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旭麓先生︱杨国强：中国史家和史学的“无法之法”

【编者按】

2018年适逢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为更好地梳理传统、致敬前贤，2018年9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陈代谢：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学术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研讨陈旭麓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深远影响，并选取部分于近日刊发于学报第六期“致敬大师”的专题策划中。本文系此专题文章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原题《陈旭麓先生史学中的理论思维》。

自1985年初秋我入陈旭麓先生门下学史，到1988年岁末先生溘逝，其间不过三年有半。时至今日，学生已经白头，而回忆老师，则尤不能忘的，仍是这三年有半在此后三十年里对我影响和造就的既深且厚。

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陈旭麓先生的著述因其鲜明的个人特点而引人注目。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其用心处尤在论史，因此留下的文字里尤多史论。即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以时间而论，已连头带尾跨越了近代中国八十年，但我们当年听他讲授，所涉八十年之间的史事，则重心都在由史论串结起来，并在史论中显现出来的历史过程、历史转折和历史段落之中。史论出自史实，所以史论只有在累积地读史之后才可能产生。但论史之不同于记述历史，盖在于后者之所重，是具体而写实地叙录史事的由来，始末和情状；而前者之所重，则是从史事开始，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锲入史事之中，以认识、理解和说明史实背后和史实内里的历史因果、历史脉络和历史内容。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说明论史的过程里会有更多的思想内涵，从而论史的结论里会有更多的理论性质。与之相类而可以比较的，是同一个时期里冯契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虽然常常被外观地看成是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其中最富深度的，其实是冯先生在串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以通论所表达的个人学识和个人智慧。作为一本哲学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因之而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从而是一个思想深入学术和学术产生思想的时代。所以，像陈先生和冯先生这样的第一流学人，积多年学养而身在这个时代之中，便更容易形成自己以深度思考为治学路径的个人特点。

陈旭麓先生以其著述中所达到的思想内涵和学理深度，已自成一种他称之为“思辨”的学术风格，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思维属性是非常明显的。但陈先生对学生作讲授，以及由文字发为论说，则从来没有专门讲过自己在理论和方法意义上的史学构架和体系。用心读过陈先生著作的许纪霖教授于此感慨甚深，遂以“无法之法，是为大法”相推许——与之相类似的表述，在他之前，也常常听到有人说过。在见惯了各色各样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之后回望20世纪80年代，则“无法之法”所对应的，正是今日学界众生之好以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立标帜，又好以理论和方法为别人作归类的无所用其技。而后是作为一种事实，陈先生留下的著作醒目地表现了其学问中历史与思想交融的特点；而同样作为一种事实，又是历经二十多年之久理论和方法的浸灌与训练，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用一种套得住的理论，为陈先生具有理论思维属性的学问作归类。因此，以“无法之法”描述陈旭麓先生，同时也说明了今时被看成是无远弗届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并不真能涵盖史学和史学研究，其间走到高处的人，常常都在范围之外。

与二十多年里随西学东渐而来的理论和方法相比，古时中国人论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本自另有一种视野和另成一套理路。唐人刘知幾作《史通》一书，开中国和世界史学理论之先河。《旧唐书》里有一节说：

子玄（刘知幾）掌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也。”

