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林保淳：台湾与武侠

3月20日，林保淳教授来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主讲题为《台湾与武侠》的学术讲座。作为与谈人，复旦大学的李楠教授、陈特老师共同探讨了台湾武侠小说。讲座由上海大学的石娟教授主持。以下是讲座内容整理，经各位发言者审定。

林保淳

石娟：多年前，林先生即以武侠文学研究蜚声两岸。在研究中，他非常关注一手文献，到各地采访当事人，注重田野调查，考辨源流。2005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即出版了他与台湾名笔、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先生合著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问世后一书难求，现在市面上售价已至书价十倍不止。此外，林先生还有《解构金庸》《侠客行》《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武侠小说概论》等武侠研究论著，不仅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开设武侠小说课程的第一人，而且创立“通俗文学研究室”，并与龚鹏程先生创立台湾中华武侠文学会，联络大陆武林同道，参与两岸各类武侠文学奖评选，举办武侠研讨会、掌门人大会，亦曾担任台湾中华武侠文学会会长。

但林先生的学术贡献非止于武侠之内。在明清思想、明清小说、民俗学、通俗文学等研究方面，林保淳先生亦多有成就，代表性论著如《经世思想与文学经世》《民俗与文学》《古典小说中的类型人物》《唐人小说新读》《创意与非创意表达》，等等。在金庸的笔下，左右互搏术是周伯通的独门秘籍，林保淳先生亦得此真传。学术研究之外，林先生还是中国台湾地区主流大报《中国时报》的一支健笔，经常发表时评文章，行文缜密，文采斐然。

江湖世界中，大侠出场，总是携风带雨，马鸣风萧。我无马，今天亦无风，且以我这唠叨的敬意，引保淳先生闪亮登场，并向各位将他的武林秘笈，一一道来。

林保淳：自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三代经略台湾以来，各种载籍中已见“侠叙事”的身影；清康熙年间，闽、粤移民为求自保便组团习武，传承了部分中国武术，武馆大兴；日据时代，日本武士的相关传奇在台湾地区开始流行；民国时期，大陆武侠小说、电影颇受台湾民众的喜爱。国共内战，部分文人随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未久，港台二地成为武侠小说新的重镇，延续了“旧派武侠”的传承，开启了“新派武侠”崭新的一页。1949年是台湾武侠发展的关键一年，武术与武侠小说风靡一时、盛况空前。1960年，当局拟订“暴雨专案”，延续原有的禁止大陆武侠作品在台出版的政策，又扩而广之，特别针对以金庸、梁羽生为首的香港武侠小说，由此台湾武侠小说反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80年，金庸小说解禁，远景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风行一时，“金学”研究也获得了发展契机。武侠小说在此推动下取得了“文学身份证”，正式从众所不屑的“小道”迈进了文学的殿堂，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激增，更是有力地拓展了读者群众，真正成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作品。但是，也正因金庸武侠的卓越成就，使得其余武侠作家相形见绌，台湾武侠小说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空窗期”，至今仍未有起色。而内地自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港台武侠作品，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投入创作行列，推陈出新，武侠重镇重新由港台迁转回内地。

研究台湾武侠小说，必须以小说文本为核心，但是，台湾发展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教育，也都必须加以探究，才能真正掌握其中关窍。从历史来说，台湾的开发，至少应从明郑时期开始，清代时期，台湾仍旧是被目为草莱未辟的蛮荒之地，夏敬渠《野叟曝言》笔下的台湾，将原住民形容成“半人半熊”的怪物，还有可怕的“夜叉”横行，纯粹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君临台湾的，可见其偏颇。如果未能知晓台湾的历史脉络，则武术的源流、侠客的行事，就无从了解，更无由知晓台湾武侠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旧派武侠小说、电影的流传、日据时代日本武士道的引进、1949年外省武侠作家的创作心态，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必须要有概括的理解的。从更远的历史远光来说，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关系甚是密切，更使我们不能忽略整个武侠小说的传承与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来说，从日据时代禁制汉文、国民政府禁止旧派武侠的《出版法》、《暴雨项目》、台湾“解严”等，都在影响武侠小说的具体内容之呈现。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作家与出版家、读者的互动，广播、漫画、影视乃至电玩的兴起，也都是可以清晰见到台湾武侠从兴起到衰微的陈迹。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台湾读者的消费能力、消费方法以及消费类型，也都直接推促或削弱了武侠小说的进程。台湾读者的教育程度，从日据时代以来，文盲从98%到20%的进展，决定了武侠小说读者的多寡，教育内容延续传统儒家思想，如对忠义、爱国、节操的肯定，不但影响到读者，也等如约限了作者的写作策略及内容呈现。

除此之外，港台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重镇，但香港与台湾，毕竟有体制的不同，故其小说的表现多少也有些歧异。不过，由于文化上的相通，事实上彼此影响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以出版于香港的《武侠世界》来说，也是台湾作家武侠小说发表的重要园地；香港武侠电影，更不少是从台湾武侠小说改编的，《如来神掌》《仙鹤神针》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电影《新仙鹤神针》改编自台湾武侠作家卧龙生的同名作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东南亚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管道，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都有台湾武侠作品流传；甚至在韩国，卧龙生的武侠小说更是催生韩国“韩式中国武侠小说”的津梁，这些也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除此以外，台湾武侠小说在其它地区的传播情况也值得关注。

