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出版人李昕：我的故事我的书

今年三月间，出版人李昕的新书《一生一事》由上海三联书店和猴面包树工作室合作出版面世。该书的副题“做书的日子（1982-2022）”，可谓对作者四十年出版行业从业经历做了点题概括：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起步，经香港三联书店开眼看世界，再到任职北京三联书店，及至退休后被商务印书馆返聘做顾问。在这份履历面前，无疑会让出版界任何一个编辑后辈都觉得眼热。

出版家李昕近照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

“四十年家国情怀，三千部天禄琳琅。”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在该书的推荐语中写道：“在李昕身上，三联传统的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理念之外，还有道义与担当的底色。一生一事，端赖理想与激情，这本书是李昕的回忆录，更是传世可期的当代出版史。”

1982年，李昕参加毕业论文演讲和答辩比赛 

由一人所经所历可窥“当代出版史”，此乃信言。李昕在人文社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热、出版热。此间，由他担任责编的《胡风评论集》，无疑可以视作时代转向的风向标之一。而由他策划推出的“百家文论新著丛书”则与其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相映成辉，拓展了文艺理论的探讨维度，满足了不少读者对新知的渴求。

1996年，身处与国际出版潮流率先接轨的香港三联，令李昕先人一步感悟到出版行业市场化的操作范式。《一国两制知多少》《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不仅回应了“回归之年话回归”的历史命题，更是一个出版人对读图时代图文书样貌的初探。而后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相继推出的《香港明信片精选1940's—1970's》等立足本港文化的原创图书，无一不是精品。

2005年，来到北京三联报到，作为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李昕主抓编辑业务。彼时三联人事“地震”不久，如何在保持“新锐一流”出书标准的同时，跟上出版业整体转企改制的时代脉动？李昕及其志同道合者提出并倡导在三联原有学术出版之外，开辟大众读物出版路径。随着“蔡澜作品系列”、《星云大师演讲集》、《咖啡赏味志》等的推出，让三联品牌在更接地气的同时，也葆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化格调。

出版家李昕

从2005年到2014年，李昕在北京三联书店工作的九年间，也是三联出版纪实类作品最集中、最富华彩的时期。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版）和《历史的忧伤》、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及至堪为2013年年度出版盛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等的推出。无疑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更为丰赡，也更具体温的注脚。

《陈寅恪的最后20年》2013年修订版书封

“生平志业无二事，一年四季做书忙。”文史学者、中国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刘梦溪欣然为《一生一事》题写序言。在他看来，“俗云‘（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可这位漂亮衣裳的缝制者并没有失去自我，那些个书里书外的戏剧场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导演。”

对于“导演”之名，李昕在最近的一篇个人公号（“编余闲笔”）文章《我的故事我的书》里再次表示敬谢不敏。“在中国当代出版界，我属于‘生正逢时’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别幸运的少数人。我曾多次说过，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先后在4家最著名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给我的特殊资源和特殊便利条件，时代和环境的双重因素，使我有机会做成了一些别人或许难以做成的事情。”

他继而写道：“所以我并不认为，那些所谓的‘成功’就能给同行多少启发。但是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误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为我个人的种种原因，而留下遗憾和懊悔。有朋友读了我的书稿，说我这本书记录自己内心的遗憾，可能比起表达欣慰和满足还多些。我想，或许正是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同行们引以为戒。”

近日，李昕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这位年过七旬、退而不休的长者，在两个半小时的对谈中，除了对往事娓娓道来，也对当下出版行业的问题，纸质书和实体书店的未来坦陈了自己的忧思与谏言。

李昕

【对话】

编辑之路起步人文社，做不好是要被“抽底板的”

澎湃新闻：新书《一生一事》，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你作为知名编辑家的职业回忆录。我想在做书之前，你首先是爱书之人，请先谈谈幼年时的阅读经历，第一部啃下的大部头是谁的作品？

李昕：我的父亲李相崇毕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也一直从事翻译工作，记得小时候家里订了全套的《译文》杂志，同时父亲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当时出一本当代小说他都会买回家，基本上文坛评价比较高的小说作品家里都有。大概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读过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等，坦白讲，那时年纪小也读不大懂，多是囫囵吞枣。像《青春之歌》后来出了电影，结合看电影，也加深了对小说情节的理解。可以说我从小就和书结缘，啃下的第一个大部头不是《青春之歌》就是《林海雪原》。

