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戴锦华：我们是“向下流”的学者

近日，戴锦华、毛尖、孙柏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在“破镜而出：戴锦华的电影、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活动现场，戴锦华引述了孙柏的这句“我们是‘向下流’的学者”。围绕大众文化现象，戴锦华始终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在最细微处保有一种好奇、一份认同和感动，并从中找到了文化现象背后涌动的社会性的动能和愿望。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戴锦华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毛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戴老师’，基本上她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她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毛尖看来，戴锦华涉足了所有的文化研究领域和所有的电影研究领域，她的作品一直有一种漫长的青春性，从她的《雾中风景》《浮出历史地表》《隐形书写》三本书中就可以感受到，二十年的时间过去，它们在今天的视域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戴锦华的弟子孙柏认为：戴锦华文字中所蕴含的丰富性，正是从属于这样一种有着持续的现实关切，并且抱守坚定的社会立场而形成的青春性。戴锦华将生命的挚诚投射在她所研究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摒除了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她从来不会采取向上看的姿态，而是对于任何细微的事物始终保持好奇，并且会有一种身体性的认同和同情。于是，她便能够看到这些大众文化的现象背后涌动的社会性的动能和愿望，而这些恰恰是希望之所在，如乌托邦式的东西就存在那里。

戴锦华解释道：我所从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现象，是透过这些现象去看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脉络，进而再把自己放回到社会中去。这种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去认知99%的人们之所在，并且试着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她对于孙柏表述中所说的“向下流”学者是认同的，我们向下流，要跟多数人在一起，这样心里才会踏实。虽然在这上面，1%的人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占有世界性的财富。根据乐施会（Oxfam）的全球财富统计报告，全球8个最富有的人占有了人类财富的50%，但这8个人的名单里并不包括家族，也不包括她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巨富，包括中国的巨富，这就意味着这些巨富是在与我们一起瓜分另外的50%，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1%的人几乎占有和掠夺了全部的社会财富。尽管如此，戴锦华还是会选择与剩下的99%的人一起，去看世界、看电影、看文化、看社会，这样她会感到安心和快乐，也会比较踏实，这样活着才是有意思的。

听不到！所以对姜文怀有强烈期待

长久以来，姜文是戴锦华保持着强烈期待的一个导演。戴锦华认为，中国的导演和中国的学者、艺术家一样，最早推动他们进入学术、进入创作的一定是某种爱，某种很纯粹、很单纯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做出了一点点成就的时候，他们往往容易把这些成就放得太大，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一旦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最初的爱好像就烟消云散了，那种刚开始让他们进入到这个场域的动力就消失了。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一种很匠人、很匠气、很职业性的复制，或者很容易转向媚权、媚钱，用自己爱的东西换取一些俗世的利益。

戴锦华之所以对姜文保持着强烈的期待就是因为姜文一直表达了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纯净的爱，即便是在凭借着《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举成名后。世界电影最大的悲哀就是每个导演都是看电影、拍电影，而不是看人生、拍电影。姜文不是作为一个导演被教养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才气让他的原创性是充分的。到现在为止，戴锦华仍然非常喜欢《太阳照常升起》，但其实这部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是姜文的滑铁卢，票房的惨败对姜文的创伤是多重的，他后来一直试图在回应这件事，其中有一次成功的回应就是《让子弹飞》。尽管戴锦华个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这是成功地操作了一个商业模式，但她仍然保持着一种认同：在中国电影中用一种最朴素的声音讲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听不到。

接下来的《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姜文向大众表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时代困境：观众和社会的批判，以及原创性表达和业已存在的大资本运营。一方面，姜文有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意愿，并有在电影史上留名的强烈诉求；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想拿着送上门来的资本来运转游戏。正如奥逊·威尔斯所说，“电影，是发明给成年人最好的玩具”，这样一种困境造成了这两部影片的尴尬处境。姜文从《让子弹飞》开始，他把后面三部影片命名为北洋三部曲。北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的真空，在这种状态下是一个最赤裸、强权、暴力、血腥，没有任何稳定系数的世界，这是《让子弹飞》成功的理由，但是《邪不压正》到了日军侵华时期，这是一段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会有切肤之痛的历史，因此戴锦华从个人的情感上并不接受去解构和游戏，这超出了她们那一代人认知的疆界。她直言，虽然这并不直接构成对姜文的批评，但是却是她和这部影片之间完全不可抵达的一个障碍。

去打破！镜像背后才是真实的世界

在戴锦华看来，对现代电影来说，电影是一面魔镜：它永恒映照着我们的梦想和幻象，我们以为电影照见了自己，但其实二者之间一点也不相干。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文化经验内部经常处在一个“镜呈”状态：无数面镜子相互映照，以至于让我们丧失了真实的空间和时间感，从而无法做出度量和判断。对于戴锦华而言，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切的：因为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分歧，不是针对某个具体作品，而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判断，每一方都很有情感热度，彼此之间互不相让，但她却并不认为哪一方是真理的持有者，或者哪一方是谬误的坚持者，他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影像，但却拒绝与别人分享。虽然拼起来不一定就是真实，但这些影像会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在一幅幅镜像背后也许有我们看不见的结构，那个结构才是我们试图去认知的中国社会。

