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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对话梁衡(下):人格一定要保持“独立”|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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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梁衡先生的散文集《人生谁能无补丁》甫一问世,就迎来一波关注,也获评“政邦推荐·2023年度好书”。与之同时,继《觅渡》《洗尘》之后,伴随着他的散文集《重阳》面世,“梁衡散文三部曲”也已完成,被称作“是以50年的亲历为纵坐标,以其间的大事大情大理为横坐标,是一个记者、学者、官员的所见、所思。”
我和梁衡先生是老朋友了,我们一直约着做一期政邦茶座,从炎夏到金秋,各种“不巧”,终于成行时,发现“不巧”也是一种巧合。
在新作中,梁衡先生写到:“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老树不废发新芽,风雨过后总是晴。”他为什么会提出“补丁哲学”,对于人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本期政邦茶座,与梁衡先生共同聊聊文学,谈谈人生。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梁衡,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普首席人文顾问。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散文集《觅渡》《洗尘》《重阳》《树梢上的中国》《把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有《梁衡文集》九卷、《梁衡文存》三卷。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杂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壶口瀑布》《夏感》《青山不老》《把栏杆拍遍》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我有一个观感,这么多年,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您都在自觉传承和超越“文章传统”,简单说,您认为“文章传统”主要指什么?
梁衡:
我的创作始终有一种使命感。纯文学作家他可能是追求一种艺术感,美感,比如司马相如写的好几篇大赋。包括杜甫当年,他为了求仕途,他也为皇帝献过赋。
那么,因为我是记者出身,始终有一个社会价值取向,比如说写《数理化通俗演义》,我绝对不是想创作一部成名的小说,就是因为看到孩子们学习数理化太苦了。我写张闻天,写这些“政治散文”,纯粹是为了一种社会正义,一种指引。所以这就回到中国文艺批评的老传统,叫做“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实际上我是走的这个路子下来的。之前虽然写过“山水散文”,应该说有一些纯美的东西,比如《晋祠》,但那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即使那个时期,最后也回到了文章传统。
高明勇:就您的文章观来说,很注重思想、观点、用典、语言、修辞等重要因素,我也知道您有两方闲章,“忧心为政”,“真情为文”,您理解的“真情”主要指什么,激情?情怀?为何如此强调“真情”对写作的重要性?
梁衡:
比如说国家民族感情,爱国情,我写了很多辛弃疾这类的人,一种强烈的爱国传统。还有一个,比如像居里夫人这样的人格,真的想歌颂一下她,解救当时社会上女青年吃青春饭的问题。
高明勇:创作就是这样,能感觉到有一种矛盾,一方面,这个情感很充沛,另一方面,情感是隐藏在文章里面的,实际上相当于也是有和无之间,或者显和隐之间。
梁衡:
比如说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坐标之城三门峡》,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水利,特别是三门峡的教训,这个“情”我是很深的,当年黄万里一个人出来辩论,坚决不同意建水库。我们是付了学费的。我写作时就有这种强烈的感情。所以写到,“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治水人吃的第一只螃蟹,三门峡市也成了新中国水利史和治黄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
高明勇:您多次谈到自己的阅读经历,也讲阅读、背诵的重要性,“阅读经验”和“阅读建议”中经常提到古代经典与马列经典,为何很少提世界名著,是因为在年轻时没法阅读到世界经典的缘故,还是个人兴趣使然?
梁衡:
说实话,我最缺的一块是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作品读的很少,这个和我整个经历有关系,我是干部家庭出身,小时候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半干部半知识分子,又红又有儒家传统。我从小看《古文观止》,小孩子时候读千家诗这么上来的。然后我考大学,就可以看出很有意思,我父亲就说第一志愿报中国人民大学,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红色院校,清华北大是资产阶级,是旧社会遗留过来的,他脑子里就没有清华、北大。到人大后,当然也读了一些文学,但说老实话,读外国文学作品真的读得少。虽然后来也读了一些,但很快就忘了。人就这样,小时候你读书读文章,也就读进去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读不进去了。另外,也与我不写小说有关系,如果写小说,肯定要读外国小说的。
高明勇:您的历史人物散文系列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辛弃疾、李清照、范仲淹、柳永等这些人都生活在宋代,关注他们,除了个人的际遇,和朝代关系大吗?现在宋代研究比较热,网上相关的问题假设“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中,很多人选择“愿意生活在宋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梁衡:
我小时候看小人书,岳飞抗金,那时候的印象,宋朝是一个很软弱、很腐败的朝代。现在社会上的观念,宋朝是一个最发达的朝代,文化发达,经济发达,还比较民主。宋朝是挺好的,但是宋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民族问题上,在政治上是一个软弱的朝代,他分成南宋北宋,不像汉唐那样。如果从民族自豪感谈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在汉唐。
高明勇:这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探讨您的新作《树梢上的中国》和散文创作史,标题是《文章传统的传承与进阶》。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认为您的散文创作中,杂糅多种身份,记者为文的现场意识,政论家为文的问题意识,学者为文的学理意识……多种“身份”以及“身份”背后创作意识非常独特。我也听听您是如何理解“身份”与“写作”关系的?
