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子弟对上高中有需求吗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浮现的内外部风险，给中国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教育赋予人们知识和技能。办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能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收入不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经过多年的政策努力，义务教育已经在城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在城市普及，今天中国教育的短板是农村少年的高中阶段教育。据计算，在2015年，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应在67% 到82%之间，离“普及”尚有一定差距。在这一背景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为十九大报告中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教育部等部门也在去年拿出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未来一段时期内，高中教育供给将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本研究涉及的农村少年，不一定身在农村，而是出身于农村，或者说户口在农村。因为出身于农村，他们的义务教育条件较差，从而导致在受教育方面一路落后。但从所在地来看，他们可能在城市地区上高中或者打工。）

然而要普及高中教育，光有供给的决心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教育需求。农村少年有上高中的需求吗？这种需求又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恐怕很难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教育史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农村少年的教育需求。

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中入学率曾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参见图1），尤其是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从2000年的27%急升到2005年的43.5%。另一方面，中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大学招生规模大幅增长（参见图2）。在时间上重合的这两件事，是否会有内在的关联呢？（本文所使用的“高中入学率”，是指初中毕业且未高中毕业的适龄少年的入学比例，略微不同于教育部门所统计的“高中毛入学率”。本文提供的“高中入学率”是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

附注：“初升高”升学率和高中入学率是高度相关的，由于高中入学率的数据有缺失，这里采用“初升高”升学率来展示高中入学率趋势。

不难设想，不论对农村少年还是城市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来讲，读高中的一个主要动机都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现在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了，与辍学相比，继续读高中变得更有吸引力了，高中入学率就有可能提高。特别是对农村出身的学子来说，上大学堪称“命运转折点”。一旦有机会上大学，来自农村地区的学子不仅能在城市非农产业中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通常还能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地区迁到城市地区，从而实现彻底的城市化。所以，大学扩招很有可能激发了农村少年读高中的需求，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高中入学率。

上述猜测是否确实成立？笔者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前提：如果大学扩招确实能影响高中入学率，那么农村少年被影响的程度一定大于城市少年。至少有两点理由支持这个前提。第一，农村少年的义务教育条件较差，在中考中没优势，很难考入好高中，进而又在高考中缺乏竞争力。大学扩招更加有利于高考中排名较为靠后的学生，因而更有利于农村学生。第二点可能更加重要，通过上大学获得城市户口只发生在农村学子身上，所以上大学给农村学子带来了额外的回报。因此，如果大学扩招确实提高了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增长得更快。

我们的研究的确发现，在剔除替他因素的影响后，2000年至2005年间，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少年多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上升更快，还不足以说明确实是大学扩招提升了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如，这个结果也有可能是同时期的其他因素促成的。再比如，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的追赶趋势在199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对这些可能性，我们分别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做了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大学扩招力度更大的省份，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相对于城市学生提高得更多。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两个组别的“初升高”升学率一直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在1999年之前是稳定不变的，从1999年开始，差距明显缩小（参见图3）。

也就是说，恰恰从1999年开始，相较于城市初中毕业生，农村初中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继续读高中了。因此，不论在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我们的结果都和“大学扩招助推农村少年入读高中”的假说相吻合。可以认为，2000至2005年间，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的提高确实是大学扩招的结果。

大学扩招和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了，但我们假想的作用链条是成立的吗？确实是由于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读高中的预期回报提高，农村少年才更愿意读高中，从而推高高中入学率的吗？

如果大学扩招提高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的作用是由未来读完大学后的预期回报驱动的，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农村学生预期读完大学后的回报越高，这种作用就会越强。

对农村学生来讲，读大学的回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回报，也就是高校学习本身能提高多少收入；另一部分是通过转变户口获得的福利提高，这一部分可以用由户籍分割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地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大学扩招促进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的作用的确越强。这样，我们所设想的教育需求驱动教育参与的作用机制也得到了数据的验证。

根据我们的研究，自2000年到2005年，大学扩招通过提高高等教育的预期回报，将农村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提升了18个百分点，这相当于2000年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的三分之二。可见，农村家庭对高中教育是有强烈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建立在读大学并获得回报的预期之上。想要在农村少年中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就要让教育供给侧适应教育需求的这个特点。

不可否认，上世纪末以来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的确滋生了一些弊端。其中之一是，一些农村家庭因供养子女上大学花费巨大而更加贫困，加上那些农家子女大学毕业后并未找到收入较为合理的工作以弥补先前的巨大花费，由此，不少农村家庭对子女上大学的价值产生了不小的怀疑。

但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评价大学扩招本身，而是要通过对大学扩招与农村少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之间机制的研究，深入理解农村家庭的教育需求。此外，相关研究显示，即使大学扩招大幅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但扩招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下降。原因可能在于，新世纪以来加速进行的城市化通过优化人力资源的匹配和学习，不断提升着高等教育的回报率。

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十多年前的事，但是该研究结果对中国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就教育领域本身而言，既然读大学的机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参与如此重要，那就应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学生在中考、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中的竞争力。因此，面向农村学生的义务教育的质量必须提高，这既包括加强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也包括向定居城市的“流动儿童”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

在教育领域之外，中国诸多压低教育回报的体制机制弊端亟待解决。比如在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的几个一线大城市，城市规模被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因素严格控制，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被严重抑制。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能得到解决，让大城市充分遵循市场规律，更多吸纳人口就业，人们对高等教育回报的预期自然会提高，普及高中教育将事半功倍。

可以看出，中国今天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这既包括教育资源本身的空间配置，也包括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我们团队一直强调，空间资源错配，即经济资源如用地指标、公共服务和基建投资的配置方向和人口流动方向不一致，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如果下决心纠正，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违背空间经济规律，效率与公平皆失；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效率与公平兼得。上述研究再次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佐证了这一点。

眼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数增加，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下决心修炼“内功”，即遵循经济规律，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建立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本文据作者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合作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改写，该文已进入学术期刊《Economic Systems》的审稿和修改流程。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Lu, Ming and Zhang, Xi, 2018. Towards an Intelligent Count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Rural Children’s Se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tion, Working Paper.作者邮箱：819416845@sjtu.edu.cn。本文由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