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地理与徐谓礼家族发展史

原作者：吴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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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浙东，特指钱塘江以南地区，主要有金衢盆地、宁绍平原、台州、温州、丽水等区域，此地或有靠海，或有内陆，地形多变，各有利弊。

《地理图》碑拓本 南宋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

徐谓礼是南宋中期的中层干部，其父徐邦宪是南宋重臣，徐家的发展与浙东地理有密切关联。从北宋末年避难衢州，到南宋初年致富温州，最终到绍熙四年的金华进士，徐家以近乎百年的时间，充分吸收三地特点厚积薄发，迎来大发展。

衢州荒远可避兵祸

徐家属外来人员，他们选择衢州为第一据点，借助地利远避兵祸。徐家外来的证据来自其家谱，徐谓礼往上只能推四代，在重视血缘与传承的古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古人以宗族为单位群聚生活，因此宗谱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条件艰苦民众必须抱团，以此抵抗自然灾害与官府盘剥，被开除宗谱被视为对族人的最大惩罚。只能上推四代的徐家人丁稀薄，缺乏抗风险的条件。徐父邦宪的墓志铭中记载：

先君讳邦宪，字文子，曾祖林，祖瑄，父梦良……《徐氏家谱》自兵火后失传，先君尝有意纂缉，未遂而殁。故今叙世次从略。

“兵火”是指两宋之间的战乱，当时金国侵略宋朝，北方战乱频繁，百姓纷纷南下。徐邦宪本人是南宋重臣，在南宋疆域内能量颇大，徐家如果是南方人，按常理应该很容易复原家谱。在徐家南逃的过程中，兵荒马乱人人朝不保夕，家谱很可能就此散乱丢失。

当时逃难按照就近原则，陕西逃往四川，河南逃往湖北，山东逃往浙江，史称“建炎南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足见当时迁徙之规模。徐邦宪出生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以每二十五年一代计算，曾祖徐林大致是元丰七年（1084年）出生，建炎时年过四十，正当壮年。在此背景下，徐林率领族人从山东逃到浙江。

浙江府州众多，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人烟稠密经济发达，衢州地方偏远山地多而农田少，经济较为落后。徐家为何将衢州当做首选迁居之处？背后原因复杂，最主要的可能是追随孔氏后裔脚步。孔氏族人在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的率领下，陪同宋高宗来到江南。可惜南宋朝廷自顾不暇。孔端友无奈之下率领族人避居衢州。

《说文解字》中“四达谓之衢”，亦即“衢”是四通八达的道路。衢州身处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省交界处，堪称交通良好，极为符合“衢”字本意。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载：

衢州府东至金华府一百九十三里，东南至处州府三百六十里，南至福建建宁府五百里，西至江西广信府二百四十里，东北至严州府二百六十里……府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掣闽、粤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图经》云：衢州川陆所会，四通五达，江浙闽广之所辐辏，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

1503年的衢州城图 明弘治《衢州府志》

衢州四通八达交通便利，一旦出现大兵压境的情况，族人能迅速收拾家当，任择一方向逃难保留血脉。衢州内部以衢江分成南北两部分，呈中间低南北高的地形。在此定居，可以倚仗丘陵山地修建坞堡，抵御山贼土匪与流寇乱兵。金兵依仗骑兵之利，面对连绵的丘陵山地，很大可能会放弃进攻。顾祖禹将衢州描述成兵家必争之地，两浙攻守关键。金人追求财富珍宝，不是土地人口，且南方气候潮湿，不能久留。因而衢州未遭到兵祸，在乱世中是一方净土。

衢州身处浙江西部地形复杂，人口密度偏低。历史上南渡人员大多向偏远地区迁徙，以此缓和土客关系。比如永嘉南渡时，王谢等大族将目光转向会稽，开发杭嘉湖等地区，唐后期的北来人群向福建等地活动，甚至产生“开闽三王”的说法。衢州偏远成为建炎南渡人员的重点地区。衢州的蛮荒，从《述异记》“王质烂柯”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

