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 方死方生

清明节又将到了。近年，凡是到四月五日前后，是为清明节。以农历计算，“冬至百日是清明”。每年从这天开始，老广州的居民，男女老少，拖男带女，都会从四面八方涌向先烈路、黄花岗一带，到银河公墓和俗称“大烟囱”（焚化和存储骨灰的大楼）拜祭先人。这一来，马路上车如流水，络绎不绝。两旁的行人道，又像千军万马，前呼后拥，你来我往。有关部门不得多派些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其实，前往拜祭先人的孝子贤孙，一般比较自觉地遵守秩序，特别是在“大烟囱”的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人们为了找祭桌互相争吵，或者大声叫嚷，大家都听从工作人员按先后次序安排。这固然有赖于民政部门服务人员的努力和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都在怀念自己的祖先，心中充满孝思，脑海里酝酿着对先人在世时的回忆，所以大家总是安静地遵守秩序。在迷蒙的烟香缭绕中，我感悟到“孝以事亲”和“百行孝为先”的优良民族传统在广州继续发扬。这亲情，从古以来，一直温暖着中华大地。

“清明”本来是古代24个节候之一。据《淮南子》云，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这时候，寒风过去，清风徐来，又应准备农耕了。农谚云：“清明一到，农夫走跳。”又传说，在战国时代，晋国的世子重耳被政敌追杀，到了绵竹地区，无以为食，饥饿得很，正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刻，谁知道追随他的介子推，竟找到一块肉，煮给他疗饥。重耳吃饱了才知道，这块肉原来是介子推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来的。不久，重耳斗争获胜，成为晋文公。他想起介子推对他的忠心，就邀他出山当官。但介子推追随重耳，只是意气相投，政治理念相近，并非为了要谋取官职。因此，尽管晋文公多次催促，他就是不肯。晋文公急了，便命手下放火烧山，逼他出仕。可是，即使把山上的草木烧得精光，却始终不见介子推走出来。后来才发现，介子推把自己和老母亲绑在一株柳树上一起烧死了。这一来，晋文公既伤心又懊恨。过了一段时间，那株被烧焦的柳树竟长出了新的枝叶，又复活了。晋文公感动得很，便下令在清明这一天，大家都要祭祀死去的亲人，而在清明的前三天不准生火，只能冷食，以纪念被火烧死的介子推，这三天称为“寒食节”。其实，古人从介子推身虽死去，刚强耿介的名声却被流传；从柳树虽被烧焦，后来又发新枝，感悟到世间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哲理，这是晋文公纪念介子推的举动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正因如此， 汉唐以后，这风俗一直流传了下来。在唐代，“寒食节”确不举火煮食，但在亲友之间，却可以把火炬互相赠送，表示这是以“新火换旧火”的吉利时刻。皇帝甚至把火炬送给王侯大臣，作为隆重的赏赐。杜甫还写诗讽刺过这种行为：“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宫中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有趣的是，在唐代乃至宋明，寒食节成为娱乐的节日，人们可以斗鸡走马，花天酒地，到了清明节那一天，才上坟拜祭先人。人们对生命存在的欢乐，和对逝去生命的哀思，竟奇妙地连接在一起。

到明末清初，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清明有事先茔，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剗清；新茔必以清明日祭，曰应清。”所谓“剗清”，应是指铲除一切杂物的意思，他完全没有提到过有关“寒食”的娱乐活动。不过，老广州人在清明节的前几天，不是没事干了，人们把精力用于制作或购买各种祭祀祖先的物品，例如元宝蜡烛、陌纸和新鲜果品之类。其中又必须有烧肉一项，稍为富裕的人家甚至会购买整头烧猪来祭祀祖先。以烧猪祭祀先人，广州人喻意是希望祖先保佑后辈“红皮赤壮”，身体健康。另外，烧烤过的猪肉，皮是红色，肉是白色，这是喜事与丧事的结合，有着“方死方生”的喻意。据知，在中原地区，清明节扫墓时，也多以烧肉拜祭祖先。这习俗，可以视为我国传统对待生命的哲学观念，在礼仪方面的反映。

