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新书发布研讨会：修昔底德陷阱，从“陷入”到“跨越”

2024年3月22日，全球化智库（CCG）、中信出版集团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共同举办“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发展稳定的大国关系”图书发布研讨会。此次活动特邀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围绕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美国外交政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话题深入探讨交流。近百位各界人士和媒体代表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全程文字实录如下：

环节一：

开幕致辞

苗绿：各位尊贵的嘉宾、艾利森教授、陈董事长、Jacob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全球化智库的图书发布会。今天，我们将会发布一本重磅新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 论中国与世界》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本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本是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修昔底德陷阱”，特别是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和美国关系时，经常被用作这两个国家的描述。在2017年，艾利森教授已经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那本书里已经提出了很多预警和影响。之后，王辉耀博士和格雷厄姆·艾利森博士围绕“修昔底德陷阱”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我们进行了这样一本书的编著。这本书其实是以一种非常容易阅读的方式去给大家去解释，澄清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误解，并探讨中美之间应该如何避免爆发战争。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隆重地给大家推出这个中英文新书的发布。借此机会，我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以及中信出版社董事长陈炜，以及中信集团的副总蒋永军先生，还有Palgrave Macmillan高级编辑Jacob Dreyer，他们的支持对这本新书的出版非常重要。除此以外，我也非常感谢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给大家提出了这么一个绝妙的概念，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是我和王教授多年的朋友，王辉耀博士于2010-2011年期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并工作过，所以，我们实际上和您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对话，包括在达沃斯的会议上和北京CCG总部，在此之前我们也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见到了您本人。艾利森教授还出席过CCG线上线下的多场活动，这也是我们全球领袖对话的一部分。之前我们还邀请了很多著名教授，比如约瑟夫·奈先生等，约瑟夫·奈先生有一本书《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其中英文版本也在CCG发布。今天我们即将发布艾利森教授的新书，非常高兴您的到来，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您加入本次研讨会的发布现场。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中信出版集团和Palgrave Macmillan。下面，首先有请中信出版社集团董事长陈炜致辞！有请！

环节二：

发布致辞

陈炜：尊敬的艾利森教授，王辉耀理事长，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和各位齐聚一堂，为艾利森教授和王辉耀理事长的新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进行全球首发。在这里我谨中信出版集团向两位表示祝贺，也为我们的合作方全球化智库（CCG）表示感谢！近年来，随着中美竞合关系的不断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以及不确定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中美关系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关键议题。“修昔底德陷阱”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公众理解中，中美关系广泛引用的框架，对当下全球秩序的发展与重构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教授作为该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广者，坦率给出了对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通过对中美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深入探讨，艾利森教授透彻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同时，在书中多次呼吁双方正确看待两国的竞合关系，加强各领域、各层次的沟通与交流，以避免战略误判，阻止滑向战争。中美关系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全球的安全、和平与繁荣也有着重大影响。正如艾利森教授在书中所强调，识别陷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只有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公平竞争，增加合作才能促进中美双方协同共进，这无疑为新时代下中美和平发展路线的研究与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与艾利森教授和王辉耀理事长一道，希望借助《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出版让读者们了解到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多样性，让必然竞争之下的合作共赢成为可能，进一步搭建起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迄今为止，中信出版集团已经出版了多部国际关系领域权威学者的作品，这其中自然包括艾利森教授的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以及在全球化智库推动下出版的《亚洲的21世纪》《中国的选择》等，均对促进全球对话及文化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次，《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出版要再次感谢全球化智库的大力支持，感谢王辉耀理事长对此项目的重点关注。

中信出版集团秉持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出版理念，与全球化智库坚持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理念不谋而合。最后，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有益的启发与思考，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领会到艾利森教授的思想与智慧，预祝今天的发布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苗绿：非常感谢陈董事长，也非常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接下来我们邀请另外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知道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是由Palgrave Macmillan来出版的，所以，接下来我邀请Jacob Dreyer，Palgrave Macmillan高级编辑来给大家做发言。

