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丨弘历《下河叹》的前因后果①：《下河叹》，千古一叹

《下河叹》，千古一叹

清乾隆十八年（1753），爱新觉罗·弘历作《下河叹》诗：

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

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车逻疏泄涨莫御，河臣束手无良方。

秋风西北势复暴，遂致冲溃田禾伤。哀哉吾民罹昏垫，麦收何救西成荒。

截漕出帑敕大吏，无遗宁滥丁宁详。百千无过救十一，何如多稼歌丰穰。

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

检《清高宗实录》，从卷440到卷446，即从该年六月到九月，涉及此诗史事的记载甚多，这里不妨每月选录一条，以见大概：

【六月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据高斌、张师载所奏清黄汛水盛长工程平稳情形一折，内称山盱仁、义、礼旧三滚坝已过三尺五寸，令布政使富勒赫等前往加谨守护，将智、信二坝相机启放，以资减泄等语。殊未明晰……可传谕高斌等，令将实在情形，及与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之处，作速据实奏闻。

【七月乙亥】谕军机大臣等：高斌等奏高邮汛水增长现在东堤受险随启放南关坝以减盛涨一折，高邮汛水盛涨，则东堤亟宜保护，自不得不将南关一坝暂行启放，实亦出于无可如何。但启放之后，下游民田不无淹浸。如当水溜下趋，势稍平减，东堤可保无虞，即应亟为堵闭。水少下一分，下游即少受一分之患。可传谕高斌、张师载等，令其酌看情形，迅速办理。

【八月己丑】谕：淮、扬、高、宝等处现被水灾，朕心深为轸念，已降旨令该抚庄有恭前往查勘赈恤。朕思该处猝被灾伤，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一应抚恤事宜，不可不多为筹备。著将江苏本年应征漕粮截留四十万石，该督抚等酌看灾地情形，分别运贮。户部秋拨银两，亦著于该省多为酌留，临期奏闻请旨，以备赈粜之需。该督抚等督率所属，实力妥办，务令灾黎均沾实惠。

【九月癸酉】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查办南河工员亏空，续据查出十一万五千余两。此悉由高斌、张师载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论高斌等之罪，即拏问抄家亦所应得，但念高斌尚属旧臣，久经出力，而张师载亦拘谨自守，尚素无劣迹，是以仅予革职，尚令在工效力赎罪。此出朕格外之恩。伊等若反以罢斥为幸，自谓可以萧然事外，则罪滋甚矣。

这次“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的大致情形是：乾隆十八年夏秋，黄河、淮河洪汛，洪泽湖水势暴涨，高堰五坝开启，漫注高邮、宝应诸湖，“近湖村落在汪洋巨浸之中，田亩亦未涸出”；洪水又冲决运河东堤，并开归海诸坝，于是下河地区“自高邮州起，迤南数十里湖河相连，其间田地水漫成河，可以行舟。”[1]而仅据上引四条例举的《清高宗实录》，我们又可感知弘历“下河叹”之牵涉广泛：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河湖的“汛水盛长”还是“势稍平减”，决定了高堰五坝、归海诸坝的“启放”还是“堵闭”；高堰、归海各坝的“启放”还是“堵闭”，影响着“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下河一带民舍田庐”若有妨碍，那么“一应抚恤事宜”，包括截留漕粮、调拨库银，“不可不多为筹备”；“抚恤事宜”能否“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又密切联系着地方官员能否“实力妥办”，然而，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安徽巡抚协理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这类大员“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又使“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此正弘历《下河叹》之“哀哉吾民罹昏垫”，就以乾隆十八年的这次灾情言，直到次年夏收前，不计河工所耗帑项，仅算蠲免、赈济的银米，即达千万之巨；至于上述之水情、河工、漕运、赈恤、吏治、民生之间的纠葛难理，更使弘历在《下河叹》中发出了“惄焉南望心徬徨”的无可奈何！