信安郡是衢州的古称。晋人王质靠在山中伐木贩卖为生。一次入山砍柴，看见数名孩童下棋，他在旁观一会之后打算回家，却看到斧子木柄腐烂，只余下铁斧。晋朝离宋七八百年，当时衢州人烟稀少，却还有人需要砍柴为生。山中多虎豹豺狼，危险异常，王质冒险进山，表明衢州平原稀少，农业资源不足，只能靠山吃山。

《群仙高会图》之王质烂柯（局部）佚名 宋 弗利尔美术馆藏

衢州与南宋首都临安，直线距离只有二百二十多公里，对衢州产生许多益处。比如，朝廷在挑选衢州长官时，会对其要求甚高，衢州容易有优良的治安环境。在教育方面，衢州也会获得优待，至少科举资源会向其倾斜。沿着衢江，百姓可以轻松到达杭州，与首都联系紧密。衢江是衢州的“高速公路”，是衢州的母亲河，《读史方舆纪要》载：

衢江在城西。源出仙霞岭曰大溪，经江山县东，又北流至城西南，而信安溪流合焉，曰双港口。经城西，又绕出城北，东流至城东十五里鸡鸣山下，而定阳溪流合焉。亦曰衢港，亦曰信安江。……又东北流，经龙游县界，亦曰盈川溪，又东入金华府兰溪县界，与婺江合。

清代中期的衢州府图（局部）@《浙江全图》

衢州靠着众多的丘陵山地，成为浙江的小透明，能远避战火。境内多山少平原的格局，又令此地人烟稀少，给外来移民生存的空间。衢江带来的交通优势，又容易获得浙江其他区域的帮助。三大优点吸引孔氏等南渡大族青睐，焕发出别样魅力。

徐家可能只是追随孔氏脚步，没考虑太多。但他们切实地享受到衢州的便利，安稳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温州之利以致富

徐家崛起的第二个关键区域是温州。温州西南高、东北低，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良好，可惜山地多平原少，土壤更是以红黄壤为主，酸性强，不适于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是典型的“七山二水一分田”。随着政权重心的南移，历来贫瘠的温州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

温州崛起的关键在于盐业。盐税在宋代政府占比非常高。《两宋财政史》载：

北宋末年，两淮盐利的最高额为1500万贯至2405万贯，而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两淮盐利就占全利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金兵入侵北方疆土沦陷，两淮成为军事对峙最前沿。南宋朝廷食盐来源变少，开始将目光转向沿海地区，或是煮海熬盐，或是寻找盐矿。温州几乎在第一时间被纳入该项目。

宋代海盐生产，出自元陈椿撰《熬波图》

温州下辖四县，分别为永嘉、乐清、平阳以及瑞安。每县都设有盐场，分别为永嘉盐场、天富北监盐场、天富南监盐场以及双穂盐场。制盐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人力。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记载：

凡取卤煮盐，以雨晴为度。亭地干爽，先用人牵牛挟刺刀取土，经宿，铺草籍地，复牵爬车聚所刺土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上，锹作卤井于溜侧。多以妇人、小丁打芦芿，名为“黄头”，舀水浇灌，盖从其轻便。食顷，则卤流入井。

刮取卤土需要考虑天气，工序繁复需要全家大小齐上阵。熬海煮盐更是麻烦。盐户整体风吹日晒烟熏火燎，加上双脚泡在盐水里，对皮肤伤害很大，很容易折寿早夭。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制盐业，为何温州境内有如此多的人愿意从事盐业，甚至到了每县都有盐场的地步？

场灶煮盐，出自宋《本草·解盐》图源：温州文史馆

温州人地资源紧张农田紧缺，无法供养温州的全部人口。百姓要么外出经商，要么在家煮盐。俗话说人离乡贱，古代经商风险很高，沿路的土匪恶霸，地方的官府豪强，各种因素加成之下，商人是高危行业。在安土重迁的思想影响下，百姓无奈选择从事制盐行业。

