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丨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4年3月24日，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新书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上海市“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社科创新基地联合主办，来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常州三杰纪念馆、上海社会科学馆、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澎湃新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高校、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同学列席旁听。纪念活动旨在回顾吕思勉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卓越成就，传承先生观其会通、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

开幕式上，与会师生共同观看了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的短视频。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孟钟捷因公务出差无法到场，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代为宣读致辞，向出席本次会议的各高校、机构的专家、学者表示了诚挚的感谢，表示举办本次纪念活动，在于回顾我校一级教授、上海社科大师吕思勉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先生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实践等方面的重要贡献，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先生的道德文章。为了纪念吕思勉先生，学校设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创设思勉原创奖，并于2020年将历史学系“历史＋”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命名为“思勉班”。 创设“思勉班”的目的，就是让同学们能浸淫于先生的学风和师风，传承先生的治学之道与家国情怀。希望“思勉班”同学们承继先生的治学精神，追求德性、学业、健康和创造力全面发展，以经世的情怀做贯通的学问，将来能成为具备跨学科素养，既关切现实境况，又思考未来走向的史学工作者、教育实践者和价值引领者，赓续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研究的绵长文脉。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在致辞中回顾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50年代以来为出版吕思勉先生的学术著作所做出的工作和成果，以及和华东师大历史学系长期以来良好的合作关系。自从2015年推出二十六册千万余字的《吕思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关注到吕思勉先生极具学术价值的未刊手稿，于2020年影印出版《宋辽金元明史札录》，弥补了先生宋辽金元和明清两部断代史未能完稿成书的遗憾。本次推出的《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中国古代史札录》四十册，系选取此前从未整理刊刻过的中国古代史手稿札记影印而成，是吕思勉先生撰著中国通史、断代史前期工作的体现，这些札录即为严耕望先生所说“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一种新的撰史体裁”最直观的反映。

常州三杰纪念馆副馆长冯昕的致辞分享了先生故里常州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工作。常州三杰纪念馆同时增挂常州名人故居管理中心牌子，直接承担吕思勉故居的场馆管理、纪念活动、陈展宣传、学术研究等相关工作。为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馆策划开展系列活动，“笔墨书初心 墨香迎新年——吕思勉故居馆藏精品对联展”，召开《吕思勉陈展提升方案》专家论证会，以及“人类的祥瑞”——吕思勉生平临展等活动。冯馆长表示，纪念馆作为社会大众交流思想、共享知识的平台，期待与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院系以学术讲座、会议研讨等形式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弘扬吕思勉先生的学术遗产。

新书发布活动由历史学系党委副书记王应宪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袁筱一、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和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共同为《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新书揭幕。吕健社长代表出版单位向上海社会科学馆、常州三杰纪念馆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赠书，杨翼然老师、冯昕副馆长、袁筱一院长分别代表受赠单位接受赠书。

开幕式上，历史学系第五届“思勉班”开班仪式同期举行。开班仪式由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李晔梦主持。谢国荣、赵崧杰、王燕和葛君四位老师担任第五届“思勉班”导师组，十五位同学入选。第五届“思勉班”导师组组长谢国荣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 “思勉班”同学的四点要求：要有追求上乘学问境界的目标，向大师看齐，向典范学习；要做好学术规划，以学术为志业，不懈怠，持之以恒；要多读书、读好书；要从世界看中国，立足中国研究世界；要以读书笔记养成勤写作的习惯。谢老师期待“思勉班”同学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宽厚的史学基础，养成具备优秀的历史学家的素养。

