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我没想到会在波兰度过这样的耶稣受难日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托宾的非虚构作品《走到世界尽头》。这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早期非虚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托宾踏上从西欧到东欧的旅程，参观城镇的游行和庆典活动，感受各地特有的文化气息。他在旅行途中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神甫，也有从政者，有思想开明的人，也有固执己见的人。从波兰到立陶宛，从克罗地亚到爱尔兰，从法国到西班牙，托宾用敏锐的笔触记录下自己作为旁观者的思考。

科尔姆•托宾，插画师 Jillian Tamaki 绘

我走出大门，来到餐馆坐下，和早上从火车站送我来的出租车司机碰面。我们用英语交谈了一会儿，我说我不打算在这儿过夜了。我想回卡托维兹，可能明天去华沙。他说他可以载我到克拉科夫，不到一千公里，二十美元即可。他现在就能启程。我去意已决，便回到宾馆退房。我在房间里合上眼睛站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试图把我看到的东西驱逐出去，还是把它们留存下来。

车开到集中营主干道时，我让司机在营前停下。圣衣会修女的修道院就在这里。巨大的十字架直对大路，一个修女在路上来回走动。看上去似乎整个奥斯维辛都成了天主教机构，仿佛已被天主教会接管。这本是纪念被运到此地、葬身此地的人的，其效果却被彻底削弱了。我很想知道，波兰快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了，那么集中营在未来会被如何对待呢。

司机问我想不想到邻近的比克瑙看一看。那是个大地方，比奥斯维辛大得多，但建筑都是空壳了。司机在车里等我，我站着看了一会儿。战争年代，四百万人在这两个集中营死去。司机不想谈集中营的事情，我来到这里，他还挺震惊。我先去了他家，这是一所新房子，用四处可见的砖块砌成。这种克拉科夫建于公元 700 年前后，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全境陷入战火，仅有克拉科夫幸免于难，完整保存了中世纪的旧城光华，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8 年把克拉科夫的旧城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砖和建集中营的砖一个样。房间大而舒适，还有用平板玻璃制成的窗户和上过漆的地板。司机说，他在美国干过几年，赚到了买房子和出租车的钱。他说，在波兰可搞不到那么多钱。我们开上奥斯维辛和克拉科夫之间笔直平坦的大道后，他告诉我，黑市上的美元汇率曾经很高，但现在的汇率已经和官方汇率差不多了，让投机客都不干了。他说，共产主义者们走了挺好，但物价开始上涨。有些东西的价格都涨十五倍了。他把我在克拉科夫的老城区边缘放下。当时正是一九九〇年复活节前一周的周二傍晚。街上商店林立，人头攒动。微光之下，这城市显得生气盎然而忙碌。在老城区我很快就找到了宾馆。我没预料到会来克拉科夫。之前在薄暮前的夜色中我曾瞄了卡托维兹一眼，并幻想自己睡在当地一个昏暗的新式宾馆房间里。现在，我突然来到这座逃脱二战硝烟、未经破坏的中世纪旧城，若望·保禄二世在成为教宗之前，在此担任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中心广场本身就像一座小而平坦的城市一样，有大教堂、一座老旧低矮的天主教大教堂、一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室内市场。夜幕降临，满地都是卖花的人。咖啡馆里聚集了一群时髦的本地青年，他们穿着西部风格的服装，留着长发。其中一位还拿着一个烟斗，香烟成直角插在上面。他伴随着同行者的欢愉，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斗。我的宾馆里有个赌场，晚饭后我逛到那儿，发现里面全是用美元在赌钱的波兰人，有些人甚至在豪赌。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将美元摊在桌子上，好像它们是兹罗提而非美元。我晚饭只花了两美元。我不明白她哪来那么多钱，也不知道她有无想过会在赌场里输个精光。

