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任何权势转移都充满能动的活力”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罗志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即出

本书修订本是2014年出版的，今又再版，特别感谢读者的厚爱！与1999年的《权势转移》相比，修订本其实有很大的更动，旧文仅存三篇，而新增六文。如《修订版序》所说，“所留所增者，都是偏重于通论的文字，希望能从稍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这是当时的整合思路。惟《修订版序》相当简短，只有一些技术性的说明。初版的《自序》仍在（更名为《原序》），可了解全书的基本立意。今借再版的机会，略说新增各文的意旨及其与旧文的关联，希望能对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有所助益。

要说近代中国最大也最显著的权势转移，当然是共和取代帝制的巨变。不过任何权势转移都是动态的，充满能动的活力。如郭嵩焘所说，“上而朝廷士大夫之习尚，下而草野之风气，其所由来渐矣”。辛亥革命多少有些事出突然，却能迅速而轻松地取得“成功”，正因方方面面的权势先已在转移，聚沙成塔，遂可一蹴而就。然而革命虽速成，变革并未停步。在很多方面，权势仍在继续转移。本书所论，既侧重辛亥鼎革之“所由来”，也考察革命后思想、社会权势的进一步转移。

吕思勉曾提出，现代史学异于过去的一个主旨，是“求状况非求事实”。状况当然要“靠事实然后明白”，而事实的意义有不同——现代史学所求的，是“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修订版更突出通论，也是想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展现近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以见权势转移的趋势。并希望在“论世”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有些超越一时一地的“论道”性认识（郭嵩焘说过，习尚皆有其时代性，“知其习尚之异同出入，而后可与论世；不为习尚所眩而一揆之以义，而后可与论道”）。

自从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写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篇影响广远的宏文，“学术思想”便常以一个整体词（而非组合词）出现在各类言说中。修订本最大的不同，是删去了原有的学术部分。在近代中国，学术和思想几乎密不可分。复因“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转变处处表现出权势的转移，是整个权势转移的一个关键部分。然初版印出后与学术变易密切相关的新作较多，纳入则全书篇幅太大，故不得已而略去。拟另编一本《权势转移（续编）：近代中国的学术》，可以视为本书的“下册”。

全书既然偏重于通论和宏观，就没有严格拘泥于分门别类。各文的编次，大体有一个“知所先后”的时序在。近代中国最早也最具根本性的权势转移，是入侵的西人改变了许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方式，所以把侧重思想之《新的崇拜》放在第一。此后连续四文都在探讨从科举制废除开始的社会权势转移，其间影响甚大的是读书人本身的巨变。而读书人的经历也使我们对思想的演变有更为亲切的体会，故再后的三篇又更偏重思想，却比所谓“思想史”文字要更宏通一些。最后一文是思想、政治与社会兼顾的论述，虽不像普通认知中的政治史和社会史那么具象，却也并不抽象，只是稍更虚悬一些，以见脉络的通达。

若更具体地看，原来《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与新增的《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是一组。前篇借一位在今天看来并不“先进”的内地乡绅之眼看四民社会的解体，所据较单一，所现却广阔，毕竟废科举冲击最大的，就是像刘大鹏这样的“失语者”。后篇仍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主要探讨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重要面相。可以说，1905年的废科举是二十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 

读书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人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社会权势转移的典型表征，也是本书第四篇的主要内容。特别要说明的是，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是以“知识分子”来表述以前所说的“读书人”。我过去也从众使用“知识分子”来陈述新教育系统培养的人（后因“分子”往往带有负面的色彩，故改称他们为知识人），而对此前的读书人则多称为士人。盖废科举后的新学堂以灌输各种知识为己任，培养出来的确可称为知识人。而以前想要养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并不特别看重所谓知识。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学习技术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而“知识”，尤其专业化的知识，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这样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可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用孟子的话说，一般人有无“恒心”与其有无“恒产”直接相关，但士人就可以达到“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层次，后者也是传统读书人的特别之处。

近代本是过渡时代，很多事物并不那么黑白分明。若涉及前后两个阶段的读书人，而又从字面意义理解称谓，则用“知识”来界定读书群体，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我也曾想把第四篇的题目改为《读书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人的兴起》（正文也要相应修改），不过那篇写于上世纪末的旧文似稍有影响，据说“边缘知识分子”一词已为很多人分享，姑仍存原貌。

新增之《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与原有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构成一组，进一步梳理那些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因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变化而对新时世感到的困惑。在读书治学和救国救民被一分为二的新社会分工下，他们一面想要维持学人的认同，一面又觉得不能推卸从“澄清天下”到“收拾民族”的责任（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向有批评社会的职责），故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

