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张纯如《南京浩劫》：日本外务省为期十年的“公关”活动

2017年12月13日是日军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80周年的日子。对于80年前那一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持续数周的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也严重影响到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关系。

2017年正值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以下简称《南京浩劫》）一书出版20周年。《南京浩劫》引用了当时的信件、日记、政府情报报告、战争罪行调查和采访幸存者的口述证词，相当于20世纪左拉的《我控诉》。《南京浩劫》问世于这一事件在英语世界几乎被遗忘之时，而该书出版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张纯如的书获得了惊人的销量，并得到了知名历史学家及读者的赞誉。该书出版时，年仅29岁的张纯如在新书签售会和其他公共活动中大受欢迎，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反应。在一片赞扬声中，张纯如和她的书不仅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猛烈的批评——她对日军暴行的激烈批评激怒了很多日本人，而且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发表尖锐的评论，这些评论几年间被不断地重复和放大。正因为有些批判来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所以严重影响到这本书和作者张纯如的声誉。这些历史学家的评论最终导致该书在部分学术圈中有了“错误”和“质量差”的名声。

原来，大部分“大批判”背后的推手是日本外务省。直到现在才被披露，日本外务省资助并推动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旨在抹黑和丑化张纯如和她的书的“公关”活动。从张纯如的书出版后不久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她去世后的第四年，并在南京沦陷70周年之际达到高峰。这场活动使用的主要武器包括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Fogel）、秦郁彦和阿尔文·库克斯（Alvin Coox）的论文。日本外务省公关机构把这些人的文章宣传为现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历史研究，而事实则相反。通过普遍的夸大和错误引用等方式，这些文章给张纯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书冠以虚构和带有偏见的帽子，这样便扭曲了公众和学术界对这一最具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理解。

张纯如纪念馆

幕后的日本外务省

尖刻批评张纯如和《南京浩劫》的英语文章，持续不断地在《日本回声》（Japan Echo）上发表。《日本回声》是一家东京出版的期刊，选择刊发日本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英译文本。1998年8月、2000年2月和2007年12月，《日本回声》分三期刊登了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张纯如和《南京浩劫》进行了抨击。2007年12月的那一期，恰逢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日本回声》把过去所有已刊发的关于“南京”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另增加了两篇文章，以《南京辩论概述》（以下简称《南京辩论》）为名，作为“南京”70周年的资料出版。

《南京辩论》宣称不对有关“南京”所有的观点进行“平衡”抽样，理由是，这意味着介绍“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基于不可靠的证据”。相反，《南京辩论》更愿意向读者展示有关“南京”“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研究成果。后来的宣传将《南京辩论》描述为寻求“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提出一种更客观、更科学的方法”。

虽然《南京辩论》和前述那三期《日本回声》杂志从未透露，但实际上《日本回声》是日本外务省为了“公关”而发起创办并出资和发行的刊物。1974年4月，外务省海外公关部长长谷川和年委托东京学者关嘉彦负责这一新季刊，挑选日本主要期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刊载。一家叫做“日本回声”的私人公司由此成立，成为该季刊的出版商。外务省为其提供“外语公关出版物”的资金，每年拨付，无需招标，并将该刊物分发给“海外知识界”，包括学者、大学图书馆、媒体和研究机构。直到2010年，外务省每年购买并分发5万本《日本回声》，其姊妹刊以法文、西班牙文、韩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出版。

没有这种支持，《日本回声》无法维持运营，而当日本政府在2010年初削减资助资金后，《日本回声》就立即停刊了。这些事实之所以被揭露，是因为《日本回声》的编辑和出版商在外务省资金中断时所做出的反应。在《日本回声》2010年4月最后一期中，编辑在题为《<日本回声>的资金遭到削减》的文章和《出版商来信》中披露了这一事实。

如果在《南京辩论》和相关《日本回声》那三期中说明日本外务省参与的事实，那么读者本来会对可能存在的偏见保持警觉。

这一披露本来也会凸显杂志所承诺的“客观和科学的历史”与其刊载内容之间巨大的差异——假定所有作者愿意将其文章发表在实际是外务省的出版物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客观和科学的历史研究”

承诺运用现代、客观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出版商的夸大其词。大卫·艾斯丘（David Askew）教授在《日本回声》刊载的有关南京沦陷7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艾斯丘是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教授，他将研究“南京”的中国人和作家称为受到政府约束的“遇难者尸体数量最大化者”。在日本，相关的辩论在势不两立的“大屠杀”派和“虚构”派之间展开，而后者把南京大屠杀描绘成全球性的幻觉——假新闻。艾斯丘写道，这些相互对立的“学派”高度政治化（他更喜欢将其划为“左派”和“右派”），由此创造出一个更多基于幻想和“一厢情愿”而非事实的“神话叙事”。根据艾斯丘的《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所述，希望基于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由“真正客观的史学家”用“冷静、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就南京暴行写出“中间”观点的研究成果，并严格审视“神话炮制者”的成果，用“冷静、客观，并基于实证的方法精心地书写历史”。艾斯丘说，“学院派”的成员不会随意构建历史观点，不会辱骂对方。      

艾斯丘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和煽动性语言”。这一点十分必要，因为到2007年，中日双方就日军南京暴行问题所产生的“愤恨”已经达到“顶点”。《日本回声》的宣传和艾斯丘《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中的提议，似乎为寻找南京惨痛的历史答案提供了某种令人陶醉的希望。但现实却像白天和黑夜一般不同。

傅佛果及其《有关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争议》

艾斯丘在《南京暴行的幽灵》一文中赞扬傅佛果是温和学院派的典范，认为他避免了“对持不同意识形态者进行无意义的不文明的攻击”。在其他地方，艾斯丘认为傅佛果的“南京”研究成果“特别见多识广”。至少从2002年起，艾斯丘就是傅佛果在“南京”研究方面的同事，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不了解傅佛果是如何评价张纯如和她的《南京浩劫》一书的。

傅佛果在《南京辩论》中的文章《有关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争议》（以下简称《争议》），刊登在《日本回声》2000年2月号上。该文最初并非为日本读者而写，这表明该文可能是应《日本回声》约稿而写的。傅佛果当时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是一位多产且声誉颇高的研究中日历史的学者，也是中日历史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他在这些领域具有非凡的知识。他的学术著作证明，他完全胜任作为一名学者所能保持的冷静、适度且客观的分析。

但傅佛果的《争议》一文却并非如此。该文从头到尾充满了刻薄和愤怒的情绪。傅佛果谴责了张纯如“最令人恼火的怪话”和“最具攻击性的观点”。他说，“她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似乎张纯如不仅仅错了，而且是“故意的”。她的“证据微不足道”，而她的主要结论要么“明显错误”，要么“荒唐可笑”；她“粗俗而且虚假”。傅佛果把张纯如的书比做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离奇的阴谋论”和“怪异的表演”。

这些谴责出自于傅佛果一连串发表在享有声誉的专业学术期刊上有关张纯如的文章中的一篇。1998年，他宣称“如果张纯如书中的这一章是白人撰写的，那么我能想象出学术界会怎样回荡着‘种族主义’的叫喊声”。他还抱怨“张纯如明知道……却装聋作哑”，“不必要的粗枝大叶，并且事实上并不准确也不公平”，她的书不仅“充满了错误信息”，而且充满了“愚蠢轻率的诠释”；她哪里仅仅是犯错误，她简直是在撒“弥天大谎”。1999年，傅佛果谴责“张纯如的畅销书《南京浩劫》中……出现了令人发指的错误”；2001年，傅佛果又谴责张纯如“及其持类似观点的人”；2007年，他又说“张纯如那类人”对日本方面的观点“一无所知”，而这些人得了“记忆神经官能症”。