午夜，我重新进入黑暗的城市，再次停驻在宽广的广场。约瑟夫·康拉德就是在克拉科夫长大的。他写道，广场“在月光之海中……因孤独而更显广大。建筑底层的灯火之环，如同在一个蓝色的池底里燃烧起来”。在广场的边缘，我瞥见一个浑身大包小包的女人，随即她便消失在小巷的阴影中。那一刻，她看来如同鬼魂，我一看到她就如此想象。不久后我意识到，她不过是个拾荒女人，这个钟点只有她会穿行于克拉科夫的街道。

到了清晨，整座城市在倾斜的春光中显得宏伟。我找了一个在美国待过、会说英语的出租车司机，让他带我去从前的犹太区。集中营的残骸仍留在我脑中，我想去看看亡者在克拉科夫的住所。他解释，现在没什么可看了。他觉得克拉科夫已经没犹太人了。他带我穿越城市，将几个意第绪语街道牌和一个废弃的犹太会堂指给我看。他将再无犹太人的犹太区展示给我看。他看着我，思考接下来要干些什么，他说，这就是犹太区了。我让他把我带回中心广场。每个小时来临，一名小号手会出现在教堂其中一个尖顶的空位处，预示新小时的来临。我注意到大教堂外面的长队。我没多留意，只觉是特色旅游团，便到二手书店和印刷作坊里去了。但后来我看到还有人在排队，我就明白了：这是忏悔的队伍。人们正准备履行复活节的任务。神甫坐在教堂敞开的忏悔间里，忏悔者们能听清他的细语。

队中间的大多是少年或二十出头，他们的面容大都虔诚而严肃至极。女人的衣着、发型以及无妆素颜，让她们显得恍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旧照片上面的人物。这是天主教历史的梦幻之地，我从未期待会看到，此情此景在爱尔兰的圣周都消失了。他们和我前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见到的年轻人迥然不同，他们举止如此文雅，如此温和，看上去如此顺从，我都想知道他们还能犯下什么罪。在克拉科夫的那个周三，店铺里用廉价磁带播放着流行音乐：西蒙与加芬克尔、警察乐队、滚石乐队。不少店铺都贩售装饰鸡蛋。店里满是面包水果蔬菜和衣服。似乎只有肉是短缺的，肉铺外大排长队。没有人像是营养不良或饥肠辘辘的。整座城市看来欣欣向荣。我的餐馆能俯瞰整个广场，这是家热门餐馆，吃顿午饭都要排队，但因为我单独一人，或我说英语，抑或那位傲慢、打扮得一丝不苟的女主管喜欢我的样子，所以她给了我一张靠窗的桌子。此处菜单和服务都很精致，装修豪华，广场之景十分壮观，侍者傲慢得令人难以置信。账单还不到三美元。当晚我坐火车到华沙。车站里满是赶回家过复活节的人。

这趟火车行程很舒适。我的包间里的另两个人正在读平装小说，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看课本。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让我感到轻松、安适而又激动。然而，奥斯维辛中的站牢房，那漫长而无缘由的残酷，让一个男人整日工作、回来还得站一晚、不能睡也没地方倒下的画面，仍留在我脑中。谁想出来的？我没法忘怀。

华沙的火车站有好几家餐馆，还有个赌场。我在附近的现代宾馆过了夜。到了早上，我搬去了历史更悠久的欧罗普斯基酒店。酒店附近的街道和广场都宽敞而通风，都是在战后的碎砾中重建的。此时正是耶稣升天日，糕点店外大排长龙。我想要找到导游手册上声称就在不远处的那座犹太人博物馆。我走过了精致的服装店，还有珠宝店和餐馆，最后在一条小巷边找到了犹太博物馆。我推开了门，门房看起来很吃惊，示意我等会儿，并从隔壁叫来一个女人。尽管高天花板和阶梯都暗示着此处曾经的辉煌，但现在的走道昏暗而破败。女人用英语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想要看看博物馆。我说我对华沙的犹太贫民区很感兴趣。她说，我可以上楼四处看看，如果我还需要什么的话，下楼就好。