不过，在广州地区，清明扫墓，并不限于“清明节”当天。因为，在岭南地区，春夏之交，冷暖空气对流冲撞，每年在清明节前后，天气会突然发生变化。本来是丽日蓝天，顷刻间彤云四合，狂风怒卷，飞沙走石，大雨倾盆。在过去，碰上这种天气，人们便说这是“掘尾龙”回家拜山了。在粤语中，拜山就是扫墓的意思。

掘尾，在粤语是指弄断了尾巴。据传说，在秦代岭南有一姓温的寡妇，在路边捡到一个巨卵，她带了回家，谁知孵化出一条小蛇。温氏饲养了它，后来小蛇逐渐长大，妇与蛇情如母子。有一天，温氏不慎弄断了它的尾巴，蛇便离家而去。后来，这蛇化成为龙。温氏死后，葬在广州附近的悦城。此后，每到清明节前后，这条断了尾巴的龙，必来珠三角一带给温氏扫墓。“风从虎，云从龙”，当“掘尾龙”到来时，自然风雨大作。这传说，在《岭表录异》和《太平寰宇记》中均有记载。显然，传说的背后，包涵着知恩图报，以及连蛇也知道回报养育之恩的意义。但这“掘尾龙”在什么时候会回到悦城祭奠？也不知道它要来临多少次？如果它突然出现，人们又刚好到了城郊扫墓，必然找不到遮风躲雨的地方，岂不是都成了落汤鸡？为了选择良好的天气，广州人拜山扫墓并非一定在清明节当天不可，而是从清明节起到往后的一个月内，都可选择合适的休假时间和天气，前往近郊或“大烟囱”等地祭祀。总之，拜山的日期不必自我作茧；因时制宜，是老广们办事的方式和风格。   

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以前，我国尚未推行火葬，人死后，即以土葬的方式把棺木抬到近郊埋掩。在广州，1949年以前，清明节上坟时，只有男丁才能够参加，女性只能留在家里，准备拜祭祖先的晚餐。因为人们认为，坟地属“阴”，女性也属阴性，阴阴则相尅，男性则属阳，阴阳可以相生。因此，若让女性上坟，阴阳不能匹配，属于不吉利的行为。这习俗，无非是封建时代重男轻女思想的遗留。

我是广州的“老西关”，作为男丁，很小的时候，已经跟随着大人到近郊的祖坟扫墓了。那时，广州还没有公共汽车，市民前往扫墓，一般经由小北或大北两条路线。我家总是从大北方向，走往广州附近的山丘。在祖父的率领下，叔叔伯伯，大大小小，总会有十多人参加。我和年纪相近的小兄弟们，则一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简直把扫墓看成是远足旅行。那时，经过了三元里，便算进入郊区了。在那里，人迹逐渐稀少。我生性好动好奇，便走在叔伯们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东张西望。有一回，正在跑跳间，忽然看见在荒凉的道路上，排列着十多所简陋的小屋，屋外没有门。我觉得奇怪，便走到其中一间的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只见屋子里面，阴阴沉沉，在屋子的中间，则放着一具棺材，棺材的旁边，又放着两三个五颜六色，用纸扎成的人形，看来是用作陪伴死者的僮仆。这些纸人破旧不堪，风过处，纸片飘拂，像是向我招手。正犹豫间，屋子里呼的一声飞出了一只蝙蝠。我害怕得很，赶紧溜开。叔伯们看见我惊慌得“脸青口唇白”，一面责备我不知好歹，容易“撞邪”（粤谚，碰见妖魅则会生病之意），一面告诉我，这种地方叫做“厝”。一般富贵人家，人死后，棺材不会立刻掩埋，而是放在“厝”里停放两三年，等到选到风水宝地才入土安葬。但有些人家，或家道中落，或迁到外地，那么留在厝里的棺材无人照管，躺在棺里的死人真成了孤魂野鬼。我经此一吓，对“厝”既害怕又反感，觉得“死人占生地”，真让人恶心。当然，随着广州市区建设的发展，过去属于三元里地段的近郊远郊，现在已成为闹市的一部分，那些“厝”早就被高楼大厦压下去了。沧海桑田，时代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是必然的。地下深处，埋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和骸骨，反成了考古学家们最感兴趣的去处。所以，用不着怕神怕鬼，该怕的倒是社会上某些恶棍装神弄鬼。