温州滨海有良好的港口，食盐可以快速运到全国各地。早在北宋年间，温州就拥有发达的造船业，每年能打造六百多艘，体长超过七十米的大船。南宋初年，温州开通市舶司，允许对外通商贸易。借助经济政策与造船业，温州的食盐能运销江浙等地。食盐是温州经济的助推器，加速了地区的发展。

温州港口码头遗址 图源：温州文史馆

温州离杭州近覆盖在首都圈内。盐税是南宋财政的重要来源。为了加快温州盐业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迁徙人口，让温州从北宋崇宁元年 (1102年)的119640户，增加到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的170035户，新增人口提供大量劳动力，也从侧面增加了盐业市场与生产工人。

徐家抓住历史机遇参与盐业，为子弟跃升奠定经济基础。衢州与温州类似，农田资源稀缺。中国历来讲究乡土人情，当地农民破产会将土地转给乡亲父老。徐家是外来人，很难在地方买到农田。

徐家在无法耕读传家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经商或者务工的形式维持生计。当时温州等沿海区域大力开展制盐业，兴起一股贩卖食盐的热潮。徐家响应时代潮流，加入贩盐活动。《武义方志》相关文章记载：

徐邦宪祖父百一府君为衢州人，从事盐业经常来往于台州、温州、丽水和婺州之间。

考古专家刘团徽的前塘垟盐业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图源：中国台州网《玉环千年官盐，始于宋初》

衢州、台州、温州、丽水和婺州位于浙江南部，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地多为丘陵山地，当地人有经商传统。徐家作为外来人群，想在盐业运输上分一杯羹，应当吃过很多苦头。为了弯道超车，徐家有可能冒着杀头的危险，往来于衢州和温州，进行私盐的销售和贩卖，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在衢州立足脚跟。

前塘垟盐业遗址出土的“支脚”和残片。杨 辉摄

图源：中国台州网《玉环千年官盐，始于宋初》

除了赶上温州盐业的快车道，徐家还吃到温州教育红利。自范仲淹倡导兴办学校，带动宋代兴学运动。温州地方官员就开始大力兴办官学，先后有乐清县学、平阳县学以及瑞安县学等官办学校。除了官学，温州的私学也别具魅力。南宋时期，温州私学教育力量甚至超过官学，著名的学院有东山书院、浮沚书院、永嘉书院、仙岩书院等十几座，培养了大批文人学士。官学与私学都是高等教育，温州的各类初级教育——私塾也非常兴盛。仅永嘉一县就有十多所私塾，其中陈傅良创办的茶院塾更是师资力量雄厚，得到永嘉学派大佬叶适的赞誉：

初讲城南茶院时，诸老先生传科举旧学，糜荡鼓舞，受教者无异辞。（陈傅良）公未三十，心思挺直，陈编宿说，披剥溃散，奇意穿甲，新路舆长，士苏醒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糜他乡，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世。

年轻的陈傅良受聘温州城南茶院书塾 图源网络

陈傅良在茶院塾除教授科举学问外，还大力宣传新思想、新学问，带动附近教学变革，旁人纷纷假借陈傅良的名号教学。窥一斑而知全豹，温州地方不仅办学认真，建立一套从私塾到私学再到官学的教学体系，而且宣传功利思想，主张学以致用、义利并举。

陈傅良讲学茶院书塾 图源网络

温州的教育发展成果也落实到科举上。据统计，温州唐代进士仅2人，北宋则为116人，南宋变成1191人。南宋温州进士人数众多，质量也颇高，出了5位状元，9位省元。《中山书院题壁记》载：

东瓯之人材，亦莫盛于宋，维时游于程子(程颐)之门十有三人，游于朱子(朱熹)之门十有六人。登进士科者，一榜无虑数十，登贤良方正、宏词、孝廉诸科者，于今姓名可考，得三百余人。其他行谊之美，学术之光，复难仆数。宜乎虞文清公（虞允文）目为杞梓茂林，凤麟灵圃也。

