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万路：我与西政侦查的情缘之一

1992年6月14日我报考了西南政法学院刑事侦察学专业（注：当时招生简章上确实是“侦察学专业”），当年该专业在吉林省理科只招3人。8月14日收到了录取通知，我从祖国的东北穿越巴山蜀水，终于在9月7日晨来到重庆烈士墓西南政法学院报到，在侦查学系九二级100人的集体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从那时起至今，“西南侦查，天下第一”在我心中不仅是烙印，更是信念！

四年的本科生活中，我担任年级总班长、系学生会主席等社会工作。杨敏、李隆琼老师先后担任年级主任。由于担任学生干部的平台，加上我性格开朗外向，相对于其他同学而言，与更多的老师和同学都建立了友谊。当时每天的时间分三份：一份用来学习；一份用来搞社会工作；一份用来休息和生活。刑侦系是西南政法的显著代表，刑九二当年是刑侦系的杰出代表，我则可能称作刑九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吧！繁忙的四年历程中，玩命地塑造男子汉的体魄，如醉如痴地彻读名著，慷慨激昂地演讲，只争第一地竞赛，情同手足地相处，大喜大悲地豪饮，还有刑侦汉子特有的青春躁动、冲突，留下了如诗如画、曲折跌宕的喜怒哀乐愁。刑九二100人中，我是第一批入党的，在学习、工作、文体比赛等综合方面获得的奖项应该是最多的，而惹事生非也不少，尽管没受过处分，给领导和老师都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检讨这段生活，虽然遗憾颇多，但过程十分珍贵，庆幸完成了最起码的学习任务，凑够了保送读研究生的条件，英语六级也恰好以60分通过，更可贵的是积蓄了如亲情般深厚的友情。人的一生中能有如此“综合发展”的阶段，弥足珍贵！

接下来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遵照恩师邹明理教授的要求，我一改本科四年的风格，主要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把天生有此写作特长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刑侦、刑诉、刑法、司法鉴定方面题目列了几十个，逐一收集资料，一旦成熟了即写成文章，送导师审阅。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在学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文《银行系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手段及其特点初探》得益于管光承老师的悉心指导，获得了1996年校科研成果三等奖。读研后，受任惠华老师的热情鼓励与提携，最后发表在《侦查》1996年第4期。第一篇学术译文译自美国《法庭科学杂志》，当时是1997年元旦后的寒假期间，我没有回家。该文专业性非常强，作者的语言也非常注重逻辑与哲理性，我连续30个小时翻译出12000字的草稿后，即跑到邹明理教授家请求斧正。导师耐心听完后，对一些专业性问题提出了订正意见，指出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笔迹检验方面的论文，嘱我尽快修改、抄正，他推荐发表。我回到宿舍，又连续用10小时在400字的方格纸上抄正，这篇《本质差异在笔迹鉴定结论推断中的应用》发表在《侦查》1997年第1期上。1997年3月3日，我被误诊为“肝癌”。62岁的导师劝我不要忙于写文章，注意休息！半个多月的时间，照B超、加强CT，学校甚至批准了核磁共振检查，折腾掉我20斤的体重，爬歌乐山已非常艰难，时间对于我已无多，想到未正式工作过一天，只留下16本日记和人生遗憾，绝望得欲哭无泪！“五一”前的一天在沙坪坝突然顿悟——过好拥有的每一天！于是买了黄鱼、五花肉，让我女朋友金平（现在的妻子）回去给我烹调，吃饱了去爬歌乐山，继续写我的文章。“五一”前，由于连续跑医院，我和女友两人手头只剩下40元生活费了，而距发生活补助的时间还有20多天，正在为生计发愁时，《江苏公安专科学报》寄来了280元稿费，卜安淳教授在汇款单上注明“大作《洗钱：一名侦探的展望》刊载第三期”，这篇译文近15000字，这笔稿费足够我和女友一个月正常的生活开销。从此，稿费成了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经济上我也不继续拖累多年供我读书的父兄了，这也可能是我当时专心做文章的主要动力吧。从此注意营养，也更注意锻炼身体，而针对所谓的“肝癌”，未用任何一粒药，在我到海关总署参加工作之后才确诊是肝上的韧带特殊，虚惊一场！