后来清人章学诚继之引申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盖“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三者的要义在于“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显见得他尤重史识，因此，又以此发端，言之更深地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些话虽然与今天的学界已日去日远，但却曾长久地影响过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在一篇短文里之所以作此长幅引述，则立意在于说明，此日被称作理论的东西，因其范式化和程式化，所以可仿而效之，化为人人能用的方法。而理论一旦化为方法，则方法已未必再具有理论思维的属性。与之相比，中国人的史学理论之重识、重才、重学、重德，其“得一不易”和“兼三尤难”则都是自我养成的，从而是附着于个体的。因此，理论和方法，本质上都是治史的工具，而识、才、学、德则都是治史的能力。相对于主体而言，工具可以是公共的，所以是外在的；但能力却只能是个人独有的，所以是内在的。我想，陈旭麓先生的史学之所常常被视作“无法之法”，其实正是以今人熟知的理论观念无法为之归类的事实，反照了他在自己论史过程中所彰显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以及这种个体能力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能达到的程度。冯契先生曾把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称为“长袖善舞”，以见这个过程里既有着足够深刻的见识和论说，而这个过程本身又无法范式化和程式化。因此，虽然以新陈代谢贯连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已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自成一家之言，而陈先生教学生却并不注重陈述自己整体的构架和体系，其理由应在于此。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他更着意和更着力的，是在讲课和著作中一遍一遍地演示自己怎么选择问题、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深入问题、怎么串结问题、怎么论述问题的功夫，而通过选择、思考、深入、串结和论述能够具体而见的，便是其个人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在历史研究中的展开。其境界的深处能够体会而无从宣述。他所想要传授给学生和能够传授给学生的，大半也正在于这种须体会而得的境界，以及境界背后的能力。陈先生的功夫是可以学习的，但与理论的仿而效之能够转变为方法不同的是，史识、史才、史学、史德都需要个体在内化中的自我养成和自我升华。三十年之后重读陈先生的著述，于此感受益深。章学诚说过：“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挽救，则必逆于时趋”。然则时处今日，崇尚理论和方法正骎骎乎成为“世俗风尚”，读懂陈旭麓先生史学中的这一面，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到：治史之际，与外在于主体的理论和方法相互对待的，还有内在于主体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无法之法”的理论思维能力。在这种相互对待里，内在的一面和外在的一面都会以自己的合理性影响今日的史学，但每一种合理性同时又都是一种自我限定的度，若一成“时趋”便一定会“必有所偏”。其间的分野和关联在于，能够养成内在一面，则内有所立和内有所恃，主体能够运用理论和方法；没有养成内在一面，则内无所立和内无所恃，主体只能被理论和方法所支配。就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而言，两者的结果显然不会一样。三十多年来，我以读史为业，而资质鲁钝，领悟陈先生所教常常后知后觉，独于此端之理，获益稍多。

作为老师，陈旭麓先生以学问立身，对于学生，学问便成为一种真实的感召。中国人的文化以实至名归为理所当然，而人生舛错，名之为名，常常与势相缠，又常常与利相缠，名实之间有时未必尽能相合。我们当年入陈先生门下，读的是硕士。记得1986年或1987年间，黄逸平老师曾私下对我说，陈旭麓先生正在申报博士招生资格，等批下来，我们准备推荐你提前毕业，报考博士研究生，言次，对于这件事期望甚殷。然而这件事最终如泥牛入海，全无声息。当日此类申报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过程之间环节重重，我始终不知道其中的因果，但以人比人，由此而得的结果对于陈先生的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与黄逸平老师不同的是，陈先生本人从未在学生面前提及过这个话题，而学人生涯经此一劫，此中的滋味则是可想见的。由于旁观了这一段曲折，以及由此显现的七颠八倒，陈先生谢世之后我遂无意再读博士，所以至今仍然功名不全。而作为一种附带的影响，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自由、自立和自主。相隔了三十年之后返观当初情状，这些往日旧事已成过眼烟云。亦见一时之七颠八倒和促成了七颠八倒的人经不起时间的磨洗，至今已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与此对比而见的，则是陈旭麓先生的著述三十年来在学界流布不绝，历时弥久而弥显其经典意义。流布的过程已不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并且影响我们之后的一代。而曾经的名实之间不能相合，也因此而在岁月的流逝中达到了名实的相合。所以，今人好以刊物之等类、人物的名位以及格式化的评议为学术作品分优劣，比较而言，我更相信，从而更敬畏的，却是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毕竟已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曾经的满天烟花（中国烟花和外国烟花）在光焰熄灭之后化作一地灰烬。而以陈先生的生前身后为实例，显见得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之价值的判定，其实只能是在光阴的过滤和淘汰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