楼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放大的照片，拍下了愁苦之人被带走的情形，还有一些纪念品，没别的东西了。我都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我走下楼梯，那个女人对我说她正忙着，如果我在这儿等，她会给我找别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人来了，随即便问我是否愿意讲希伯来语。我告诉她，我不是犹太人。我问，这是不是唯一的博物馆，这座城市里还有没有别的犹太纪念遗址。我还想知道，犹太区从何而起，从何而终，现在有无被标志出来。她微笑了。她还年轻，有人到此游览、发问，她感到高兴。她说，远处有个纪念碑，博物馆里还有个房间，如果我想看，她可以去打开，但也没什么特别可看之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锁。她还说，没什么人来这儿。华沙的犹太区一度聚集五十万犹太人；现在这座城市里也就三百个信教的犹太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华沙甚至没有拉比。反犹太主义在波兰仍盛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共产主义政权甚至清除了政府里的犹太人。但总的来说，没什么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此处也没有明确标志说明犹太区的起点。这座城市变化莫测。现在，华沙有两个作家协会。共产主义时期的作协在我的宾馆附近就有座高大的建筑，一些可能是作家的人在里面坐着聊天。在办公室里，他们不肯告诉我另一个作协在哪儿，只说现在正值圣周，他们可能关门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忠于作家的机构，他们去找能说英语的人，我便在办公室里等。我坐在那儿，留意着房间里的每样东西——圆柱形的归档系统、窗户上的遮帘、桌上的台灯、桌子的造型，还有打字机，迥异于我平生所见。它们全都有种与众不同而老式的典雅。

一个二十多岁的波兰女人来到办公室里。她刚从伦敦回来，她的英国口音相当傲慢，还夹杂着波兰口音。她虽坚称自己和我一样对此处完全陌生，却也同意和我一道逛逛。她回答问题相当尖刻，对大多事物都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她衣着得体，健步如飞。她解释，我之所以没在华沙见到穷人饿鬼，只是因为我住在市中心的现代酒店里。大多数人都没钱到市中心去。对大多数波兰人来说，现在巴士的价格都是难以置信的。我向她描述了糕点店外的长队，以及克拉科夫的赌场和崭新的出租车。

她解释：金钱是流动的，物价上涨、向西方开放意味着有些人会有钱，就像在西方一样，但总的来说人们的消费力下降了。我们散着步，途经一群正去做复活节礼拜的人。我建议，不妨到市中心的一座教堂里去，看看在发生什么。她不同意。她甚至不想看那些进入教堂的人。

她说，波兰被波共弄糟了，但天主教徒会弄得更糟。现在，打开电视机，你不会听到党员在赞颂党，却得听着天主教徒告诫已婚之人，如果他们养了狗，最好扔掉狗，再养个小孩。她说，我们用了四十五年才让波共下台，恐怕还得再花半个世纪来除掉教会。

“看，”她说，“看看这些团结工会成员的眼睛。”这时我团结工会，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 1980 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莱赫·瓦文萨所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

我们经过了另一群上教堂的人。我一直在观察人们的面容，我想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几乎每一个经过我们的人，甚至那些排队忏悔的人，脸上都隐藏着一股和善、安定以及一丝谨慎警觉。当晚我在宾馆里独自进餐，其服务就如克拉科夫的餐馆一般讲究。还来了一支乐队，演奏了几首英语老歌。好几个侍者来用俄罗斯鱼子酱兑换美元。饭后，有个侍者告诉我，楼下小饭馆有歌舞短剧表演，宾馆的住客可以免费参加。十一点后，我下楼去喝一杯。里面全都是人，大多数是波兰人，但也有旅客。两个男人穿成女人的样子，走到小舞台上唱了两首歌，演了个有模糊性暗示的短剧。一个女人表演了一半脱衣舞，那两个男人又回来了，这会儿的性暗示变得更明显。这位女士开始“脱衣”，而非“舞”了，一开始她只是袒胸露乳四处走动，后来则脱掉内裤，彻底裸露，巡回演出，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我甚至得提醒自己，这里是团结工会刚开始执政的波兰。此时已过午夜。我没想到会在波兰度过这样的耶稣受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