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评《美国史》︱学术与时代：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写法

本文系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布林克利著《美国史》一书所作“中译本导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简。

我没有见过艾伦·布林克利本人，不过早就听说，他在美国史学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看过他的简历，知道他生于1949年，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接着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学术专长是二十世纪美国史，对大萧条、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建树尤多。他的主要著作有《抗议之声：休伊·朗、库格林神父和大萧条》（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1983）《改革的终结：经济衰退和战争时期的新政自由主义》（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1995）《出版家：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Th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2010）等。其中有的书还拿过学术大奖。

布林克利不仅是一个著述丰赡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200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伟大教师”的称号，还曾远赴牛津和剑桥授课。他的知名度也得益于教科书的编写。他编过好几种美国史课本，除开本书，还有《未定型的国家》（The Unfinished Nation）《美国史：联结过去》（American History: Connecting to the Past）等。这些书全都定期修订，一再重印，畅销不衰。许多大学和中学的美国史课程，都使用他编写的教材。

布林克利著《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

这本《美国史》，原来是理查德·柯伦特（Richard N. Current）、弗兰克·弗莱德尔（Frank Freidel）和T. 哈里·威廉斯（T. Harry Williams）合编的教科书。布林克利于1979年开始参与这本教材的修订，到1995年便独力承担了第九版的编写。结果他使得这本教材面目一新，近于脱胎换骨，于是也就变成了唯一的作者。他带来的最大新意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增添了许多精选的插图、地图、表格和图示，使全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二是着力吸收美国史学的新成果，补充了有关普通人、少数族裔、妇女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本经过改写的教科书，出版后便广受欢迎。在1999年、2003年、2007年和2009年，布林克利又对这本书做了几次修订，在众多美国史教科书中始终保持着强盛的竞争力。

美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具有多个层次，开设众多不同类型的课程，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教科书市场；而教科书的编写、修订和更新换代，也就为职业历史学家提供了另一片用武之地。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美国史教科书为数甚多，一种教科书要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站住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布林克利编写的这本《美国史》，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而且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非常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这大约是它在美国大学师生中口碑甚佳的主要原因。

这本教科书的学术水准，突出地表现在它紧密追踪史学争议和前沿动向，着力传递某种历史主义意识和弹性的历史思维。我们知道，美国史学是在讨论、争议和辩论中获得进展的，不同时代的史家、同一时代的不同史家，对于同一问题往往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做出不同的判断，提出不同的解释。许多历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史家没有共识，争议不断，于是留下了大量无法绕开的文献。在本书中，但凡富有争议的问题，布林克利都专设“历史学家的分歧”一栏，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相关的观点，其写法提纲挈领，其评论则言简意赅。布林克利一般不是简单地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而是注意挖掘这些争议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样一个栏目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有讲究。它不仅体现作者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而且要求有包容不同学术观点的胸怀，以及在纷纭复杂的争议中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对于读者来说，这个栏目不仅可以提供知识和见解，而且能传递历史的观念和方法。

其实，在教科书中胪列多种有争议的观点，还反映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教科书理念。一般说来，教科书应当包含可靠的知识，提供可以遵循的标准。可是，布林克利在这本教科书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提醒读者，关于过去的理解和知识往往是复杂而不确定的。这样做无异于触及了知识社会学中的某种后现代争论：人文知识拥有标准答案吗？关于过去的解释有可能臻于客观吗？显然，布林克利对人文知识和历史解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不仅欢迎历史知识的多样性，而且对读者的眼光和判断力也有信心。他还特意告诉读者，在各种史学争论中通常隐含着历史观念、治史方法乃至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揭示这些分歧，不仅有助于理解相关的历史问题，而且还能显示史学多彩而有趣的一面。