历史学系第一届“思勉班”班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夏敬淳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分享了在“思勉班”的学习体会：首先是“通识”。“观其会通”是吕思勉先生治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思勉班”学习中，“史海新舟：跨学科讲堂”、历史地理联合考察活动、“精读精研”类课程都贯穿了“通识”理念。其次是“传承”。在日常学习中，需要近距离地向老师学习，积极向老师请益，方能有所提高。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责任”。“思勉班”的学生应当主动承担起传承“思勉人文学术”精神的责任，在学业上勤奋耕耘，志存高远；在生活中严于律己、不断反求诸己。

第五届“思勉班”童杨帅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分享了对“思勉班”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期待。童同学表示加入以吕思勉先生之名冠名的集体，是一种荣幸和荣耀，同时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如果要对“思勉班”的建班精神做一个概括，那么就是“观其会通”四字，这是前辈学者始终遵循、坚持的为学精神和治史轨迹，也和当前我们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以及跨专业人才培养不谋而合。“思勉班”的同学将以实际行动，将这一精神传承下去，“称己任”而达“思勉班”之名与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教授，分别主持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下半场。与会学者围绕吕思勉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风格和史学传承展开交流讨论。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指出吕思勉先生学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当前我们越来越重视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重点为儒家而非法家，吕思勉先生显然代表了儒家的思想。先生在治学上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博大精深的“会通”，即将所有文献涵养于个人思想内自然地流露。与此相对，另一历史学风格，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博大精深地“考据”，两种方法值得今人学习，同时也要注意其局限性。相较于崇仰考据的专深之学，吕思勉先生的“会通”风格有很大启发价值。姚老师认为，从事中国史教学的老师应当通读吕思勉先生的学术著作，在授课时可以借助现代教学技术展示其间的关键材料、指示重要结论，如此则学生不仅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吕思勉先生等史学大师对于历史的体悟和见解。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两千年绵延不绝，是由每个时代的一代之学段段绵延而来，由各个时段的典范人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吕思勉、陈寅恪、钱穆等即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典范人物。其时正值古今中西天翻地覆、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典范人物之所以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在于其具有自主、自立的特质。陈寅恪具有精神上的贵族气，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敢于不合时宜，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钱穆则在中华文化气息奄奄之时不止不休地阐述中华文化的光明和价值，其对文化的重视，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对西化和反传统潮流的反应。相较之下，吕思勉先生更加从容、通达、安定、宽容。吕思勉先生的研究注重历史事实和能说明历史事实的理论，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很早就能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吕思勉先生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注重研究关乎大多数人口衣食住行的社会经济史，并首先将之编入通史中，改变了传统中国历史的写法。吕思勉先生久居南方，且不与要人通信，一生治学如孤灯坚守，但他仍是公认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史的大师，其学术价值不会被岁月磨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从几天前在华师大所作题为“吕思勉史学的当代意义”的讲座说起。虞老师讲到，吕思勉史学对当代社会、当代学术、当代史学以及当代历史教学均有重要意义，尤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未来人类前途非常重要。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都是重要文化现象和文化存在。将吕思勉先生作为巨大文化现象宣传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但仍然有可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例如，吕思勉先生手稿中的大量私稿、日记、来往书信等资料，都是宣传吕思勉文化现象、将其作为文化坐标弘扬的重要材料，既可以让读者更有亲切感，又能让研究者读到更多东西。此外，吕思勉先生的其他手稿也应该抓紧推出，弘扬他作为史学大师的文化形象。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严耀中教授回顾了吕思勉先生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严老师同样提到了吕思勉先生“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特点，虽然常常引用大段史料，但史料后的评论视野很广，极有启发性。比如吕思勉先生认为魏晋之学并非道家之学的观点，对其思想形成影响很深。魏晋之学和理学、经学一样，只是儒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如不能将宋明理学说成新佛学一般，也不能因魏晋之学多引用老庄的观点而认为其属于道家思想。吕思勉先生曾说：儒学分为两派，一派是理论的，一派是务实的；南方的儒学是理论的，北方的儒学是经世的。