澎湃新闻：1969年到1974年，你去吉林下乡插队，这段时期如何接续书缘？另外， 1977、1978两届的大学生可谓天之骄子，谈谈当年参加高考的情形和故事？

刘梦溪先生赠送李昕的墨宝“书缘”

李昕：“文革”时期，我在北大附中的图书馆里住了一年多，其间读了不少外国小说，《海底两万里》等都是那时候读的。要去下乡前，我就弄了一个木箱子，“带”了半箱子图书馆的书，多是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等的小说，这些书后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在下乡时的文化饥渴问题。我到三联书店工作后，拿出了自己的一千多本藏书回赠给北大附中，算是将功补过了却了一桩心事。

来到农村下乡时，我实际上初中还没有读完，白天干完农活后，晚上就点灯熬夜自学中学课本，也没有怎么做题，所以学得很不扎实。考大学时，我的数理化都不行，只能考文科——我在参加高考前，已经参加了工作，1976年在吉林省哲里木盟教育局教育科任干事。1978年，我是以招生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的高考，准备高考期间，吉林大学的一位王老师给了我复习资料，正是靠考前突击，才多少心里有了点底。记得当时在考场上，我一面要答题，一面还要应对别的考场上出现的问题，因为我实际上已经是招生办的领导了，下面的人还要跟我请示。成绩出来后，超过了重点线20多分，当时我首先想报的教育学，其次是哲学，盟里教育局局长给我建议，“还是中文有用性（东北话）。”恰好武汉大学来招生，这才上了中文系。

澎湃新闻：从武大毕业后，你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注意到你是先从校对工作干起的。

李昕：当年听到我毕业分配的消息，不少老师都向我表示祝贺。现代文学专家陆耀东教授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耳提面命。他说人文社名家多、专家多，对青年人选用很严格，人才竞争也非常激烈。他们是要“抽底板”的，做得不好的人，最终会从底板上漏下去，就是被淘汰，在社里待不住。所以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要事事谨慎，特别注意编辑稿件不要留硬伤。二要想不留硬伤，唯一的方法是多看资料，多查字典，切切不可自以为是。陆教授的这番话，等于给我在正式走上编辑岗位前上了重要的一课。

我到人文社报到的第一天就被分到校对科，做了10个月的校对。这是人文社的一个好传统，对于编辑的培养，先做校对是很有必要的。编辑和校对是两种技能，能做编辑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校对，两者关注的点不一样。编辑关注的是书稿的内容，学术、艺术上的质量怎么样；校对关注的点是在书稿的形式，专注去解决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错误的标点符号，错误的版面格式。其实一心不可二用，你关注到内容的时候，很难同时关注到形式，注意力不可能同时分散在两处。我到现在都认为，出版社聘用专职校对是必要的。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已经没有校对了，用黑马校对软件跑一遍完事。出版物的编校质量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出版社已经不再聘用inhouse（内部）的专职校对，或者顶多聘用两个外面的临时校对，这些都是不负责的做法。新闻出版署到今天依然要求，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但基本上都达不到。当然新闻出版署也在抽查，不过抽查比例还是很低的，有些出版社就在钻这个空子。

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社，编辑队伍中有很多知名老前辈。如你在书中所列的严文井、楼适夷、聂绀弩、牛汉、韦君宜、屠岸等，谈谈你和这些前辈间的交往。

李昕：这里面的故事就太多了，当时人文社的编辑名家可以数出一长串。牛汉先生跟我做过邻居，在八里庄北里人文社的宿舍，他住七单元，我住六单元，两家的阳台连着，我们俩经常站在阳台上聊天。那时他家里有电话，我的父母找我就把电话打到他家里，老先生喊我不应，甚至会下楼绕到我的楼洞里敲门通知，今天想起这事我还特别惭愧。

韦君宜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当编辑就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不要指望发财，不要指望出大名。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当官、发财太当回事，就是受她的影响。

李昕同屠岸先生合影（2017年）

屠岸是翻译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我刚进入到人文社的时候，差点被分配去当政工干部，当时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总编辑，我就在单位的食堂找到他立下军令状，申明自己来人文社就是想当一名好编辑，希望社里给我三年为限，如果三年内编辑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组织别的安排。记得屠先生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很安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伸出了一个指头，“一言为定”。当时我刚做完10个月的校对工作，那么大的出版社，他其实根本就不认识我是谁，但听完我的讲述，很尊重我的意见，就跟人事处打了招呼，让我进了编辑部，从此不再提当政工干部这茬事儿。所以我这一辈子做编辑，是他当年这一句话决定的，我特别感激他。