类似乾隆十八年弘历《下河叹》这样的叹息，其实又是叹息不止。以言其前，如康熙诸生、安徽歙县人洪釴的《下河叹》：

积雨淫淫不肯住，东海黄淮涌涛怒。一从荡荡分河流，平野滔滔势难御。

下河居民目无策，抱木援条保朝夕。侧身四望俱狂澜，眼看生死不盈尺。

断雁横拖天际空，寒鸱乱叫林边黑。微茫版屋水底沈，凄凉独树烟中立。

须臾堤决倾天来，山岳崩摧声震吓。人号犬吠白昼昏，穷檐尽作龙蛇宅。

悲哉天地一颠覆，十停八九填沟渎。秋风颲颲日无痕，落叶萧萧新鬼哭。

以言其后，如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又一首《下河叹》：

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

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

其间祗戊戌，河决仪考地。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

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兹九阅春秋，清胜复有事。

预筹消息理，原非出不意。冲堤阻运道，先急燃眉计。

堤筑运益涨，车逻胥启暨。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

下河不待言，非鱼叹民匮。然实乏良策，赈恤敕诸吏。

宁滥毋或遗，更要莫饰蔽。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2]

比较乾隆十八年与乾隆五十一年弘历一叹再叹的这两首《下河叹》，“五坝平分势未杀……通运一望成汪洋”与“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河臣束手无良方”与“然实乏良策”、“无遗宁滥丁宁详”与“宁滥毋或遗”等等，语义乃至语句都属重复；而从“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到“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我们又可感知“下河叹”诚为弘历的“千古一叹”！

然则千古一叹之“下河叹”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徬徨、惭愧的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其实心知肚明，并在他的两首《下河叹》中回旋往复地唠唠叨叨。以下即摘乾隆十八年的《下河叹》诗句为题，走近弘历当时的语境，也回旋往复、唠唠叨叨地稍作阐释。

乾隆

旧闻河徙夺淮地

“千古一叹”下河叹的前因，由远及近，先是联系着南宋建炎二年（1128）开始的黄河夺淮以及金朝的消极治河，再是联系着明朝嘉万时代潘季驯的“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而其后果，便是弘历深叹的“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

如所周知，建炎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3]按此前一年的四月，金朝掳去宋朝徽、钦二宗，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重建宋朝，南宋开始；十月，高宗赵构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兵攻略河南、山东、陕西。及至建炎二年，面对南下之势甚盛的金兵，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南宋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杜充施行“以水代兵”之计，谋求阻止金兵南下，遂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西决开黄河，于是黄河新道约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先秦以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旧道，开启了727年东南向夺淮流入黄海的历史。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在1128年以前的近1300年里，黄河夺淮事件也曾数次发生，但都属于暂时夺淮或短期夺淮，[4]这样的黄河夺淮所波及的淮河水系，既局限在淮北支流泗水以及泗水入淮之后的淮河下游，其对淮河流域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在1128年以后的700多年里，黄河却是先持续400多年的多股夺淮，再持续300多年的夺泗入淮，淮河水系既因此紊乱不堪，淮河流域也遭受严重破坏，并进而延展到淮河下游的淮南地区或曰江淮地区。那么，导致黄河长期夺淮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实在一而再的“人祸”。

“人祸”之一，金朝消极治河，放任南侵的黄河迁徙无定。

不妨玩味两条文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卷197绍兴九年八月十一日记金朝鲁国王、都元帅挞懒之言：

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

这里的“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指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朝占有河北地后，迫宋和议，所提条件中，就包括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黄河为分界线；及至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朝和议成立，双方虽仍以黄河为界，黄河却变成了“尔今新河”即南宋杜充决河后的黄河新道。这条黄河新道，变原来的东北流为东南流，金朝因此得地甚多、获利甚大。再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划淮为界”，黄河下游已尽入金朝疆域，金朝却仍消极治河，则如《金史》卷27《河渠志》大定九年（1169）的记载：

