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我曾濒临死亡，那是一种正面的经验

是真的，或仅是一场虚幻？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1]

摘自《伊翁》（Ion，约公元前414 年）

六次面对死神

我曾经有过6 次面对死神的经历。但每次死神都闭上了他的眼，让我与他擦身而过。当然，死神终究不会放我走的——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这只是什么时候，怎样死去的问题。在与死神相遇的期间，我学到了许多——特别的是生命之美和带着甜蜜的残酷、家庭及友情的珍贵，以及爱情能改变人和事物的力量。事实上，我可以向大家推荐，濒临死亡是一种如此积极正面的经验，它能帮助我们重塑性格——当然，我要推荐的不是那种无法挽回的真正死亡的危险。

我当然希望死后会复活，能继续思考、感觉，以及回忆自己的往事等。然而，尽管我愿意相信真有这回事，尽管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传统文化都声称死后会有另一种生命存在，但我知道这些想法或声明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期望，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想要与我深爱的妻子白头偕老。我想看着我的儿女长大，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培养良好的性格。我想看看那些还未孕育的孙儿孙女们。我想看到期待已久的科学成果真正实现——比如前往太阳系中的许多世界探险，或者找到地球之外的生命。我想见证人类历史上令人鼓舞和悲恸的重大事件，我想知道我们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科技能带来的未来和危机，妇女的解放，在政治、经济和科技上不断成长的中国。当然，还有令人向往的星际航行。

如果死后真有来生，那么不论在什么时候死去，我绝大部分的好奇心和期望都将获得满足。然而，死亡是一个不会醒来的无梦长眠。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妄想。但换句话说，也许就是这种想法给了我一些额外的求生之欲。

世界是何等的美妙，有这么多的爱及精深的伦理道德，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去编造那些缺乏良好实据的美丽谎言来欺骗自己。我认为，比自欺欺人更好的方法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们应当勇敢面对死亡，直视死神的双眼，每日感谢生命给了我们那些短暂却丰盛的机会。

多年来，我在修脸刮胡的镜子附近，挂了一幅裱框的明信片，我每日都可以看到它。在这张明信片的后面，有一则铅笔写的小便条。这张便条的“收信人”是一位住在英国威尔士斯温西（Swansea Valley）的詹姆斯·戴（James Day）先生。它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朋友：

我写这句话的原因是要你们知道，我还活着，双脚还能乱踢，现在正在享受着高贵的生活。多么棒的享受啊！

你忠实的朋友WJR签名是几乎无法辨认出的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原名是威廉·约翰·罗杰斯先生（William John Rogers）。这张明信片的正面是一艘光彩动人的四烟囱大邮轮，照片上的说明文字是“白星公司邮船‘泰坦尼克号’”。邮戳上的日期是这艘邮船失事沉没的前一日。这次的意外事故一共死了超过1500人，包括罗杰斯先生在内。安妮和我把这张明信片裱框起来挂在墙上的原因正是他所写的“正在享受高贵的生活”这句话。这可能是最短暂也最令人迷幻的幻觉。因此，我们把它挂在墙上。

我们表面上看来很健康，儿女们茁壮成长。我们写书，并开始展开野心勃勃的电视节目及电影计划，我们四处讲学及演讲，还同时从事着最令人兴奋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4 年某日，当我站在这张裱框起来的明信片前时，安妮注意到我的臂膀上长了一颗黑蓝色的痣。这颗痣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了。安妮问我：“为什么它还不消失？”在她的坚持之下，我不情不愿地（黑蓝色的痣不会这么严重吧，会吗？）去看了医生，并做了例行的血液检验。

几天以后，我们在得州奥斯汀接到了医生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他说，很明显，检验室一定有人把血液样品搞错了，因为分析显示这个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很迫切地对我说：“请立刻再去验一次血。”我立刻照办。再度验血的结果是，并没有人把血液样品搞错。

骨髓移植是唯一的救命途径

红细胞的功能是把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白细胞的功能则是对抗疾病。可是我的红、白细胞数正大量地减少。最可能的解释是：这可能和“干细胞”（stem cell）有关。干细胞是形成红、白细胞的原发细胞，它们都是在骨髓中被制造出来的。这种病的专家证实了我的病情。我得了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怪病，骨髓发育不良症（myelodysplasia）。会得这种病的原因至今不明。我很诧异地听着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治疗，活下去的概率等于零。我会在6个月内死亡。可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是不时有点头晕。我很活跃，工作成效也很好。我现在正站在死神的门槛前这个念头，似乎是一个极为怪诞的恶作剧。

只有一种治疗方法可能治愈这病： 骨髓移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可是这种医疗方法一定要找到一位骨髓与我相匹配的捐髓者。即使如此，在骨髓移植前，我也需要把身上的免疫系统暂时加以压抑，否则我的身体不能接受这移植来的骨髓。可是极度压抑免疫系统可能从好几方面置我于死地：例如降低了我对疾病的抵抗力，让我成为随风飘来的细菌的猎物。我甚至考虑过放弃治疗，希望可以等到医学的研究发明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再说。可这是最无望的下下策。

