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者写男性主角引争议：性别、历史与创作的多重纠葛

在历史长河中，知识的传承与文学的创作长期被视为男性的专利，即便是以女性为主视角的作品也多出自男作者之手，他们基于他者的想象塑造笔下的女性，并往往赋予这样的女角色一种服务于男性审美及需求的工具属性。随着女性受教育的普及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发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她们勇敢地挑战并纠正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试图呈现女性被传统叙事忽略的真实生活与内心诉求，这在女性解放和文学发展上都是令人欣慰的一大进步。 然而在女性自主创作的浪潮中，我们观察到有部分女性作者惯于采用男性视角进行创作，这种做法在女性读者之间引发了争议。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作为女性，创作者有责任去弥补历史上女性声音的缺失，而女作者通过男视角写作是一种主动代入男性并缺乏对女性身份的认同的行为，她们对笔下的男角色所抱有的同情理解与对角色性格在各个层面的细腻深掘，是对女性解放运动的一种背叛。 面对这样的争议，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女性作者选择以男性为主视角进行创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其动机是否真的和女性主义的思潮相悖？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下，女性是否只能创作以女性为主视角的作品？我们试图从多个维度理解这一现象及其引发的讨论，这也关乎于我们如何理解性别认同、创作自由与文学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历史上的女性作家与她们笔下的男主角

早期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的声音十分稀缺，即便克服万难找到发声的机会，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刻板的性别角色定位，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正式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外。为了使作品被正视，不少女性作家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夏洛蒂·勃朗特在发表《简·爱》时署名“科勒·贝尔”，以此避免被熟人认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因此让作品受到不公正的评判；玛丽·安·埃文斯以乔治·艾略特的笔名示人，也是为了让人们严肃地将她视为一名作家。

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 (1816-1855)

在诸多女性创作者长期的努力下，文学界逐渐有了女性的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敢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作品。古今中外，除去专门以女性视角讲故事的作品外，将笔下的主角设定为男性，并通过另一个性别的视角展现笔下复杂社会结构的作品也并不罕见。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以光源氏公子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贵族男子为中心，以女性独有的笔触剖析了男主角深情又多情的内心世界，并借其经历对女性在平安宫廷文化中的地位和角色做了细腻的描绘。伊迪丝·华顿的《老爷们》通过纽兰·阿彻这一男性主角，尖锐地揭露了19世纪末纽约上层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个人选择的困境，在反映个人欲望与社会期望间的冲突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价值理念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思；还有在当今侦探悬疑文学领域依然享有盛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侦探小说女王也曾通过赫丘勒·波洛等男性侦探角色，展开了一系列对犯罪心理和社会道德的探讨；另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追寻着福楼拜书信集中箴言的指引，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哈德良回忆录》，通过一个罗马男性皇帝的内心独白探讨了权力、爱情、艺术与死亡的深刻主题。

国内女作家也有过跨性别叙述的尝试，张爱玲著名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便是借男主角佟振保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男性与一新一旧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佟振保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选择，反映了张爱玲对于男性心理、性别角色和爱情本质的深刻洞察，既揭示了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期待如何塑造个体的情感和选择，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复杂人性和情感关系的细腻捕捉。此外还有拉美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灵魂之家》中，通过男性角色埃斯特班·特鲁埃巴的一生串联起智利几代人的故事，展现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动荡和文化变迁，同时也揭示了性别、权力和亲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早期女作家生活的时代，女性地位不比今日，很多女性选择以男性笔名或通过男性视角进行创作，并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体现，更多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得不然的一种创作策略。在讨论一些敏感话题或挑战传统观念时，运用男性视角，尤其是不易被人认出作者性别的男视角创作能够让作品更好地被当时社会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女性作家在选择男性视角进行创作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以女性为视角的作品，不同的视角背后往往指向不同的创作动机。而在基于男视角写作时，除了对男性在情感世界中的态度进行犀利讽刺外，往往还涉及了一些更为宏大的主题。这一安排并非完全源自对男女社会角色分工的认同，而更多是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仍同时落实在现实生活并根植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时，能够在社会上承担特定的重要角色并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人大多是男性。伍尔夫便曾讲道：“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起居室和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关闭的。”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女性作家并非不愿采用女性视角，而是为了使自己笔下角色能够触及的社会层面更加深刻，让自己在文中所表达的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论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需要依托一个可以被读者想象的男性身份来站到社会冲突的前线，同时也能够在文中借用男性角色的视角，在一个不那么乌托邦的语境下获得决策的权力与被注视的机会。

