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最高检检察长表态的深意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在宁夏调研时表示，要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他特别提到，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负责人的这番表态，被舆论自然地联系到了“邯郸初中生被害案”，此案中行凶者为三名已经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外，近期还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涉嫌暴力霸凌、猥亵等行为的案件，引发了有关如何处置罪错少年的广泛讨论。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下调：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公众期待“邯郸初中生被害案”成为追究12岁行凶者刑责的首案，期待《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的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被激活，期待正义的阳光照在被霸凌的未成年人的脸上，法律能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

应勇检察长这次的表态重申了法律常识，亮出了那把悬在年满12周岁行凶者头上的法律之剑，以法之名保护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利益，回应了公众对正义的朴素期待：法律首先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而不是让“未成年人”成为行凶的借口。

近年来，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未成年人犯罪仍呈上升趋势。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人民检察院一直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其实，依法惩戒，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避免未成年人铸成大错、推动浪子回头，这才是对未成年人的真正的“爱”。相反，一味宠溺、放纵、迁就，消极等待未成年人自己“懂事”，或者对明显逾越底线的暴力伤害，乃至行凶、性侵犯罪不愿作为、不想作为，搞“湿湿水”式的批评教育，这是在坑害未成年人：既是对行为人的不负责，也是对被害人的不负责。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检的态度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主义，一直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加大教育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

早在2022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调研作为干预矫治机构的“专门学校”，一方面，明确12-14周岁未成年人涉严重暴力犯罪的，原则上要送入“专门学校”；另一方面也直面了“专门学校”的建设短板，有的省份当时就根本没有设置“专门学校”，当然也就难以让干预矫治制度起到应有的作用。

目前，最高检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将根据未成年人行为的严重程度、心理偏常状况、日常表现情况等，依法采取责令严加管教、训诫、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

依法处置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让每一个未成年人明是非、懂法律、有廉耻、知敬畏，这才是真正的对未成年人负责：严管才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