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妇好墓的人走了，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考古学家

“唤醒”妇好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去世，享年95岁。

郑振香早就是考古大家了，1976年她主持发掘的河南安阳妇好墓，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葬。但她一直很朴素，在学生和小辈们记忆里，夏天，她永远穿着洗得很旧的碎花“的确良”短袖，冬天则是深蓝色或深灰色外套，几乎没见她穿别的衣服。做田野戴的旧草帽怕是有十几岁，帽边儿早磨毛了，帽身也有破损，被她用线又缝起来。

最近这十几年，考古学者们的日子好了，大家至少买几件时髦衣服，戴副像样的眼镜，吹吹头发。郑振香从不。即使上电视，她还是穿上旧衣服，用最普通的黑卡子把白发别好就出镜了。北京方庄的老楼里，她住了30年，搬进来的时候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家具几乎从未换过，一屋子满满都是书，就连卧室也被书占满了。

她也不喜欢繁文缛节，几年前，她的丈夫、同为考古学家的陈志达去世，郑振香的弟子唐际根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围着陈志达的遗体走一圈后，唐际根想多陪陪老师，和她说会话，她却觉得不打紧，私下催促说，“没事，赶紧走吧！”意思是不用搞这些繁琐的仪式。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她也是如此。

2024年3月14日，“唤醒”妇好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去世，享年95岁。当年跟随郑振香攻读过硕士学位的唐际根打电话联系她的家人，想看看如何安排相关事宜时，他被告知郑振香早就交待过：离世后不做繁琐仪式，一切从简。

“她的一生除了考古再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情。由于长期的田野作业，她用过的手铲都刮磨成了一把‘小饭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考古不上一线，就像唱戏不上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至今记得，90年代初，自己刚进考古研究所时郑振香的那间办公室，那时研究所院子里有一座被拆了一半的房子，大家都叫它“半边楼”，郑振香就在“半边楼”里办公，屋子不大，“非常暗，满屋堆的都是书”。

尽管单位和家都在北京，但郑振香大部分时间待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第一线。每次从北京去安阳，为赶最早班火车，她总是前一天晚上到距离北京站更近的办公室来，拿两把椅子搭在一起，凑合眯一觉，清晨赶去火车站。

很多和她一起坐过火车的同事都记得她风尘仆仆的样子。她一直用着两个80年代最常见的灰色人造革手提袋，上面写着“北京”两个字，为了赶火车方便，郑振香用一根布条把两个手提袋拴在一起，一前一后担在肩上。那个年代卧铺难买，如果买不到，她就一路坐到安阳。

在安阳，直到离开一线真正退休前，她每年有七个月左右都在野外。从开春3月中旬开始准备下考古工地，到6月，农民要收麦子，学者们也收工，等待20天，农民收好麦子，能帮助考古队挖掘古墓了，他们再下去。

虽然不是郑振香的学生，但郭鹏1989年毕业分配到安阳工作站后，跟着她下了好一阵田野。郭鹏至今记得她当年的样子，虽然出生于1929年的郑振香那时已经60岁，个子也偏矮小，一米五几，“但是特别有力量感”。

每天吃完早饭，她就雷打不动地背着一个小帆布包向工地出发了，里面装着手铲、皮尺、铁钎子、小刷子之类的考古工具，几乎总是第一个到工地，等着工人和学生。中午吃饭休息一会，下午又准时去工地，直到太阳下山收工。“我当年是个20啷当岁的小伙子，站一天下来都腰酸腿疼，郑老师那时候60了啊，她体内似乎有一种非常坚韧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郭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个年代，郑振香和考古队员们的驻地位于安阳小屯村西的旷野。作为郑振香唯一的学生，唐际根曾到郑振香的宿舍请教问题，见过郑振香那张简易木板床上叠着的已经破了边、打着补丁且略显干硬的被子，她的手电筒、肥皂盒以及搪瓷杯就放在一旁，笨重斑驳的书桌上，朱漆已成片脱落，桌面粘着蜡烛残迹，好像告诉他“昨夜先生曾经秉烛而读”。单薄的砖墙，让人甚至可以想象，夜幕来临时，穿过缝隙而来的寒风。1980年，郑振香出版的《殷墟妇好墓》就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谈到这些，唐际根觉得眼睛发酸，他感到很后悔，觉得自己当年本该多照顾一下老师的生活，可是当时为什么没去做呢？他觉得是自己性格原因，平时太粗线条了。另一层原因是郑振香身上那种强悍的、坚韧的东西。她似乎从不觉得自己是个需要被照顾的、弱小的女性。 

郑振香曾说过，一直对敢担当、有责任的女性有一种认同。她从小就喜欢穆桂英，觉得她有魄力。自己的性格也是这样，坚强乐观，做事有决心，坚持到底。只要认为这个事是正确的，就尽量完成，而且尽量争取完成得最好。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魄力，1952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立考古学专业时，郑振香成了第一批学生，那时鲜有女性涉足考古，当那一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拍摄毕业照时，照片中只有一个女生，就是郑振香。