澎湃新闻：可以说屠岸先生是你的一位贵人。

李昕：没错，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路走得很顺，才工作一年，就当了理论组的组长，理论组当时有六位编辑，我是最年轻的。接着三年以后，我当了编辑室副主任，六年以后就当了编辑室主任。屠岸先生在这里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在考察我，觉得我大概是上路了。那时候开青年编辑座谈会，他还把我找去当代表发言，给青年编辑介绍经验。

和屠岸先生间还有件事令我特别感动。1985年年底，我忽然得了一场大病，发烧一个月，后来一查是乙型肝炎。我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没来上班，每天吃中药非常焦虑，这时屠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是慰问我，既来之则安之，要安心养病。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我才30岁来岁，他是人文社的一把手，我不过是个小编辑，所以特别感动，就给他回了封信。回信里表达了自己在生病后发现对人文社已经有了感情，已经离不开这家出版社、离不开我所热爱的编辑工作了。信末我还写到由于得的是肝炎，尚没有过传染期，这封信请他读完之后马上烧掉、洗手。

1985年，李昕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

多少年后，我去到香港三联工作了五六年，屠岸先生就提出我应该尽早回北京，回到人文社进入领导班子。但当时香港方面也在留我，一时也离不开。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把我当年写给他的回信原封不动寄了回来，在“我已经离不开人文社”一句下面用红笔画了一道。那封信最后不是说请他阅后把信烧掉洗手吗？结果我一看他还在下面做了批示，写着“已在阳光下暴晒三小时，不烧了。”

“图书定价应该考虑到读者的心理预期和经济承受力”

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来丛书”，在当年都是出版界轰动性的事件。你也在人文社策划出版了“百家文论新著丛书”。谈谈那个时期你所经历过的文坛趣事，以及怎么评价那个时代的出版业？

李昕：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当时文学艺术上有很多的新探索和新尝试，就好像是从传统向现代主义过渡，文艺上新诗、朦胧诗、小说上印象派、意识流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层出不穷。文艺理论方面是在提倡新学科、新观点、新方法，强调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理论目不暇接。整个出版界也要配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特殊时期，那也是我们刚刚从“文革”的废墟里面走出来，走向全面的文艺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每个出版社都要出一些新探索的书，我们考虑到人文社是一家“正襟危坐”的出版社，就提出要兼容并蓄、不偏不倚，推出了“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今天再回首反思，那个时代的热潮中不免有一点狂热。事实上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用“大跃进”的方式去建立一批所谓的文学新学科，即使是文艺心理学、文学阐释学、文学批评学等，这些交叉性的新学科在当年有了雏形，也绝对都谈不上成熟。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关于新学科的著作都是有待完善的，刘再复后来自己也说，当时他就像是唐吉坷德，“在和风车大战”。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香港三联书店的8年对自己至关重要，编辑理念和市场意识都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能否展开谈谈？

李昕：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就是香港三联为现实服务和为读者服务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们那种观念是从邹韬奋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我是从人文社去的香港三联，跟人文社一比的话，差距就非常大，等我从香港三联去到北京三联，我再看两个三联，差别也非常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三联的出版环境，很长一段时间是和邹韬奋那个时代的出版环境极其相似。

邹韬奋在上世纪30年代办生活书店的时候，就有专人去处理读者来信，他也会亲自写回信，做到每信必复——2012年，三联书店80周年庆祝活动上，我们请来一位在三联工作过的老太太，她当年就和邹韬奋坐对面桌，介绍说当时有四位员工专门负责给读者回信，她是其中之一——我是1996年到香港三联工作的，当时他们依旧保持着这个传统，有专人复信，每信必复。不仅是给读者回信或者帮着读者购书，读者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也会帮助解决，比如说海外的读者要代购药品，香港有的药，海外买不到，他们也负责代购。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香港三联很重效率，少开会，多用数字讲话，一开始也令你感到了不适应。