Jacob Dreyer：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英文新书发布研讨会，非常感谢王先生，也非常感谢艾利森教授。今天非常高兴，凭借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不同人士的合作，这样一本书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非常有意思，在此之外还有更多项目对话可以生成。我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非常恰逢其时的，我一直非常关注着艾利森博士对美中关系的评论，他让政策制定者和普通人对现存挑战和未来趋势有了一定了解。我记得2017年左右，这些挑战看起来还不是那么严重，那时候是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我还记得，在奥巴马政府后期，那时候美中关系不完美，但还可以。在我30岁时，特朗普被选举成为总统，中国人说“三十而立”，但我觉得特别可怕，当时我在上海外滩，非常沮丧，不知道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是2017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刚刚出来，我认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但并不完全确定于将会发生什么，之后我们看到美中关系慢慢失去了控制，非常可悲。我想美中关系的最低点应该是在2022年，而不是上一届政府。我从2018年开始观察美中关系，一直没有感受到这么糟糕的状态，“气球事件”之后我就在想，这真的非常疯狂，但这样疯狂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所以，去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美中战争的概念是荒唐的，两国是贸易伙伴，他们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通过《自然》（Nature）杂志看到，美国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比任何其他单一类别的论文都要多，包括仅由中国人提供或仅由美国人或任何其他国籍的人撰写的论文。我认为这种合作非常重要。我认为，很明显也很清楚，就像我们在北京和波士顿的朋友，用英文交流时我们觉得这根本不需要想，但现实的情况是，这几年的合作并不好。现在确实有一些事情，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它们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就变得非常重要，或者说这两个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我希望我们两国的政府能够很清楚这一点。我想艾利森教授肯定非常清楚这一点，就我来讲，我是美国公民，2008年开始到中国工作，美国国父们拥有乐观、探索的精神，正是这样的个人精神让我来到了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还是一片乐观的情绪，但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情绪。我最近重新读了《战争与和平》，其中讲到战争出现了，出现了犯罪、谋杀、抢劫，这是近一个世纪没有出现过的，但犯罪的人没有意识到他在犯罪。我们不需要思考战争是不是有用。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所有这些问题要能够解决，很明显，战争不是答案。我们都理解这一点，然而我们总是会看到这种压力、运动导致不理性的行为，本来人们都是理性的，却导致了不理性的行为。就像任何合作关系一样，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误解，但是发展成今天的纠纷，我觉得是很悲剧性的。就像艾利森在书中谈到的，悲剧肯定是由命运驱动的，不是偶然的，谁知道为什么。悲剧是我们性格中内在的一部分，因此，中美关系现在发展的情况确实是悲剧式的。我不会过多评论中国，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我的责任主要是针对美国。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内部的冲突，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的话，就很难让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有益。美国内部的冲突实际决定了我们很多外部事务。我记得12岁时第一次出国是在巴黎，特别的美丽，我当时是弗吉尼亚小镇来的男孩，觉得巴黎的很多人都很抑郁，在这么美丽的城市生活却不开心。等我回到弗吉尼亚，遇到很多普通人，他们说美国是最好的国家，那是当时美国人的情绪。今天的美国人很难找到这种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弗吉尼亚这个城镇也没有怎么改变，不管怎么样，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我们希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能够改善。同样的，如果中国有强大的自信，中国的文化可以繁荣发展，因为它是深深植根于自己的主体性的，这是我在中国遇到的。在2023年，美中关系有了改进，就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旧金山。那时候我写了几篇文章给《纽约时报》，讲了一下我今天所说的一些内容。很明显，我们必须要美中关系好起来。我最近回了一趟美国，觉得没有人再对中国那么生气，那么愤怒了，然而当谈到巴以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时他们反而非常气愤。命运推动的悲剧是非常可怕的，希望王博士和艾利森博士的工作能让我们避免这种命运，作为美国人，我们不相信命运，相信的是个人，个人要负责，个人应该承担起责任，来确保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命运推着走。非常感谢王博士和艾利森博士，我期待着你们的对话。

苗绿：谢谢Jacob，您刚才讲到了美中之间个人的故事，您说得非常好。我们的合作也是美中之间很好的合作，使得美中下一代、全世界的人能够获得更加和平的生活。接下来有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介绍《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 论中国与世界》一书。

环节三：

图书发布

王辉耀：艾利森教授、中信出版集团的陈董事长、Palgrave Macmillan的Jacob Dreyer先生都是帮助我们这本图书出版的重要合作伙伴，首先我代表全球化智库欢迎艾利森博士、陈董事长、Jacob先生来到CCG，今天也有很多贵宾，有学者，哈佛的校友、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代表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们非常高兴，欢迎大家！这确实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用一些PPT说明一下这本书的情况。首先，《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 论中国与世界》这实际上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重磅图书，而且是在中美充满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甚至充满了危机的时代出版的一本书，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来避免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去年10月9日下午，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两党代表团。当时，中国领导人就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和平相处决定着人类命运和前途。因此，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就非常重要。当时中国领导人特别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广阔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出版得非常及时。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世界很大，我们可以让中美和平共存，不一定非得走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这真是特别好的一本书，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大家一些新的思考，达成新的共识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实际上，艾利森教授在他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它实际上讲的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即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进行管理，可能会导致冲突。在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提出之后，他也警告两国之间有可能会有陷入陷阱的风险。这个观点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大家都在热烈讨论。中国领导人也多次指出，虽然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的误判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陷阱的实现。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地缘政治的变化，中美关系也从原来的贸易战，到当前在更新的科技、芯片领域，以及地缘政治方面都受到了更多的挑战。这本书基于我和艾利森多年的交往、交流、对话写成，也学习了艾利森教授最新的著作。我认为，有必要把艾利森教授的这些思想和建议重新整理，通过我们的对话反映出来。我们如何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到“跨越、回避、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新时代呼唤的一个新的方案。因此，识别修昔底德陷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非常重要的。艾利森教授也讲要避免战略误判、避免滑向战争，这是特别重要的方面。我们今天在这里发布这本书的中英文版非常及时，而且像陈董事长所说，这是本书中英文版的全球首发，艾利森教授亲自来到了全球化智库参与发布会。所以，这本书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我们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有很多的交往，2019年3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曾经来到CCG参加了CCG的圆桌研讨会，那已经是五年以前，时间很快。第二年，我们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面，当时我们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还有中国前副外长傅莹一起讨论中美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合作机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球化智库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那次会议我们就谈到了如何寻找合作点，比如气候变化是不是合作点？去年和今年又连续两年在慕安会举办了边会，格雷厄姆·艾利森作为主题演讲嘉宾在会议上发言。我们都在讨论，中美能不能扩大合作。比如去年我们谈到中美的气候，今年我们谈到中美欧是全球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三个经济体要怎样发挥引领作用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话题。总而言之，有很多话题都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有关。我们也很荣幸，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和格雷厄姆·艾利森先生的交往，我们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举办了两次对话，每场对话时长1-2个小时，讨论的同样也是中美之间如何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大国关系如何解决等议题。我们也很高兴，去年夏天，我们专门去了哈佛，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办公室里与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们认为，中美确实需要合作，需要互相沟通，加大合作的动力。在这本书里我们设计了很多问题，比如对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的竞争，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外交政策，美苏关系/美俄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半岛问题，新冠疫情，未来的科技，从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各个方面如何来避免战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对话是非常坦诚、直率和具有建设性。图书里给了很多建议，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我受到非常多启发的。

