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产业大变局？中国如何继续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

如今正处于科技巨变、新老经济交替的时代拐点，颠覆传统产业的“尖尖角”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换言之，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产业大革命的前夜，十年后一切都将面目全非。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这都将带来国内产业的变革。

站在这样的时点上，我们要如何才能穿透当下的纷纷扰扰，看透产业大变局的底层逻辑和发展趋势？

3月31日下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由福卡智库、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侨商联合会、上海江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2024产业大变局”，对上述时代性命题进行了深度剖析。

本次论坛由第一财经著名主持人刘晔主持。

论坛伊始，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胡洁致辞，并就宣怀大讲堂做了首场发布。

胡洁院长就创新研究院发展状况、研究内容、解决方案等作了简要介绍。在产业大变革之际，因为要经历一次因图强而生，宣怀大讲堂应运而生。宣怀大讲堂的落脚点不仅是智库，是全球的解决方案，还要聚天下英才而共创之，这也是全球创新研究院的宗旨，希望大家能够在全球创新研究院这个大平台上携手共进，共创美好的未来。 

福卡智库所长、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和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胡洁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廖明涛致辞。

廖明涛律师指出，目前国际局势动荡、国民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悲观与乐观情绪萦绕心头，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企业前行的路在何方？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国家在市场化和国际化做得到位，但法治化仍略有欠缺。法律合规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汇业律所这几年完成了很多的合规项目，致力于在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路上做好法律的护航。 

福卡智库副所长孙晓莉和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高级合伙人吴冬律师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市侨商联合会副会长王军良致辞。

王军良会长表示，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开启，科技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基因编辑、神经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清洁、健康、智能的未来。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上海市侨商联合会的使命更加明确，即：成为连接传统和创新、东方和西方的桥梁，积极拥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勇于创新，勇于创思，推动侨商企业的发展，为上海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海口经济学院等多个地方高校特聘教授温铁军，和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分别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部分主题演讲的精选内容。

温铁军

怎么看现在的形势？这种状况什么时候会见底？如果我们不善于把今天所处的局面和历史演变的过程联系起来分析的话，就很难说清楚我们现在到底是身在何处。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从哪来，才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

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爆发新经济危机，而当时全国范围内铁公基建设正盛，于是西方危机爆发以后的资本流向了中国！大家以为是2001年加入了WTO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没有人看到因为美国爆发了危机，资本在危机的条件下逃到了中国，跨国公司大量的资本流向了中国。

跨国公司带着跨国公司的产业，导致长三角这一带过去是典型的自主经济的产业结构变成了三来一补。但是与珠三角一带低端的三来一补的差别是，长三角一带因为原来的产业比较完整，跨国公司携带着庞大的资本力量和产业力量进入中国的时候，长三角这一国有资本相对雄厚、产业结构相对完整的地区就变成了三来一补的高端产业。因此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份，我们还是在萧条的阶段，2002年外资大量涌入，2003年中国成为了FDI外商直接投资最高的国家，超过了美国。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大危机一步一步地演变为21世纪的高增长。

然而，什么事情都是有起有落的，同样地会造成生产过剩。当跨国公司主导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崛起，形成了高增长，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跨国公司是干嘛的——买全球，卖全球。是为本国生产吗？当然不是，本国的市场重要，但是对跨国公司来讲世界市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整个工业结构配合着跨国公司输入的产业资本，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资本的集群，我们拥有了最完整的产业门类，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

除了要看到危机的演进过程，我们还要看到下一个调整的方向。我们寄希望于区域整合。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大危机，美国作为单极霸权国家已经重组了世界贸易格局，不可能再有上世纪90年代或者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局面，重组已经完成了。

在面对美西方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我们的底线思维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当我们继续走国际大循环的时候，将会转向全球南方。我们现在考虑的是陆权战略。

我们看到现在实际已经形成了陆上通道，客观上进入了中亚，如果再向南多走一步进入了伊朗，再向西进入了北非，沿北非的东部我们叫做英语区，就是相对来讲稳定一点的英语区。南下，可以到南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亚非大陆桥，带动全球南方，要想富先修路，就是全球70%的人口，60%的资源，50%左右的GDP，一半还在中国。