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都水监梁）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

因为不愿“大费工役”，特别是因为担心“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朝奉行的这种不堵不塞的政策，终于导致“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即黄河分流而新河（主溜）流向东南、后来又分三股夺泗入淮的混乱局面。至于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演变，笔者曾概述道：

从元代起至明嘉靖中叶的300多年间，河患十分频繁，黄河下游长期呈多股夺淮的局面……滚滚浊流在西起颍水、东至海滨、北自黄河、南到淮河的黄淮平原上恣意漫流。黄河这条可怕的泥龙，东横西决，泛滥无归，所到之处，无不淤河道、塞湖泊，原本顺畅自由的淮北水系因此变得紊乱不堪，而水系打破、河道淤高、排水不畅，水旱洪涝之灾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流离漂没，惨遭其害。[5]

换言之，开始于1128年的黄河夺淮，如果比作扩散性皮肤病，则至明朝嘉靖中叶，已经严重浸染了广大的黄淮平原，只是尚未真正扩散到淮河以南，至于本文关注的下河地区，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也还属于“尚可”的水平。

“人祸”之二，明朝潘季驯蓄清刷黄、济运保漕。

“蓄清刷黄”，即蓄淮河清水以释黄、借淮河水势以刷沙，目的则在“济运保漕”，即调济运河水情、保障漕运畅通。首创其法者，为湖州人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到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为明朝治河诸臣中在位时间最长者。他认为旧有的“分流杀势”即从多处分流分洪黄河的治水方略，远不及“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来得有效，“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6]这样的治水方略，也为后来者长久遵行，如《清史稿》卷279“论曰”即评价道：

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

只是这样“束水攻沙”原则下的借淮→刷黄→济运，又使淮、黄、运更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淮河因之再起巨大变迁，黄河因之长期单股夺淮，运河则因之力保畅通；至于运河淮扬段东西两侧的上河、下河地区的民生，则在明清两朝堪称“国之大事”的“济运保漕”的取舍中，成了名副其实的牺牲品。唯兹题甚大，姑以直接影响上河、下河地区民生的洪泽湖以及高家堰为例证之。

今天仿佛内流河“尾闾湖”的洪泽湖，本是独流入海的淮河流经地区，其处地势低洼，分散着众多不大的陂塘湖涧。大体说来，两宋时期的洪泽湖区是湖涧并存的沼泽区，元代洪泽湖区的大部分仍在兴办着屯田，明代嘉靖之前的洪泽湖区在平水期仍呈现一派湖涧分明的态势。至于洪泽湖的最后形成，则与以下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黄河单股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未云：

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南流故道始尽塞”的原因，或是自然淤塞，不再疏浚，或是有意堵塞，引黄济运。而“尽出徐、邳，夺泗入淮”的这条黄河河道，后来再经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基本被固定下来，即今所称的“废黄河”，它虽仍然时有决徙，但不久即复故道。对于黄河夺淮来说，这是从多股夺淮到单股夺淮的一大变局；对于淮北平原来说，这是黄河从四处泛滥到相对安流的一大利好。然而对于淮河来说，这并不是福音，盖黄河单股夺泗入淮，全部泥沙滚滚而来，淮河下游的淤积急剧增加，尾闾水位抬高，排泄不畅，于是淮水逐渐向上潴积，乃至漫溢成湖。而当降及清口（今江苏淮安市马头镇一带）的门限沙严重堆积扩展时，又出现黄水倒灌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洪泽湖的来水量，而且淤垫湖底，抬高水位，扩大了水域面积。