我们向各方研究询问的结果是，条条大路都指向西雅图的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骨髓移植中心，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曾在此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了1990 年生理及医学诺贝尔奖得主唐纳尔·托马斯（E. Donnall Thomas）。这位托马斯博士得奖的原因是，他改良了骨髓移植的手术，如今手术采用的各个步骤就是由他规定的。该研究中心的医生、护士专业能力之强，以及照顾质量之高，使我们觉得把这个“小栅栏”（Hutch）[3] 介绍给我们的人所说的赞美之词，的确实至名归。

治疗的第一步是去找一位和我骨髓相匹配的捐赠者。有些人直到死亡，都没能找到一个。安妮和我打电话给了我唯一的妹妹，凯莉。我不敢明说，只好旁敲侧击地说。凯莉压根不知道我病了。我还没有说到我的要求，凯莉立刻就说了：“不管是什么，你尽管拿好了……肝、肺……都是你的。”每次我一想到凯莉这样的慷慨，我就不禁为之哽咽。然而，没有人能保证她的骨髓一定会和我的兼容。她接受了一连串的测试，一次接着一次，在测试了6 次后，她的骨

髓被证实和我的完全兼容。我真是说不出的幸运。

“幸运”只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即使有了完全兼容的骨髓，我能被治愈的概率也只有30%。就像玩俄罗斯轮盘一样，只不过枪膛中有四枚子弹而非一枚，可这是我可以幸存的最好机会。我过去还面临过更糟糕的输赢概率。

生死一瞬间

当时，我们举家迁居西雅图，同行的还包括安妮的父母们。我们很高兴，在我入院及出院休养的这段期间，有许多人来探望我们——长大成人的儿女们、我的孙儿，其他亲戚及朋友们等。我深信，这些亲友给我的支持和爱心，特别是安妮对我的爱，将会扭转我与病魔抗争的劣势，让胜利最终站在我这一边。

你们可以猜到，我经历了不少可怕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按照医生药方的指示，于凌晨两点起床，打开12包装着白消安（busulfan，这是化学疗法用的药）药片的药包中的第一包时，我看到这包装上印着：

化学治疗用药

有生物性危险

有毒性

以有生物性危险废料方式处理

一颗接着一颗，我总共吞下了72 颗。这是会让人送命的剂量。如果我不立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这个抑制免疫系统的药就会把我毒死。当时的我就像是吞了能送命剂量的氰化钾或砒霜，只希望解药可以及时送到。

这个压抑免疫系统的药有几个直接的不良反应。吃了药后，我一直反胃想吐。我不得不吃另一种药来克服这个不良反应，效果还可以，不至于让恶心的不良反应影响到我正在做的事。另一个不良反应是我的头发全秃了——这一点，再加上之后体重的减轻，我的外表有如槁木死灰。可是，有一天的我的情绪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当时，我四岁的小儿子山姆朝我看了一眼，说：“爸，你理的发真帅！”接着他又说：“我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可是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我原本以为骨髓移植一定是很痛苦的手术。可是，它就像输血一样，把我妹妹的骨髓“传输”到我的骨髓中。在手术过程中，有些步骤是极为难受的。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对创伤的失忆症，当手术完成后，你就几乎把痛苦全忘了。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规定了病人可以自行服用止痛药，包括吗啡的衍生物等。当我痛到忍不下去的时候，可以立刻服用止痛药，因此我还能够忍受整个疗程。在治疗的末期，我身上的白、红细胞都是凯莉的。因此，我的性染色体都是女性的XX型组合，而非男性的XY。我全身的血液细胞血小板都是女性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凯莉的某些特殊嗜好也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比如对骑马，或者连续看好几场纽约百老汇剧院的话剧或歌舞剧的爱好等。可是，这些嗜好始终都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

安妮和凯莉救了我的命。我永远感激她们对我的怜悯及爱。从医院出来后，我需要种种医药方面的诊治和关怀，包括一日数次的，从上腔或下腔静脉注射的药物。安妮是我的“指定看护人”，没日没夜都按处方给我服药、换绷带及药膏、测试各种生命功能（如脉搏、呼吸等）。她给了我最重要的心理支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说，一个孤孤单单回到家的病人，他能存活的概率显然渺茫许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能活下去依靠的就是多年来在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应用方面的研究，直接目的就是治愈或缓和使人致死的疾病。有些是基础研究，目的在于了解生物的构造及机能，偶尔会带来让人始料未及的“重大发现”。

我也从康乃尔大学的健康保险，以及安妮加入的美国编剧协会（适用于配偶的）健康保险中受益。编剧协会是电视剧、电影编剧的组织。在美国有上千万的人没有医药保险。如果今日换作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处境中，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尝试着去证明，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让动物受苦有多么残忍，在伦理上有多么不道德。可是，就如托马斯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的：“如果不用动物来做医学临床方面的实验，就无法发展出骨髓移植的技术。我们一般先在同种的啮齿类动物上做实验，再应用到育种（养育配种的）动物身上，特别是狗类。”对此，巨大的矛盾冲突在我内心交战着。如果没有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我绝不会活到今日。