当傅佛果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恶意攻击为“辩论”火上浇油时，他自己的《争议》一文却时常犯了很多本质性错误，如日本有关“南京”的研究者或作者受到死亡威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张纯如在书中写道，在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会遭到危及职业甚至威胁生命的危险，傅佛果对此指控张纯如的“无知令人震惊”。他开篇指责张纯如得出的与可考察、可验证的事实相反的结论。然而，傅佛果的《争议》一文重刊时出现的证据不仅证明张纯如是正确的，而且还包括了傅佛果自己史学研究中存有偏颇的证据。

2000年历史学家吉田俊表示，在日本，相信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修正主义者”，在冒职业甚至是生命的风险，而“持自由主义史观的藤冈信胜、小林善纪、 西尾干二已经收到了威胁信息，包括死亡威胁，但他们继续言说自己的观点”。傅佛果在他所编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披露过这一信息。

2007年，傅佛果当时的同事，约克大学的若林正在其《南京暴行（1937-1938）：局面复杂化》（以下简称《南京暴行（1937-1938）》）一书中这样写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徒们否认日本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当行为，他们采取死亡或暴力威胁，以便让持不同意见者闭嘴。本书的一些作者曾收到邮件、电话，或在参加公开讲座时当面受到过此类威胁。”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若林正教授对傅佛果表示感谢，因为他审阅了揭露死亡威胁的那一章初稿。然而，傅佛果对张纯如“惊人的无知程度”的表述，很快在《南京辩论》一书中被重新发表，至今仍未得到修改。

关于《南京浩劫》日译本出版受挫问题，《争议》驳斥了张纯如“未经证实声称出版商柏书房在日本右翼组织的压力下屈服”。但是，在1998年11月11日出版商发给张纯如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可以发现邮件呼应了张纯如的说法：“正如以前曾说明的，我们出版公司受到了相当大的攻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为了出版这本书，已将自己置于危及生命的境地。”

这封电子邮件的这部分文字首次发表在1999年5月的《纽约时报》上，它早于《争议》首次发表的日期，并在2006年被更加完整地引用，比《争议》首次发表日期还早两年。其他的错误也比比皆是。傅佛果在《争议》中指责张纯如将“直到南京大屠杀为止的整个日本历史……都归结于武士道导致了屠杀”。他还说，“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武士阶级，而这并没有在张纯如的考虑之内”。根据这一推理，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满族永远不可能征服这个国家，但他们做到了。

事实上，在《南京浩劫》第一章里就可以找到张纯如已经考虑到傅佛果所言，而且她没有对“武士”花多少笔墨。她写道：“最初只有一小部分人遵循武士道……”。她并没有把整个事件缩小为由“武士道”所导致，而是描述了一系列事件及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向“现代性”的突然转向、成功的军事冒险、失败的外交、经济萧条、1923年大地震、人口过剩和食物不足、暗杀、未遂政变，以及受到管制的教育和宗教制度不断为提升帝国军事实力服务等因素。

众多受人尊敬的学者有选择性地或综合性地做过同一类的研究，却没人像张纯如那样被指责用按种族“对日本人进行令人不快的奇怪的心理分析”。

《争议》一文还嘲笑据说是张纯如提出的观点：由于日军意识到“无法提供食物而制定了一个谋杀数万中国平民和战俘的计划”。傅佛果猛烈抨击道，“大规模屠杀”的结论需要“最高标准的历史分析和审查”，并反驳了张纯如的证据，称其“微不足道”，因为这些证据来源于名声不佳的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这与张纯如的书中第40-46页内容有关，即讨论了大规模屠杀战俘问题。张纯如的资料来源还包括日本军人的战时日记，如当时占领南京大部分地区的师团，其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的日记。傅佛果对这些并未提出质疑。张纯如还引用了几位当时在南京的日本记者的描述。秦郁彦刊载在《南京辩论》中的文章中也承认有3万名战俘被处决。《南京辩论》中另一篇文章解释说，战俘被杀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若林正教授于2007年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而该章节发表前傅佛果审阅过。

至于《日本天皇的阴谋》的作者贝尔加米尼，傅佛果如此沉浸于将张纯如与这位有争议的作者联系起来，以至于他完全错过了张纯如的重点。其实战俘“屠杀令”和裕仁天皇的亲属朝香宫有关，朝香宫当时参加了南京入城式。按理说，张纯如显然可以选择将“屠杀令”归咎于朝香宫，就像《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一书那样。然而值得赞扬的是，张纯如认为，比起简单地“归咎于朝香宫”，实情更为复杂。具体说，她引用了戴维·贝尔加米尼的书和另一个信息来源以证明陆军的图谋，日本陆军军官长勇对另一名军官田中隆吉吹嘘说，他用朝香宫的印章伪造了“屠杀令”。张纯如对此持怀疑态度，她提醒读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她还提醒说，贝尔加米尼的书的注释较为粗略，但承认他有可能真的采访过田中。所以说，张纯如在书中对贝尔加米尼一书的引用，表明了一种知识分子对证据的诚实态度，而不是对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非理性的笨拙攻击。

傅佛果在《争议》一文中抱怨说，张纯如“书中的中国人都被描绘成没有政府保护的受害者；而日本人则被描绘成侵略者”，并说她奇怪地“不责怪中国人”。然而，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南京沦陷得如此之快并出现混乱时，张纯如指责中国领导人，尤其是蒋介石在守卫还是放弃南京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蒋介石指派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将军（曾是蒋介石的“死敌”）来保卫这座城市，中国空军的撤离使得守城的军队无法得到日军行动的战略情报；通讯设备也被拆除，这意味着一部分守军无法与其他地区联系；蒋介石当时拒绝了可能对南京城有“好处”的休战，在最后一刻却命令守城将军放弃抵抗，导致了无计划地撤退。张纯如写道：“这个决定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灾难。”

日本人也不像傅佛果所指责的那样，被描绘成“只是侵略者”。《南京浩劫》中提到日本指挥官松井石根曾试图防止南京发生的暴行。同样，张纯如还谈及日本外交官为了阻止暴行而进行的善意但徒劳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浩劫》比粗暴地讥讽它的《争议》要细致中肯得多。

《争议》一文还哀叹张纯如的书“正中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下怀”，这些人“一贯利用张纯如书中的许多错误来抹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那些被傅佛果斥为极端分子的人说不定能从他“任何严肃的中国或日本近代史学者都不会接受《南京浩劫》的研究结果”的表述中获得不少好处和安慰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被誉为“过去30年中最优秀的现代中国历史学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评论道：“张纯如的《南京浩劫》是一本非常有说服力的书……许多日本人否认这一事件曾发生过，用麻木取代内疚，但张纯如令人心碎的叙述让这种逃避在未来变得不再可能，但最顽固的极端右翼份子除外。”

对张纯如的书给予特别好评的历史学家还有：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学的罗斯·特雷尔（Ross Terrell）、耶鲁大学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罗格斯大学彼得李（Peter Li）、牛津大学的克里斯蒂·克林根贝格 （Christian Klingenberg）和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即使对该书持批评态度的书评，也是褒贬平衡。如马克·艾克霍特（Mark Eykholt）称赞张纯如做了“令人钦佩的大量研究”，“使用了大量的资料”，“有血有肉，可读性强”。而傅佛果如前所述，却指责张纯如“反常地”得出了“与可考察、可验证的结果明显相反”的结论。