其二，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高家堰的修筑历史颇为悠久。先是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堰，意在阻障淮水东泛，此种策略，为后世治水者遵用。北宋庆历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也曾修筑，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再度修治。陈瑄所修的堤堰，北起武家墩，南至阜宁湖，相当于后来高家堰的北段。隆庆年间，总督漕运王宗沐又招募淮民修堰，捍淮东侵。不过此时的高家堰仍规模不大，高度约在三四米上下，长度在30里左右。及至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治河事务。其时的黄河，经常发生决口，而黄、淮、运交会的清口一带，淤积阻塞严重。潘季驯接任后，首先在黄河两岸筑成近堤、遥堤、横堤、月堤以及减水坝组成的堤防系统工程，以约束水流、防御洪水；在初获成效后，他又大筑高家堰，意在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黄。次年，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60里的筑堰工程竣工。又次年，再向南延伸20里至周家桥。周家桥以南高地不筑堤，留作天然减水坝（溢洪道），水涨则入白马湖，水消仍为陆地。至此，淮河来水被大量拦蓄起来，洪泽湖基本宣告形成，担负着刷黄的巨大使命，漕运大为畅通。清康熙时，河臣靳辅仍然沿袭潘季驯“蓄清刷黄”的“金科玉律”，他挑浚清口，开挖引河，堵塞高堰决口，培修残破堤岸，又将大堰向南延伸25里至翟坝，再修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东、古沟西、唐埂六座减水坝。康熙二十年（1681）六坝关闭，洪泽湖盛极一时。

然而，时有盈缩的洪泽湖，巍峨壮观的高家堰，对于淮河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言由河道变身湖泊的洪泽湖，因为黄高淮低、黄浊淮清、黄强淮弱，为了实现“蓄清刷黄”的目的，高家堰只能一步步地增筑，洪泽湖底也就一年年地淤高，水位则随之一层层地抬升，水位抬升的意义，则在“以刷沙敌黄……亦资淮利济”[7]。如清道光八年（1828），洪泽湖水位蓄至一丈六七尺，仅能与黄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清口。而从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851）的21年中，洪泽湖水位均在二丈以上，最高时达二丈三尺四寸，洪泽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以言淮河干流，因为中游末端洪泽湖的横空出世，因为黄河泥沙由泗入淮导致的淮河下游壅水逆流、河床抬升，再加上高家堰在淮河中、下游之间的南北阻截，于是原本上游水流湍急、中游水流平缓、下游尾闾不畅的淮河干流，演变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扁担河”态势，这样的淮河干流，上游留不住、中游流不动、下游流不走，打个形象而苦涩的比喻，就是上游得了“脑溢血”，中游患了“肝腹水”，下游则是“肠梗阻”；因为“肠梗阻”而成的洪泽湖，朝廷赋予的使命又是刷黄济运，这样的情形，正如清人郭起元所言：“淮合诸水，汇潴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口，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向来三分济运，七分御黄。”[8]

然则据上所述，向来备受称道的潘季驯之蓄清刷黄、济运保漕，因为修筑了高家堰，悬出了洪泽湖，如果我们站在淮河以南的立场，仍以扩散性皮肤病作譬的话，那就等于添加了更可怕的新病灶，而其重度浸染所及，遂直指淮扬之上河、下河地区。

注释：

[1]水利水电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5页。

[2]此诗的史事背景是，乾隆五十一年，洪泽湖水盛涨，各处堤工漫溢，遂将高堰五坝、归海五坝全行启放。

[3]《宋史》卷2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9页。

[4]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河决酸枣，夺泗入淮，随即堵塞决口，此为见载于史的黄河夺淮之始。参考胡阿祥、胡箫南：《“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由于论题密切相关，故本文于该文以及胡阿祥《围绕京杭大运河之“蓄清刷黄保漕”的反思——以淮源、洪泽湖、高家堰、泗州城为例》（《学海》2018年第5期）多有取用，特此说明。

[5]胡阿祥、张文华：《淮河》，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6]潘季驯：《河防一览》卷8《河工告成疏》，清乾隆十三年何焯江南重刻本。

[7]弘历：《重修淮渎神庙碑记》，王兴亚等编：《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7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2页。

[8]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2《洪泽湖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