就这样，我的生活重回正轨。安妮和我举家迁回以前我们居住的纽约州伊萨卡城（康乃尔大学所在地）。我完成了几个研究计划，为我的新书《魔鬼出没的世界》做最后的校对工作。我们遇见了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他是华纳影业公司的导演，正在导演由我的著作《接触未来》（Contact）改编而成的电影。这部影片的脚本是安妮和我共同撰写的，我们也都是制片人之一。我们开始商洽一些新的电视剧和电影计划。我也参与了“伽利略号”宇宙飞船前往木星探险，和木星相遇时的初期研究计划。

未来不可预测

如果在这次的经历中我有深刻体会到什么教训，那就是，未来是不可预料的。就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威廉·约翰·罗杰斯先生。他在刺骨的北大西洋寒风中，开心地用铅笔写下这几句话后，却悲哀悔恨地发现，即使连近在眼前的未来命运都不可测。回来后，我的头发又长了出来，我的体重回复正常，我的红、白细胞数目回归正常。我觉得身心都非常棒——可是另一个定期进行的血液检查，又把扬起我生命之帆的风夺走了。

“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医生说。我的骨髓中又检查出一种迅速蔓延的新血液细胞。两天内，我们全家又回到了西雅图。现在我正在哈金森的病房中写这篇文章。进行过一种新的检验手续后，医生发现，这些不正常的血液细胞中缺乏一种酶，以保护它们不被普通的化学疗药所侵。为了要把一些不正常的“散兵游勇”细胞都扫除干净（这些“散兵游勇”的数目虽少，可是繁殖很快），医生又再给了我另外两剂化学疗药，并麻烦我的妹妹再捐赠一些骨髓。再一次地，我似乎有了一个真正对症下药的治疗。这次我终于可以痊愈了。

陌生人的爱心与祝福我们都有一种消极的倾向，就是对人类的毁灭性及短视有一种认命的消极心理（认为人类是无可救药地坏）。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也带有这种倾向（而且我认为自己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可是在病中，我突然发现，那些和我有着相同命运的病者对某个慈善团体不知欠下了多少生命债。

约有200万美国人进行了登记，志愿参与全国骨髓捐赠项目（National Marrow Donor Programe），他们都心甘情愿忍受抽取骨髓的痛苦，使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受益。成千上万的人捐血给红十字会及其他捐血机关，不要任何金钱上的回报，连一张5美元的象征谢意都不要，为的只是要挽救一名陌生人的命。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埋首工作多年——在成功机会渺茫的研究上下赌注，领着微薄的薪水。没有人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成功，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人，能治愈疾病，能防止或延缓死亡。当我们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嘲讽和讥笑时，想起这些好人好事，想起它们的巨大渗透力量，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的复活节礼拜中，一共有5000 人为我祈祷。一位印度教的僧侣告诉我他在恒河（印度的圣河）岸边为我彻夜祈祷。北美的伊玛目告诉我他在不停地为我祈祷，愿我复原。许多基督徒及犹太教徒都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为我向神祈愿。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些——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他不见得能因为这些祈祷而改变为我而设的人生路线——可是我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出我的谢意。是他们，还有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在我生病的期间，给了我源源不断的鼓励。

许多人问我，如果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我该如何面对死亡。我只能说，对我而言，这始终不是一个问题。除了“软弱的灵魂”这用词以外，我和一位我心目中的英雄深有同感。这位英雄就是爱因斯坦。他如此写道：我无法想象有这么一位上帝，会奖励或惩罚他的子民，会具有和我们相类似的欲望和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后还有来生：就让那些被恐惧或荒谬的利己主义所侵蚀的软弱灵魂们，去拥有和珍惜这类想法好了。我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也满足于能够觉察现有世界神奇的构造，并致力于去领悟这其中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附笔

一年前，在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许多事。我从哈金森出院后，我们全家迁回伊萨卡。可是，数月后，我的病又发作了。这次比前几次更严重，大概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我接受过一连串的化学治疗，再加上在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的X光照射，我的体质已经被大幅削弱。我们全家又一次迁到了西雅图。我在哈金森中心再次接受了极有爱心以及高度专业的治疗。安妮再次展现了她极伟大的爱，她不断地鼓励我，使我精神饱满。我的胞妹凯莉也再一次很慷慨地捐出她的骨髓。我也再次被慈善团体的爱心及鼓励所包围。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也许在校对时又要更改了——我的病情是良性的。我身上所有可察觉到的骨髓细胞都是XX型的女性细胞，它们全来自我的妹妹凯莉。没有一个细胞是我自己的XY 型。我的病就是来自我自己的XY 型男性细胞。有些病患即使身体内还残留着部分原宿主的细胞，仍能幸存几年。可是，要几年后我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完全痊愈了。在那之前，我只能怀抱着希望，生存下去。

写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纽约州伊萨卡城

1996年10月

《亿亿万万：卡尔·萨根的科学沉思与人文关怀》[美]卡尔·萨根 著 丘宏义 译 郑永春 审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