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汪小菲的物流单：人口学如何分析婚内出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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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廖天琪 UCLA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期责编

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汪小菲与大S之间兰因絮果的婚姻故事在离婚后仍频频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继前一段时间的大S再婚、天价电费、夺回床垫等八卦事件后，汪小菲近日在微博再度出招，自爆从物流单里发现大S早在离婚之前就有买东西寄到韩国给具俊烨，力证女方出轨。

在怀疑伴侣婚内出轨的时候，物流单和购物记录似乎确实是验证猜想的有力证据。那么从学术角度来看，人口学研究是如何分析婚内出轨的风险因素的呢？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婚外情现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趋势和特征变化？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文章便是要回答这个辛辣刺激的问题。本文来自《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022年的特刊“性生活在中国“，作者为复旦大学的骆为祥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於嘉教授。

中国人的婚外情

“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的数据显示，95%的中国民众认为婚外情是完全或比较不可接受的。尽管法律不再惩罚通奸行为，但民法依然保留着“夫妻应彼此忠诚“和”离婚时，若其伴侣已与他人同居，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赔偿“的表述。然而，虽然社会价值观对婚外情持负面态度，近年来该现象在我国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00年，仅有8%左右的中国受访者承认曾经在一段稳定关系中有性出轨行为，2015年这一数字则超过了24%。中国的出轨率已经持平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2016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有16.3%的已婚人士承认曾发生婚外情。面对这一令人惊讶的数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二三十年来婚外情在中国的增长如此迅速？

婚外情为何发生？

已有的研究总结了外遇的三个影响因素：个人价值观、夫妻关系和外遇机会。

其中，个人价值观特指个人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研究发现男性、无宗教信仰者和来自大城市的人对外遇的态度更为宽容。对外遇的态度会影响外遇的实际行为：多项研究发现对外遇持更加宽容态度的人群中外遇的实际发生率更高。

在夫妻关系这一影响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伴侣双方对婚姻的承诺。婚姻中的承诺指的是维持婚姻关系的意图和愿望。根据投资模型的逻辑，婚姻承诺与婚姻满意度以及对这段关系的投入程度正相关；婚姻承诺又与其他性伴侣的质量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婚姻承诺度高的夫妻之间外遇的可能性更小，而有过外遇的人所报告的婚姻满意度也更低。一些学者发现子女的存在可以增加伴侣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从而带来更高的婚姻忠诚度。然而这些相关性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婚姻不满意度、社会背景差异和是否有子女对外遇的显著影响。

外遇机会，即有利于外遇发生的环境因素，包括可选择的其他性伴侣及其意愿，以及有助于维系婚外情的社会经济资源。一部分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会有更多的外遇机会，他们可能有一份经常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或是住在大城市里，又或是和配偶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伴侣双方社交网络的重叠度越小，性出轨的风险越高。

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外情

关于婚外情在中国的萌芽和飙升，已有研究提出了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思潮引起了人们对于婚姻、性和爱情的态度发生转变。与强调团体观念、需求和目标的集体主义文化相比，这种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身份认知、权利和需求。在婚姻中对于浪漫和性满足的追求使关于婚姻和性行为的准则有所放松。因此，文化个人主义有可能提高大众（尤其是已婚人士）对婚外情的接受度。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受儒家观念影响，人们对于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保守的，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内，且性的功能主要是繁衍后代，而不是提供愉悦。随着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思潮开始传播开来，人们开始重视愉悦和自由，并逐渐倾向于认为婚姻是一种自我发展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如果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欲望，例如爱情和性满足，婚外情就似乎并非全无道理了。人们用于形容婚外情的语言也从“通奸”变成了“有了情人”，可见公众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有所变化。

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和体制性变迁为外遇的人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和物质基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迁移的进程，人们的收入提高了、生育率下降了，其他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结构性变化也为隐秘的性行为提供了更多空间。在这些条件下，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寻找潜在的性伴侣，也可以更轻易地与某人维持婚外性关系而不被发现，甚至有更多用以维护与第三者关系的财力物力。

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中国男性的出轨行为。收入高的人可能显得更有魅力，他们也可能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隐藏外遇和负担由外遇引起的费用。同事也可能成为他们发生婚外情的潜在对象。我国内部的人口迁移现象非常普遍，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的配偶和家庭很可能不在身边，因此他们可能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婚外情。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潜在的外遇对象更多、匿名性更大、对出轨的容忍度也更高，这些环境本身就可以给秘而不宣的婚外情提供很好的掩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理论并不互斥，现代化和体制性变迁有可能引起个体观念的转变，反之亦然。总的来说，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价值观念、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都提供了促进婚外情萌芽和增长的条件。

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参与收集并分析了来自“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的数据。该调查在2020年通过微信和微博平台收集了7733份受访者的问卷，本研究采用受访时的已婚样本共4017人。

研究使用两种不同的变量测量婚外情，一是受访者在婚后是否与除伴侣外的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二是受访者是否在过去一年内发生过婚外性行为。