咸淳元年榜进士名录 图源网络

程颐、朱熹所创立的程朱理学影响宋以后历史近八百年，众多温州士子在其门下学习，甚至达到“十有三人”、“十有六人”的地步。“一榜无虑数十”更是彰显温州士子前赴后继，在科举上取得丰厚成就。除了科举外，温州学子还在品德、学术等方面多有创新。南宋重臣虞允文甚至将温州视为宝地，用“杞梓茂林，凤麟灵圃”称赞温州人杰地灵。

徐家在异地经商的过程中，发现温州教育资源比较有优势，把徐邦宪送到永嘉求学。

根据史料，徐邦宪一生有多位老师，考究其学问的根底，他最重要的老师应该是陈傅良。盖因陈傅良早年家贫，以教学为生，时间起于1163年，终于1176年，恰好是徐邦宪的青少年时期，符合“（徐邦宪）幼颖悟，从陈傅良究名物义理，以通史传百家之书”的记载，徐邦宪很可能在茶院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而且陈傅良以史学见长，著有《历代兵制》《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史学作品，徐邦宪也擅于史学考证，著作有《周礼解》《史记考》等，双方研究方向一致兴趣相似，可谓师徒传承有序。因此后人在编写宋代学术源流时，将徐邦宪归到陈傅良名下。

瑞安市陈傅良纪念馆陈傅良像

图源：温州博物馆官博

温州在徐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既能积累财富又铺垫学术种子。徐家通过从事盐业赶上时代风口发家致富，又充分利用温州的教学资源，为子弟求学打下基础。父辈经商致富子弟求学进仕的模式，在南宋较为普遍属于社会风潮。徐家一直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走，没冒进没退缩，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避免了风险。

金华之学助成才

衢州为徐家带来安宁，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温州则带来财富，为后代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要想获得长足进步，必须有人从政。这点要在金华获取。

徐邦宪虽在温州陈傅良门下求学，学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学问，为今后主政一方，成为朝廷重臣打下基础。然而陈傅良的教育偏向应用，在徐邦宪的科举中未起大作用。当时考公大师吕祖谦在金华明招山聚众讲学，徐家闻讯后将户籍落在金华武义，并派子弟拜在吕祖谦门下。《井徐宗谱》载：

（徐钜）初居衢州，甫弱冠，闻东莱吕先生讲学武义明招寺，遂不远负笈从游，后晋武义邑庠弟子。

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钜是徐邦宪父亲，父子俩都拜在吕祖谦门下。古代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徐邦宪早年求学于陈傅良，青壮年时又改换门庭向吕祖谦拜师，徐家在背后肯定付出极大代价，才换取陈傅良与吕祖谦的同意，求得两位允许。幸好陈、吕二人学术观点较为相近，彼此关系融洽，否则徐邦宪会左右为难，被人视为叛徒排挤出学术圈，更别想考科举了。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其创立的金华学派盛行一时，影响全国各地士子。他还曾发起“鹅湖之会”，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在学术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吕祖谦还曾与朱熹合作编写《近思录》，相当于现在的考公辅导专著。吕祖谦在科举上的超脱地位，令徐家非常推崇，以至于再三安排子弟求学，甚至将户籍安置在武义，以期获得同乡子弟身份。

鹅湖之会 图源网络

落子金华是一步妙棋，是徐家崛起的关键。徐邦宪在吕祖谦的考公培训班训练下，历经二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绍熙四年（1193年）考中进士，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步入职场。

徐邦宪起步于秘书郎一职。秘书郎掌管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能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讨论，更是时常与皇帝接触。徐邦宪能得到如此好的职务，很可能与他的老师吕祖谦有关。对方在朝野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更是当世顶尖大儒，在学术界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朝廷选拔人才时，可能考虑到徐邦宪是其嫡传弟子，因而一上来就授予秘书郎。