但是，我们的结构也在不断地被摧毁和形构。每一次当新的结构出现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光怪陆离、美妙动人的新的镜像，于是我们又被迷惑或者激怒，这是非常真切的体验。不论是《雾中风景》《镜城突围》，还是《隐形书写》，戴锦华都是在表述这样一种经验，她通过观察，努力去体认不同镜像的虚幻性，观察它们在不同的境况下如何被切割，又怎样变成一个因为残缺而又自我形变成一种谬误的结论，尝试着寻找背后一些结构性的东西，这是她的核心隐喻，也是她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路。

戴锦华曾经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巨大的精神危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危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再一次经历了剧变。正是因为那个危机完全无法解脱，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国际旅行，她来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前往它们的乡村、贫民窟，还有运动现场。最初她是想寻找一个不一样的游离于西方理论之外的世界，但她却很绝望地发现全球化无处不在。在那个时候，戴锦华翻译了《蒙面骑士》，这本书的作者（注：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运动的领袖“副司令马科斯”）自己很喜欢用镜子的隐喻，副司令马科斯就是他制造出的幻象，其中有一句话让戴锦华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你从镜子这边看，永远看到的是你自己，但是你绕到镜子背后，只需要在背面滑一下，镜子的涂层掉了，就变成了玻璃。不是透过玻璃就看到真实，镜子是用来迷惑人的，而玻璃是为了让你打破的。当你发现这个被幻象所迷惑的怎么走不出去的地方，其实你只要打碎它就好了。今天的“幻象”又有不一样的概念，比如VR的出现，当你戴上VR眼镜真正看见、同时拒绝再看的时候，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摘下眼镜来，外面就是相对真实的世界。

戴锦华还谈到，如今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替代我们。那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经济的奇迹已不再，那些曾经缔造创造这些奇迹的底层劳动者也可能将彻底从经济结构中被排除出去。正如马科斯所说的，今天世界地图是一张经济地图，你必须买和卖，你才有籍贯，你才是公民，如果不买不卖，你就在地图上掉下去了，你就不存在了。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现实可能完全不可能得到再现，不再得到认知，因为它们不在统计学中，也不在任何地方出现，他们可能是老人，可能是少数民族，也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但是，他们依然真实存在着，并且他们和我们一样分担着同样的时代的命运。

往远看！让艺术成为社会性的表达

我们现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幻景当中，但不能说哪个世界是虚幻的，而是说今天我们更难界定什么是现实，比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游戏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因为游戏世界的职业可以作为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谋生手段，所以我们的现实被如此的切割开来。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前几年新闻里曝光的非洲矿区的奴工，他们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最基本元件的提供者；当时正好发生了富士康员工“连环跳”，他们是智能手机的生产者；又发生了美国年轻人占领华尔街，他们是智能手机的最终消费者。其实他们之间通过智能手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互不认识。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们人类被隔绝，彼此之间无法分享，只能依靠全球化的互联网络和物流系统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只有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活下去。

关于戴锦华关注这些快递小哥和非洲奴工的原因，她举了伊文思（注：荷兰导演、编剧、制作人）的例子。伊文思晚年来到中国，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在中国拍的，他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中国青年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现在有什么变化？”伊文思的话突然触痛了她：“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走出去，希望你们站得高一点，希望你们看到远处，因为曾经的中国的青年是看得到远处的。”因为只有当我们稍稍往远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看到城市化进程中的驱逐、农民工的讨薪，再往远一点还有被强行征地的农民，或者第一代已经到了丧失劳动力年纪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生活一辈子，但终归不是城里人，最后无乡可回。作为一名艺术家，当你发现没有办法直接书写苦难的时候，你要么变成一个社会的抗议者，要么变成别人眼中的矫情和伪善。

今天的社会大家都不相信人同此心，但我们应该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应当关注最基本、最朴素的博爱、平等；如果我们能够再有一点勇气的话，我们应该坚持社会的正义。但遗憾的是，当前这种共识的基础并不存在，苦难大家都懂，但却往往不可言说。戴锦华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她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太老套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不公平，包括中国在内的贫富分化严重，但是so what？你又能怎么样呢，你有什么方案？”她分享了她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一位男学者逼到她面前对她说：“你想回到‘文革’吗？！”她断然回答说：“我不想。”然后那位男学者坐回到椅子说：“那不就完了吗？”过了很久，戴锦华说了一句好笨的话：“没完。”因为那不是一个单纯的选择，只是由于在这样一系列的前提下，对于社会苦难的再现已经成为不可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是不被接受的，尤其是不能被视为艺术。正因为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更加需要击破，冲破那种镜像的虚幻，让艺术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