学术和经济双丰收的研究生三年，要特别感谢恩师邹明理教授、陈祥印教授！每有文章草成，无论早晚，我都会跑到高职楼给邹老师读一遍，恩师对我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从来都很尊重，只是订正一些明显的谬误和文字。遇到稍有价值的文章，恩师还亲笔写信向北京等地的核心期刊推荐。当时身为在读硕士研究生，在侦查学术界没有任何地位与声名，寄出去的文章多数是杳无音讯，那种牵挂如远嫁了女儿。如蒙先学提携，则是站在大家的肩膀上，而且一旦有所突破，不仅是令专家认可，更重要的是增强自己的信心。经邹老师推荐，我在《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上发表了13000字的《论洗钱犯罪的特征及法律对策》，在《刑侦研究》1997年第5期上发表了5000字的《“二线”走私、贩私犯罪侦查初探》，在《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7年第6期上发表了8000字的《电信欺诈犯罪的侦查》。邹老师还把《侦查》杂志的校印等学术秘书的工作交给我，在校期间，我在该杂志上发表了9篇文章，全国侦查学界几乎都是从这一窗口认识我的，这一有利条件是无人可比的，无异是对我学术成长的最大的鼓舞。1997年7月至1998年5月，经陈祥印老师推荐，我和杜树生师兄参与重庆市警察学会和重庆市公安局禁毒处《重庆市毒品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禁毒处不仅提供了区县调研、出境考察等方便，还为我们配了一台电脑，每月补助500元。我承担了课题报告主要内容的撰写工作，这段时间利用这一方便条件，我的许多文章可以变为电子文本，不必再用400字的稿纸反复抄正。通过这项工作经历，我不仅深入了缉毒执法实践，更积累了课题研究经验，在经济上更相对于其他同学而言有充分的保障。这一项目被重庆市科委评定为“课题奖”，为我1998年参编《禁毒全书》和2004年至2005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立法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是管光承教授和任惠华教授家的常客，他们也是我宿舍的常客。他们在我本科阶段讲授的专业课门类最多，在我研究生阶段既是老师又是师兄的身份给我教益颇多。管老师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写论文的基本套路得益于他的教诲。1997年11月在刑侦系召开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上，管老师安排我做重点发言，这一殊荣给参会的北京大学张玉镶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我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报考张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铺奠了前提。任惠华老师经常启发我选题，鼓励我勇于投稿。1997年下半年，他嘱我研究近代中国侦查史。我用几个月时间，在校图书馆复印、摘抄《光绪朝东华录》、《清史》、《太平天国史料》等发黄史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写出了8万余字的材料。遇有编书的机会，他总是分给我一些任务，这样既锻炼了我的文笔和研究能力，也为我带来了丰厚的稿酬。硕士论文答辩后、毕业前的空闲时间，在任老师的鼓励下，我还对侦查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一部分形成了1万字的《论侦查的概念》发表于《侦查理论与实践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直至今天，管老师、任老师还在鼓励我搞一些理论研究，他们来京或者我去重庆，都必须见面，这种亦师亦友的感情必定是终生的，恒久的。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完善我国侦查权若干问题研究》，是邹老师指定的题目，当时我想图省事，利用已发表的成果，写“洗钱”这一题目。邹老师这次绝不迁就我，要求我必须研究“侦查权”问题。提纲广泛征求了陈祥印、郭晓彬、管光承、任惠华等老师的意见，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才确定下来，多数意见都认为题目太大，简直是侦查学的“论文集”了，怕我驾驭不了。从1998年8月开始动笔，直到12月30日，才基本草成，篇幅已达10万字。当时没有用电脑的条件，稿子是用钢笔在试卷纸上写的，左边正文，右边写注释及留给邹老师写审改意见。每写完一部分，就抄正送邹老师订正，自己则开始写下一部分。邹老师用红笔认真改了三遍，我则抄了四遍。内容基本确定后，我复印了几份，分送陈祥印、郭晓彬、管光承、任惠华等老师征求意见。现在翻开文稿，歌乐山冬日午夜的湿冷、宁静，恩师灯下的白发、花镜跃然纸上。邹老师要求我删节了一些内容，定稿8万字，仅次于先学邱兴隆老师的硕士论文篇幅，这是迄我为止侦查专业最长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我人生中专心付出努力最大的一件事。我们这届侦查专业硕士生共5位同学毕业，论文答辩那天，我第一个接受检验，我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来回答导师组针对我8万字论文的提问，而其他4位同学则共同分享一下午时间。陈祥印教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组用非常包容的态度来考察我的诸如“侦查监控”等标新立异的提法，这种包容鼓励我在答辩后、毕业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真的把这篇论文改成了“论文集”，向全国各学刊投稿。恰在毕业前，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来渝考察点评綦江虹桥垮塌案，并到我校大阶梯教室演讲，大家驾到，众星捧月，我只能远远听到他的声音，却无缘当面交流，准备奉上32000字的《侦查监控机制研究》也无法递到他手中。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了封信把文稿和一张软盘寄给“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收”。意外的是，不到十天，我收到陈老师的回信，他表示这篇文章很有深度，拟刊载《刑事法评论》第五卷上，并且欢迎我将同等水平的文章投稿《刑事法评论》，还欢迎我到北京工作后去找他……，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也为我到京后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聆听陈老师的教诲，接受他的指导埋下了伏笔。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语和博士生毕业成绩单都是陈老师签署的。大方之家的风范可见一斑！