我大概说一下这本图书的章节。感谢中信出版社和Palgrave Macmillan，Palgrave Macmillan也是全球知名的出版社。我们第一章提出了“再论修昔底德陷阱”，从格雷厄姆·艾利森1997年的书出版以后，现在再来看。第二章介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世界的发展，实力的对比等等，都做了探讨。所以，我们如何找到全球化的未来，找到中美两国注定是要共存的，不是注定要一战而是注定要共存，谈到这个观点。

第三章我们谈到“中美真的注定要有一战吗？”这个战争的风险实际是存在的，但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都不想要战争，这如何跨越。第四章谈的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了历史的参考，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我们要探索，总结各种经验。结论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超越它。书中还有很多细节，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从修昔底德陷阱看如何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指导我们区分近因和结构性原因。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它的危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对于21世纪有什么意义？中国“崛起”了吗？中国的减贫，全球瞩目，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你如何描述美中关系的整体结构性发展？冷战以来，美中实力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的“崛起”哪些影响到美国等等，经济竞争是个话题，美国相对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变化是什么？还有金融竞争，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美元主导地位，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亚洲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还有技术的竞争，军事的竞争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是不是一定要有技术战、金融战，我们在绿色能源里能做什么。还有外交上的竞争，两国的软实力。前段时间我们出了一本约瑟夫·奈《软实力》的图书。还有我们进入国际秩序的未来，单极秩序结束，多极世界的未来在什么地方？结构、多边主义在什么地方？第三章谈到中美必有一战吗？这是我们经常谈的话题。如果我们不小心，有可能会跌跌撞撞地、梦游般地进入战争。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讨论过好几次，如果中美有战争，这个世界就毁灭了。这个事情万万使不得。中美在哪方面有共同处，在哪方面有不同处？包括世界很不太平，乌克兰战争、巴以冲突等等。所以，通向战争的风险是仍然存在的。战争如何开始，我们如何避免？这本书里都谈到了，导火索在什么地方？台湾地区为什么会是潜在危险因素，经济有没有可能导致热战。

第四章谈到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如何跨越。美中双边关系着手，运用什么样的心态，应用历史学的价值，能不能从基辛格博士那儿学到什么东西。如何重新定义健康的中美关系，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上，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案例可以借鉴，美国有什么案例可以借鉴，美中是不是可以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还写了“后记”，后记里我还提到了，我们应该注意如何避免哪些陷阱，中国历史上有这方面的故事，回顾了过去，也展望了未来。竞争与合作是我们的一个常态，我们如何处理好？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经常提到，苹果和三星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它们在手机上是销售对手，但在很多方面有合作；特斯拉和宁德时代有电动车领域的合作；Netflix和迪士尼既竞争又服务。很有意思，在经济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合作竞争的例子。所以，竞合是未来一个大行其道的内容。中国也有相似的故事，比如《左传》的“晋楚之争”，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不破坏当时的国际体系的同时如何面对共同的挑战。书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就不展开了。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他是非常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我在哈佛大学待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格雷厄姆·艾利森既是创始院长，也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创始主任，非常卓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把艾利森教授请到CCG来，和陈董事长、蒋总编，以及Palgrave Macmillan 高级编辑Jacob一块儿，邀请北京各方面的专家，媒体人士、朋友一起探讨，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艾利森教授。他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同时他也写过一本书叫《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我们知道，这本书在2000年代时提出了很多中美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真正邀请到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他昨天才到，今天上午刚刚适应时差，下午就到CCG来了。在此之前，他也是国防部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里根总统、奥巴马智库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员。因此，不管是在国防部还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都是非常享誉世界的，我们所有人都感谢他的到来，希望能够聆听他的一些想法。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我想特别感谢辉耀、CCG、中信集团和Palgrave Macmillan，因为他们出版了我认为相当出色的一本书。辉耀上周将一本副本寄到了波士顿，寄给了我。我打开来翻了一下，我以前从未完全想清楚过你如何让这本书起作用，但我认为你们成功了，通过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阅读自2017年《注定一战》出版以来我写的所有东西，还有我们的多次对话交流，然后得到简短的、精辟的答案，我认为你在仅仅100多页的篇幅中展现出了一种非常生动的阅读体验。所以我想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有机会看到它的人，我相信你们会觉得很有趣。如果你对一个问题感兴趣，那么在两页或一页半的篇幅中，你会得到一个简短的答案版本。所以我想我会在这里介绍一些想法。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比较了解的一位他的密切同事对我说：“格雷厄姆，你认为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一直在谈论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他说：“因为他得出了结论，即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中，旧形式的大国关系往往导致战争。”这实际上是修昔底德的重要观点。修昔底德是历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如果你们没有读过他的书，应该下载他的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实际上是有史以来第一本历史书，它很重要。它充满了有趣的观点，但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件。正如他所说的，雅典的迅速崛起以及对当时陆地强权的斯巴达的影响，几乎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因此，修昔底德陷阱，用一句话来说，是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严重威胁到取代一个主要的守成大国时发生的危险动态。再次强调，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严重威胁到取代一个主要的守成大国。