梁衡:
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肯定是一个作家。因为你肯定要用散文的语言来写,从散文的角度来写。但是我背后的深层身份,会因为内容而变化。比如我写政治散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一个思想家。
我记得我当记者的时候,新华社一个老记者有一句话,他说记者最像县委书记,你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就把你自己当成是县委书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机关报,就是写政治、写工作的。
后来我到了新闻署,我给记者讲课,我说你这个比喻还低了,你应该像一个省委书记,甚至你就像国家领导人,只有从这个身份出发,你才能写出大稿子来。所以记者身份表面是记者,那么他背后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政治家的身份。
我写散文的时候,我的背后有多种身份,我可能有政治家,有思想家,有学者,像写那个《金钉子》,我就是一个学者;写《数理化通俗演义》,我就是科学家,我要知道科学发展的大致脉络,然后在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那么我写张闻天,写彭德怀,我肯定就是一个政治家。
高明勇:您的作品中,既有文学的形象思维,又在《数理化通俗演义》中呈现逻辑思维,您理想状态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样?
梁衡:
一个是批判性,一个是独立性,知识分子的本质的一种人格独立性。你看我这些文章,都是我独立思考的,因为你有思想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性,才会有你文章的个性。比如周恩来,当时回忆周恩来的文章很多,但是因为你能独立思考,就能抽出来一个《大无大有周恩来》。包括写张闻天,没有思想独立的勇气,你碰也不会碰。还有批判性。现在作家中除假托小说外,很少有记实作品批评时政,痛击官场腐败的。而我的作品里很多。
高明勇:您的最新作品《重阳》出版,也宣告您的“散文三部曲”正式完成。对您而言,“散文三部曲”似乎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梁衡:
说起来,我有多种散文选本,大都是出版社针对不同读者,从不同角度甄选的。唯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三卷本的集子,是从俯瞰时空的角度,按时间顺序顺流而下选排的。它既清晰地重现了作者的创作历程,又透过作品折射出了时代的脚步,前后凡半个多世纪。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我想主要希望能为历史留一点蛛丝马迹,且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点美的涟漪。
高明勇: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应该也没这么清晰的思考吧?但是细看下来,却感觉兜兜转转,又回到您的创作观上面:一是写大事大情大理,二是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
梁衡:
是的。20年前,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我的一本散文集,取名《觅渡》,包含了我从1978年到2003年间创作或出版的作品。这是因为其中《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影响较大,曾刻碑于瞿秋白纪念馆,也入选了中学课本,后又拍成同名电影。根据当时的内容,目录编排为大情大理、青史如镜、山川如我、理性人生、域外风景、为艺为文等几个部分。以后这个体例就沿用了下来。
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本集子,取名《洗尘》,作品创作或出版的时间跨度自2005年起共八年。书名取意于当时许多事情已洗去历史的尘埃,渐复原貌,更现真情。但这时我已身在官场,生活决定作品,于是增加了“为官为政”一节。
去年(2023年),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第三本集子,作品创作或出版的时间跨度自2013年起共十年,取名《重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保留风格,目录仍大致沿用旧例。只是我已退休,身心自由,再无政事之累身、案牍之围城,于是跋山涉水,田野调查,完成了人文森林学的初步研究,并产生了一本《树梢上的中国》。这回也选取几篇单成一节,名“人文森林”。
高明勇:您有一个创作主张,叫“用文学翻译政治”,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主张,估计不少人会疑惑,究竟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还是政治为文学服务?
梁衡:
这指的是技巧,不是性质的互变。说“翻译”,肯定是有一个传播的因素在里面。总的来讲,从整个的文学来讲,肯定脱离不了政治。小的可以,比如我写一个小的笔记,我写一朵花,一棵树,这个可以。但是,从文学一个整体、文学事业来讲,就很难。我有一篇文章叫《什么是政治》,我把它归纳为最大的事。比如说奥运会是体育,不是政治。但是,如果在中国来开奥运,就是政治,大家都围绕着这个转嘛。军事也是这样,小的战争可能不是,到一定程度,打成“大战”了,比如俄乌战争,肯定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政治。
你想,文学能逃脱吗?肯定逃不脱。而且历史上所有的好作品,里面都有政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有政治。包括“二战”作品,为什么“二战”作品没完没了,那么多人写“二战”?都是那个时期的政治留下的印象影响?。
所以,如果现在说什么远离政治,那是胡扯。是不想写什么大作。政治是巨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有大作。不过就是你改变了一个方法,你用文学的手法去反映政治这个大事。当然你只要唯美,只要纯文学也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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