硕士研究生三年，谨遵导师教诲，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生活非常单一，收获沉甸甸。研究生辅导员龙光美老师那里，我登记发表的科研成果最多，领取的科研奖励也最多。近两万元的稿费收入，不仅满足了生活所需，还为我添置了大量书籍，赴京工作时，装了25纸箱书，我真成了“读书人”了。毕业时，本届两名重庆市优秀研究生，一位是博士研究生龙宗智教授，另一位就是我。毕业典礼上，我意外享受代表毕业研究生发言的殊荣：“以校为家整七年，师生情谊埋心间……今天我们虽然远‘去’了，但法的精神与魂魄已融入我们滴滴血液中……。”此情此景和我的真情流露，永远浮现在我的眼前。

来到海关总署缉私局工作不到两个月，经恩师邹明理教授推荐并提供电话号码，我与北京大学张玉镶教授、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建立了联系，并于当年报考他们的博士研究生，2000年5月，我选择了北大。2003年春季，正是非典在北京等地疯狂肆虐时期，我于4月20日按期向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提交了博士论文《侦查法治论》。因非典的原因不能在校内答辩，6月7日上午，我在北京大学校园西南角的资源宾馆完成《侦查法治论》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王国枢教授，成员包括陈兴良教授、陈瑞华教授、汪建成教授、潘剑锋教授，导师张玉镶教授列席答辩会。由于当年人民大学侦查学研究方向的同年未能完成博士论文，而北大本届侦查学研究方向只有我一人，我竟未料到自己居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暨北京大学首届、首位刑事法专业侦查学研究方向博士。而我的博士论文，即今天奉献给母校侦查学院和读者的这本小册子，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在歌乐山下的陋室中酝酿而成的。我是一条小溪，西南政法侦查专业是我的源泉！迄今为止我近100万字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发源于那青山碧水之间。2005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院承办第五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暨侦查系主任论坛，我与学士、硕士、博士阶段导师——管光承教授、邹明理教授、张玉镶教授合影留念，这当属中国侦查学界的一张最美丽的风景！

当年，我背着沉甸甸的科研成果，秉承西南侦查的盛名，赴北京、上海等地面试，用人单位对这一学术背景首先有三分尊重，尚未接触即已加分。参加工作后，西南校友尤其是侦查专业的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通用的名片，有求必应，更有默契的关照，此乃终生无价之财富。2006年在秦皇岛办60人的培训班，全国海关缉私局派来的法制科长或者业务骨干加上我这个班主任竟然有28名是西南侦查专业的兄弟姐妹。同忆飘游嘉畔、登临歌乐时光，共商捉鬼驱魔、为国把关大计，如沐春风。走遍全世界，我都愿意自信地亮出我的名片：西南刑侦人！衷心祝愿这一名片更加闪亮，为国为民再立新功！

遵照任惠华教授的叮嘱，本计划将这一文章全面修改一遍，加上我十年来在中央机关工作、参与立法和参与及指挥几个重大案件侦查工作的思考，但囿于工作与家庭事务的纷扰，无法再如学生时代那样潜心研究，转化成纸上的表述。希望这一遗憾能够成为我下一个科研成果的起点。西南政法侦查专业成立30周年的节日临近，与西南侦查的深厚渊源决定着我必须描绘出应有的历史印迹，加之交稿时间急迫，我也就不惮菲薄，将这一不成熟的文章奉献出来，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宫万路

建国六十周年之春写于北京

END

来源：法学黄埔

策划：西政北京校友志愿者

编辑：郭海霞（2020研）

责编：孙悦（2010本）

审核：姚舜禹（2009研）

西南政法，生生不息。法学黄埔，岁岁新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