初入职场的徐邦宪就敢挑战权臣韩侂胄，上疏反对轻易挑起边衅，草率北伐。徐邦宪清楚自己位卑权轻，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他多年学习的儒家经典告诉他，“虽千万人吾往矣”，坚持正义与心中信念。面对韩侂胄的诬陷弹劾，他心态平稳从容面对，离开朝堂到地方任职。

韩侂胄被清算后，徐邦宪作为其反对者，重获朝廷信任。他先是在吏部担任郎官兼太子侍讲，接着又转到工部任侍郎兼临安知府。吏部掌握人事权是朝廷里面最重要的部门，工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实权部门，太子侍讲更是能够直接亲近储君，保证皇权交替后，自身能够平稳过渡，临安知府相当于今日北京市长。一切都在短短的两年内完成，难怪当时有人称徐邦宪为“权臣”。权臣加引号，表明他只是升迁过速，被人嫉妒，权臣是别人对他的中伤。

徐邦宪担任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时，已经是嘉定二年（1208年），离他生命的终结还有六年。六年内，他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因“明堂礼成”被封金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之后又在江州、太平州等财政重地任职，最终封集英殿修撰，以宝谟阁待制的身份退休。嘉定七年（1214年），徐邦宪在家乡，“危坐而逝”，死后被朝廷谥封“文肃”评价颇高。徐邦宪去世后，两个儿子先后门荫入仕，徐家进入全盛期。

结 语

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徐家得地利而兴，也因失地利而衰。自徐邦宪去世，徐家每况愈下。在徐谓礼带领下，更是逐渐衰落，泯然众人矣。其中原因纷繁复杂，失去地利，失去根基是很重要的一大因素。

《徐谓礼文书录白敕黄》 南宋 武义县博物馆藏

徐家在汲取多地优势推动发展的同时，也将金衢地区当成根本所在，为自己留下安身之所。可徐谓礼妻子的墓志铭中，有“族疚内讧，避地靡常，无一日家居之适”的文字，似乎徐家内部出了矛盾，导致徐谓礼夫妇常年在外奔波，无法获得稳定生活。

徐谓礼根本有失，为个人的发展带来麻烦。徐谓礼在外为官近三十年，除了强制性丁忧等因素，几乎不回武义，导致未能有系统性的时间教育子女后代。四处漂泊的生活不利于孩子成长。每次异地为官，每次升职平调，都会耗费数月时间搬家。每一次新的环境，对孩子都是一次挑战，需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适应新的同伴与学校。现代信息化社会，父母频繁搬家换工作，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一场灾难，更何况是八百年前的农业社会。徐谓礼先后担任十三个职务，往来江苏、浙江、江西三省近十地，比现代人搬家还频繁。在此环境下，孩子无法安心学习，无法快乐成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年人都不一定扛得住各地环境，孩子更容易被气候影响，导致体弱多病。

除了外在因素，徐谓礼内在工作上出现的麻烦也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徐谓礼清点苏州百万仓的账簿时，遭到小人的骚扰。家庭难免受到影响，孩子很可能被恐吓与威胁。徐谓礼在溧阳担任县令时，更是遭遇乱兵过境。紧张的氛围下，孩子的身心都会产生巨大创伤。最严重的是信州经界，徐谓礼几乎得罪当地所有人。孩子可能感受到莫大的恶意，对成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徐谓礼有根，将孩子安置在老家，则有利于其成长教育，为下一代的进步铺垫基础。可惜都随着徐谓礼的漂泊付诸流水，也导致徐家迅速衰落。

徐家善长汲取各地优势是偶然还是必然？考虑到宋代地理学说盛行，出现一大批地理类、方志类著作，比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以及《地理图》《平江图》等实物碑刻。重视地理似乎是宋代的风潮。徐家受到影响与熏陶，明白区域优势对人有重要影响，综合利用各地特点，助推长远发展。徐家的衰落则表明应当扎下坚实的根基，固守自己的基本盘，不能当没有根的浮萍，平衡好事业与子女教育，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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