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多的不同维度上如此迅速地崛起。你们已经见证了这一奇迹，你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奇迹之中。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贫穷的国家，90%的人口每天仅靠不到两美元生活，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消除了赤贫。购买力平价是衡量国家经济的最佳指标，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不仅超过了美国，而且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过这样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和文化的了不起崛起，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这对一个巨大的守成大国，也就是在二战后基本上建立了国际秩序的美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国际秩序是相当了不起的，它让我们78年没有经历大国战争，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必然是一场修昔底德的竞争，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想法。其次，我欣赏来自斯普林格的美国同事的评论，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那将是一场悲剧、一场灾难，那将是疯狂的。事实上，如果最终爆发全面战争，我们将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担心，因为这座建筑不会存在，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哈佛大学的所有建筑——都不会存在。我们的生活将结束。我们的社会将结束。我认为那完全是疯狂的。但历史上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战争。然而，希腊剧作家所说的悲剧感，并不仅仅是命运，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是修昔底德不同意的地方，这很有趣。

所以正如他在他的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解释的那样，我之所以费心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希望我们能从这里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了解到所犯的错误，以便未来的政治家能够做得更好。嗯，这恰恰是我在《注定一战》一书中的目标。所以在《注定一战》那本书中，我研究了过去500年的历史。我把当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放在历史的画卷上。在过去的500年里，有16次大型崛起大国与巨大执政大国之间的重大竞争。其中12次以战争结束，4次没有战争。所以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说战争不可避免是宿命论和失败主义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继续以往的做法，只能进行常规的外交或常规的国家交往，那么历史也会走向常规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发生，而且这不仅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战，甚至不仅是一场大战，而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观点。

中国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是错误的，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修昔底德同意这一点，我也同意这一点。为了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就必须设想一种新形式的大国关系。他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还是副主席，当时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想法的内容，几乎像是向战略界的人提出了一个挑战，让他们去探讨这个话题。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应对的挑战。

再次感谢辉耀和他在CCG的同事们以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推动这一主张。基辛格是我的前导师，后来我们成为了同事和朋友，我也他在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的合著者。这是一篇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发表于十月份。基辛格在去年以百岁高龄离世。他在去年七月份曾来到这里，并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待，你可能对此有所了解。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非常亲切、热情和友好。对基辛格来说，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生活中的一种成就感。正如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所说的，你不可能在不想到基辛格的情况下去谈论美中关系。大约50年前，基辛格来到这里与周恩来开始了对话，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此建立，这基本上改变了世界。这些关系对我们从那时起见到的世界至关重要，并且我们从中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线索和经验教训。

这是基辛格和我在十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通往人工智能军备控制之路》，或者是通往对人工智能潜在最危险应用的一些限制之路。我会谦虚地说，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文章。虽然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但实际上它是为了鼓励中美两国领导人去年十一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会晤，以及他们关于如何更好地在最重要的领域建立美中合作基础的对话而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从这两个引语中你可以看到，基辛格在悲观和乐观之间来回变换，正如他所说，如果你看最近的事件，这看起来很像修昔底德的陷阱众多案例中的一个。

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太多的错误空间”，而且扰乱（因素）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双方都相信对方代表着战略性的危险。我们正在走向大国对抗之路。”1914年德国和英国之间是如何爆发战争的呢？奥匈帝国的一位大公访问塞尔维亚时，被与塞尔维亚政府有某种联系的青年暗杀了。这个火星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火，基本上烧毁了整个欧洲。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小事情会有如此巨大的后果呢？这个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在纽约的报纸上都没有出现。可能在中国也没有——我没有调查过。但是在五周内，整个欧洲都卷入了战争。所以说战争毫无意义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发生。即使那些真正不想发生战争的各方也可能发现自己陷入战争，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和中国找到一种“在没有全面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共存”的方式就更加重要了。正如他所说，他认为这仍然是可能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任务给你们，如果你们想拓展一下思维。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也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事实上确实如此）。考虑到今天的条件，哪些因素能够更加激励竞争，哪些因素能够更加激励合作？所以我给了你们一个小作业——没有作业的哈佛演讲是不完整的。我建议今天下午回家或今晚，拿起你们的表格，在第一页“竞争的激励因素”下面列出十条要点，如果你做不到，那说明你还没有认真思考。美国和中国将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他们将因为历史上的所有原因而竞争。你应该能够在这里列出来。第二页是关于“合作的激励因素”。

再次强调，我们两国都有理性的领导人。他们在询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会促成合作的因素有哪些？”我要求你们认真思考一下。让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如果我的生存需要我与你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那就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合作激励。如果我面临着真正的生存威胁——“生存”意味着我的国家存在受到威胁，我无法独自面对，必须与你合作——实际上，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相当坚固、严肃的合作激励。如果你沿着这个清单往下想，你就会很快想到，“那核战争呢？”基辛格曾经想过核战争的结局。正如罗纳德·里根教导我们的那样，核战争是无法赢得的——因为最终，你的社会会被摧毁——因此，它绝对不能发生。在气候领域，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圈内的小行星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都进入同一个生物圈。因此，按照之前的轨迹，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居住。这就是生存，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激励。因此，这里有两个提示，你们应该能够理解的。那么到底是哪一方呢？竞争？还是合作？我相信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竞争是绝对迫切的；合作也是绝对迫切的。

因此，挑战在于如何在我们头脑中同时保留这两个看似部分矛盾的想法，并且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现在，为了尝试思考这个问题，正如基辛格和辉耀所建议的那样，这本书不仅有这些内容，这多亏了辉耀，你们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想法。但是这里有几个例子，我们试图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历史和智慧，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我非常喜欢的第一个想法是“竞争性伙伴”的概念，这通常被用来描述宋辽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但没有一方能够击败对方。大约1000年前的澶渊之盟中，他们同意成为“竞争性伙伴”。在某些领域，他们是激烈的对手；在其他领域，他们是亲密的伙伴。那个条约为和平提供了120年的时间。许多人会说，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记录。

