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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燮元逝世一周年|唐雪康:记沈燮元先生的一次谈论
按:2023年3月29日,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逝世,享年一百岁。当晚草成挽联云:
梁溪学人,江宁巨子,功业传天禄,太息谢家真尽矣;
金玉器质,松柏精神,知交结忘年,忍看遗墨痛何如。
后又忆及2021年夏,赴宁拜谒沈老时曾作长谈,重温录音,感念无已,遂将谈论内容大致整理,略志鸿泥。今逢沈老周年祭辰,谨以此文,聊寄思存。并期同道君子,追怀远逝风度,不断向上追求。
倏忽之间,沈燮元先生仙逝已有半年多了。沈先生身体向无大碍,去年秋天通电话,知道他还能每日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因此我也总是天真地认为,沈先生不会这么早离去,至少能看到耗费数十年心血辑校的黄丕烈《士礼居题跋》顺利出版。
初见沈先生,是2016年暑期在南京图书馆,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总共只见过四次面,三次在南图,一次在苏州。平日有事,偶尔会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与沈先生结识的众多前辈学人及忘年知交相比,我与沈先生的往来并不算十分密切。2021年7月16日,我由上海去南京,午后到南图拜访沈先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同沈先生见面。当时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尚未播出,沈先生也还没有走进大众视野。距我上一次拜访,时间已过了两年多,沈先生那日十分高兴,谈兴颇浓,就在历史文献部那张他一直使用的办公桌前,与我谈了足足两个多小时,天南地北,大体却不离读书与学问。杜诗云:“洗然遇知己,谈论淮湖奔”,我绝不敢称是沈先生的知己,但沈先生这次的谈论却让我感到有如淮湖之水奔涌而出,畅快淋漓。虽然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即兴漫谈,幸运的是,当时我也作了录音。近来重温,颇多感慨,现将谈话主要内容略作整理,以存鸿爪,聊表对沈先生的怀念。
2018年5月6日作者与沈老在苏州古旧书店,李军先生摄
寒暄过后,我先将复旦大学许全胜老师托我转交的新书《沈曾植书信集》上呈,是其历经二十年搜集整理的沈曾植书信,共计880通,且大半是根据信札原稿释文标点。我同沈先生讲,这是“沈曾植著作集”第一种,目前许老师在进行沈曾植诗词的整理工作,未来中华书局会陆续出版。沈先生听完一边翻阅一边称赞,围绕沈曾植的话题讲道:
沈曾植的东西,钱仲联之前不是搞过一个《海日楼札丛》,他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几年出过。我以前买过一部诗集,钱仲联校注的,钱仲联是我的前辈同学,他学问很好的,之前我每年回家去看他一次,送点东西给他吃吃。
搞沈曾植诗有两个难度,一个要懂佛经,不懂佛经不能瞎注,翻《佛学大辞典》是不解决问题的,要懂了才行的。一个要认字,沈曾植的章草不容易认。许全胜底子很好,根基比较好,像他这样功底扎实的人不多,旁人不敢弄这个东西。
说到钱仲联先生,我便说起之前看到一幅照片,钱先生站在当中,他出版的书籍摞成两摞堆在两旁,比他个子还高,以示“著作等身”。沈先生似也知道,听完只是笑着说:“那个滑稽,用不着这样的,没得意思。”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
沈先生当时虽已年过98岁,精力依然旺盛充沛,对任何自己感兴趣,与学问有关的书籍,仍抱有了解、占有的乐趣。他先是问到许老师之前出版的《沈曾植年谱长编》是否还有剩余,表示想讨一部。进而又询及去年为我题写书签的“居贞草堂藏汉晋石刻辑考”是否已经出版?出版后送他一部书云云。接着又开心地对我讲:
最近我写了个了不得的东西,《中华再造善本》的图章全都印出来了,他们让我写“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很长的一个签,开本很大,不然印章印出来人家看不清楚。两本很贵的,这样他们会送给我,我就省得买了,现在买书买不起了。
沈老题签,此书2023年9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问及备受瞩目的黄丕烈题跋集的辑校工作,沈先生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现在稿子已经打好了,还在看校样。这个弄的人太多了,从潘祖荫开始,到王欣夫,有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作。潘祖荫搞的时候,有叶昌炽、汪鸣銮等等帮他忙。后来缪荃孙搞的时候,章式之(钰)和吴昌绶帮他忙。前前后后几十个人。而且改得一塌糊涂,改的也不是一个人,莫名其妙改。