其实，在我居住的康乐园，西区一带，也曾丘坟林立，即使到了“文革”时期，在俗称“西洋菜地”外边凹凹凸凸的山地，我曾见过某处歪着一块残碑，上面刻有“此处埋骨五百具”的字样。在我所住过的西区“夫妇宿舍”，到清明时节，还看到校外的有些人，走到附近的几处坟头，压上“红钱山陌”，焚香祭扫。现在，康乐园西区已是楼房林立，环境优美，有些幽暗的地方，还是年轻人谈情说爱和小孩们“鬼混”的好去处。

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句云：“纵有千门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中原地区，平原一望千里，人们一般把先人埋在土地上。为了易于识别，便把坆墓砌成半球形，确像是一个个从地面上凸起的半个馒头。不过，我在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到广州近郊上坟，举目四望，坟茔都建在丘陵的山岗上，这也是我们把扫墓说成是“拜山”的原因。在山体的斜面上，坟头不规则地排列，但都面朝山下的方向。它们的形状，像是从地面上凹下去的半月形，颇像两边有着扶手的沙发或老式的“公座椅”。左右两边伸出的泥堆，称为“山手”，后边两侧各立小碑，称为“后土”；而像是椅子扶手的前端，也称为“山手”。这“公座椅”式的坟茔，多用泥土堆成，稍有资财的人家，则在“椅”上和坟面上，浇灌了水泥，堆砌着石块，显得比较坚固。在“椅”上的正中央，则嵌入一块长方形的石碑。如果死者是已婚的男姓，碑文一般写着“显考×公××之位”；如果死者是已婚的女性，则写为显妣×（丈夫的姓）门×氏××之位。至于盛着死者遗体的棺木，实际上是死者头部对着墓碑，遗体则纵放在“椅面”三尺泥土之下。当祭祀者向着墓碑叩拜，恰好是隔着泥土，正对着死者头部以及整个遗体致祭。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岭南地区建坟的方式，是因地制宜的做法。因为岭南包括珠江三角洲，市区之外多是丘陵地带，而且风雨频繁，如果坟墓砌成馒头形一个个堆在一起，和高高低低的丘陵根本无法区别。更重要的是，雨水从丘陵上方流下，若暴雨倾盆冲向“半个馒头”，则水土容易流失，“馒头”便不复存在。至于把坆墓做成“公座椅”形，如果山上的积水往下方冲击，它便会通过半圆形的“椅”背顺势而下，坟茔本身的泥土不会受到过度的冲刷，这就不存在消失或者被改变形状的问题。岭南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性格，也体现在坟茔的建造中。

当我们走到祖先的坟边，正想摆开各种祭品，附近的几个村民便拿着锄头围拢过来。这类人，大家都称之为“山狗”。他们不由分说，挥起锄头，反复喊着“红山利是啰！喂，红山利是啰！”就不由分说，要为主人家的坟茔除草培土。这时候，我们的叔伯连忙把他们拦住，说好修理坟茔的要求以及费用。其间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彼此争论不休。等到达成口头协议，“山狗”们便开始挥锄劳动。说来有趣，近代广州的商业意识，也弥漫到荒坟野冢间。这买卖，我们每次在清明节上坟时都会遇见，红包也是要准备奉送的，它成了清明祭祖的惯例，也是附近农民趁在开耕之前，通过劳动取得的一笔额外收入。

坟茔和周边的野草被清理之后，“公座椅”也焕然一新。“山狗”们便锄出些半圆形的土块，置于坟头正中和“后土”、“山手”的上面。锄出的土块，形如仰碗，与复土构成一阴一阳的模样，便于祭祀者把它捧起，然后压着被称为“红钱山白”的陌钱。所谓“红钱山白”，乃是两张不同颜色的陌纸，一张红色，一张白色。白色自然与丧事有关，而红色则寓有吉祥的意味。这一白一红，哀与乐交集，方死方生，也曲折地反映岭南人在思亲的日子里对待生死的态度。

坟茔清理完毕，彼此满意。村民们收取了“红山利是”，说声“承惠”，叔伯们也说“唔该晒”！（粤语等于“谢谢了”）他们便转到别家的坟墓做生意去了。幼年时，我参加过多次“拜山”活动，但从未见过孝子贤孙和“山狗”们争吵打闹，即使做不成买卖，人们一哄而散，祭祀者则自己铲泥除草，不会在祖先坟前为了一点钱出丑弄乖。和气生财，这是岭南人扫墓的一条法则。