尽管傅佛果发表了笼统的声明，承认书评对张纯如的正面评价和认同非常普遍，但他又认为那些评论“本应明辨真伪”但“只是不敢说出不同意见”而已。与此同时，他将其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南京浩劫》的书评几乎当作勇气的化身，但是，评论界对《南京浩劫》的赞扬并不限于该书刚出版后的热情高潮期（或是某些人深感恐惧的时期）。2006年，也就是傅佛果的《争议》一文再发表的两年前，受人尊敬的研究日本军队的史学家爱德华·德雷（Edward Drea）参与了一项范围广泛、多方参与的保存在美国的日本战争罪行记录的整理工作，在介绍这些档案的文章里他写道：“张纯如为在1937年南京浩劫中的中国受害者书写的感人的证言详细描述了犯罪的程度及范围……”。

接下来，傅佛果认为张纯如将南京暴行描述为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holocaust），是“最具冒犯性的论点”，并认为这是“张纯如女士”的“纯粹情感主义”，这也是他在《争议》一文中唯一一次使用“女士”来强调张纯如的性别。对于傅佛果来说，“大屠杀”一词仅限于犹太种族灭绝，即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也许可以用于其他大规模屠杀（holocaust），如1915年屠杀亚美尼亚人、纳粹对吉普赛人的杀戮，或是欧洲移民屠杀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等，但不能用于南京屠杀，而且绝不能用于张纯如所描绘的“大屠杀”（holocaust）。既然这是观点和价值的判断，而不是某个法律标准和定义，因此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个人感受和情感在辩论中的合理作用。尽管有一些人认为，无论被遗忘与否，“大屠杀”（holocaust）一词都应该排除在辩论之外，但这与理性的人对此持不同观点是两回事。

尽管张纯如似乎是第一个遭到攻击的人，但她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将“大屠杀”（holocaust）一词用于中日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蒋介石夫人曾在1938年初用了“亚洲大屠杀”（Asian Holocaust）一词，1992年一部学术著作的编辑也用了这个词。1974年，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对南京暴行的描述用词和张纯如一样生动，并将之称为“残暴的大屠杀”（holocaust of brutality）。与当今的历史学家不同，多恩本人在战争期间就在中国，他当时是美国军事观察员，曾到过前线的多个地方，行程数千英里。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在1982年也使用了这一提法。甚至一名参与了南京暴行的日本人也敦促进行这一比较。1938年，同样在中国的诗人奥登（Auden），以惊人的预见性用他的诗《在这里，战争很简单》表达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当然地图无法指出一些地方，

在那里现在生命成了罪恶：

南京、达豪。

1998年3月，张纯如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面对座无虚席的观众发表了讲话，这一事实无意中驳斥了那种张纯如对犹太大屠杀的受害者冷酷无情的说法。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犹太人保罗·夏皮罗（Paul Shapiro）表示：“张纯如的回顾与研究工作，理所当然地和本纪念馆及其学术研究中心的工作密切相关”。

接下来，傅佛果在《争议》中转而针对张纯如认为日本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是“第二次”南京屠杀的观点，傅佛果谴责“张纯如对日本无知”，尤其是“张纯如相信日本教科书忽略了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他认为“美国人被误导，相信……所有日本教科书曾被删节以回避战争年代和粉饰日本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张纯如“应该为自己持续编造这类神话而感到羞耻”。

就算这是美国人所相信的，那他们也不是从张纯如的书中得到的。张纯如在书中关于“教科书”章节所列出的事实无人争议，她注释的权威性也没有受到质疑。《南京浩劫》概述了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与顽固的文部省就教科书问题进行的长达30年之久的诉讼，这一诉讼曾得到“成千上万富有同情心的支持者”的帮助。正如张纯如所说的那样，其中一个结果是“文部省内部认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他们不能继续视而不见的”问题。张纯如还补充了一个例子，说明教科书用词是如何被修改的，以防止教科书回避这个问题。傅佛果的《争议》又一次歪曲了张纯如实际所写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推测傅佛果为何反复出现这种离谱的叙述，但是《争议》一文表明他理念中的怨恨起了作用。在《争议》中，傅佛果抱怨说：“不幸的是，美国的身份政治最近采用了‘比较受害学’的方法，即，如果你和你的族群过去经历过大屠杀，那么你就有发言权，而没有人能够剥夺你的发言权。”

在200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1937-1938）》一书中，傅佛果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比较受害学”这一“美国式”的表述，他试图用种族、民族甚至是代际这三个容易产生偏见的概念及其分析来打击张纯如。针对所谓的“第四代中国人”，他宣称“这一代人要维护中国作为受害者的地位，以便弥补他们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源自无法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任何具有实质性的物质之上”。更有甚者，傅佛果还说：“海外华人……在身份政治的年代里寻找身份，他们经常发现缺少获得身份认同的工具，他们“缺乏用来塑造其身份的正面材料”，而且“他们也不具备建立有意义的身份的历史经历”。 傅佛果在《争议》中也暗示张纯如用“三流的流行心理学”对日本人进行“心理分析”。

然而傅佛果说对了什么呢？《争议》一文针对张纯如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南京浩劫》有这样一段文字：“60年后，作为一个民族的日本人仍在试图埋葬南京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将之埋在地下，而是埋葬在他们对历史的遗忘中。”傅佛果指责张纯如这么说“粗暴、不符合事实，是对日本学者的极大伤害，在过去30年里，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各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指责张纯如是“诽谤”。考虑到傅佛果否认日本研究“南京”的人受到死亡威胁，他伤害的正是这些日本学者，使用“诽谤”这个词实在是过分。不管怎么说，笼统地谴责整个民族（或者几代人）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理性的读者应该会不接受张纯如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指责。

但是傅佛果这个“胜利”也将幕后的日本外务省暴露在聚光灯下。傅佛果提到的那些研究中日战争的日本学者的大部分成果从未被翻译成英文。在介绍美国跨机构工作组 （IWG）审查和解密美国档案中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时，爱德华·德雷指出：“在日本，学者和‘特殊利益集团’一直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话题充满学术热激情和投入……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西方影响甚微，因为它们没被翻译。”

《南京辩论》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指责这一明显的“信息鸿沟”，这证实了德雷的观点，即只有“一小部分关于该主题的日文成果被译成英文发表过”。历史学家杨大庆和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于2012年写道，将亚洲学术著作译成英文的趋势，“近几十年来几乎都停止了”。

日本外务省发起《日本回声》的标准之一是，“以平衡公允的方式”加强日本的国际公共关系。《日本回声》可能在其他主题方面都遵循了这一标准，但在涉及日军南京暴行问题时就忽略了这一标准。《南京辩论》明确回避了“平衡”地呈现其他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观点。即便被提及，但在日本外务省公关杂志上找不到这种“平衡”的观点。《日本回声》从未发表过这类观点，日本外务省也没有传播和推广这类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其他观点”也存在于《南京辩论》中，但只是在引文里，那些精力充沛的研究“南京”的日本学者和作家就像古希腊合唱团，在舞台下被捆绑、被堵住嘴巴、被囚禁，他们只是剧中主人公的陪衬。

秦郁彦的《南京暴行：事实vs传说》与《南京：“大屠杀”的建构》

秦郁彦是另一位被艾斯丘认为是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日本军事史学家的“元老”。根据他的军事史著作的英文翻译，这个称呼似乎并不夸张。秦郁彦的论著经常被西方军事史学家引用。这些被引用的段落显示出他是一位平衡、有趣而细心的学者，很遗憾的是，他的许多历史著作仍未被译成英文。