从作家、内容、思想等角度，我总结了台湾武侠小说几个比较明显的特色：

（1）早期作家几乎都是大陆来台人士，以“去国怀乡”的心态撰写武侠小说，“远望当归”，聊寄乡愁，不厌其详描写大陆山水、名胜（其实多数没去过，都是从古籍中读来的想象中的京华），只有少数如秦红、田歌等“本土”作家。

（2）台湾武侠几乎清一色是男性作家，1980年以后才陆续出现如荻宜、祁钰等女性作家。

（3）因政治忌讳，内容多取“江湖争霸”的模式，少见“历史武侠”模式，格局偏小，且常发生历史错误。唯郎红浣、成铁吾特别钟爱清宫历史武侠。

（4）接受传统思想，坚持儒家忠义观念，除了云中岳外，少见对历史专制帝王的批判。对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天理教等皆视为叛逆，笔下绝不容情。

（5）对民族主义非常坚持，“大中国主义”思想深浓，“大中原文化主义”也是一样，对边远民族常有偏见。

（6）“大男人主义”非常明显，女性角色常只是男性角色的附庸，强调其贞洁，对有野心的女子，更是排斥，唯司马翎能偶尔有所超越。

对谈环节，复旦大学李楠教授与林保淳教授就台湾武侠小说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李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武侠小说被查禁，这是否因金庸身份属于左派作家所致？

林保淳：金庸本身的左派立场确实是被禁书的主要原因，之后逐渐解禁是因为金庸对台湾的批评渐少，就慢慢放松了对他的禁令。再者当时金庸武侠小说于地下流传甚广、拥护者众，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流行趋势。因此蒋经国接见金庸，就是其解禁的最重要象征，所以说金庸武侠小说其实是必然解禁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李楠：香港的武侠小说作家，如金庸、梁羽生，他们在构筑武侠世界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建构“大中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否与当时港英政府“去中国化”的政策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

林保淳：金庸先生和梁羽生先生对于中原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与香港广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存在着明显差异。广派作家的创作视域通常局限于广东地区，极力强调广东的英雄、传说、文化和语言。而金庸先生和梁羽生先生的视域则覆盖了整个中国，实则是与香港广派文化做了一定程度的割裂，因此他们的武侠作品具有相当分量的民族特色。

李楠：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武侠小说反而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这是否与文化复兴政策有关？

林保淳：我认为二者间的联系很少。您所提及的实际上是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关注教育方面，着重对教材内容的调整，增加了不少中国文化经典，如《论语》《孟子》等篇目。而武侠小说向来不被归列入教育的范畴中，因此当时这一运动对武侠小说的影响较小，孩子们仍然被禁止阅读武侠小说，只是会鼓励拍摄有关于荆轲、花木兰的历史剧、电影。

李楠：讲座中您有提到有关于漫画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民国时期一些著名漫画家的后代，在各方支持下举办展览，并重新出版了祖辈的漫画作品，这也引发学界关注与研究，诸多相关著作与学术研讨会也得以展开。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欣慰的，这对于学术、对于漫画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毕竟漫画也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代。

林保淳：我也曾亲身经历过台湾漫画辉煌的那个时代，也因此对于当时“编译馆”的漫画制度抱有深刻不满，我认为之所以台湾地区的漫画未能像日本、欧美漫画一样发展起来，这个政策要负最大责任。此政策对日本漫画宽容待之的同时，却对台湾地区漫画十分严苛，这导致许多漫画家难以借此谋生，纷纷转行；而更有部分漫画家直接把日本漫画拿过来，翻译成中文出版，我认为这是台湾地区漫画的一大浩劫。目前为止，两岸在漫画上取得的成就都不算突出，学者应该反思并深入研究其中原因，因为在图像胜过文字的未来，漫画会是武侠题材重要的媒介。

陈特：何为“通俗”，首先表现为作品的读者群体庞大，深受大众欢迎，这一现象源于其背后市场的存在，作者创作时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喜好。但读者不会一直喜欢同一种文学作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通俗作品一定不可能长久流行，就像金庸、古龙这些所谓新派武侠流行的时候，王度庐、还珠楼主的作品就少有人翻阅了。当通俗作品不再流行之后，就变成了历史维度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而不能只看所谓最好的作品，这也是林老师一以贯之的研究立场，是很有学术生命力的立场，也是阻力很大、很艰难的立场，但一定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否则很多武侠小说的基本信息都会消失。因此，林老师在武侠领域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显露出来，这种贡献的价值更为持久。

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总是因为作品与我们有关。相较而言，时空上距离我们比较远的经典作品，往往在普遍意义上与读者“有关”，而当代文学，往往“直接有关”。这是我们有必要去读此类作品的重要原因。林老师正好生活于台湾武侠小说由盛转衰的阶段，他研究的正是与自己生命关联度最高的东西，即武侠小说。台湾武侠小说的读者势必越来越少，但终归会有人读，到那时我们都已经不在了，未来的读者如果仅仅面对这些作品，很难把握其中的当下性。因此林老师的一系列研究，能够在将来唤起一些人生命中的触动，也会产生生命意义上的长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