严老师从中获得启发，认为魏晋时期玄学对儒学的贡献正在于使儒学从“荀子之学”转向“孟子之学”，转折点就在魏晋六朝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周靖老师着重讲述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和上海中学历史教育的关联。周老师讲到，曾由华东师大教育集团牵头、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市所有市级、区级中学历史教育培训基地共同举办一场中学历史教师阅读吕思勉先生著作的读书会，张耕华教授为读书会设计了“绪论：史学和教学的关系”“吕思勉上古思想和教学启示”“如何认识王朝的治理得失”“如何评价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等专题。参加读书会的三十四位中学历史教师，目前获评上海市级特级教师2人、市级正高职称5人、市级四有好老师1人、市基地主持人1名、市考试院命题专家6人，数位老师获得区级教学荣誉，承担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可以说，从吕氏著作中成长起来的老师在教学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有老师在《历史教学问题》发表有关吕思勉著作和中学历史教育的论文。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成为了一门师训课程，成为了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读本，更是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武研究员将吕思勉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为三个字：第一是“博”，吕思勉先生于学无所不窥，不仅博涉经史子集，对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亦有极浓厚的兴趣。他虽以史学名家，但其学问并不限于史学，在经学、文字学、文学、哲学、伦理学、地理学，甚至医学等众多领域，亦各有重要建树，如他写作的医学专书《医籍知津》，即被奉为经典，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史学以中国史为依归，却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的史事亦做过不少札录，现存尚有“世界史前史”、“世界史札录”等。博代表学问的宽度，没有宽度，也不可能有深度，先生之学为人所不及，正在于他是建立在广博之上的。所以，谭其骧先生说：“近世承学之士，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第二个字是“通”。吕先生治史以“观其会通”为旨趣，他先后完成的两部通古今之变的中国通史，以及从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四部断代史，即是他毕生苦心孤诣“观其会通”的具体实践。多年前我专访孔飞力教授时，他曾说，中国历史太浩瀚，一个历史学家能读通其中一两百年的历史就已不容易了，要读通从古至今的历史是很难想象的，编一部沟通古今的教材或许可以，要写一部贯通古今的著作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先生说的是通古今之变的不易，其实，吕先生自己也曾一再感叹“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但正因为难，往时罕见，今也无有，吕先生以一己之力会通古今之变，成就吕著中国通史典范，“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就尤为难得。第三个字是“神”。吕著中国通史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为主轴，不仅勾勒出中国“社会整体及其变迁”的历史脉络，而且即事而深求其所以然之理，事理不违，非常传神地写照了中国大历史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和独具神韵。因为博通，所以传神。他的通史中，神思妙解，甚至是石破天惊之论，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很难企及的境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洁研究员着重从吕思勉先生身历的近代史和书写的近代史出发，讲述了吕思勉先生的治学特点。沈老师认为，吕思勉先生的古代史研究注重治乱兴亡、典章制度，而近代史研究则注重战争和外交，其中差别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抱负和关怀。吕思勉先生的近代史不只是在写史，而是在写他的亲故友朋的经历，写他艰苦和激愤的感受，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学家背后的深情。沈老师将吕思勉先生称为“不断趋新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吕思勉先生常被视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但将其放在文化遗民的角度看待，又是不断趋新的。例如，吕思勉先生在文章《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中概括检讨了晚清以后的风气变迁，认为晚清的译书、出版虽然鱼龙混杂，但一时风起云涌，使社会耳目一新，一方面称赞他们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同时又批评他们鱼龙混杂。讲整理国故运动时，一方面肯定整理国故是对欧化的因应，同时也批评他们以古拒新。又如，在《蔡孑民论》中，吕思勉先生在康有为被新青年大力批判时肯定了康有为的成就和贡献。这都体现了吕思勉先生在学问中摒弃个人情感好恶，在大视野下不偏不倚，在趋新中维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吕思勉先生认为学术是国家兴衰的根源，越在时局艰困之时，学人研究的问题越应接近根本，这启示我们学人在时代中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吕思勉先生的作品可以不朽，也正因为他不仅有智性，还带有情感而又超越了情感。

复旦大学中文系杨焄教授结合个人阅读经历谈到了吕思勉先生的治学方法对其的启示。杨老师回忆称最早在本科学习期间阅读了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此后广泛地搜集先生的著作来阅读。在张耕华教授整理出版《吕思勉文集》后，又对其进行了系统地阅读，其中很多关于文学的精辟观点，很受裨益。作为史学家在文学上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令人敬佩。杨老师还讲到，吕思勉先生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一文，特别强调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治学的重要价值：“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吕思勉先生的学问呈现出广博的特征，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从传统目录学入手，于治学之初已有通盘的宏观把握。