秦郁彦所著关于“南京”的书于198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明确向中国人民的道歉。他写道：“（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长达十多年之久，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并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给他们带来了了巨大损失……在数字上没有统一意见，但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大规模屠杀和其他许多罪恶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也希望从心底里向中国人民道歉。”

在秦郁彦著书时，他怀疑“讨论南京所发的事件是否有某些剥夺人们理性的东西”。后来，他对待“南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发表在《南京辩论》中的文章就是来自这一时期。

秦郁彦以1997年11月普林斯顿大学“南京暴行”研讨会的一个场景作为《南京辩论》所载文章的开场白，在那里他见到了初出茅庐的张纯如。他就被杀人数（他的估计是4万人）作了报告，但在随后的“问答”部分中，当他列出日军南京暴行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指挥官放弃了这座城市时，观众爆发出“愤怒的叫喊声”。秦郁彦在2007年12月写下这件事（听众的反应）的时候，对他而言，这似乎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傅佛果显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可能目睹了这一切。由于普林斯顿大学研讨会是由“学生组织的”，组织者中就包括大约十年后傅佛果怒怼的一些“第四代中国人”。

在此之后以及其他学术会议上遇到的不礼貌的嘘声后，按若林正的说法，秦郁彦“改变了他的调子”。他后来对张纯如的攻击非常刺耳、针对性别和吹毛求疵。在《日本回声》1998年8月号上刊载的《事实vs传说》一文中，秦郁彦指责张纯如的书“存在严重缺陷”，而这并不让他感到惊讶，因为这本书中的“严肃的话题是由一位既读不懂日文也读不懂德文的女性来处理的，而且她与任何有能力审阅其的著作的现代历史学者没有任何联系”。按照秦郁彦的说法，包括知名大学教授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家在内的名人都“对张纯如心慈手软”，并“被她女权主义言论的力量所左右”。秦郁彦在普林斯顿研讨会上并没有那么直言不讳，他解释说，他曾考虑向张纯如提问，但还是决定不提问，因为“我担心可能会因此被斥责为‘性骚扰’”。

说一句离题的话，《南京浩劫》一书并没有作为女权主义的小册子问世。张纯如没有说“我是女人，听我呐喊”。她是以一个呐喊人的身份而写作的，而且行之有效。恰恰是秦秦郁彦自己将“女权主义”引入这场争端，由此反映出他对此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日本外务省现已承认涉及“性奴隶”。

秦郁彦和傅佛果以及《南京辩论》一书中的其他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宣扬《南京浩劫》这本书充斥着史实错误。日本虚构派/右翼学者也推波助澜，因此这一论调成为网络流行的说法和态度。如虚构派元老东中野修道声称，该书存在 （1）年代错误；（2）姓名拼写错误；（3）日本军官头衔不准确；（4）对德川时代军事技术的错误解释。作为“中间派”学者，秦郁彦对张纯如的“不准确”的描述又有多准确呢？

秦郁彦断言，张纯如书的日译本“从未出版的原因是她拒绝让日本出版商更正她书中最基本的史实错误”，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历史学家吉田俊于2006年透露，张纯如本人提议更正日文版中的12个史实错误，另外“建议更正”24个错误，可以“无缝融入现有的脚注中”。争论的焦点是张纯如所不同意 “更改”的部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更正”方式有损人格。至少，出版商希望将翻译与第三方评论结合起来，如在文本中直接插入括号，原因是出版商在所谓的“出版这本书有危及生命的情况”而摇摆不定。如果出版商想在秦郁彦和《南京辩论》的其他作者文章中插入带括号的第三方评论，他们会作何感想？

《南京辩论》第15页中插入了一个括号，在括号里秦郁彦淡化1982年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解释的争议，将其简化为“所谓的”日本政府试图用“进入”一词取代“侵略”和“入侵”，据称这只是因为“一名记者对教科书授权程序的误导性报道”而曝光。吉田俊展示了这种描述的肤浅。吉田俊在傅佛果所编的书中总结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试图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并列举了1982年五个淡化成功的具体实例。即使秦郁彦试图将注意力限制在“入侵”和“进入”这两个词上，这种淡化也是虚构派作者们所共有的，是不合时宜的。吉田俊还讲述了早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部省曾要求”取代的恰恰是这些词。

秦郁彦1998年所写的《事实vs传说》一文中所列的“张纯如《南京浩劫》勘误表”需要更多的解释是合理的。傅佛果的《争议》一文引用了该勘误表，他写道：“几乎理解和认同勘误表中的所有观点。”除了下文将讨论的死亡人数和照片问题（勘误表第12和13条）之外，秦郁彦只选择论证了他列出的勘误表中的一条，由于这也是勘误表中的第一条，因此应该是重要的。这一条涉及日军陆军军官长勇，他自称以朝香宫的名义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处决战俘的命令。秦郁彦没有说张纯如张冠李戴，也没有说长勇瞎吹牛，更没反驳长勇不在现场，故不大可能做过这种肮脏的事或为高官开脱罪责，而是称张纯如称他为“勇大佐”，搞错了长勇的姓和名。秦郁彦称，她将长勇的名字与日语“大佐”搞混了，这是“任何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人都不可能犯的错误”。这是勘误表第1条的唯一内容。

这看起来根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错误，甚至不清楚秦郁彦是否正确地找到张纯如错误的资料来源。长勇当时只是一名中佐，而不是大佐，不过秦郁彦淡化了这一错误，称两者的区别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既然“日军军官军衔不准确”是张纯如的批评者所强调的错误类别之一，那么其中的一些错误也许也是微不足道的。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日本史的历史学家，在推荐另一本书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尽管那本书“充斥着相对不重要的拼写错误，例如日本姓氏”，但他仍然竭力推荐。既然“名字拼写错误”是张纯如的另外一类错误，那么其中一些勘误也许并不重要。

秦郁彦的《事实vs传说》一文根本没有讨论勘误表第2-第11条，这种省略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大多数要么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是未经证实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勘误几乎算不上及格，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它是出自秦郁彦这样一位有研究能力的历史学家。

秦郁彦接着跳到勘误表第12条——关于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和被强奸人数的争论。秦郁彦1998年的文章是《南京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强奸的文章之一。张纯如指出，“估计有2万-8万名中国妇女被强奸”。秦郁彦不否认有这样的估计，而且他没有试图论证2万或8万是错的。他也不否认强奸的发生，也没有给出他的估计，至少在他的英文翻译作品中没有。那么他对张纯如的“勘误表”说了什么？秦郁彦只争辩说2万-8万是一组“非常粗略的统计数据”，他抱怨说，这是事实。当被问及秦郁彦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所描述的两个估计的被强奸人数之间的“巨大差距”时，张纯如解释说，“事件的性质使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成为不可能”，这也似乎是事实。在没有试图证明有其他的可能时，秦郁彦指责张纯如在强奸数字方面存在史实错误，这反映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态度。

秦郁彦的勘误表第12条的另一半是关于“南京”史学研究争论的前沿——死亡人数。每个关于该问题的权威性解释和每一个证据都有疑点，几乎所有的问题本身都存在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死亡人数估算是针对不同的地理范围（40平方公里城墙内的城市、郊区或8400平方公里的南京特别行政区（南京特别市——译校者），其中包括6个相邻的县）、不同的时段（数天、数周甚至数月）和不同类型的受害者（士兵、俘虏、平民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有人可能会合理地选择引用战后审判的司法调查和判决结果作为结论，但这种结果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在10万（对松井的判决）或者超过20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多数判决书）以及超过30万之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审判本身的公平性和管辖权也存在争议。秦郁彦在批评张纯如有关强奸人数的估计后，紧接着表明了几乎相同的观点，也承认不可能知道准确的数字。