她在北大读书时，系里有一些人体骨骼，那时的学生会参与节假日值班，郑振香经常主动报名，有人问她：“你一进去，就不怕那些骨头架子吗？”郑振香回答“不怕”。后来在殷墟考古，挖掘到“人牲”遗骨是常有的事，也有人这样问过她，在她看来，“骨头就跟陶罐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更没什么可怕的。

1954年，郑振香本科毕业了，不久又攻读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让她选择了以商周考古为毕生的研究方向。1959年研究生毕业时，她已经30岁，原本可以选择留校任教，但她还是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年后来到河南安阳殷墟，从此扎下根来，直到2002年她的爱人陈志达患病需要照顾，她才离开，算起来在安阳整整40年。和她共事过的人都记得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考古不上一线，就像唱戏不上舞台。

“没有没底的坑”

妇好墓的发现是个意外。1975年冬，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修建水利，妇好墓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是个高地，自然也成为平整的对象。然而，这一地带虽然是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是重点保护区，但从未进行过发掘。当时担任安阳考古队副队长的郑振香得知消息，赶紧与小屯村干部联系，要求先进行钻探。

第二年5月，郑振香带着一队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学者和技工来到小屯村西北的岗地。技工们的探铲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再轻轻地拔出来，这地方的夯土极深，已经一天多了，还没有收获。很多经验丰富的工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死夯土，底下不会再有什么东西了。工地上骚动起来，累了一天的工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向往下探了。但考古的经验和直觉告诉郑振香，显露出来的夯土不符常理，一定要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她对技工们说：“咱们还是干吧，干下去总有个结果，没有没底的坑。”

天色越来越晚，带上来的夯土还是没有一点儿变化，但是郑振香的心中始终留着一丝希望。在距地表6米时，夯土变成软泥，钻探工作变得更加费劲，吃力地下探到7米时，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1.2米，人们的心提了起来。接着就感觉探杆触到底了，当技工小心翼翼地将这决定命运的一杆缓缓提上来，探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还有一只翠绿色的玉坠。

“是墓！是墓！”众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在宫殿区出现墓葬，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当大墓打开，郑振香震惊了。墓内居然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此外，还有750余件玉石器和数百件骨器。最令她兴奋的，当然还是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墓主居然就是在甲骨卜辞里出现过数百次的武丁的王后——妇好。

让考古学家最激动的事，莫过于挖古墓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墓主。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郑振香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学者开了一次座谈会。学者们的结论出奇一致：墓主是商朝“中兴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谱”的配偶之一——文武双全的妣辛。这位沉睡3200年的商代王后、女将军，就这样被新中国第一代女性考古学者“唤醒”，一座商代社会的宝藏也由此打开。这个殷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随葬品1928件，超过了以往殷墟出土器物的总和，被誉为“殷墟小百科”。

妇好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丰富的随葬品数量，更在于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严格意义上说，“妇”是其爵，“好”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谱中，妇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

2017年11月15日，河南省安阳市， 妇好墓。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发掘妇好墓的同时，郑振香也勘探了周边地带，确认妇好墓并非孤独存在于商王朝宫殿宗庙区。1981年，郑振香在《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一文中，公布了另外两座殷墓的资料，用事实说明妇好墓周边还有其它墓葬，甚至可能是妇好亲人的墓葬。

考古学家常常通过“分期”来排定出土文物的年代。早在1960年代，考古学家便将殷墟文物分为四期，大体与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余年历史相对应。地层学研究给各期文物排定了相对早晚：第一期早于第二期，第二期早于第三期……虽然相对年代建立起来了，但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起来的各期年代并不能直接与历代商王衔接。妇好墓的出土文物属于殷墟四期中的第二期。妇好既是武丁配偶，又先于武丁而死，故殷墟二期文物的绝对年代对应的是武丁前期。于是殷墟文物的编年，便直接与商王建立了联系。这对于商王朝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郑先生在她的几篇论文中，将妇好墓在这方面的学术价值，论述得十分清晰。”唐际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大家熟悉郑先生更多是因为她是妇好墓发掘者，其实，她更是妇好墓的研究者”。

妇好墓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和甲骨文相对照并能确定墓主和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成员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看似偶然发现的背后，是因为对考古的痴迷。郭鹏也见过郑振香常年带在身边的那把磨掉了半边刃的考古手铲。

她平时和和气气，话不多，但要是威胁到考古，一点也不让步。殷墟宫殿宗庙区丁组建筑基址的探方曾挖到一个单位临时搭建的办工用房门口，有点影响出行，对方跑来找她“吵架”，让她别挖了。“考古哪能说不挖就不挖了？”郑振香一米五几的个头，站得直直的，理直气壮和对方理论，“吵”赢了这一架。大概争得激动了，对方走后郑振香不小心在工地绊了一跤，晚上郭鹏去屋里看她，发现她就用热水把崴到的脚泡泡，第二天一大早，又背着小挎包一拐一拐地往工地上去了。