上海大学文学院王培军教授讲到，吕思勉先生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家之一，与南北二陈及其学生钱穆并称，但实际上，二陈是一派，吕钱是一派，二陈是当时学术的主流，在学术中心，是新考证学，而吕思勉先生和钱穆则是旧派，是代表传统学问的史家，在当时实较边缘。钱穆尚努力要跻身于主流，要“预流”，吕思勉先生则始终甘于淡泊，“不动心”。吕思勉先生的治史，其实是治通史的做法，他所著的几部断代史，也是通史中的断代史，其气脉是通贯的。反之，后来学者所做的通史，其实是断代史累叠成的通史，其本质是加在一起的断代史。吕思勉先生一生通读二十四史多遍，其胸中自有一部全史，就史学功力而言，这在近三四百年中，也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吕思勉先生对历史的看法，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把握，而不是局部的考证。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眼光，有时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历史中的事件、人物，经他的巨眼一照，真能“拨开迷雾”、“如见肺肝”。吕思勉先生对经学、文学也都有湛深的修养、高明的见解，在四大家中也无人可比。王老师还比较了吕思勉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治学风格。二人虽一文一史，在精神上却有共通处，都是属于通人，他们都注重学问的博和通，都是遍览典籍的功力深厚的人。但钱钟书先生读史不关注典章制度，只关注典故、文辞、历史人物和事件，而吕思勉先生则包罗万有，举凡职官、地理、兵刑、赋税、食货、水利、交通等等，历史的一切门类，皆在其注意中；钱先生主要关注文学领域，而吕思勉先生的学问兴趣则更为博杂、广阔。这也体现了吕思勉先生治学的精神和学术的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讲述了吕思勉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的交往。唐长孺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受到陈寅恪、吕思勉两位先生的影响。唐先生对于陈先生以“讲堂著籍恨无缘”的“教外别传”自称，对于吕思勉先生则终身尊以为师，自称“受业”弟子。唐先生1947年在致吕思勉先生的信中说：“又我师称谓太谦。生致力史学，实由《白话本国史》之启迪；滥竽大庠，亦由我师之提携。抗战之前，私淑者累年；抗战以后，承教者复多。心悦诚服，但冀勿加鄙弃，称谓之间，齿之弟子之列，实为厚幸。”唐先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旁听吕思勉先生史学通论课获得史学启迪，后来又经吕思勉先生举荐受聘为光华大学历史系教师，讲授断代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唐先生离沪任教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也得到吕思勉先生的介绍。唐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史、辽金元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均受到吕思勉先生的影响，吕思勉先生大中见小、纲举目张的治学风格对唐先生影响尤深。1957年8月26日，唐先生回沪时专程看望了吕思勉先生。同年10月9日，吕思勉先生遂归道山。1987年常州吕思勉故居博物馆开馆，唐先生作诗表达对恩师的感恩怀念：“夫子今长往，开编题拂存。沧波涵德量，学海接微言。故居遗书在，名山一老尊。升堂吾岂敢，白首愧师门。诚之师故居开幕志庆 受业唐长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胡逢祥教授指出，吕思勉先生印象第一是“独立”。与之同一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处于一种集团性的“学群”，而吕思勉先生的学术则非常独立，很难将其归到某一学术流派中。第二是“坚定”。即使在战争年代，吕思勉先生仍能取得非常多学术成就，正在于其在学术上有非常强的定力，始终坚定自己的学术理想，不因社会和外界潮流而变动，依自己的计划不断推进。吕思勉先生的为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应对浮躁学风极具启示价值。胡老师特别期盼我们的“思勉班”的同学，在专业学习中尤其保持这份学术的“坚定”精神。历史学的治学路径多元而复杂，同学们应当关注各家的长处。在史学研究中，以材料为基础，同时运用思辨能力进行分析阐述，经历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思考、研究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胡文波讲述了《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出版过程，最初看到这批手稿的第一反应是叹为观止，惊叹于吕思勉先生所留下的体量庞大且分类明晰的手稿，每个专题多从三代延伸至近现代，是为吕思勉先生治学通贯的直接反映。吕翼仁、李永圻、张耕华等先生精心保存手稿令人敬佩不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组织力量扫描手稿之后，为如何向读者呈现这批手稿做了很多思考和尝试，考虑到吕著通史后两部宋辽金元和明清史未能完稿，先推出了《宋辽金元明史札录》；继而选取吕思勉先生论中国古代史的札录，分门别类，影印出版，以供学术界参考。展望未来计划，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继续推出手稿的其他部分，并着手准备相关的数字化工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王婧娅表示，与民国四大家的其他三位相比，吕思勉先生作为巨大文化存在和重要学术遗产，宣传和推广工作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三联书店今年计划出版的“名家伴读经典”丛书，即邀请了张耕华教授为读者伴读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本次伴读的最大特色是“以吕注吕”。这一特色的成功实践，一是由于吕思勉先生为不同层次的读者、就不同的主题，写过详略、深浅各不相同的多种作品，其内容可互为补充；二则依托于张耕华教授本人对吕思勉先生的所有著作烂熟于胸，可信手拈来。