张纯如说了什么来支持她就这个问题的开场陈述（“最保守的估计数字”是26万，而“最多”是35万）？她引用了当时在南京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的证词，“这种杀戮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没有人能给出全面、准确的描述”。这可能是为了解释贝德士自己估计的大约4万人，张纯如在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她列出了一系列估计数字和7位估计者，从43万（“中国军事专家”刘方楚——音译）到3000（“一些日本人……”），包括了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估计的5万-6万人，秦郁彦估计的3.8万-4.2万人。张纯如详细描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孙宅巍的研究，孙“计算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00人”。她讨论了一名日本战俘关于掩埋和抛弃尸体的供述。张纯如认为“南京的埋尸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死亡人数至少在20多万”。她还提到了吴天威、尹集钧和史詠其他几位作者，这些人的研究认为死亡人数均超过30万。

张纯如有几处夸大的叙述。首先，她估算的26万并不是她所称的“最保守的人数”。她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出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期间26万人被杀害，并给出一份来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档案。法庭的判决却是“在六个星期内超过20万名”平民和战俘被杀。而26万的数字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方人员总结埋尸情况的文件中。张纯如在她的书的第4页中更准确地将其描述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而非法庭判决。她本应该保持这个立场。事实上，她本可以说明26万源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份内部记录，暗示判决书中所指的“20多万”的“多”是可以延伸的范围。至少那样的话，问题就仅限于证据本身，而不是张纯如对证据的利用。

其次，张纯如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日本人自己相信，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0万人”。她指的是日本外相于1938年1月17日向华盛顿特区（日本使馆）转发的消息。该文件显示外务省得知死亡30万的说法，但将其延伸到外务省“相信”就言过其实了。张纯如在《南京浩劫》一书的平装本中做了更正，在相关脚注中添加了以下内容：“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最初撰写了这篇报道，但在上海被日本审查员扣留……他估计的30万死亡人数后出现在日本外相广田（签发的）发往华盛顿特区的电报中。这则信息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不仅知道田伯烈给出的30万人的数字，而且当时试图封锁这一消息。”事实上，外务省当时注意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发现，如果第一次就妥善处理，应该不会对《南京浩劫》一书有不利的影响。

第三，张纯如并没有决定性地证明她开篇所提的死亡人数的范围，至少，如果有人不接受军事法庭的判决作为辩论的依据的话，情况会是这样的。即使她专门用10页左右的篇幅讨论这一复杂问题，她也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她的确展现了当时和后来存在着大量证据、调查结果、研究成果和个人观点，暗示对死亡人数问题的一个正确答案是“许多”。

相比之下，秦郁彦是如何做的？他在2007年发表于《日本回声》上的《南京：“大屠杀”的建构》一文中指出，1939年由澳大利亚记者田伯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是30万死亡人数的估算来源。秦郁彦抱怨田伯烈为写该书“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资助”并且是“国民党的代理人”。考虑到《日本回声》隐瞒了外务省的资助，这一说法就很有讽刺意味了。秦郁彦坚称该书作者田伯烈“完全缺乏资料来源和证据”。然而，在秦郁彦文章的下一段中，他将田伯烈所称的死亡30万人的来源归因于1937年12月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后的一份报告，并承认“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数字与中国年度伤亡统计数字大致相当”。他批评田伯烈“尽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报告的这个数字约为4万人，他仍选择了30万名士兵和平民被非法杀害”。然而在紧接着的一段文字中，秦郁彦正确地指出田伯烈所写的伤亡人数是整个华中地区的，而不仅仅是南京。正确无误的历史学家秦郁彦总是与好争辩的秦郁彦过不去。

秦郁彦在其《南京暴行：事实vs传说》（载《日本回声》1998年8月）一文中概述了他的计算结果，虽然到2007年他将最初估计的3.8万-4.2万“被非法杀害”的人改为“实际数字很有可能远低于这个数”。实际上，他在2007年的《南京：“大屠杀”的构建》一文的标题加了引号，暗示蔑视或怀疑。秦郁彦所列估计死亡人数的表格资料比张纯如的范围更广，从“很少几人”到100万不等。秦郁彦设定了估计时间参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六周，与东京审判中使用的相同）和地理范围（城墙内市区和邻近的郊区）。

浏览秦郁彦的各种估计，其专注于“非法”屠杀的人数。他在2007年《日本回声》上的文章中四次强调了这一点。他排除了那些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因战火或疾病死亡的平民，以及显然丢弃了军装被处决的士兵（或从来没有穿军装者）。日本在整个中日战争中的任何杀戮如何是合法的，他没有解释而是假定。正如秦郁彦和其他人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并实施“现地征发的政策”，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任何暴力怎么可能是合法的？

“战争法”无法为日本军队的杀戮开脱，因为发动这场战争是日本政府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作为当时的“战争法”，1907年的“海牙公约”规定要么宣战，要么发出带有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日本帝国政府决定不向中国宣战，因为其考虑了法律上的不利因素（如触发美国法律中的武器禁运条款）超过法律上的好处和相关要求。因此，这场战争始终被称为“支那事变”。 由于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当时“战争法”中的法律利益，即“合法屠杀”不复存在。根据日本自己盘算的决定，日本军队杀死任何人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

武藤章——这个发动侵华战争、推动攻占南京，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就到南京的日本陆军重要角色，解释了不宣战的决定对中国俘虏命运的意义。武藤在东京审判中作证道：“中国俘虏是否会被宣布为战俘的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最终在1938年决定中国俘虏不作为战俘处理，因为中日冲突被正式称为‘事变’”。

战争罪的被告在东京审判中直到最后仍坚持这一说辞，他们辩称，“战争规则不适用于在中国的敌对行动，而且中国战俘无权享有战俘的地位或权利”。因此，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这件事其实无关紧要——根据日本政府高层的决定，日军认为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否穿军装，都有正当理由可以杀死 。历史学家佩恩（S.C.M Paine）引用了日本的证据，说战争结束时只关押了56名中国战俘。

虽说如此，但秦郁彦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表明了死亡人数辩论的难度。他考虑过，但认为口述史、埋尸记录、其他日本历史学家的估算、数据抽样和人口数量等研究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他将日军战斗详报设定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原因是这些战斗详报是“作为未来授予勋章的参考”而保存的。这些报告提及“消灭”败残兵和“处置俘虏”。不幸的是，仅有30%的与南京相关的战斗详报被发现，对此秦郁彦承认，“用发现战斗详报大队的行动推测其战斗详报没有被发现大队的行动很难达成共识”。秦郁彦的调查结果与战败后日本陆军销毁了70%文件的估计是一致的。

这种疯狂销毁文件的行径常被那些要求提供书面证据的人所忽视，而秦郁彦表明了文件的销毁与此类证据存留的关联度是多么大。令人震惊的是，东京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201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书中称，日本的档案目前仍在被销毁。

最后，虽然没有明说，秦郁彦的研究偏好显示就算所谓“温和的学者们”也会有多么大的分歧。例如，大卫·艾斯丘说，秦郁彦所依据的陆军战斗详报在弹药消耗和日本士兵阵亡等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不可靠，包括中国士兵阵亡人数。秦郁彦以反驳艾斯丘所依据的南京人口统计回敬了他， 因为“这段时间的人口流入和流出数是如此之大，可能无法得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艾斯丘对平民死亡人数“从3400人到5000人”的估计在《南京暴行（1937-1938）》第112页中有所论述，但在《日本回声》或《南京辩论》中并未提及。