李昕：这并不是香港三联“特殊”的管理办法，而是整个香港社会都是这样，香港的其他企业也都是如此。当时内地的繁文缛节太多了，无效的会议，务虚的会议太多了。我到了香港之后，确实有一点不适应，人家特别重视效率，基本上不开会，公司大会一年只开一次，也只是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平时只开领导班子会。而出版社领导班子，总经理，总编辑，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再加一两个助理，顶多就七八个人，这个会每周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大家坐在一起，一人面前一台笔记本电脑碰一下数字，一看谁的数字有问题，大家集中研究。我到了香港之后，有一种时时都在被人追着赶着的感觉，总是有一种不安定感，事情好像总也做不完，这方面的压力很大，但说实在的，并没有人管你，自由度极高，是那种管理模式和氛围，让你时刻都有无形的压力。

澎湃新闻：你到港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三联的出版物当时采用了“蚂蚁战术”，小开本、平装、定价便宜，出“大家小书”，这样的做法对于当下图书市场有哪些借鉴意义？ 

李昕：我在香港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担任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兼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赵斌，就要求集团的高管们都要搞一点出版学研究，具体要求就是每个人都要写关于出版学方面的论文，定期交卷。我当时写的论文就是谈图书的定价，实际上是从 “蚂蚁战术”受到了启发。

我当时通过调研，发现大多数出版社还是在按成本定价，实际上根据市场规律，图书的定价应该按照读者的心理预期和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来定。因为读者并不关心这本书的成本，只关心它定价到多少钱，才会觉得值得买。面对金融危机，大家多是把钱花在衣食住行这些刚性需求上，相比之下，读书的需求就比较软性，在读书、购书上花钱就需要考虑量入为出。比如我们之前推出文库类丛书，一本都在60港元上下，现在我们把它做成小开本，采用米黄色的胶版纸印刷，纸张很厚，却很轻，印出来后既让一本书显得部头大了不少、物超所值，也方便携带，一本书定价才25港元，自然受到读者欢迎。从中我也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书的定价都应该考虑到读者的心理预期和经济承受力。现在有的书起印数很少，首印只印1千本和首印1万本的书，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本书的制作成本要分摊进印数里面的。但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定价还是不要差得太大，如果印1千本的书就贵很多，买的人就更少，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2004年离港回京前，香港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辈蓝真（右）、萧滋（左）先生来为李昕送行。

澎湃新闻：2005年，你从香港三联调回北京三联。香港三联老一代出版家蓝真对你曾有句话，“你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不可以离开三联，我们有一句话，‘一入三联门，终生三联人。’”在你看来，为何在三联人身上会有这样一种情意结：不只把这个书店当成谋生的单位，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李昕：三联人的凝聚力特别强。历史上，三联人的特殊凝聚力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是在同反动势力不懈斗争的情形下形成的。这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还不一样，那些出版机构也都是老品牌，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们的处境并没有像三联那样，受到过那么明显的迫害和压制。可以说三联人是“播火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革命、传播真理，出版进步书籍，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些总是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忌讳，导致三联书店总是被查封，开了又封，封了又开，（出版的）书籍也是这样，动不动就被禁。三联人在党的领导下，特别团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战友”，这种同志情谊是在战斗岁月中结下的，而且一直保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就举个例子，三联书店现在已经没有几位在1949年之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在世了，但三联的老同志联谊会一直都在，一直保持到了三联人的第二代，也就是前辈的子弟还会定期聚会，起码到2014年我从三联退休的时候还是如此。有这样凝聚力的出版机构，在中国恐怕也没有第二家了。

三联版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入职北京三联，“与时代同行，顺势而为”

澎湃新闻：你来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时，遇到了书店前总经理W离职引发的震动。我注意到你对于他的做法评价比较客观，认为失败在没有做好“有所不为”，同时你也认为三联这家走“少而精”“小而美”出版路线的书店，需要在当时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又要掌握好平衡和尺度。能否回忆下当时的情形？

李昕：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以来，从范用到沈昌文、董秀玉，可以说他们是做得非常好，把三联书店做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一点绝对是要高度评价的。三联书店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在社会上赢得了其他出版社都难以得到的声誉。我来到北京三联后，发现这家出版社的确是走“少而精”“小而美”的出版路线，而且已经是走到了极致，客观上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