在结构和内容上，这本书以政治为主线来组织叙事，兼顾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并且分时期、按主题来安排章节和篇目。这种处理方式看似老套，但有一个突出的好处，就是既能收线索分明、条理清晰之效，又可包罗丰富多样、多姿多彩的历史细节。历史编纂离不了框架和线索，而政治充满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情节鲜明的事件，在通史编纂中最适合发挥搭建框架和提供线索的功能，因而一直受到史家的偏爱。当然，这其中还有某些更深层次的缘故。在社会运行、国家行为乃至日常生活中，政治无疑都是支配性要素；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政治，它都时刻在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说，政治确实构成历史的主干，完全撇开政治，或者刻意淡化政治，这种历史不仅是难以理解的，而且也很难说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何以本书和多数历史教科书一样，也倚重政治以确立基本的结构。

不过，在当前美国史学的语境中，一本教科书如果专讲政治，那就不免招致讥诮，甚至被目为“出土文物”。二战以前，美国史家普遍把政治视作历史的主要内容，把政治史作为史学的支柱。这种经典政治史所关注的是重大政治事件，其主角大多是政治领导人，所讲述的是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思想的演变，其主题则在于彰显美国民主凯歌高奏的进程。因此，这种历史带有线性进步史观和精英主义的色彩。二战以后，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继兴起，逐渐改变了美国史学的面貌。社会史将普通人作为历史叙事的主角，着重探讨过往的社会生活，发掘那些以往被忽视、被遮蔽和被边缘化的历史经验。文化史，尤其是新文化史，则把史家的眼光引向人的内在经验，重视那些以语言、器物和符号所表达的人类价值、情绪和感知。于是，史家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历史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也由此增强。这一系列变化很自然地导致政治史在教科书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布林克利的这本书虽然仍以政治为骨架，但同时用不少笔墨交代美国社会的变迁，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景观、休闲娱乐、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还提到了儿童、毒品和艾滋病等问题。在二战以前的美国史教科书中，类似的内容是很难找到的。此外，本书还设有“大众文化模式”一栏，这更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给教科书编写打下的鲜明印记。

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在美国史学界声势日盛，美国史家的历史思维、研究兴趣和解释策略也随之出现许多变化。国际史从国家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出发，基于多国史料考察历史；跨国史所处理的是那些超越或打破国家边界的现象，或者从超国家因素着眼来阐释研究题材；全球史则基于对联系、影响、比较和整体性的重视，探讨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性现象，并从全球视野来重新审视那些在传统上属于地区的、国家的乃至地方性的事件。于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新的研究路径的形成，不仅扩大了历史考察的范围和时段，而且革新了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方式。这一切无疑给敏感的教科书编写者带来了灵感和启发。本书设有“美国与世界”一栏，所讨论的问题正好涉及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在具体的叙述中，布林克利注重从大西洋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史，把美国革命作为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来理解，将美国的工业化置于全球工业革命及各国工业革命比较的语境中来讨论，把美国奴隶制的兴衰和全球废奴结合起来考察，将美国内战视为同时期全球国家统一运动的一环。他还结合全球移民运动来论述美国的城市化，在讨论大萧条时采取国际比较的方式，论及二战的起源和爆发时还提到了中日战争。这样一种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不仅克服了以往国家视野的局限，而且有助于突破美国中心论或美国例外论，促成一种更开放、更有弹性的美国历史叙事。

当然，史学的演变，以及教科书模式的随之更新，从来都不是孤立自足的学术现象，而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围绕中学美国史课程标准，美国政界和知识界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可以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高强度介入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案例。美国大学的历史教学固然没有强制性的统一标准，教科书的编写也多属学者的个人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布林克利对这一点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因为他在开篇即交代，对美国历史的不同讲法，往往同历史观、方法论、意识形态和时代变迁有着复杂的关系。实际上，他的这本《美国史》就完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崛起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彷徨和摸索，美国终于在二战后因时顺势地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其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散，由此造成了一个许多美国人盼望已久的“美国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在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中，才能解释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何以最先兴起于美国。同时，美国的人口构成、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同样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的持续抗争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包容，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对各类权利的保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也带动了知识和观念的巨大转变，其中包括美国历史的重构。