同样，虽然秦郁彦强调了拉贝的5-6万人估计，但历史学家卜正民写道，这个估计不包括被处决的俘虏，卜正民和傅佛果都指出，拉贝无法得到城墙外和外国人视野之外的屠杀情况。《南京暴行（1937-1938）》一书中有一篇论文认为，“中国人在南京特市之外地区的受害程度远大于城墙内的”。

与张纯如一样，秦郁彦的数字统计，正如他自己声明的那样，也是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但是与张纯如一样，他也表明有大量证据、调查结果、研究和看法暗示对死亡人数问题的一个正确答案至少是“许多”。

虽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可能永远会争论死亡人数问题，但有一个实体，即战后包括外务省在内的日本政府其争论和否认的自由似乎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通过1951年《旧金山和约》恢复主权的日本政府受制于东京审判和其他战争罪行审判的判决。然而，尽管日本政府幕后出资和发行的角色没有被披露，但在《日本回声》10年关于“南京”的刊文显示这些判决的确受到了挑战。

秦郁彦的勘误表以第13条结束了他对张纯如的批评——《南京浩劫》使用了11幅“斩首和性犯罪”的照片。秦承认“这些都曾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会让研究这个专题的专家感到惊讶，但肯定会对那些第一次看到照片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声称这11张照片都是“赝品、伪造和合成”的。他并未详细论证自己的断言，只是讨论了其中的4张照片，并且没有试图证明其中任何一张是伪造的。他坚持说有一张纯如所用的地上排成一排被砍掉的头颅的照片是1930年被处决的土匪，但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即使秦郁彦成功地损毁了张纯如书中的照片和文字说明，的确这是全书存疑的部分，但他也是得不偿失的。秦郁彦通过对阴影和军装的分析争辩称，有一张日本士兵在炸弹坑旁观看用刺刀刺死被捆绑的“囚犯”的照片，一定是冬天摄于南京以外的地方，更糟糕的是，他说这张照片是美国媒体获得的。他的分析在英语著述中似乎没有受到质疑，但这张照片也支持秦郁彦所承认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犯下了许多野蛮行径”的看法，毕竟有许多炸弹坑。

接着，秦郁彦仔细分析了一张半裸女性的照片，据称这张照片来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乔治·费奇（George Fitch）的收藏。秦郁彦怀疑照片的来源，称照片中的男子穿着便服，“他的帽子和面部表情都不像日本人”。然而，秦郁彦引用一位日本后勤保障的高级官员的话，承认变态的照片在当时广为流传。一名日本宪兵的工作是，烧毁在寄往日本的邮件中发现的所有“淫秽”照片，但他告诉这位高级官员，他可以“随心所欲”。这位高级官员描述了一张与前面提到的照片没有什么不同的照片。

最后，秦郁彦转向一张“更为严重误传”的妇女和儿童在护送下行走的照片，并揭示了他的惊人发现——张纯如将这些妇女与轮奸、“慰安妇”联系起来。对这种事是否真的发生过的怀疑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日本外务省也承认陆军对“慰安妇”的利用涉及“性奴隶”。至于这张特定的照片，秦郁彦解释说它来源于日本，首次出现在1937年11月10日发行的日本杂志《朝日画报》上。就在日军出发前往南京时，日本民众被这张照片和一个题为《 火药中的乌托邦 》的故事所欺骗，中国人“一边唱歌一边摘棉花”，流露出摆脱了中国士兵掠夺的喜悦，“由于我军提供的保护，他们的神态轻松”。1938年3月，同一张照片还出现在“朝日”的另一本刊物上，从而巧妙地粉饰了照片两次刊登期间南京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棉花采摘者”的乐土因此看起来是一种公关行为，旨在欺骗日本民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是一次超出想象的公关行动。

秦郁彦随后以张纯如“似乎是第二个贝尔加米尼”的轻蔑评论结束了《南京辩论》。秦郁彦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到2008年《南京辩论》出版时，张纯如和贝尔加米尼都已去世，因此，那些在《南京辩论》中撰稿或重新发表文章的人可以不用担心他们攻击的目标会作出回应了。

阿尔文·库克斯和《唤醒旧伤》

阿尔文·库克斯（Alvin Coox）是著名历史学家，他曾是美国陆军和空军作战分析师，后来任职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日本研究部。他在日本生活的14年期间，与人合编了《东方·西方》杂志，这是一本关于日本问题和文化的英文杂志。1964年到 1995年间，库克斯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任历史学教授。虽然他是亲日派，但他的工作并未被扭曲真相的偏见所左右，他与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和日本：寻找一战后的平衡》。

库克斯是一位多产学者，并得到令所有历史学家羡慕的书评。库克斯的第一本书《虎年》的部分内容收录在《南京辩论》中，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写道：“他一贯准确，显示出对日本资料的娴熟掌握。”另一位受人尊敬且常被引用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克劳利 （James Crowley）认为：“《虎年》是一部文字表达非常清晰的书，这本书的出色之处在于吸引人的隐喻、令人信服的文体以及对日本军队派系政治、竞争和细微差别的掌握和丰富的插图。”

库克斯的代表作为《诺门坎：日本对抗俄国（1939）》（以下简称《诺门坎》），这本1253页的书被马克·佩蒂（Mark Peattie）描述为：“一本由作者独立撰写的关于现代亚洲军事史最好的英文研究著作。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任何时代和任何语言中军事史的经典。”

库克斯为写《诺门坎》一书，采访并得到了400份口述史料，据说他采访了几乎所有参与这场短暂且残酷战斗幸存的俄罗斯或日本老兵。库克斯认为，考虑到日军在战争结束时对军方文件的蓄意毁坏，口述史的利用至关重要。一个日本退伍军人团体称，他们把《诺门坎》的英文版祭献给靖国神社的内部神龛。这种做法反驳了那种在追求历史真相中应该摒弃口述史的主张，这种主张反复出现在“慰安妇”问题的争论中，也出现在对《南京浩劫》的批评中。

库克斯的《唤醒旧伤》是他在《日本回声》杂志上最后一篇这一类的文章，该文在他久病去世后才在《日本回声》上发表。与傅佛果的文章一样，库克斯的文章最初并不是为日本读者写的，这表明该文是《日本回声》的约稿。这篇文章汇集了《南京浩劫》中“具有代表性的谬误和错误表述”，并逐一加以反驳。凭着历史学家库克斯的学术水平和声誉，他的文章无疑给《南京浩劫》的可信度造成了严重影响。

然而，尚不清楚是否库克斯独自撰写了这篇文章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这篇文章与库克斯的其他文章很不一致，那些文章的不少观点实际上驳斥了《南京辩论》中许多关键的说法，而这篇文章的语气与库克斯的一贯文风格格不入，甚至这篇文章的标题《唤醒旧伤》带有某些历史最好被遗忘的恳求，这有违一位毕生发掘日本历史（既有光彩的也有肮脏的内容）的历史学家的风格。正是这位历史学家面对日本有计划地销毁定罪证据的做法曾经表达过遗憾和懊恼。他说：“如果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或者是任何一位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看到8月15日后日本发生的事情都会心碎。整个东京被焚烧文件的黑烟所笼罩。”