第二个想法，你们大多数人比我更熟悉——是有关吴越的故事。这里有两个致命的对手。他们在一艘船上；他们成了囚犯，将被带到监狱。船沉了，他们俩逃脱了。他们爬进一只小船——只有他们两个人。但这只小船太宽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持住两只桨。所以如果只有一个人划船，这只小船会打转。所以，为了到岸上幸存下来，他们必须合作。这是一个相当强有力的合作理由。中国领导人在与舒默和其他人的会议上，给这个想法添加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辉耀已经提到过了，并让他们感到惊讶。实际上，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一个词组。他对他们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什么意思？相信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它。参议员们知道如何解释这个吗？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想法，那是一种复杂性和微妙性的层次，大多数更简单化的美国人很难理解。我们更喜欢黑白分明的东西或“非此即彼”，但我认为，生活更加复杂，所以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最后，你们很熟悉中华文化中“阴阳”这个概念，它指的是论点和反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合成中得到解决，然后引导到下一轮。再次体现了其微妙和复杂的层次。所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目的是开始思考一个观念：如何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我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你可以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中都看到，人们正在努力寻找基辛格所说的“战略概念”。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同时开展竞争和合作的概念。这是基辛格和中国领导人在去年七月份的会晤中讨论过的内容；这也是基辛格一直在努力探索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我认为这是激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挑战将是两国领导人要找到方法，既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概念化，又能够将其运用到他们的政策中。用积极的眼光看，我想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两位理性的领导人可以坐下来长时间私下坦诚地交谈，而不让这些事情公之于众。讨论的事项是最重要的，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将会是灾难性的（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以及可能发生的方式，例如，围绕台湾问题，以及他们将采取的行动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此，我认为在那里所做的事情，不仅为之前处于不断恶化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底线，而且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基础，一个相当稳定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在其上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东西。但同样地，在做这件事情时，我们必须对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情况进行概念化。所以，再次总结，我只想说，辉耀，感谢你和中信以及团队带来的出色产品。我期待着接下来的讨论。

环节四：

CCG对话全球

人们需要思考国际环境中真正存在的风险

王辉耀：大家下午好！各位好！接下来是我们CCG的对话，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展了该系列的100多场对话，对话嘉宾包括全球的领导人和智慧人士，在该系列活动中，我们也邀请过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 论中国与世界》这本书囊括了我和艾利森教授之间对话的全部内容。我还是想再次向线上的观众介绍一下艾利森教授，他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在当时创立这样一个学院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和远见。在美国政府中，他确实承担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职务，包括在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他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是中国的老朋友，来了很多次CCG，和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在过去十年，我们的对话从来没有断过，在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达沃斯论坛上我都见过他。艾利森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那本书一下子名声大噪。这本书一再地警告我们，国家如何避免错误的路径，而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些思考在这个对话当中有所收集，因此有了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在想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当中。今天在这本书中英文版本发布的同时，也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也非常感谢Palgrave Macmillan的鼎力相助。

艾利森教授，在您此前的演讲当中有一张幻灯片讲到了“竞合关系”，而且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非常棒。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我们上一次对话时也提到了“核”或者“核武器”，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对待，一旦发生热战的话，没有美国了，没有中国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在此之前有古巴的导弹危机，与此相当的也就是那样一次威胁了，也就是说会造成旗鼓相当的、双方可能会濒临一战的时刻。我们考虑到当代的两国关系时，很多人都会说，讲到修昔底德陷阱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其他可能会出现的结局。

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现存这种战争的风险，我们知道，加沙现在也是水深火热。我想问问，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在哪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离它有多近，因为现在全球的情况，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这样的陷阱？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非常感谢王博士。我认识很多的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对历史是欣赏的。我们说美国人生活在“失忆症”中，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发生在我这个时代，那就是没有发生过。要是谈到战争，他们会说“哦，战争已经过时了。”欧洲人不相信会发生战争，而突然之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像你在慕尼黑所看到的，大家都惊醒了，“哦天呐，真的有战争了，有飞机，有坦克，有杀戮！”当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学生讲大国战争，他们说这不会发生的，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发生过，或者他们会说：在我的父母一生当中没有发生过。但这意味着它有不会发生吗？不是。还有使用核武器：“哦，这是过时的事情，这是禁止的，不让用核武器的。”但是禁止的就没有被打破过吗？所以，很难让人们认真地思考，一个真正地在国际安全环境中存在的风险。

那什么是真正的，严重的威胁呢？当普京讲对乌克兰采用核打击时，就是他入侵乌克兰出现停顿时，美国的情报界认为，这个使用的机率是50%对50%。我再说一遍，有50%的情况下，普京会进行核打击。中国的情报界我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也考虑过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中美进行合作时，中国领导人发出了公开警告，说我们反对任何威胁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在他公开讲这个话之前，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11月来到了中国，他给普京打了电话，因为他和普京关系比较近，他说我想过这个问题，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我们也不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和美国进行合作。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会和普京讲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表明深思熟虑的领导者认真地考虑了事情会一连串地发展，最后导致战争甚至是大国战争。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竞选过程中，因此他见中国领导人对他的竞选没有任何的好处。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里谈了一下他们看中的问题，这包括战争，伊朗、人工智能、气候，总体的双边关系，我不知道他们总体的话题，不知道双方说了什么。但我认为这特别好，两国要发展认真的关系就必须要有私下坦诚地、安全地对话，从领导人开始。我们看一下旧金山会面之后发生了什么？你就可以稍微推断一下他们的对话。我们经历了台湾选举动荡的时期，台湾选了一个新的地区领导人，想要宣布台湾独立。但我看了一下中国政府的行动和美国政府的行动，他们都非常克制，特别克制。我往往会进行解读，解读这两位领导者会认真地思考这个关系，战争的事情，我实际上特别担心出现误判、误解，有第三方的挑衅，最后把人们拽到他不想去的地方。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面很好的原因，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系列双方各个机构的会面。所以，我对现在的局势更加乐观了。