自变量包括受访者对婚外情的态度、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作者提出了两个预期发现：一是对婚外性行为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的人更可能发生婚外情，二是在婚姻中对双方感情和性生活满意度都较低的人更可能发生婚外情。考虑到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可能有其他结构性因素对婚外情的发生几率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也把个人月收入、每周平均工作时长、迁移经历、是否与配偶同住、户口性质、是否有子女、以及2020年受访者所在市级GDP等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作者预测较高的个人收入、更长的工作时间、流动人口、不与配偶同住、居住在城市或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无子女等因素与婚外情发生几率呈正相关。

研究采用二元逻辑斯蒂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进行分析，所有分析模型中都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教育水平、婚龄和健康程度。

研究发现

对婚外情的态度

2020年的调查发现81%的已婚受访者对婚外情持反对态度，认为婚外性行为“总是错的”或者“几乎总是错的”，但与2000年的数据对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男性比女性对婚外情的态度似乎更宽容，已婚女性受访者中有84%反对婚外情，而该比例在已婚男性受访者中仅为76%。

来自《夫妻的世界》

婚外情比例

从实际行为来看，男性发生婚外情的比例也比女性高。2020年有26%的已婚受访者承认曾经发生过婚外情，占已婚男性受访者中的35%和已婚女性受访者的23%；有21%的已婚受访者承认曾经在过去一年内发生过婚外情，分性别比例为已婚男性受访者中的27%和已婚女性受访者中的19%。

婚外情持续时间

在曾发生过婚外情的受访者中，50%左右持续时间较短，有39%的人只发生了一夜情，还有11%为长期维持的婚外情。

婚外情对象

最常见的婚外性伴侣是邻居、同事、同学或熟人，占婚外情中的48%；其次为情人（28%）、一夜情或性约会对象（27%）和好朋友（22%）；还有17%的婚外情属于发生金钱交易的性行为。与已婚女性相比，男性和情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可能性更低、发生与金钱交易相关的婚外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性观念和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的结果显示，发生婚外情的几率与较为宽容的性观念呈正相关，与对目前婚姻的满意度呈负相关。有趣的是，夫妻生活带来的肉体愉悦仅与男性婚外情几率呈负相关，而夫妻生活带来的精神满足则仅与女性婚外情可能性呈负相关。由此可见，在面对婚外情的诱惑时，男人们更可能因自己婚姻中缺乏与性相关的肉体满足而出轨，而女人们则更可能因为精神需求在婚姻中无法被满足而出轨。

洪世贤的婚外情 –来自《回家的诱惑》

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收入、迁移经历和居住安排都对婚外情发生几率有显著影响。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收入每增加一千元，婚外情发生优势就可能增加2%（注：发生优势原文为“odds”，即发生婚外情的概率除以不发生的概率）。跨省迁移的经历也显著提升了婚外情的可能性。和独居相比，和配偶同住的男性发生婚外情的优势将降低85%，女性发生婚外情的优势将降低65%。育有子女的已婚女性与无子女的相比，婚外情优势降低75%。农村户口的已婚女性与城市户口的相比，婚外情优势降低30%。子女和户口对已婚男性发生婚外情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也会增加人们发生婚外情的风险，但是对人们在过去一年内发生婚外情的几率没有明显影响。

结论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婚外情比例飙升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影响，例如损害人们心理健康和家庭和谐、增加性传播疾病风险、导致离婚率上升等。尽管眼下难以预测这一趋势将会带来什么具体后果，近几十年来我国婚外情比例上升背后的原因依然值得探究。

本研究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性、爱情和婚姻的态度转变以及由社会变革引起的一系列体制性变迁都可能导致了婚外情比例的持续上升。也就是说，本文开头讨论的两个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通过对“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作者发现较为自由的性观念、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和较低的性生活满意度会增加发生婚外情的风险，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结构性变量和人口特征后依然显著。个人收入水平与外遇几率呈正相关。流动人口、独居的已婚人士和住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已婚人士的外遇几率更高。在城市居住与妻子的外遇几率呈正相关，但与丈夫的外遇几率没有显著相关性。有意思的是，妻子们的外遇更可能由婚姻中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引起，而丈夫们则更可能因为对夫妻性生活不满意而发生外遇。

婚外情的故事一直是明星八卦重镇和影视剧吸睛的武器。我们热衷于讨论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离婚冷静期等大趋势，却不常留意到婚外情也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令人有些尴尬的现象。许多平静的婚姻之下暗流涌动，却不是每对夫妻都能且行且珍惜。在八卦谈资之外，我们期待婚外情这一人口学现象得到更多的学术讨论，尤其是婚外情对性别平等、子女长期发展的影响等话题。

参考文献（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文章链接）：

Luo, Weixiang, and Jia Yu. "Sexual infidelity among the married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022): 374-397.

原标题：《谈谈汪小菲的物流单：人口学如何分析婚内出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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