另一个与其前期作品风格不符的线索是没有引文。库克斯习惯于让他书里的历史人物为他们自己发声。他的第一本书，即下文讨论的《虎年》就是一个例子，书中广泛援引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军方和新闻资料，但在《唤醒旧伤》中却没有引用张纯如的一个字。《唤醒旧伤》从来没有指出张纯如的“谬误和错误表述”出现在哪一页，只让读者自己寻找或不加怀疑地相信。库克斯的《诺门坎》一书的注释共有114页，2226个，而《唤醒旧伤》连一个脚注也没有。这些缺失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文章中提到许多所谓张纯如的“谬误和错误表述”与她实际所写的内容几乎不相干。因为没有注释，读者也无法从库克斯的大量历史著作中找到这类歪曲。如果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捉刀人那这对张纯如和库克斯都不利。

张纯如的第一个所谓的错误表述是她称“直到张纯如的书出版，没有任何非小说类出版物实质性地讨论过发生在‘南京’的细节”。据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库克斯在《虎年》中写过。张纯如没有说过此前没有一本书提到或讨论过日军南京暴行，而是她认为没有英文专著“专门致力于大屠杀的研究”，“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全书记述南京暴行的非小说类英文专著”。《虎年》不符合“全书叙述南京暴行非小说类英文专著”或是“专门致力于”南京暴行的书，因为全书共162页，涉及南京暴行的部分只有6页。然而这6页中所记述的内容却令人震惊。库克斯在书中写道，南京在1938年3月之前“不知道和平，只知道刀剑”，库克斯很欣赏地引用了一位美国官员关于“日本军队的绝对野蛮行径，其军官对这类行为毫无管束的意愿”的话，他还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陈述：“日本士兵甚至军官肆意强奸中国妇女。”库克斯还根据中立的目击者的报告说，1938年5月日本占领苏州后，“重现了”南京“抢劫、强奸、酗酒和谋杀的狂欢”。库克斯在《虎年》中还说，日军陆军部长和次长被迫辞职，以便给南京和苏州暴行发生期间的和谈让路，暗示日军的恐怖行为与企图阻止外交谈判之间的联系，军方不信任和唾骂外交谈判。在库克斯在该书其他地方补充说：“发了疯的日本士兵变得狂暴失控。”

《唤醒旧伤》说张纯如自称，只有她的书才“首次披露了居住南京的纳粹党员约翰·拉贝竭力拯救中国人”的事迹。据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库克斯于1964年出版的《虎年》一书，揭示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解密档案，内容涉及一名匿名的纳粹（拉贝）提到日本军队在南京施暴的六周期间，是“野兽机器”，并描述了“非人道行为”。但张纯如从未声称自己是第一个“披露”拉贝的人，这对张纯如来说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正如《唤醒旧伤》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约翰·拉贝在1964年之前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日军到来时，拉贝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田伯烈在其1938年出版的书中经常提到拉贝和他的事迹。事实是张纯如说，拉贝回到德国后“就从所有的记录中消失了，他的下落让学者们困惑了几十年”。后来拉贝的命运轨迹及其日记是张纯如帮助发掘的。至于美国国务院的文件，那是库克斯的重要发现，这也与他发掘新证据的技能一致，但（文章的亮点）不是因为《唤醒旧伤》中所断言的那样是“第一个”揭示拉贝救援难民的事迹。

《唤醒旧伤》接着称，张纯如的“30万或更多的平民被屠杀”说法“既误导又不准确”。尽管库克斯承诺会反驳张纯如的“谬误和错误陈述”，但这篇文章却完全没有进行数字分析和估算。在以数字问题为诱饵吸引读者后，文章立即转向责怪中国人的错误：他们为什么不投降？为什么不有序撤退？但战争本质是混乱无序的，这是库克斯所有著作所展示的。另外，日军竭力破坏中国军队的凝聚力，从而阻止了在南京保卫战中出现所谓理想的投降，这些因素《唤醒旧伤》的作者都没有考虑，同样，也没有考虑前文提到的张纯如对中国军队决策的具体批评。

与傅佛果的文章一样，《唤醒旧伤》也嘲讽张纯如关于在日本研究南京暴行有遭到人身威胁的风险。不过，至少《唤醒旧伤》所描述的比较接近张纯如的表述。但库克斯在《皇军》一书前言中曾记述了1955年一篇关于日本731部队文章引起的“激烈的争论”，以及1957年一本关于日本在中国暴行的书的出版所引起的“更为暴力的反应”，导致该书被下架，并由于“愤怒的右翼分子”的压力而被禁止再版。奇怪的是，《唤醒旧伤》本身为张纯如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作者于1998年7月在东京进行计算机检索，只找到五六十年代的两本有关“南京”的日文书。库克斯在《未战之战争》中有关口述史艺术的讲座里为他在研究中仅损失5年感到惋惜，在此期间他“记忆退化和远离现实”，影响了他探索历史的能力，而《唤醒旧伤》却证明了这不是5年而是20年。

《唤醒旧伤》还攻击了张纯如对待日本裕仁天皇的态度，或许没有其他指控能更好地显示张纯如的书与她在《南京辩论》中被妖魔化为“反日女妖”之间的巨大区别。《唤醒旧伤》勾勒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鸟身女妖的形象，声称张纯如得出结论：“裕仁天皇参与了南京事件的犯罪行为”，并不公正地依据了贝尔加米尼的资料，但张纯如的书中并无此说，相反，她在书中（176-180页）有关裕仁角色的讨论是客观、平衡甚至是巧妙的，考虑到她对裕仁天皇和朝香宫逃脱了对其战时的角色最简单的询问所表现的明显愤怒，她在书中对裕仁所起作用的理性讨论更令人吃惊。张纯如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并没有断定“裕仁参与了”，因为日本投降时日方销毁了许多文件，“今天几乎不可能证明裕仁天皇是否计划、批准，甚至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她补充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裕仁天皇在大屠杀发生时收到了关于南京的何种消息”。

不过，张纯如搜集到裕仁知情和参与的间接证据（南京是当时的头版新闻，裕仁的兄弟后来称，向他报告过一些零散的信息。裕仁对南京被占领表示高兴，后来表彰了陆军指挥官），但她谨慎地对待这些间接证据，没有夸大其具有结论性。2000年因出版裕仁传记而获得“普利策奖”的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曾对张纯如说过一些想法，在他看来，裕仁不知道大屠杀是“不可思议的”。但张纯如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些叙述中，张纯如揭穿了有关裕仁天皇的辩论真相，正是在这里，她提到了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张纯如并没有像《唤醒旧伤》中所说的那样，将贝尔加米尼的书作为给裕仁定罪的决定性证据，而是遗憾地认为这只会增添困惑。她写道，贝尔加米尼的书“可能是唯一一本试图解释裕仁参与屠杀的英文书籍”，她提到“可信赖的历史学家”认为贝尔加米尼引用了不实的消息来源，或神秘的匿名线人耸人听闻却无法证实的信息”。张纯如还引用了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话，“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有一个预先谋划好的阴谋来征服世界”，而这正是贝尔加米尼的书的核心部分。张纯如还用整整一页的篇幅驳斥了所谓的“田中奏折”，这份1927年的文件概述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她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伪造的，可能来自苏俄”。“反日女妖”张纯如几乎没有自找麻烦加以利用。

就其本身而言，《唤醒旧伤》试图通过肤浅的论述来证明裕仁天皇是清白的，即裕仁天皇“不太可能”串通他的亲戚朝香宫，而为什么会这样《唤醒旧伤》作者却没有解释。相反，作者认为，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裕仁天皇有罪，他们就会追捕裕仁。不过，两句话后，文章又承认战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使得裕仁避免了中国的起诉，在东京审判中也是如此。