缪荃孙和王大隆弄的题跋是分开的,没有并到一起,所以就有两个头,缪荃孙一个头,经、史、子、集,王大隆一个头,经、史、子、集,人家翻起来不方便。我现在要把两个并在一起,把缪荃孙和王大隆没有的做个记号,这样人家看起来方便一点,我又发现了很多之前他们两个人没有看过的题跋。一共有八十多万字,目前超过我的还没有。
我现在条件好得不得了,我有几百张书影,像北图的书影,日本静嘉堂给我的照片,还有就是影印出来的书影。以前人没有办法看,我现在几分钟就拿出来了,先期条件好,后期条件好。
现在还有个事情,讲起来很笑话的,我不会计算机的,都是手抄,所以时间比较长,抄了几十万字了。
沈先生说完,顺便指了指桌边放着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出版的《黄丕烈藏书题跋集》,对我讲:“这个不能看,一塌糊涂,两个人搞的(点校者),一个稍微好一点,另一个更差,标点都点错了,旁的不要谈了,说明你没有看懂这个东西。”
沈先生格外重视标点古书,认为这是很考验功夫的学问,但在当下则易被轻视。沈先生每谈到此,情绪即有些激动,还讲了几个例子:
我一直说搞古籍整理,特别是标点,是系统工程,包括一个人的名号等等,你不懂一样东西就出毛病。要有基础,要有兴趣,现在很多学校中文系都没有人了。现在年轻人不肯下苦功,而且弄出来一塌糊涂,没办法。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原来中华书局出的,是让冯惠民点的,错得一塌糊涂。他用的不是嘉庆原刻本,用的是光绪的活字本,结果把底下的注全部删掉了。底下的注都是版本啊,这个重要的,他不用原刻本,用活字本。标点也一塌糊涂。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重新搞了,所以你看看标点不容易。
柳向春点《文禄堂访书记》有些点错了,我写信给吴格讲,再版要把它改正。柳向春蛮好的,按他的水平不应该错的,他是粗心,所以还要细心一点。
解放以后两个人一统天下,一个王力,一个吕叔湘,实际他们都是外国文化。吕叔湘标点一部书,后来给一个人指出来,他马上打招呼,承认点错了。他是外国的弄法。你看陈寅恪以前写信给他妹妹(指陈寅恪《与妹书》),说我要买多少多少书。另外讲到语言学,他说我们是藏缅语系,外国的东西,不是我们语系里面的。后来《马氏文通》就是日本语法,现在引进来的都是外国文化。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爱日精庐藏书志》整理本
聊到复旦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一些师长,沈先生提到了陈尚君老师(上一次见面,沈先生曾讲最近在书店买了一部陈老师新著《唐诗求是》,觉得不错):
解放以后有两个东西比较重要(指辨伪):司空图《诗品》是假的,明代人的,这个陈尚君翻过来了。南大的程章灿讲张迁碑是假的,结果没有翻过来。实际上清代有些人已经讲是假的,但还是没翻过来。这个牌子太老了,翻不过来了,名气太大了(说完哈哈大笑)。
虽然沈先生毕生从事的版本目录工作是一门小众的学问,但其视野却远远不止于此,对传统的文史之学,都乐于了解并予以关注。沈先生这次便同我谈起了南京大学的蒙元史研究:
南大历史系老先生现在死得光光的,没什么人了。本来元史很有名的,有韩儒林。搞元史不容易,不但要懂蒙古文,还要懂外文,德文、法文。因为国际上面有好多蒙古史专家,你不懂语言不行,等于这个是世界性的。韩先生死了以后,还有最得意的一个门生陈得芝,现在在床上面了,身体不行了,不能搞什么东西了,我们都是老朋友。韩先生几个学生中间,他是最厉害的一个,出了好多书。所以接棒要接得上,接不上也没有用。
陈得芝先生赠送沈老著作
对于研究学问,沈先生讲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心思不要太活,否则难以做出成绩。举例讲道:
有一个研究生,他毕业论文搞《潘祖荫年谱》,毕业以后没印出来(指出版),结果他跳了很多地方,我就跟他说,你把《潘祖荫年谱》印出来算了。后来他跟我讲又在搞园林史,我跟他说你园林史搞不起来的,就像洪业搞的《勺园图录考》,要有文史底子的。你不能看到什么红,你就跟着什么弄,这样不行。他就是心太活,跳得太多,我跟他讲你赶快弄,不弄退休了。
因之前我曾致信向沈先生请教一部过录唐文治批语的批校本的情况,这次又聊到了唐文治先生。沈先生由此谈到了近代学人的转型:
当时在无锡国专上课,唐先生那时眼睛瞎了,每星期从上海过来给我们上课,一个秘书陆景周陪他来,讲《诗经》。唐先生不讲国语,他讲太仓话不太好懂。
近代有几个人转型转得好,一个蔡元培,一个唐文治,还有一个就是张菊生(元济)。张元济是戊戌变法后被开除的,永不叙用。唐文治是农工商部侍郎,后来交通大学创始人。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这三个人转型转得好,没有像那些遗老,还用宣统十八年、宣统多少多少年。但是唐先生学问是讲理学的,就是性命之学。解放以后,我们主要讲他当交通大学校长的事情,讲他的功劳,不太讲他的学问,他这个学问距离现在太远了。近代几个理学家,像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我们现在还提他。唐先生讲这个宋明理学,距离太远了。