王辉耀：您有很好的远见，同时回答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中美两国领导人相互对话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合作达成共识。刚才您列清单时已经谈到了，那个清单非常好，让我们思考有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激励合作。就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我们是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不可分的。

中美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相杀等于自杀

王辉耀：我现在想的是，目前的全球秩序没有共同目标或者共同利益将各方连接在一起进行对话。比如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连续两次谈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然后就是疫情，疫情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有合作。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战争，AI等等，我们如何可以更好地进行合作，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国际机制，多边体系或者多极世界，但是没有多极体系来支持多极世界，为了创造更多合作的激励因素，我们应该怎么做？特别是美中两国，加上欧盟，正像我们在慕尼黑所说的，中美欧作为三大经济体、三大政治影响力应该如何做出榜样，进行合作。我们就暂且不讲差异了，就说应该如何合作？您是如何看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我同意，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给大家提出了竞争的因素和合作的因素，我认为，要从我们的利益开始。当我对利益进行等级排序时，每个国家的领导者的核心利益就是保证每个国家的生存，我的生存取决于你的生存，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用一个类比，在美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他们是两个人，比如我们有共同的肠胃系统，但是两个头，两个脑子，但我们是连体的。如果是这样，不管我的行为让你觉得有多挫败，不管我的行为让你觉得有多危险。不管我是不是该被掐死，但你想一下，如果我掐死他的话，可能一时间觉得特别有快感，但之后就等于我自杀了。所以，我不能这么做。因此，如果我降低利益等级，首先是不能够有大战，特别是核战争，因为有了核战争，一切都会被摧毁。还有气候，如果让气候变得我们都无法进行生存，我们是不是就得合作？当然，不仅只是这两个国家，但这两个国家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需要进行合作。今天的金融系统也是相互依赖的。2008年当华尔街出现经济危机时，造成了美国的大衰退，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处于即将大萧条的时候，为什么能够避免呢？是因为美中当时进行了合作，共同发出刺激措施。保尔森当时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也是美方主要的行动者，他经常说：中国的行动至少和美国的刺激政策一样重要。当然，大萧条不会导致世界结束，不像核战争一样。但大萧条也是很可怕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因为那次大萧条导致法西斯的出现，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就是疫情，对不起，如果像新冠这样的病毒出现，肯定以后还会出现，它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真实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早发现，比如在新冠里，中国的科学家仅用6天就发表了基因序列，当然这非常必要，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开发疫苗，这就是合作。在看清单时，我们意识到有很多理由让各个国家进行合作。我认为，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中，那就不行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形势的复杂性，找到解决办法，让大家意识到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激烈的竞争，但另一方面要进行深度的合作。

王辉耀：谢谢艾利森教授，您讲得非常好，用了生动的例子，特别是讲到鲍尔森，当他是美国财政部长时，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我们进行了合作，也因为那次危机发展了G20，中国有4万亿刺激政策；亚洲金融危机之初，中国也没有贬值人民币。所以，我们是同舟共济，就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因此必须要进行合作。

AI技术是另一个层面的核力量，中美是这个时代的两大角逐者

王辉耀：基辛格博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和您一起合写的，这是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相关文件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论文，而且在他们的对话当中也提到了AI上的合作。我想说的是，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尤其对两国政府来说，应该提醒他们什么或注意什么？之前您讲到了基辛格博士，我们知道，他已经过世了，但其实不管是您还是其他有识之士，他们对中美关系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像基辛格博士一样。之前基辛格博士在那篇文章当中讲到了AI对于未来战略的重要性。现在这些话题也在不断地得到提出。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见，两国之间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注意？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正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之前是基辛格博士的学生，可能在座各位出生之前，我是他的学生，那是很久很久之前了。大概是在1965年。（很多年后）他渡过了自己100岁的生日，他们都是长期在哈佛大学做出教育方面贡献的人物，他是进行继续教育、持续教育的人物。因此，我对此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而且我也一直是和他进行合作，在非常艰难的时刻，我和他都是站在一起并进行合作的。之前我们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后来又是同事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一直非常关注AI这样的主题。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它对社会的挑战和此前我们遇到新的东西是一样的。此前，这个问题年轻人更感兴趣，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更大。他在95岁时就对这个已经非常感兴趣了。所以，可以思考的问题特别多。在此之前，可能有特别多的话题是可以去思考的。后来了解了一些Google上的内容或Twitter上的内容时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深入地了解了这些技术或高科技的东西，他逐渐地认为，可能AI在未来的应用会导致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不是所有，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它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因此，我们在这其中会有很多的隐忧，他就提出了，一方面试图说这不可能，AI技术发展速度之下，我们知道中国也有AI领域的领袖，相信大家看了很多美国的故事，他们不断地演进AI技术的生成，有些工作就没有了，被代替了。就像另外一个层面的核力量，就是核力量最开始出现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会出现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会不会出现核战争等等，与此同时不断有类似的问题涌现出来，大家会进行战略性的想象，国家之间关系的这种思考。在过去70年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出现任何的核战争，这是非常惊奇的。当然，这个趋势并不是一定会固定下去，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希望不要出现大国的这种战争。在这个故事当中，至少可以反映出，过去的这些挑战我们是如何应对的，以及路径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对AI是非常感兴趣的，他和基辛格博士也是在多个场合之下提及AI。这样的对话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显而易见，这两位领导人是非常严肃对待AI的话题。中国政府需要确保的是，在发展AI的过程中不要出现对于中国灾难性的后果发生，美国政府同样也希望想要避免这样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在他们国家。所以，你做的什么，我做的什么，大家各自做的什么，在AI时代可能是互通有无的。