在全集、年谱长编、影印手稿陆续面世的基础上，作为一家非古籍专业的出版社，三联书店也希望能够在推广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上略尽绵薄之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健副教授谈到，今天我们对吕思勉先生学术思想的价值已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但正如张耕华教授所指出的，不应忘记的是，1957年吕思勉先生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他的学说即便在华东师范大学都“消失”了，直到21世纪初才真正地回到应有的位置。以此为例，20世纪学术史中主动、被动的中断，以及延续与翻新，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从会议主办方赠送的手稿本《中国史籍读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吕思勉先生对旧史之弊以及如何从旧史读出新意，有着清楚的示范。比如他指出，旧史的《食货志》《百官志》自有其局限，但以新的眼光来看，亦可发现新问题。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当下处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问题，仍应思考如何将食货志传统与社会科学理论有机结合，以便形成具有真正解释力的学说。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赵思渊教授讲到，自己对“思勉”有两重不同感情：其一是在王家范先生的影响下一直从吕思勉先生的通史教学、著述中汲取营养，学习通史的教法与写法。其二自己是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第一届学生，“思勉”是自己的学缘所在。自己在工作后主要从事通史教学，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是主要的参考资料。教学过程中，更能够感到吕思勉先生在剪裁史料与叙论史事方面之眼光独到、视野开阔。家范师反复提及，吕思勉先生是梁任公“新史学”理念的实践者，他能够将中国传统史学脉络之内的议题转化为现代史学问题，令“新史学”落地。例如他将“典章制度”与“治乱兴亡”两个叙史传统转换说法，称为“静的史实”与“动的史实”，读史料的眼光面貌一新。这其实与后来社会史研究中“结构过程”的分析方法也有相通之处。吕思勉先生更为张大“新史学”之处则在于他强调史学之意义不能局限于传统史家的“前车之鉴”“以史为镜”之说，史学应是探究人类社会之沿革，扩充个人对于世界之经验的学问。现代历史学研究的“用处”应落脚于何处，吕思勉先生提供了一个范本。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周保明老师分享了阅读吕思勉先生著述的体会：吕思勉先生的学术传统能在多年后仍然延续，张耕华教授数十年对先生著述整理、研究之功不可没，我们在传承先生文脉上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今人所说的“近代”对于吕思勉先生而言是其身处的“当代”，吕思勉先生对于时局多有精彩论断，论著反映出是先生浓厚的家国情怀，同时启示我们在深入大而通的历史时也应当关怀现实。吕思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的典范，不论身处何种外在环境的变动，始终坚持治学，笔耕不辍，留给我们如此丰富的学术遗产，令人钦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进锋教授分享了吕思勉先生对自己的启发。在研究方法上，吕思勉先生的“汇通”启示历史研究者不能为求其深，而失其真。此外，王老师讲到，吕思勉先生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辈，对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学子提供了五点参考：第一是吕思勉先生惊人的勤奋程度。吕思勉先生目前有1200万字的著作出版，假设其从20岁开始工作，到其70多岁去世，那么每天要完成637字的写作，要学习、发扬吕思勉先生恒的精神。第二是吕思勉先生的坚持。吕思勉先生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历了上海孤岛时期，甚至有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其生活的艰难状况比现在的历史研究者更甚。但吕思勉先生仍然能在社会动乱中保持对学术的坚持，要学习他心境的平静和对事业的坚持。第三是吕思勉先生的现实关怀，这也是其文章能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原因。要学习这种现实关怀，要深刻地观察社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平静的文字展现出来。第四是扬长避短。吕思勉先生的学历比不上胡适，交际能力比不上顾颉刚，但吕思勉先生的恒心更胜于其他人，把长处发挥到极致才能做出卓越的成就。第五是培养弟子。培养学生是长期的工作，有助于学术脉络的延续和传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应宪副教授讲到，吕思勉先生是讨论中国现代史学绕不开的一位历史学家。梁启超20世纪初批判传统史学积弊，发起史界革命，而在新史学的整体建设上为功不多，吕思勉先生可以说是新史学理念的践行者，王家范先生曾撰文指出吕思勉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新史学”事业。吕思勉先生主张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学，和朱希祖在北大提倡的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有着共通性。翻阅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代史札录》，可以让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吕思勉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路径，而札录中存留的大量读报资料，也可以看出吕思勉先生对于世界大势和民生时事的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裘陈江老师回忆了自己从本科阶段到工作后阅读吕思勉先生著作的经历，将吕思勉先生的治学风格概括为“平实从容”。回顾吕思勉先生的一生经历丰富，治学多独断之见。但在学术作品的展示上，他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文字表达克制。在治学方法上，吕思勉先生也有平实从容的特点。吕思勉先生从不将自己的治学方法藏起来，而且多次演讲撰文谈如何治学。如在讲怎样通读二十四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阅读时，可见其恒、专的治学品质，非常值得当下的学者学习，要真正做到静下心来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