学问上可以讲的东西有很多,有好多东西现在不太被接受了。比如讲古文的桐城派,现在哪个讲?没什么人讲了。讲文学史、散文史的时候可以提一句,专门研究的话,没人看这个东西了。姚鼐的《经史百家杂抄》、曾国藩的《古文辞类纂》,现在标点印出来,恐怕不大有人买了(指指刚刚送给他的《沈曾植书信集》笑谓,肯定不如这个好卖),所以书也有走运不走运。
唐文治先生
当时沈先生桌上放着一册上海图书馆最新一期的《历史文献》,上面刚好有我整理的瞿宣颖《还湘日记》一篇,由此便同沈先生谈起了我近年对瞿宣颖散佚日记的关注和整理。提及瞿氏,沈先生讲道:
瞿宣颖这个人太可惜了!他在北京参加过汪伪的组织,后来到上海来。因为他学问好,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可能英文也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弄了好多东西,跟朱金诚合作搞了《李白集校注》。但他老是去茶馆里面,坐在老虎凳上喝茶,传播小道消息,乱讲话。后来听人家讲,他跟朱金诚翻了脸,可能有什么利益冲突,朱金诚揭发他,把他抓进去了。最后禁不起折腾,这么大年纪了,在监牢里死掉了。否则他蛮好的,在古籍出版社,靠整理书也可以吃饭的。他的水平太高了,而且他还是世家子弟,瞿鸿禨的儿子,美国留学的瞿同祖就是他家的后人。
我还同沈先生谈起了18、19年间,在日本静嘉堂文库看书的事情,也同他说起了拜访庆应义塾大学高桥智教授的情形。高桥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来上海跟随顾廷龙先生学习,当时沈先生正在上图从事《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因此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桥教授还将沈先生撰写的《记岛田翰所见之中国古籍》翻译成日文,在日本《汲古》杂志发表。谈及此事,沈先生说道:
之前静嘉堂文库文库长米山寅太郎出了本《中国印刷史》,叫我作篇序,傅增湘的孙子傅熹年也作了。我说我不给你作了,两个人作序,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也为难啊。最后我给他写了个跋,后来高桥把它翻成日文,在汲古书院出版了。汲古书院出版的几个宋刻本,米山和高桥写过几个解题。我看静嘉堂收藏的书就是高桥介绍的,他们把书影照片寄过来。
米山寅太郎著《中国印刷史》
就这样,沈先生同我“跑野马”式的漫谈了两个多小时,记忆不衰,且思路清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已年过九十八岁的老人所有的精力状态。时间不觉已至四点,每天这个时间,沈先生儿媳的表亲会到图书馆门口接他,然后同坐公交车回家。这时天降暴雨,沈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下午谈得兴起,影响了工作,一边收拾桌面上的东西,一边有些沮丧地对我说:“收摊子了,今天搞不起来啦。”临别之时,沈先生对我讲了两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一句是“现在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太难了”。另一句则是后来经媒体宣传,广为人知的“长寿之道”:“过好每一天”。
相比当下诸多炙手可热的学林人物,沈先生一无助手,二无经费,更无独立研究室,就连当下居住的房子,也是江苏省文化厅最近出钱,帮他租住的电梯公寓。此番一见面,沈先生便向我说起此事,颇为得意。沈先生逝世后第二天,我赶到南京吊唁,灵堂设在沈先生此前一直居住的老南图宿舍——位于颐和路的陈群泽存书库旧址。宿舍在二楼,只有一间房间,十几个平方。一张老式单人床上靠墙一侧堆满了书籍,边上狭窄的空间,自地面到窗台也堆的全是图书,真像是卢照邻诗里讲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前来吊唁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心恸。
沈老颐和路旧居所设灵堂
今年八月,南京嘉宁拍卖公司的古籍夏拍上拍了一组沈先生藏书和书法条幅,拍行的老板也是沈先生多年的相识,图录做得颇有温情,白色封面上印着沈先生所写“读书便佳”四字。我也拍下了一副沈先生三年前写的对联作为纪念:“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内容是成句,但每当我看到此联,总觉得这像是沈先生对后学的期许,勉励我们能沿着真正的学问道路不断向前。
沈老九十七岁时所书联句
2023年10月8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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