在1967年至1977年间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他曾激动人心地表示“当委拉斯开兹的作品进入市场时，博物馆必须购藏”。在当时，画中人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但在2023年，正如展览名“非裔西班牙画家”所暗示的，展览竭尽全力将这幅作品放回历史背景中，并借鉴了历史学家阿方索·绍姆堡 (Arturo Schomburg，波多黎各黑人历史学家和收藏家) 的研究。 这让人想到托马斯·霍文在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Making the Mummies Dance，1993）中提及的——一幅伟大画作的价格会被遗忘，但作品本身不会。

委拉斯开兹，《胡安·德·帕雷贾画像》，1650年

另一个时代变迁的迹象是目前正在举行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与跨大西洋现代主义”（The Harlem Renaissance and Transatlantic Modernism，展出至7月28日），这场展览或许可视做对1969年臭名昭著的“我心中的哈莱姆：黑人美国文化之都，1900-1968”展览的致歉。尽管很多人无意将其视为一场艺术展，但“我心中的哈莱姆”被批评者认为“仅仅是对黑人创造力的记录”。 在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中，罗玛尔·比尔登（Romare Bearden）和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等当时在世艺术家被排除在外，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错误，加之目录文章的草率编辑使一篇引用社会学研究的论文看似是对反犹主义的认可，导致了目录被撤回。

阿奇博尔德·J·莫特利，《黑色地带》, 1934年（“哈莱姆文艺复兴与跨大西洋现代主义”展出作品）

回到目前的争议，如果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似乎把目光集中在大都会博物馆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霍莱因将大都会博物馆描述为“一个非常注重收藏的机构，这与其他同行机构，比如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或法国卢浮宫，非常不同”。最近的年报都能证实这一点，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霍莱因说，有时候大都会博物馆还充当一个没有文化部国家的文化大使。在美国国内，“这也意味着，你不仅要为自己的机构发声，还要为整个博物馆领域发声。我并不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一旦大都会博物馆决定了某件事，几乎就会成为其他机构的政策。”

这是任何机构都要面对的微妙平衡，一个由私人慈善支持建立和维持的博物馆总会遇到关于公共利益的不同看法。除了管理庞大的员工团队和更广泛公众的期望外，博物馆的馆长还要向董事会负责——这也是一种管理壮举，虽然霍莱因太圆滑不会这样说。用他的话来说，“大都会博物馆是伟大慈善事业的产物。这是一个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捐助者想要回馈并成为以成功为生的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这些成功与其他人分享。”

那些捐助者呢？一个博物馆可能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吸引捐助者，或者希望受托人将其收藏留给博物馆。托马斯·霍文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他为获得罗伯特·雷曼(Robert Lehman)出色的欧洲绘画和装饰艺术收藏所做的努力。一项重大的捐赠往往伴随着重大的条件——就雷曼而言，他要求藏品放在博物馆中保持完整(而不是像约翰·皮尔波恩特·摩根的藏品那样被分散存放)，且在一个类似他家的环境里中（包括天鹅绒墙壁覆盖物，地毯等）。

1975向公众开放的罗伯特·雷曼翼楼，包括一个中央天窗展厅，周围环绕着一系列旨在重建雷曼家族住宅的房间。天鹅绒墙面覆盖物、窗帘、家具和地毯唤起了私人室内装饰的氛围。

2013年伦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捐赠了78幅立体主义绘画和雕塑后，大都会博物馆宣布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现当代新翼来展示它们（可以设想，这经过多年讨论）。在所有当前的项目中，这无疑是一个被推迟的项目。2021年，大都会博物馆宣布获得唐骝千和徐心眉价值1.25亿美元的捐赠，次年，墨西哥建筑师弗里达·埃斯科贝多（Frida Escobedo），取代了自2015年以来一直参与该项目的大卫·奇普菲尔德事务所，成为设计新翼的人选。从劳德的捐赠至今，大都会博物馆租下了布劳耶大楼，作为现当代和跨学科展览的临时场所（布劳耶分馆），仅运营四年就宣告关闭；现当代部门也有了新的负责人。

毕加索 ，《穿着衬衣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1913年末，伦纳德·A·劳德收藏

博物馆善于营造永恒的假象，但事实上，它们总是在不断变化。看似历史悠久的特征可能是相对较新的（50岁以上的纽约人会记得一个没有那些著名台阶的大都会），而今天名字挂在墙上的捐助者，可能有一天成了尘土。以前一代大都会的馆长也不会像霍莱因描述自己的角色：“你不只是一个四处喝香槟的人；你是一个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将社区团结在一起，并展现出对他们的尊重的人……学习、倾听，有时以有意义的方式纠正方向。”

对于大都会博物馆的参观者，无论他们在博物馆中度过多少个小时，他们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即使多次重复参观，他们也只能对馆藏150万件文物中的一小部分稍有了解。在机构层面上，要理解大都会在任何时候所从事的一切（以及其后果）是一项无望的任务。但把这些努力视为时间胶囊，在未来将其打开，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在。

乔瓦尼·巴蒂斯塔·蒂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的《马略的凯旋》(1729)在大都会博物馆最近翻新的欧洲展厅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注：本文原载于《阿波罗杂志》3月号，原标题为“大都会博物馆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