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评《现代美国的起源》︱一份重见天日的残稿

《现代美国的起源》，[美]默里·罗斯巴德著，[美]帕特里克·纽曼整理汇编，粟志敏、陈玲、姚晨辉、蔡建娜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5月，540页，168.00元

2017年，美国佛罗里达南部学院（Florida Southern College）的青年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纽曼（Patrick Newman）编辑出版了《进步主义时期》（The Progressive Era）一书，2023年，该书中文版以“现代美国的起源”为书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纽曼编辑的这部著作，原系美国“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经济学家默里·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未完成的遗作。据纽曼考证，罗斯巴德一直认为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是奠定该国二十世纪诸多基本特性的重要转型时代，曾于1978-1981年间专门对其加以研究，然而直到他1995年去世，仅完成了研究计划的三分之一。但纽曼发现罗斯巴德生命最后十年发表的多篇独立学术论文已基本覆盖了原书稿未完成的内容，于是将残稿及相关论文编辑成篇，并附以注解，使得这部几乎注定蒙尘的关于美国历史上一段重要转折时期的研究，最终得以呈现于读者面前。

尽管本书作者、编者都是经济学家，但书名和内容都显示它同时是一项历史学研究，至少是经济史研究，因此将本书放在美国历史学界关于进步主义时期的学术史中来考量是合适的。今日美国历史学家多视“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与“进步主义时期”组成了一个有高度连续性的时期。很明显，在研究这一时期的诸多流派与范式中，《现代美国的起源》的观点与“新左派”（New Left）最为相近。“新左派”有时被称为“修正主义学派”，是1960年代紧随“一致论（Consensus）学派”后兴起的一种研究美国“镀金时代与进步主义时期”的新路径或新范式，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加布里埃尔·科尔柯（Gabriel Kolko）的《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和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法团主义理想，1900-1918》（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此二人也是罗斯巴德书稿中引述最多的作者。

默里·罗斯巴德

和新左派史家一样，罗斯巴德用以描述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法团主义国家”（corporate state）。对中国读者来说，“法团主义国家”不算是一个常用概念，在熟悉它的人们眼中，最典型的“法团主义国家”或许是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新左派倒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已与法西斯无二，因此他们又发明了“自由法团主义”这个概念用以描述美国，与法西斯国家的“独裁法团主义”相对。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阐释，自由法团主义指“与议会、政党和代表制选举并存的政治过程和制度……其基础是职能代表，即是说，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各种组织，被政府当局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用罗斯巴德的话来说，所谓“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本质，其实就是大企业（Big Businesses）借政府之推手实现联合（cartelization），在此过程中大企业与大政府（Big Government）、大工会（Big Unions）结成了联盟。结果是美国“从一种自由放任的（laissez-faire）经济体变成了一个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罗斯巴德将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发生的这一系列发展过程称为向“国家主义”（statism）的转变，此一转变虽近乎“实现”了温斯坦所说的“法团主义理想”，却给二十世纪的美国带来了各种破坏性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巴德书稿的前言看来，他认为“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士”在促成美国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与大企业同政府的合谋几乎是同等重要的。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新左派史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笔下的“集体主义知识分子”（collectivist intellectuals），或是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新阶级”（New Class，见中译本“前言”第3页）。原书手稿第五章的标题是“科学与道德：信奉法团主义的知识分子”，足见罗斯巴德曾计划专文论述进步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化。鉴于罗斯巴德本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们也许可以期待那会是一份上佳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国智识文化的研究，或许能媲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或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的《自恋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可惜书稿只完成到原计划的第三章，仅足以呈现罗斯巴德头脑中大企业推动美国政治与社会完成“国家主义”转型的过程。

虽然与新左派史家在核心观点和术语上都非常接近，罗斯巴德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研究仍有其独到处。尽管在方法论上归属于一个否定计量经济学（甚至数学本身！）的重要性的学术流派，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罗斯巴德仍展现出了类似一流计量史家的方法论素养。他利用各教派、族裔的人口学数据来考察1890年代美国地方选举中反映出的政党“重组”（realignment）现象，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896年大选中共和党之对民主党取得决定性胜利，是由于大量传统上崇奉自由放任原则、宗教上归属于“礼拜派”（liturgicals）的民主党人转向了主张国家主义、宗教上归属“虔敬派”（pietists）的共和党。关于1890年代的共和、民主两党能否截然划分为礼拜、虔敬两派，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持保留意见，但罗斯巴德建构此事实时动用的强大数据统计工具仍令人叹为观止。

