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全球东方”：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一种值得警惕的叙事

“全球东方”一词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界只是近半年发生的事情。在西方政、学两界的加持下，这一概念俨然成为美国学界力推的对华主流叙事语言之一。与最初的情形相比，“全球东方”概念含义发生了明显的异化。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学者正尝试将地缘政治意图注入其中并以此展开对华叙事，从认知上完成贬抑对方，进而为现实中进一步打压对方提供理论支持。这种认知上的对华明显敌意如果不及时应对，将对中美关系乃至其他国家的对华认知产生广泛、深远的消极影响。

新的“三个世界”：“全球东方”论的异化叙事逻辑

“全球东方”概念产生的时间不超过十年，但其语义却经历了显著变迁，尤其是在被有关学者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后，这种倾向愈发突出。具体而言，这一概念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从地缘政治而非地理意义上理解并应用“全球东方”概念，概念的适用意境发生了异化。“全球东方”一词早在2015年就已被提出，当时学界的初衷是用它来代指东欧、中亚和东亚地区。后来瑞士学者马丁·穆勒提出要以这一概念打破全球南、北方的“二元论”叙事。总体来看，由于研究领域的制约，“全球东方”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具备政治含义。

变化出现在2023年，有两件事促成了这一结果：一是芬兰前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提出未来世界秩序将由“全球西方”、“全球南方”、“全球东方”构成，明确赋予“全球东方”概念以政治内涵。二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受俄乌冲突影响，当今世界已朝着由“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组成的“三个世界”方向发展，“全球东方”概念由此染上了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加上被置于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这一概念还隐隐透露出“新冷战”的气息。

二、对象国家的涵盖范围发生改变，缩减到仅仅包含中国、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等国。 此前，“全球东方”概念从广泛意义上代指东欧、中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而在狭义上特指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之后，“全球东方”一词明显被强加了截然不同的含义，成为仅仅包含中、俄、伊、朝等国的特定指向名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本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所谓“邪恶轴心”论。众所周知，当时小布什政府抛出“邪恶轴心”论的目的就是丑化伊、朝等国形象，为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寻找合理借口。时隔二十余年，由美国学者着力宣扬的“全球东方”概念在指涉对象上与之存在着惊人的高度重合，个中原由难免不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全球东方”概念看起来像极了当年“邪恶轴心”论的翻版，是后者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变异。而美方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操作更像是“新瓶装旧酒”。

三、研究内容发生异化，概念被框定在自由主义叙事议程之中，在对美有利的环境下展开与中国的大国竞争。起初，学界提出“全球东方”概念的意图是，通过研究东欧、中亚、东亚地区的城镇化和中产阶级化等内容来突出相应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其研究偏向经济方面，并且是在积极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但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界之后，这一概念的研究内容却淡化了经济色彩，转向强调大国竞争，将所谓的“全球东方”国家视作“全球西方”国家的对立面，两者为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而展开近乎零和式的博弈。

鉴于中俄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密切交往，西方学界用这一概念来切割中俄等国与广大南方国家联系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另一方面，将“全球东方”概念与自由主义叙事相挂钩，认定“全球东方”国家要在对美有利的自由主义制度环境中与西方国家竞争。虽然没有点出竞争的结果如何，但不难想见，这只不过是东西方冷战的又一次重演而已。

2023年8月22日至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从“南方”剥离出“东方”的叙事能掀起多大浪？

“全球东方”一词从起初的边缘化位置到今天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进而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过程也是西方学者服务于西方推动国际关系阵营化的叙事尝试，似可被称为西方国家的“三个世界”论。但与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旨在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进而可能与第二世界国家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今天西方学界提出的“三个世界”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中、俄、伊、朝等国打上特定的标签，为进一步分化其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预作铺垫，其中暗含着孤立对手以为将来西方利用国际话语权优势进一步打压中俄等国提供思维素材。显然，这种叙事手法将不会得到中俄等国的积极响应。

另一方面，“全球东方”论调实际上有意掩盖了西方国家内部不和的现实。在西方学者眼中，“三个世界”中的“全球西方”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可以通过结盟、交换等方式将相关国家有效维系在自身周围。然而现实是，美方往往采取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来维护本国利益，即便有时以严重损害盟国利益为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比较讲得通的可能是，“全球东方”概念也有为凝聚西方国家内部共识、形成一致对外合力的考虑。

最后，“全球东方”论调难以引起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共鸣。在其设定的叙事意境中，“全球南方”国家因为处于弱势地位而成为全球东、西方拉拢争取的对象，这些国家能做的最多就是在东西方国家之间依靠“骑墙”策略获得利益。换言之，为大国竞争“做嫁衣”是“全球南方”国家难以摆脱的宿命。这显然不符合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求发展、求自主的真切愿望，更无视“全球南方”国家已经通过具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增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现实，其赢得“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将面临相当的难度。

（崔荣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