未来除了国内大循环、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个导向以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导向就是亚非大陆桥，我叫做第三大陆桥，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阶段，以全球南方作为继续维持国际大循环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现在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的战略也包括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如果被人家阻断的话，我们的新的方向只能是全球南方，全球南方的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应该是第三大陆桥，我们叫做亚非大陆桥。 

王德培

国际国内形势前所未有地复杂，用任何正统的理论，西方的、东方的、都无法解释。我的一个学术风格，第一是遵循第一性原则，第二是遵循事物的本质。基于这两条，我就化繁就简，从三个维度来破解和梳理产业大变局的内在基本脉络。

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美国，第二个维度是中国，第三个维度就是科技文明。

为什么说美国？这个维度将对整个产业大变局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三分之一都不止。特朗普这两天放狠话说，如果他上台，百分之百对中国商品加税。目前就美国的这个状况来看，好像是他的胜算大于拜登，这件事情就很烦了。拜登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唱双簧，现在对我们国家的一系列的商品包括电动车进行阻击。他们还提出，不允许中国造的船到美国停靠。

这么弄下去的话，特朗普一上台，会出现很多对我们的产业带来杀伤力的政策。所以我认为，美国是第一个决定世界产业大变化的变量。

第二个就是中国。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特点，已经开始全面地挤兑西方。我们全国现在工业化开始进入到了中等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开始迈入了后工业社会。当一个国家迈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就不是一般的商品了，是工业品了。你看看现在我们的盾构机，原来是进口的，现在开始出口了。最大的盾构机都是中国生产的。最近俄罗斯购买了我们最先进的CGT-400燃气轮机，这个东西只有三个国家可以生产：美国、英国，现在还有中国。在这个CGT-400上，我们今天的技术水平终于和美国、英国比肩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会进一步地超过美西方。

面对中国这样的崛起，美国人很恐惧。今天美国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恐惧实际上主要就是基于中国实力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美国今天在高科技领域依然引领整个人类的发展，无论是IT也好，人工智能也好，甚至是医药、生命科技，所有这些行业，几乎美国都是原创的；我们的话在应用端、在应用的方面我们是会很快，如果方向不搞错的话，中国差不多一两年赶上它，这个速度太快了。

但是美国这样的一种阻碍科技发展的举动，比如说在科技领域内要各种各样的脱钩，不采购中国的东西，不买中国的廉价商品，最后专家算下来差不多要给美国提高5倍的成本，这就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我们还必须从最基本的经济利益以及内在的逻辑来看问题。美国今天为了自身的利益搞脱钩，造成了产业链的混乱和重组，全世界因此出现了大变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引起他们的恐惧？我现在和大家沟通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金融。我认为美国经济的死穴、软肋是内在的，就是美国今天已经来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内在的核心的变量就是，金融越来越变成一个虚拟的、玩概念的、金融衍生化的、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是脱离科创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比WTO以后出现的产业外逃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一个东西，自由市场经济把金融作为核心，金融会必然走到那一条路。

我们不同于美国，我们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过去中国的红利之一是土地红利，现在已经切换为超级大国红利。现在全世界就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我们过去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红利，今天的话我们国家享受这样的红利了，为什么？超级大国，首先是产业上带来先天的优势。

第三个是科技文明。科技文明时代的迭代性、颠覆性变成了一个常态了。我们当下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颠覆时代。

上一轮繁荣时期，科技产品的标志是手机。这个超级繁荣结束了。下一轮的超级繁荣至少十年到来。为什么？广大老百姓的消费必须革命，我们的生产必须革命，我们的交换必须革命，能够带来革命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十年以后人形机器人先到你的家里面帮你做家务，家务是粗浅的、简单的，扫地等。 再接下来，帮助你伺候老人，帮助你带小孩。到了第三代机器人就是和你谈三观，和你聊感情。因为它里面装了大模型。到了第四代，“废掉”了我们的家庭。最终，生命经济意义上的智能人将“废掉”自然人。

本场论坛座无虚席，两位演讲嘉宾的高能分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下全球产业出现格局性变化的根源，以及隐藏在变化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并预判未来发展趋势，为大家把握产业发展形势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