罗斯巴德研究的优点还展现在他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商、学界及其他“权力精英”之间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网络的建构上。本书述及的人物可谓海量，但每个人物登场时，常常会伴随一则他与某些关键人物（主要是摩根、洛克菲勒这样的幕后“大佬”）的私人关系的描述。交代人物的社会关系，在历史学写作中本是常见之事，但罗斯巴德的高明之处不仅仅体现在这类数据的总体规模，而是他通过这类“幕后”信息展现出的方法论特色。这里便需提及罗斯巴德所归属的经济学流派。罗斯巴德被公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最优秀的弟子，也是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贯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关于“人的行动”的思想，在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中得到了最完备的表达，米塞斯也通过本书充分展现了被他称为“行动学”（praxeology）的方法论。“行动学”基于“个体的人类施行行动”（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ct）这一初始“公理”进行逻辑推演，与此相配套的是“情意学”（thymology），研究在个体“行动”背后起作用的受环境、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心理动机。根据编者纽曼的说法，罗斯巴德是将“情意学”方法运用得最为出色的米塞斯弟子（中译本“编者的话”第8页）。因此，罗斯巴德对进步主义时期法团主义精英之间人际网络的建构，绝非出于阴谋论或某种猎奇心态，而是在实践奥地利学派“情意学”的方法论逻辑。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尽管奥地利学派对于德国实证主义史学颇有反对，但米塞斯自认为“行动学”是一种近似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素养。比如，“行动学”对于人的行动的“时间性”的重视就与历史学的关注点几乎重合。此外，“行动学”强调行动的个人所具有的知识是“有限的，异质的、分散的、私人的和隐含的”，因此很难对行动的结果加以预期。基于此，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他们要研究的是“真实的人”，这也深合历史学家的智识取向。罗斯巴德所构建起来的进步主义时期社会上层的人际网络，可以说正是当时多数人的知识盲点。“耙粪者”们通过明察暗访，或许也能对一些隐秘的社交关系进行曝光，但他们的揭发是零散的，难以对“权力精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整体图绘。而罗斯巴德所提供的这一图绘的直观效果之一，是使得霍夫斯塔特所提到的大企业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interlocking）的现象变得一目了然了。当然，罗斯巴德的这种“情意学”路径与历史学研究本身仍有较大不同。比如，“情意学”要求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人物的背景性资料，这意味着它关注的人物只能是精英阶层，在罗斯巴德的“历史学”研究中很难看到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他们的确常以数据的方式出现），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历史学的社会史取向是很不一样的。这一底层视角的缺失，似乎使得罗斯巴德低估了普通民众在美国走向“国家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影响。

此处已触及本书最本质的学术史定位：一份出自奥地利学派、反映“自由意志主义”政治见解的关于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治、社会转型的批判性研究。因此，尽管本书的观点与新左派历史学家有相似处，其批判的出发点和结论则与之大相径庭。新左派揭露政府与商人的共谋，是为了批判资本的伪善，背后的动机近似于马克思主义，他们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更大程度的平等、更完备的福利和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些正是哈耶克所反对的内容，也是罗斯巴德不可能接受的，他们的批判意在警醒世人：国家主义的泛滥对于自由市场会造成何等严重的毁坏，一旦国家的性质变为“福利的”，似乎就必然与“战争国家”捆绑在一起！尽管本书没有结论，但罗斯巴德早已在其他著述中疾呼，美国的出路在于重树“自由放任”原则，这显然是一种越来越稀有的“老右派”主张。但他的药方对于已成为“一项冷战遗产”的美国政府来说显然是过于苦口了。虽然经过罗斯巴德本人和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等经济学家的努力，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在1970年代以后在欧美学界受到了更多重视，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依然稳若泰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称其为“糟糕的经济学”。而在政治上，罗斯巴德和他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崇奉者们，由于其坚定的和平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立场，在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可是到了今天，当“进步主义运动”已过去百年，由于资本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地缘政治逻辑的奇特发展——这种波谲云诡的不确定性正是令奥地利学派感到兴奋的——美国的国家主义和整个政治文化似乎面临着比以往历次危机都更为严峻的形势。政治本身的衰朽与混乱，似乎正使得一种处在休眠状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焕发生机。美国的共和党人、保守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或许因为自身哲学的贫困，如今也将信将疑地在自由意志主义这口井中汲取合法性的源泉，罗斯巴德等人创立的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也开始扮演一个智力中心的角色。本书编者帕特里克·纽曼即是这一思想背景下渐渐升起的一位学术新星，他有两卷本的美国经济史《任人唯亲》（Cronyism），从书名不难看出其承自奥地利学派的“情意学”旨趣。本书推荐序的作者，新泽西州前法官、福克斯电视台前评论员安德鲁·纳波利塔诺（Andrew Napolitano），也曾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在国际范围内，奥地利学派近期也有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突破——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当选该国总统。可见，罗斯巴德这份未完成的书稿得以重见天日绝非偶然，然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能否通过本书转化为今日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则尚属未知。中国读者阅读本书，除了领略作者对于美国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洞见，不妨将本书当成勘查美国今日政治文化之经纬的一副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