然而，《唤醒旧伤》最可笑的一点是，其把南京大屠杀归咎于几个害群之马，宣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日本在南京或整个中国被占领区实施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但向士兵发出过的“把上海以外的所有中国人作为交战人员，杀死他们并摧毁他们的家园”的命令和后来在华北采取的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就这些事实而言，上述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相反，《唤醒旧伤》将屠杀归咎于无所不在的日本军官长勇，其职业生涯“充满了不服从指挥的行为”，据说他对日本士兵在南京不服从命令负责。第十六师团的师团长中岛将军是一个脱离宪兵（约束）的“不守规矩的虐待狂”。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只是“一段反常的历史”。《唤醒旧伤》从未解释为什么像长勇这样不服从命令的麻烦制造者会出现在朝香宫身边，并掌握生杀大权，或者为什么像中岛这样的虐待狂会控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库克斯的《虎年》提供了解释——这些人是战争鹰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主导了日本军队，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虎年》也表明，这些人在南京沦陷后强烈反对任何外交和谈的努力，特别是反对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对日本陆军来说，他们一直被一种观念所左右，那就是日本外交官葬送了陆军过去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辉煌战绩所创造的机会，南京的恐怖行动破坏了令人憎恶的外交。也许这就是南京混乱持续了那么久的原因之一。

《唤醒旧伤》一文以一个反问句结尾——“张纯如的同情心难道不应该用到愈合伤口而不是让其复发吗？”（该文发布在维基百科上，在那里每天每夜近七年的时间里它都可以再次唤醒伤痛），作者还进一步希望“张纯如的才华被用到疗伤而不是报复方面”，但似乎不希望《唤醒旧伤》或《南京辩论》的其他文章也做出这样的努力。这就忽略了张纯如是如何结束她的书的。尽管她对日本人在南京以及此后多年的行径表达了明显而毫不含糊的愤慨，但最终她并不认为日本人是特别邪恶的。相反，她用这段话警示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人物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在脆弱的文化中，在危险的时代，政府能够向人们兜售危险的理由，虽然人类的本能告诉他们这些理由并不合理……纯粹的集权政府是致命的——只有绝对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

结语

张纯如的《南京浩劫》是一部颠覆性的作品，而不仅仅是一个被世界所接受的、对“南京”的浅薄的论述，它同样也颠覆了学术界。任何知名的英语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同样大规模的利用档案，并撰写他们自己版本的“南京”。然而，该领域留给了张纯如。年轻、女性，而且来自非历史专业（新闻专业），张纯如的例子表明，局外人也许比专家更有说服力、更成功地研究和解释历史。张纯如曾谈到“一个人的力量”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改变，并“动摇整个权力结构”。

张纯如的全球影响力和图书销量令《日本回声》的作者们感到不适。傅佛果抱怨张纯如“只是一名记者”，这就解释了他所认为的张纯如“对她所写书的主题的非常无知”。他痛惜道，“我们对公众的影响永远无法接近张纯如的影响”，而且“她的书已经销售了成千上万册”。图书的销量和影响也使秦郁彦沮丧。然而，任何辩解说他们只是担心因该书的传播对“南京”产生错误的看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因是他们在《日本回声》中的批评文章严重歪曲事实并漏洞百出。正是他们受人尊敬的专业声誉，这些充满错误的文章可能对张纯如和《南京浩劫》在学术界乃至世界的声誉都产生重大影响。

学者可以像任何人一样自由地支持某一方，并写出自己的愤怒感，但这与对张纯如的批评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张纯如出于愤怒和激情写作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绪明显地跳动在字里行间。她让读者看清她愤怒的缘由，从而在这场争论中保持他们自己的立场。张纯如的书并没有隐藏在学术的外表下，也没有像《南京辩论》那样藏匿于历史研究的“现代、科学标准”的虚假宣传背后。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南京浩劫》里，张纯如确实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让愤怒压倒了客观性，这在对朝香宫和裕仁的处理中表现得最为清晰，在她的叙述中，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要扮演了祸首的角色。

相比之下，《南京辩论》却充满恶意。《南京浩劫》给了客观的评论家很多言说的空间：与死难者数字和一些照片有关的问题，理性的普通人可能对张纯如开出的医治创伤的处方（道歉、赔偿）也持不同意见。书中也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如果批评者就事论事指出史实错误或观点错误，实属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意识到真正客观的评论将使《南京浩劫》的名誉和可信度保持完好无损，《日本回声》的作者们因此采用了一种张纯如必须被摧毁的策略，由此他们试图彻底诋毁《南京浩劫》和张纯如的名誉。一个虚构的、完全负面的张纯如和《南京浩劫》由此产生。这一惊人的结果源自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专业历史学家的笔下。

大卫·艾斯丘在谈到张纯如时，也脱掉了客观和科学史学的外衣，并屈从于小题大做的冲动，听起来像是傅佛果式的言论。尽管《南京浩劫》这本书含有一页又一页引用当事人的书面记录和证词，但他声称张纯如的书“不能被看作是依据一手资料的真正研究”，并且“她的主张缺乏真正的证据”。艾斯丘指责像张纯如这样的作品“不太可能严格遵循任何实证标准，以证实当事人的言论”。艾斯丘称张纯如的方法“松散、不严谨”。在其他场合，他还称这本书“只能被描述为频繁作假或虚构”，尽管他没有提供一个例证。

公平地说，上述“决斗”只是历史研究“搏击俱乐部”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之间相互交锋，他们的争论可能不遵循“昆斯伯里侯爵”式的规则。但在这里，日本外务省将手放在了辩论天平的一边。《日本回声》从好斗的战士中挑选出尖锐的武器，然后，外务省将这些武器分发给“英语舆论制造者”。尽管“以平衡的方式加强国际公共关系”是《日本回声》的办刊标准之一，但日本有关“南京”的许多其他观点都被压制了。尽管那些在“台下”的日本学者的文章没有在《日本回声》上刊发，但一些内容被《日本回声》上的文章引用，以证明张纯如的无知，这使人想起了罗什福科（Rochefoucauld）的名言——“虚伪是卑鄙向美德的致敬”。

外务省的干预之手隐藏在幕后。如果在关键之处披露外务省与《日本回声》的联系——在《南京辩论》的书中及刊发在《日本回声》上的前述那三篇文章——便会提醒读者注意潜在的偏见，并使人们更加注意“广告”与“产品”之间的“巨大差距”。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读者和张纯如反而成为偷袭的对象。

最后，就像前文讨论的战前日本的公关行动一样，外务省隐藏自己的角色，其结果适得其反，因为这种做法让人们质疑日本战后道歉的诚意，甚至是其接受战争罪判决的条约义务——至少显得日本政府在说谎。

“公关”及其变体“宣传”作为战时武器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精选《日本回声》十年刊文的《南京辩论》是南京暴行70 周年给英语世界的献礼。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支那事变”似乎还在《日本回声》和《南京辩论》等刊物和书籍的努力中蹒跚前行。在此过程中，随着“南京”的辩论终于逐渐平息，库克斯教授在以中国农历新年虎年为名的著作《虎年》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还在回响：“穿过长江三峡，一百万日军带着枪炮和驮马向西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在这个虎年里，‘全面胜利’的幻影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4期，​作者兰迪·霍普金斯为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顾问、律师；翻译：孙远帆、程以克；校译：杨夏鸣。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