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和星占学的隐秘关系

【编者按】

天文学史的专家尽管并不拒绝在研究工作中使用星占学史料，但是在言辞之间总是尽量与星占学保持距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写作“科学外史”专栏超过17年，他在专栏中讲述了天文学与星占学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摘自江晓原新书《科学外史V》（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3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科学外史V》书封

哥白尼会和星占学有关系吗？

在以往我们熟悉的历史论述中，哥白尼是“科学革命”的旗帜，他的《天体运行论》是科学的经典。而在哥白尼稍后的第谷，以及第谷之后的开普勒，不仅在天文学上名垂青史，他们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星占学家。但是哥白尼的名字，似乎从未和星占学发生关系。

确实，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无一语及于星占学。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哥白尼没有绘制过一幅算命天宫图，没有发表过一部星占预言，“甚至没有撰写过一篇星占学赞美诗”，而上面这些行为，在哥白尼生活的那个时代，是相当普遍的。这难免使人怀疑内部资料不可外传：哥白尼会和他生活时代的文化氛围隔绝得那么彻底吗？对那个时代极为盛行的星占学活动，哥白尼真的能够“一尘不染”吗？

有这样的怀疑当然是合理的，但真要确立哥白尼和星占学的关系，我们必须看到足够的有力证据。2011 年，真有人打算认真给出这样的证据。罗伯特·S. 韦斯特曼（Robert S. Westman）写了一本大部头著作《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The Copernican Question: Prognostication, Skepticism, and Celestial Order），他表示自己穷23载之功，始得撰成此书。此书中译本分上下两卷，近1300页。书中呈现了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写作风格可能会让许多人或望而生畏，或如堕五里雾中，很快放弃对它的阅读尝试；但也会让一些人很快沉溺于其中，甚至产生类似“无力自拔”的感觉——也许这正是作者希望的效果。

时代背景：哥白尼和诺瓦拉

和一般的科学史著作不同，和以往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之类或多或少以科学哲学为着眼点的著作也不同，韦斯特曼的书有更为浓厚的史学风格，历史材料非常丰富，问题讨论非常深入细致，甚至到了琐碎的地步。在这样不厌其烦的细致追问之下，许多先前人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会被揭示出来，许多先前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就会被一起提出来。

比如，1496年哥白尼来到博洛尼亚，居住在当地著名人士多梅尼科·玛丽亚·诺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ra，1454—1504）的宅邸中。哥白尼是从诺瓦拉那里学习天文学的。

但这诺瓦拉何许人也？他是当时的星占学大家。在哲学上，诺瓦拉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这种哲学认为太阳至高无上，这显然对于日心学说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关于这一点，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也指出过。但更重要的是，诺瓦拉又是当时活跃的星占学家，有着一堆博洛尼亚地区的星占学朋友。韦斯特曼认为，诺瓦拉不可能不在星占学方面对哥白尼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支持韦斯特曼这种想法的另一个理由，是当时的时代氛围。韦斯特曼详细描述了当时欧洲星占学极为流行的盛况，并且认为：“15世纪的最后25年，印刷术兴起之后，作为一种新现象而出现的学术性占星和民间流行预言……为后面详尽分析哥白尼思想的形成过程，做好了必要的铺垫。”

1496年，哥白尼到达博洛尼亚时，米兰的皮科伯爵（Giovanni Pico，1465—1494）批判星占学的书刚刚出版，韦斯特曼认为：“哥白尼自此以后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回应皮科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只不过这一点几乎不为人所觉察。”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历史背景：皮科对星占学的批判，可以说是当时欧洲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引起了持久的反响。例如，将近80年后，当时欧洲的著名星占学/天文学家第谷，还在一次著名演讲中回应皮科，说皮科虽是唯一有真才实学的星占学反对者，但皮科死于三个星占学家预言他有生命危险的时刻，恰好证明了星占学的正确。所以哥白尼心心念念要回应皮科，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可能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天体运行论》中必然出现关于星占学的论述。

哥白尼

科学革命和星占学

自从1962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尽管对“科学革命”的定义和论证都言人人殊，但在论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时，“革命”成为时髦，不谈论“科学革命”好像就跟不上潮流了。

但韦斯特曼对于“革命”是没有兴趣的。而且由于他力求回到历史现场，在大量的史料和细节面前，一切都变得细致而连续，通常我们想象的那种“革命”也就很难呈现了。根据我以往的阅读经验，通常在那种相当脱离历史现场和细节的“思想史”风格的作品中，才更容易看到“革命”。当然，一切历史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建构，到底是呈现连续的细节，还是呈现“革命”的高潮，基本上取决于作者的认识和选择。

韦斯特曼分析了《天体运行论》问世之后约半个世纪欧洲的天文学发展形势，特别是1572年的新星爆发和 1577年的大彗星所产生的影响，深入讨论了开普勒思想的形成及其复杂性和开放性，还详细讨论了开普勒和伽利略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哥白尼思想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的《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几乎就是一部以哥白尼为中心的15～17世纪的《欧洲天学外史》。

在以往我们熟悉的论述中，通常不会将科学革命和星占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们已经习惯的认知中，认为这两者是冲突的，甚至是敌对的。但实际上，哥白尼的革命恰恰就发生在一个星占学极度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讨论哥白尼及其学说时，硬要将星占学极度兴盛的时代背景过滤掉，将讨论对象和时代氛围割裂开来，这确实没有道理。

对于15～17世纪的欧洲而言，天文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星占学的数理工具这样一种角色，所以韦斯特曼关于哥白尼本人以及他的学说与星占学之间关系的猜测，至少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要想确立哥白尼和星占学之间的关系，韦斯特曼给出的几条理由都还比较勉强，只能说他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是想为星占学提供更好的天文学工具。

关于哥白尼是不是革命者，韦斯特曼赞成并引述了库恩《哥白尼革命》中的意见，认为哥白尼学说是“制造革命的”（revolution-making）而非“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这确实不失为一番相当高明的见解：

哥白尼的成就并不是“现实性的”（realist），即新的理论并没有对应现实成果，它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显示了“自然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启发性，在于随后带来了“丰富的成果”……正是从他这里开始，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才能前赴后继，不断地想象他们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