再后面四文均为新增，偏重思想而稍更宏观。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本从“新的崇拜”起步，以“新”代“西”实即以趋新替换尊西，固可减弱认同选择的踌躇，却也造成“旧”与“中”的同一，且“西方”仍保持着独立的认同。于是中国逐渐呈现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局面，甚至向“道出于西”倾斜，又强化了新与旧、西与中的分立。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新旧双方的时人（以及后人）皆不免看重彼此的对立。四篇文字涉及的传统、（在中国的）西方、民族主义和国进民退，大致都与“新旧中西”之间的紧张相关。

实则如刘咸炘所说，“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如果不能“看通，自然忘不了新旧中西的界限”。若能坚持自有的眼光，把界限看通，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盖“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近代中国的“新、旧、中、西”确有独特的一面，又并非孤立，而是一直处于密切的关联互动中。故传统当与西方对看，民族主义也兼具对外和对内两面，而国进民退与西潮冲击更有着明显的逻辑关联（因西潮冲击而起的寻求富强取向，要求一个积极作为的强力政府，导致国家机器的急遽扩张，对民间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四文中《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和《西方的分裂》自成一组，探讨时人所认知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变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过去被视为一个美好整体的“西方”分裂为一个优劣兼具的复合体，影响到中国人学习榜样的调整和思想倾向的转变。在此语境下，所谓中西“学战”往往转化为中西名义下的西与西战（所谓西与西战，可以说是相对浅表的表现形式，其背后还隐伏着新旧冲突更深层次的表现形式，即一些新的冲突、紧张和对立取代了旧的冲突、紧张和对立，后者更能体现权势转移的能动性）。而陈独秀所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则是传统负面整体化的典型表述。基于这样的认知，要反传统就必须全面反，不论其中是否有可取成分，都必须彻底否定。合而观之，西与中的一分一合，相反相成，可以说都是“新的崇拜”这一大趋势的发展。

近代任何外来的“主义”，都是思想史的主题，却又常超越于“思想”。民族主义曾是我的一个研究重点，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过两本相关的书（《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和《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就是赓续的探讨。此文看似不像“权势转移”，其实近代引入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作用于从政治、思想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有些隐而不显，却非常有力，无疑是“权势”的组成部分。而其表现形式则流转演变，与时俱移。一般言民族主义多见其反抗的一面，但民族主义还有更为重要的建设一面。两者都是其基本面相，需要辩证地认识。在近代西方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组成部分的语境下，民族主义似乎很难能表现出相对超越的思考；然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却有着激烈反传统和向往“超人超国”这两种看起来恰不那么“民族主义”的特色，最能反映其在近代中国那不得不如是的曲折表现。

如果说民族主义仿佛一股“潜流”，从清末开始的国进民退这一倾向就更加隐而不显，却也长期持续，揭示出天下崩散后的重大变迁。中国的政治传统希望垂拱而治，上无所为，而“民间”充盈的能动性则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发挥。清季在外国影响下，原本尽量不作为的“小政府”向处处作为的“大政府”急遽转变。“国进”的冲击导致社会的巨变，“民间”的涵义相应改变（“民间”如今常被当成“社会”的同义词，我的感觉，“民间”或可从《尚书·泰誓》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意思去认识。其正当性从天而自，焉能随意撼动），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state）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

对当年许多趋新读书人而言，“国进”是积极正面的好事；且“国进”之后，以国家的力量重新澄清天下、再造社会，也是他们中很多人的期盼（今日相当一部分人还抱有类似的愿望）。不过，从观念到体制以及运作上，那时承担责任的“国家”和不复能“自治”的百姓，都没有充分的预备。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不啻沉重的负担。国家机器的扩张与民间的失序成为大致同步的伴生现象，乃是近代一个根本的转变。随着公领域的全面溃退，不仅“民间”非复往昔，社会也失去重心；只剩下一盘散沙式的众多“个人”，面对肩负着空前责任的“国家”。

从南宋起，朱熹等读书人就开启了一条与“得君行道”模式不同的礼下庶人路径，逐步形成一种“觉民行道”的模式，着眼于地方的基层社会构建，重塑一种表述为“礼治社会”的“士治社会”。今天的社会与过去已大不相同，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传统的士，也彻底改变了在地的绅。随着社会资源集中于城市，读书人也群趋于都市。鸡犬之声相闻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上古描述，已成为普遍的城市新现象，与无士的乡镇社会共同揭示出民间的涣散。文化的重建不是虚悬的，它必须落在实处。南宋以后的思路或可以为今后的文化重建提供借鉴，但今人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