当然，这并不是所有女性作家以男性视角进行创作的原因，只不过早期女性的处境直观易见，这样的行为也更容易获得女性读者的理解。那么当代女性创作者选择如此创作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她们在创作过程中，对于采用不同性别视角所能带来的创作效果又有怎样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二、性别视角的融合与超越：从伍尔夫到克丝堤·甘恩

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达了对乔治·艾略特才华的欣赏，后者通过使用男性化的笔名来绕过社会偏见，伍尔夫既对这样的策略表示理解，同时也对当时的女性必须隐藏自己的性别才能被认真对待的现象感到遗憾。在女性终于能暴露于外界的时代，女作家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伍尔夫深刻地洞察到女性在创作中存在一种有别于男性的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疾呼的女性意识，这来源于女性长久遭受的压迫和在直觉与情感方面的天然敏感。这种意识有其迷人之处，但作品过于情绪化的特质可能导致读者无法专注于小说本身，女性作家也会因为这种不够理性的写作方式难以突破既有的文学水准。

伍尔夫

基于对男女气质迥异的认识，以及使女性小说不只限于倾倒个人情感的场地而成为真正艺术的期望，伍尔夫在《奥兰多》中挑战固有的性别界限，尝试探索角色性别的超越与融合。主人公奥兰多经历了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生理层面，更触及心灵深处，展示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性别角色中找到平衡，并表达了对性别流动性和多样性的肯定。伍尔夫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气质各有优劣，而伟大的心灵应是“双性同体”的，既包含更多体现于男性的理性和逻辑，也包含更多体现于女性的直觉和情感。在理想状态下，两种性别气质和谐共处乃至融为一体，将有助于作者探索叙事的完整性并探索世界的真理。在今天看来，这种反对性别对立的尝试似乎又有重新陷入气质对立的嫌疑，也有评论者称《奥兰多》对性别转换的处理仍然依赖于一定程度上的刻板印象，未能完全逃脱当时社会对性别的固有期待。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理性和感性并不是某种性别的专属，但是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尚难观测到这样的现实。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所体现的不仅是对性别固有角色的挑战，也是对表达自由和文学多样性的追求。

克丝堤·甘恩

试图通过改变角色性别来达到叙事完整性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当代新西兰女作家克丝堤·甘恩（Kirsty Gunn），代表作有《雨》（The Rain）、《费瑟斯通》（Featherstone）等，她在《以男性视角想象女性》（"Writing Men Imagining Women")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以男性视角进行创作的倾向[1]。文章讨论了她的小说创作中男性角色的塑造，以及尝试从男性视角对女性展开想象的意义。在甘恩看来，复杂多元的叙事视角极有必要，“一旦你让一个角色做出超出他或她自己认知的行为，用他们不会的说话方式说话，或者声称对某件事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他们实际上无法理解或知道（所有那些说话就像小说作家一样的孩子！所有那些用完整不间断的段落讲述自己经历的女人！）……对我来说，无论这本书的主题多么深刻，故事多么吸引人，它都会被扔进垃圾桶。”而在创作中融合男性与女性视角是填补叙事完整度的一个有效手段，例如，通过让男性角色回忆他的爱人，甘恩展示了男性角色的内心世界是如何被女性角色的记忆和视角所影响的。因此，尽管她的作品是从男性角色的视角出发，她同样会在其中引入女性角色的视角来丰富故事，让男性角色去“想象”女性，是她尝试打破传统性别界限的方式，也能使自己与读者更好地理解两性之间的关系，她希望在并不具有支配地位的男性视角下，能够改变读者在传统规范下的性别期待。“作为女性主义者，我始终意识到男性凝视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特征，我们不仅要在阅读和生活中表达我们的偏好，还可以通过我们创作书籍的过程来缓和它，解除它的政治力量。”

三、代入式阅读潮流下被批评的当代女性创作者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者对同为女性的创作者有了更多期待，具体表现在一些女性读者对于女性作者“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都制定了较为明确的规范。网络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这种期待快速传播，并促使具有相似观点的人聚集成为颇具规模的社群。无论是聚焦同性情感的耽美文化，还是那些非感情导向的正剧作品，都在女性主义旗帜下迎来了非文学性的严苛审判。 在这之中，一些立场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作者采用男性视角进行创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极乐迪斯科》（Disco Elysium）