“山狗”离开后，叔伯们便领着我们几个小兄弟，在拜桌上摆上甘蔗烧猪之类的祭品，点起蜡烛和有粗有细有长有短的烟条，然后由祖父率先对祖先拜祭。随后，大人们依照辈分逐个鞠躬上香，我们几个小孩子也轮着跪地叩头。这有秩序的祭拜方式从不会改变，大概是古代讲究“昭穆伦序”的孑遗。礼毕，大家便在祖先坟前焚烧纸制的元宝，一时火光烘烘，热气腾腾。这时候，大人们或坐或站，一面嚼咬着甘蔗，分发着烧肉，一面诉说些家族源流，逝者往事。面对荒冢，大人们或戚戚然吸着香烟若有所思，或说些有趣的新闻谈笑风生，孩子们更多是把清明节拜山（上坟）视作旅游。当蜡泪成灰，冥镪熄灭，大伙儿便相率下山。黄昏里，丘陵处处，只留下红白色的陌钱在风中轻轻摇拂，点缀着荒野的苍茫。

记得有一年我们在清明节扫墓，已念初中的堂兄咬完了甘蔗，便诗兴大发，大声诵读传闻是杜牧所写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他念诗时摇头摆尾，颇为得意，叔伯们也竖起拇指表示赞赏。我却不服了，大声说：“念错了，我们小朋友念的不是这样。”大人们觉得奇怪，就让我也念念。我也不客气了，站起来大声读诵：“清明时节雨濛濛，路上行人要出恭。借问屎坑何处是，路人遥指对面沖。”（粤语，“沖”是小河）我把这诗一口气念完，叔伯父哈哈大笑。我正在洋洋自得，谁知爷爷却严肃地指着我说：“好学唔学，学这种打油诗。百鸠厌！”（粤语：“百厌”即讨厌、顽劣。“鸠”等于“屌”，骂人的话。）我吃了一惊，扭头便跑，两位小兄弟也跟着我跑。当跳过几个别家的坟冢，忽然想要尿尿，两位小兄弟也学着我，拉开裤裆，先叫一声：“唔该借歪！”（歪，粤语可读作me，侧边。全句意思是“对不起，请让开”。）这是大人教导我们，如果在郊野要撒尿，一定要先说上这两句话，让附近的神鬼走开，防止那半弧形的抛物线液体无意间射中了他们，否则回家时会遭受报复生病的。我们把尿撒完了，回头一看，大人们已收拾好祭品，我们也就飞跑下山，跟上了大队伍一起回家。后来长大了些，再一想，从把杜牧的诗改为打油诗一事看，发现诗歌押韵的改变可以影响到整首诗的格调，这也引起我在大学求学时对诗词声调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近四十年，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对逝者推行火葬、海葬等多种形式。但把骨灰保留在公墓大楼的做法，依然居多。这也无可厚非。后人在每年的清明节时捧出先人的骨灰盒仔细拂拭，寄托哀思，缅怀逝者，这属于人之常情。至于广州人供奉祖先的祭品，依然必备烧猪与甘蔗。甘蔗切段，拜祭完毕，一家大小，相率把甘蔗吃得干净，取其有始有终的意思，并且祈祝死者佑护生者，在今后的生活中，“一碌蔗咁甜咁掂”（意思是祝愿生活像一段甘蔗那么顺畅和甜润）。这些独特的清明节符号，寄寓着老广州人在哀思中又融合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上文说过，在唐宋明三代，古人把寒食节和清明节连结在一起，在尽情欢乐后祭祀先人。岭南人一般没有出现“寒食节”的纪念方式，但在清明节的整个祭祀方式中，分明保持着哀乐交融方死方生的精神内核。这也是岭南人既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因地制宜和因时因事制宜，作出合情合理地祭祀先人的方式。

逝者既已矣，生者日方长。正视现实，着眼未来。这是既灵活生猛又淡定乐观生活态度的表现。从清明拜山的情态和一些特定的礼仪符号里，我们也可以窥见老广州和珠三角地区人民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