“考古女将军”

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录了商王朝的历代国王，但长期的殷墟发掘只能证明安阳是商王朝晚期都邑。更早的商王朝遗址在哪里？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被发现之初，人们曾认为前者为中商，后者为早商。随着“二里头”为夏这一观点成为共识，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在上世纪70年代末修订了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分期理论，即殷墟为商晚期，郑州商城为商早期，商代只划分为早晚，这一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包括郑振香在内。

1982年，唐际根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读书时学习的就是这一理论。唐际根跟着郑振香攻读硕士学位时，多次读过邹衡撰写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但总觉得郑州商城和殷墟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模糊。他将郑州商城和殷墟出土的陶片线图按照“出土单位”剪贴在大幅白纸上，盯着看了又看，总觉得有一些陶片和陶器既不像早商也不像晚商，它们属于什么年代？他将自己的想法向郑振香汇报，表达出想以殷墟与郑州商城的关系作为研究方向的选题意愿。

郑振香原本打算安排唐际根去发掘当地渔洋村的一处遗址，并通过整理渔洋村遗迹遗物来撰写论文，了解到唐际根对郑州商城与殷墟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就支持了学生的想法，同意变更选题方向。在毕业论文里，唐际根明确写出了自己的结论：“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尚存在一定的时间缺环。”

唐际根第一次提出想将郑振香先生的“殷墟一期文化偏早阶段”拆分出来，与郑州小双桥合在一块单独分出“中商”时，感觉很为难。因为这显然会冲击郑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没想到郑老师看了论文后同意他参加答辩，他顺利毕业了。“我知道这相当不容易。郑老师的大度表现出真正的学者风范。” 1993年，唐际根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以及《豫北冀南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先的都城迁徙》《中商文化研究》等文章，投递给《考古》《考古学报》等学术期刊。那时，郑振香作为社科院考古所的商周考古大家常常负责论文审查。这些论文都得以顺利发表。

“尽管冲击了她所支持的理论框架，但她大概觉得年轻人的观点是有新意的。”如今回望往事，唐际根仍然感慨于老师在学术上的开明和开放。“如果不是她在学术上的无私和支持，很可能我们就不会到野外去卖力寻找商中期的标本，那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洹北商城，更没有现在的‘中商’概念。”唐际根说。

把殷墟看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是现在年轻学者们的普遍做法，但早在1988年，郑振香已经在有关殷墟布局的论文里加入了时间参数，唐际根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那个时代有些学者只按宫殿区、王陵区这样分区，郑老师把时间考虑了进去，例如一期的时候商人都住在哪，二期哪里扩大了，三期人口增加了……使我们后来再看殷墟布局时不再是一个局限的死框架，而是随着时间变化，活了起来，顺着一条清晰的历史时间轴，建筑布局不断演进、变化，殷墟变得立体而多维。这是非常先进的想法，对我们后来者有很大影响和启发。”

2002年后，73岁的郑振香离开了考古一线，每年安阳工作站的学者到北京述职时都去家里看望她。岳洪彬记得，她每次都要问，“挖掘怎么样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她一直惦念着殷墟。

不能下田野了，她就深居简出，在书斋里整理、研究自己在田野里那些年挖掘出来的资料。在75岁以后，她还出版了《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和《安阳小屯》两本重要著作。“学术圈都很佩服她。”岳洪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从不“欠债”，考古界管发掘出来的东西没有及时整理、出版，叫作“欠债”，而郑振香把她发掘过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了，她对后辈说过，“不把它们整理出来，老是觉得心里不安似的”。

在她眼里，挖掘出的文物也不是老古董，而是像自己的亲人甚至孩子一样。2016年，《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年近90岁的郑振香为展览校阅了文稿，隔着展览柜子的玻璃，又一次见到几十年前亲手发掘、研究过的文物，她轻轻地说：“好多东西我也很多年没看过了，特别想念它们。可惜如今我岁数大了、精力不行了，首展当天参观者又太多……改天，找个人少的时间，我一定专门去博物馆好好看看它们……”

曾经有人把她称作“考古女将军”，但她觉得自己不是将军，“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工作者，跟妇好将军不能比的。妇好能带领一万三千人去打仗，我只能带着一百个工人去挖墓。”

在小屯“挖”了40年，村民们都认得她，不拿她当外人，每次去工地，遇到的老乡都用河南话喊她：“老郑！”她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无论工地有多远，总是步行。如今岳洪彬想起她，都还是她当年去工地的身影，戴着那顶早已磨破了边的旧草帽，挎着装满考古工具的小包，迎着晨曦，稳稳走在田埂上，走向她躬耕了半辈子的殷墟遗址。

（原标题《发现妇好墓的人走了，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