获得2019年The Game Awards“最佳叙事”奖的《极乐迪斯科》（Disco Elysium）是一款女性在主创团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剧情向游戏，有着长达百万字的文本量，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瑞瓦肖的虚构城市，玩家则扮演一名名叫杜亚特·杜阿尔特的侦探，在解决复杂的案件的过程中中，先后同身份各异的NPC完成了对各类哲学及政治思潮的深刻讨论。在某个以女性为主的社群平台上，有女性玩家表达了对游戏的可控角色固定为男性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Helen Hindpere等女性编剧参与到剧本创作的背景下，却没有对可控角色性别的第二选项。批评者认为，游戏剧本的对话和叙事被认为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男主角在与女性角色相遇时，可以选择无礼的挑逗选项，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男性行为模式。游戏中对男主角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他的中年危机、对妻子的思念以及他的自我救赎，相较于其他女性角色，他被赋予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以及展现其性格多面性的机会。男主角与女性角色的互动，也时不时体现出一种不平等的性别动态。另一方面，也有更多女性玩家对此进行反驳：《极乐迪斯科》作为一款角色扮演游戏（CRPG），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选择对于角色的发展和剧情走向有重要影响。这意味着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游戏风格来塑造角色，当选择某些挑逗选项时会导致女性角色的好感度变化，表明编剧并不支持某些行为。在某些路线中，主角甚至被其他角色评价为厌男症，这反映了该游戏中的性别评价是多样化的。编剧将男性与女性在交流中的不对等地位呈现出来，恰恰是其认真反思现有性别问题的体现。

N君是《极乐迪斯科》的玩家，也是一位在某平台专门更新历史类小说的女作者。她的作品基于自己的文史专业背景，试图还原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尽管因为不侧重卖座的感情戏，她的小说一向比较冷门，N君却并不在意，她表示写作既是她的兴趣爱好，也是复习专业知识的方式。由于她创作过不少以贫穷男性士人为主角的小说，她的作品也上过一些女性读者“避雷名单”。当被问及为何身为女性作者却创作男性视角的故事时，N君说：“我的出身阶层较低，即便现在成为个别人口中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没能逃脱经济问题的困扰，而在历史上有选择权力的女性多有过身份显赫的经历，她们很多生活细节是我仅凭想象难以触及的，而与我阶层相近的女性则少有受过教育者，她们在为人妻女方面的经历更令我感到陌生，相比之下，下层士人与我的生活经验更为接近，也能在史籍中找到更多可循之迹。”

N君全程围观了有关《极乐迪斯科》的这场讨论，她结合网友对游戏的评价和自己曾受到的非议，注意到许多质疑是从读者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作为女性读者，阅读以男性为主视角的故事没有代入感。这给了我们思考该问题的新角度。游戏的流行与对娱乐性的需要使人们越发强调体验感和代入感，也使得一种代入式的体验模式渗透至欣赏文学艺术的领域，读者往往将自己与作品中的主角等同，认为只有与主角产生共情，才能深入作品，体验其美感。N君指出，代入式阅读的盛行导致网络文学作者在创作时，往往会重视塑造受欢迎的人物形象，而非追求叙事的逻辑性与文学性、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性别有异或性格有缺陷的主角，则可能被误解为作者对自身性别的不认同或对主角一切行为的认可。然而正如伍尔夫所表达的期望：愤愤不平的文字虽有必要，却也会使文学失于纯粹。“我们并非在唱反调，女性的敌人也不该是其他女性”，N君如是说。

对于女性作者书写男性主角引发的争议，N君的言论不仅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动态，也提出了对现状的深刻反思。此外，这也是对女性主义内部多元声音的一种呼应，强调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不应忽视文学创作的本质——探索与表达人类经验的复杂性。

结语

借助从古到今的几个案例，我们得以窥探女性作家采用男性视角进行创作的历史背景、复杂动机及其在文学界内外掀起的波澜。这不仅体现了创作者对传统性别定位的反思与挑战，也牵涉到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寻找与表达，这是她们在性别、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做出的从被动到主动的选择。这种跨性别视角的创作在女性主义内部激发的辩论，进一步映射出追求群体性别平等与尊重个体创作自由之间的复杂张力。这促使我们反思，女性是否仅当以女性视角创作时，才能合乎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规范？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如何恰当地平衡个体创作自由与集体对抗性别不公的诉求？在代入式阅读广泛流行的背景下，创作者与读者之间应如何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被以背离女性利益的批评所掩盖的，是针对这类文学尝试更深层次的审视：以女写男和以男写男在文学表达上究竟还有哪些不同？女性作家采用男性视角，又是否真的能超越书写同性别角色的局限？这些问题将引领我们重新思考性别、创作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

1、 Gunn, Kirsty. 2017. “WRITING MEN IMAGINING WOMEN.” Angelaki 22(1): 3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