在核时代，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在互相地角逐，大家非常支持的一点是，不要出现核战争。至少在那个范式之下，我们至少可以限制几个有核的国家。现在有两个AI的超级大国，之前是几个有限的，有核的大国。现在AI上是两个大国，包括大语言模型，自然语言模型，它们不断地生成下去，可能会出现难以预计的灾难性后果。这个话题，我希望能在对话当中不断提及和深入，我们现在已经在提及了。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在学术界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今天上午，这样的话题在新闻当中不断地被提及，不断地被刷到。像核武器就可以类比到现在的时代当中，就是AI时代，我们发现中美是这个时代两大角逐者，可能到了一定结局时，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互相看到，而且大家都能够明确对方的意见是怎么回事，至少我希望未来随着时间推移能看到我想看到的结果。

王辉耀：确实充满了远见。此前，基辛格博士也提到了AI的想法，他讲到了中美两大首领讲到的这个问题，如何规避风险，这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中美双方应该竭力地让AI的负面影响得到规避。非常感谢！我们也希望基辛格的精神，您能够传承下去。我知道，您是他的精神支持者、推动者，同时也是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贡献者。这个对话部分就快结束了。这个对话是关于我们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 论中国与世界》，是CCG与艾利森教授关于中国和世界一系列讨论和相关思考的梳理。

苗绿：非常感谢！这个对话相当得丰富，非常得精彩。现在是现场的问答时间，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内外媒体朋友也参加了今天的发布会，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提问。

环节五：

新闻发布会

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您好艾利森先生，我来自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TikTok海外版被要求退出美国，是不是美国比较担心中国的技术或科技行业？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一话题的处境？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呢？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技术这个领域当中，我认为，我们对抗性可能更多一些。这个关系项下，我们知道，美国出口的半导体或高端的半导体会更多一些，未来在AI领域，对于中国来说，双方之间的对抗性会更强。中美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加激烈的竞争，或者比其他领域更加有竞争性，或者竞争的角逐会更多一些。绿色技术或电动汽车领域当中，这比较有意思，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产业政策，还有创新或公司的运营。中国拥有几乎所有干净的，洁净的，绿色的技术。在这本书当中我也提到了一些，美国绿色的未来会非常得稀有。中国在绿色技术上投入了很多，包括太阳能电池，中国也是电动汽车领域特别大的投资者。中国去年太阳能的安装量比美国过去25年的安装量都要高，中国去年所做的，在可再生技术方面的成就非常大，能够帮助实现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也许（中国）2025年就可以实现碳达峰了。这对世界来讲是非常好的，中国的太阳能板比其他国家便宜70%，也就是说在全球使用得越多，就能够生产更多没有温室气体的能源，那么对于生物圈来讲就更好。

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家公司，比如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或德国一家汽车公司。比亚迪想要销售他的电动车到美国或欧洲，对不起，你可以买比亚迪入门级的车，在中国不到1万美元就能买到。而美国的电动车是多少钱？大约是2.7万-2.8万美元。所以，当中国大规模地生产制造品时，作为生态系统来说，中国是具有主导性的，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对其他国家公司、工会的影响，就会导致很多对中国的抵制。所以，在很多领域都有这种取舍。我认为，在未来，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有很多的讨论。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芯片之战》，还会再出现一本书《绿色之战》《技术之战》《电动车之战》，就是讲竞争的。你可以说：那我们绕过它。绕不过，肯定是会有斗争的。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即使是竞争对手，我们也是合作伙伴，相互依赖。这是我认为未来的走向。谢谢！

凤凰卫视：艾利森教授您好，我来自凤凰卫视。不久前美国大使谈到了，中美关系是思想之战，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也谈到这个意识形态，中美之战是美国的幻想，你认为，特朗普再次上台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我先回答容易回答的问题。思想之战，意识形态的冲突或制度的冲突是非常复杂的，往往会被人们过度简化，拜登总统会称之为“民主和独裁的战争”，我认为，这也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最终思想之战的风险是如何组织和治理社会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治理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需要一个党领导的这种威权体制，也就是说党是领导先锋，他们发挥关键的作用来领导社会，以创造出足够多的秩序，才能使社会取得成功。这个故事现在展开，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快速增长的故事，特别是在过去20年、30年就是这样，没人可以否认。

美国的故事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特别强调秩序，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都是特别强调秩序，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美国的社会是基于另外不同的思想，将个人的自由放在核心。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所有人生而获得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不论在印度、非洲、台湾地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在推动宣传这些思想。虽然他们在自己本国实现这些思想都挺难的。我认为，事实上，这里是有相互竞争思想的。

我的建议是，只要美国和中国和平竞争，在一个共存的世界中和平竞争，双方各自展示哪个模式可以更好地治理社会，来产生人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合理的做法。考虑到21世纪的复杂性，以及虚拟信息过载，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体，这样的社会是不是能够保持统一，还是变得特别分裂，或者继续维持它的功能运转是我国政府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体系是不是会受害于传统专政的弱点，变得更加控制性强，更加不安全，更加谨慎。因此，更加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建议是，让实验展示出来，10年以后，15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结果，也许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治理社会，也许50年之后，大家又说我们应该用那种方式来治理。对不起，这个回答不那么简洁。