美国虽然早已是一个大众民主国家，但政治文化中却一直有精英主义的存身之地，而且大学教育和知识生产也长期由精英所主导。具体到美国历史的编纂，各类精英人物一直是各种故事的主角。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抗争和民主化的进展，政治上的民众主义同知识生产的民主化齐头并进，精英主义史观的影响也一落千丈。自此以后，突出普通人的经历，从下向上看历史，成为美国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同样的趋向，同样的原则，也体现在布林克利的《美国史》中。本书叙述精英事迹的篇幅明显减少，而涉及普通人经历的内容则相应增加。本书介绍了普通人、特别是劳工对重大事件的参与，讨论了重大事件对普通人的意义和影响，讲述了劳工的工作和生活。在论及新政和二战时，作者的眼睛并没有仅仅盯着罗斯福和其他高层精英，而是用一定笔墨交代了普通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贯穿整个美国历史，但美国主流社会长期不喜欢这种多样性，先后尝试过改造、同化、压制和排斥等多种办法，力图消除多样性，以促成某种同质而纯一的美国文化。二战以后，美国人口构成进一步多样化，文化相对主义逐渐兴盛，少数族裔持续抗争，政府政策取向也发生调整，多元文化主义最终成为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且经常被作为衡量政府政策和社会行为的准绳。于是，美国历史的内容和表述方式也为之一变。本书就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色彩。在布林克利的笔下，美国历史的开端不再是“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运动，而是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他采纳“中间地带”的命题，关注多个族裔和多种文化的交流与混合；在叙述印第安人的经历时，赋予他们的历史以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不再仅作为白人历史的搭配或陪衬；奴隶制下黑人的生活、反抗和文化创造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本书尤其强调多元文化在美国发展中的意义，例如，书中谈到西部开发中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法国人和亚洲人的作用；在叙述新政和二战时，提到了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华裔美国人。至于那些以少数族裔为主角的社会运动和抗争事件，作者更是以浓墨重彩加以描摹。

在二战后风云激荡的社会抗争运动中，妇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而且直接挑战流行千百年的性别观念，伸张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大力争取妇女的平等和自由权利。在激进的抗争运动中，女性主义理论也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支持妇女的抗争行动，而且在与妇女有关的各种知识中发挥改造性效应。这一点在美国历史写作中显现得尤为鲜明。不仅妇女史成为一个活跃而丰产的领域，而且在任何美国历史论题中都必须有妇女的位置。根据女性主义史观，妇女的历史不单是受压迫的经历，也是抗争和塑造历史的记录。布林克利在思想上不一定认同于女性主义，但他在《美国史》中吸收了大量妇女史的成果，几乎在所有的篇章都提到了妇女。他着重讨论了妇女与革命、妇女和家庭、女性与消费、女性和战争等问题，还设专节介绍妇女史学的发展。

在这种变动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中，“阶级”“种族”和“性别”成为三个主要的美国历史分析范畴。“阶级”这个范畴所注重的是底层阶级，这与新社会史“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如出一辙；“种族”所指涉的是少数族裔，体现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对非欧洲裔群体的重视；“性别”则主要指女性，突出强调妇女在历史中的经历和作用。这三个分析范畴不仅为史家切入论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而且改造了整个美国历史的框架和内涵，甚至逐渐演化为一个识别历史著述合法性的标准，从而具备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写的美国历史著作，如果没有涉及底层群体、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内容，或者没有考虑到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意义，就难免受人诟病。布林克利本人专治高层政治史，在思想取向上也谈不上多么激进，但是身处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和史学风气中，他必须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寻求平衡，必须适应读者经“新史学”的熏陶所养成的阅读习惯。于是，他在本书中郑重其事地诉诸上述三个分析范畴。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本《美国史》是一位美国史家为美国大学历史课程所编写的教材，其作者、用途和使用者都决定了它在框架、内容和思想取向上必然带有特定的针对性。在美国大学，美国史课程不仅发挥一般意义上传授知识、训练思维的功能，而且承担着维护国家认同、培育社会意识的使命，因而所用教科书在知识、思维和价值方面都必须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这种教科书在译为中文后，读者需要采取“鉴别吸收”的策略，避免单向而简单地接受。读者如果把本书当作了解美国、增广见闻的参考，视为理解自己的时代和生活的借镜，那么就不仅会得到知识和思想的滋养，而且能体验到阅读的快乐。

2018年5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