关于特朗普，这也是个很大的话题。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很难相信，特朗普会是共和党2024年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想到，在达沃斯和慕尼黑（大家）说，特朗普重新崛起，就像房间里的大象。真的会是这样吗？美国会是这样吗？我就跟他们说是的，特朗普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如果他重新上台，这个关系将是非常困难的关系。他第一次当总统时已经看到了当时的紧张关系，在他第一次当总统时，这个总统还不知道这个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在政府里，有很多人是来自于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领域的，特朗普对这种人就觉得特别有挫败感，因为他想要一些事情发生，但特朗普没有搞清楚他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一次他会请的副手将是更加忠诚的，更愿意执行他的命令的。如果修昔底德在看，我认为，他会说：请大家不要走开，要继续关注。

北京新闻记者提问：谢谢艾利森教授，我是来自北京新闻的。我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大选的。你预计中美关系在2024年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往往在大选年时非常脆弱。刚刚您和我们分享了您的观点，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会发生什么？如果拜登总统再次当选会发生什么？会有更多积极的对华政策吗？因为他已经上任四年了。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问题问得非常好，谢谢。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想要说抱歉，你们将看到接下来一年要发生什么。美国进入了“愚蠢季”，在政治对话中，已经看到这类言论非常得极端，政客嘴里的话和事实基本上没有一点关系的。但很遗憾，这两个候选人都会这么说。就2024年的大选，有一点大家都认同的，肯定会狠批中国，你们会听到很多可怕的批评中国的话，两个候选人都会说。还有参议院、众议院的候选人也会猛烈抨击中国，会说很多中国的坏话，因为大家在一起竞争，看看谁对中国最狠。我就和中国的同事说，包括政府里的，也包括外面的，特别是媒体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记住，美国人很怪的，美国大选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美国人有橄榄球。橄榄球队里两个人很熟，但他们是不同队的，所以两个人在场上简直是生死之战，打完架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去一起喝啤酒。哈佛大学的中国人说，那简单太疯狂了，前一分钟还打得那么狠，后一分钟就开始拥抱。我就说正常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但美国人会这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所以，我认为，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两党的候选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互相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也就是对对方进行很难听的指责，可能会指责什么什么，又说另外一些很合理的话，对方也是这样。包括对于中国或中国领导人的语言就会不断地出现，他们会就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等这些东西拿去来指责对方，说自己非常得合理等等。因此，我们将会届时看到这种情况。

关于第二个问题，回到之前我所说的要点。在旧金山会议上，中国政府把它叫做旧金山精神。我认为旧金山精神是中国所说的，这有非常好的愿景，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拜登如果重新就任，可能是比较好的态势，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螺旋性的。在他就任一半任期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这是2022年。然后出现了“气球事件”，但后来又恢复了，王毅和布林肯对话之后又有旧金山对话，对话进行了恢复。我认为，后续会进行一系列严肃的对话不仅仅是要打造大家能走上去的一条路，同时也要夯实这条路的基础，才能够走到未来。在未来，我们肯定会有很多“卡脖子”的竞争，同时也会进入到伙伴关系和互相合作的卡点。因此，政府也在纠结，如何将这种合作明确化。中国和美国政府都会竭尽全力并且非常矛盾；同时，中国的社会和美国的社会届时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圈层当中也都会去推动。这都是会同时发生的，一开始可能会出现糟糕的，非常忙乱的局面。毫无疑问，如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因为我们都不想自杀，都想活下去的话，就必须要共存下去。

苗绿：我知道有很多还没有提的问题，但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邀请媒体给出最后一个问题。

凤凰新闻记者提问：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凤凰新闻的。在今年，我非常感兴趣，之前您说气候方面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缔造，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这些精英们，尤其是在气候上，特朗普总统即使在面对非常严肃的数字时都拒绝承认或拒绝合作的，未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非常感谢提出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社会还是媒体这个角度，对话都非常重要，气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今天大多数人认为，气候是非常严峻的威胁，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采取了必要的应对之策或行动来遏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肯尼迪总统当时可能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就是你同不同意都是个事实的问题，我们要规避可能产生的结果。同样，气候也是，你正不正视它都是存在的问题，我们要避免产生危机。就是说在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双方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举动就可能会让这个举动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威胁。中国已经非常严肃地不断推动自己科技的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同时不会去伤害。

这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替代的方式，也就是可再生能源。在这个领域，我认为，大众/民众已经意识到，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有更多智能和资源的部署。就像我之前频繁说过的一样，中国对于人类是个推进的作用，它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而且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可以让全球都能够承受得起，不会有太大的代价付出。技术的严格和演进，可以帮助我们大家遏制温室气体不可遏制的排放。拜登总统实际也领略到了这一点，在旧金山会议上也讲到通胀削减法案，也提出了温室气体非常有野心的一些目标，那就是希望能部署一些相应的技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面。和之前所提到的一样，比较坏的一面是，中国也想推动自己科技的发展，就好像美国一样，让自己去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所开发的疫苗、医疗品等，都是受惠于人类的。我的妻子就得益于这些药品的开发，得到了身体的恢复。所以，技术的开发应该为人类的权益而开发的。我们希望能够让那些分布式的结果，尤其是坏的结果能得到一定的遏制。通过这种技术的发展，人类福祉的弥合去完成这样的结果。我认为，这是迫在眉睫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竞争方面是要有一定的克制性，要有一定的限制性，要有一定的平衡性，因为我们的领导们也面临着权衡利弊的挑战，不管是拜登还是中国政府，都是一样的。谢谢！

苗绿：非常感谢艾利森教授。在此时此刻，我们有了您这个新书的发布非常得高兴，非常得兴奋。刚才您也讲到了竞合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提到了，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我们对这样的合作应该是更长的清单，而不是短的清单，不只是10个问题。这个发布会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个活动肯定是由未来所驱动的会议，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王博士，非常感谢CCG的团队，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媒体的朋友们，包括中信、Palgrave Macmillan，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

（本文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发展稳定的大国关系”图书发布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