但是要尊重现实，形势已经变了。我到北京三联的时候，三联已经走上企业化的道路，这个标志是从2002年，三联书店加入中国出版集团开始的。也是在2002年，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退休，中国地图出版社的总编辑W调到三联来做总经理，集团当时对他的要求就是搞企业化改革——当时三联每年的利润基本在100万元左右，最高的一年是150万。2002年的时候，三联员工每个月的普遍工资也就是两千五百多块钱，而其他的出版社平均工资有的已经达到了六七千元。应该说三联的员工都有文化理想和情怀的，他们好像不大计较这些待遇的问题。但当时整个中国出版业都在搞改革，出版社之间都在互相兼并，各地都在成立企业和集团，纷纷上市，做大做强。这样的情势下，三联不能一点不变。

W来到三联书店后出了很多三联人没法认同的书，包括卖了两百零几个书号，出版了一个《读书（公务员版）》，最大的问题是他出了一些业余教育的教材，这当然能创收，但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这类教材，这太掉价了。所以大家就不干了，三联内部的一些骨干闹了起来，这场风波在当年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W走了后，三联书店事实上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我来的时候W刚走几个月，那时在三联内部开策划会，大家连“大众”两个字都不敢提，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邹韬奋曾说过，“生活书店是靠大众起家的”，这是创始人的原话，一个字都不差。我可以理解三联人为维护出版品牌的焦虑，可这造成了极大的内卷和内耗，好像只有做小众的学术书、时尚的学术书才是三联的正宗，这也令很多三联内部的老编辑都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做不出三联的书来了。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三联人认识到，肯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一个“小而美”的出版社，集团当时给我们的指标是三年之内把利润涨到1000万，这样的情况下大众读物一点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在2005年到2006年，三联同步启动了四套丛书，其中就有恢复了的“新知文库”，我们不再把它定义为理论性的读物，而是着重介绍新知识的产生及其背后的故事。“新知文库”到今天已经出版了150来个品种，成为三联新的品牌丛书之一，此外还有《中学图书馆文库》，也是普及性的。所以如果要我来评价从这个时期三联开始发生的改变，总结起来只有4个字：顺势而为。到了2009年樊希安担任总经理以后，三联出版大众读物就更多了，甚至后来还成立了大众出版分社。总之，三联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我们所做的改变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代同行，顺势而为。

“新知文库”部分样书

2006年，李昕拜访杨绛先生。

澎湃新闻：你在北京三联期间，牵头出版了多部反响巨大的作品，比如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等，我想请你谈谈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何做技术性的修订？也请谈谈你的经验。

李昕：首先当然要遵守出版管理的规定，同时也要尊重作者，尊重、珍惜学术文化成果，这两者要兼顾。出版管理规定肯定是不能违反的，出了问题是出版社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我总是这样，遇到能够自己处理的问题，尽量自己处理、自己解决，要敢负责、敢担当，能够自己把关就自己把关，不要去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做编辑一定要有政治智慧，借用王鼎钧先生的一句话，“改变那可以改变的，适应那不能改变的”。

我经手的这些书，有的时候只是对于书稿做技术处理，我的态度也是能不改就不改作者的稿子，一方面是尊重作者的原意，一方面是尊重作者的创作风格、行文风格和写作风格。在给编辑培训的时候，我常常讲，对于作者的书稿文字，编辑只解决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并不解决怎么样“更好”这类的问题。所谓真善美，我们对真要把关，对善要把关，但对美，我们不把关。对于美的看法，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定之规。比如作者写的是“一日日”，编辑非要给改成“一天天”，这就完全没有必要。你自以为是的把关，不但会引起作者的不满，而且还会有可能把原本好的改成坏的。

李昕同傅高义先生商谈《邓小平时代》推广计划。

三联版《邓小平时代》

澎湃新闻：书中你谈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几场版权、侵权官司，在你看来这些案例对当下出版业有哪些启示？

李昕：具体的案例我在书中都写了，不再在这里展开。我既在北京做过出版，也在香港做过出版，还同国外很多出版公司有过版权合作，全世界的版权合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我看过很多。在比较过之后，我就有种感觉，我们在版权管理的规定方面，有一些地方还是大而化之了，不像人家规定得那么精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作者合作的过程中，自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往往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中国内地从来也不会规定单篇作品的版权在不同的书里面使用，会触犯什么著作权法。你有一个散文集，收入了十几篇散文，你把其中的三篇拿到另外一本散文集里重新出版，这并不会触犯原先出版你这个散文集出版社的版权，因为现行的著作权法只限制了你不能重复出版它这本书，并不限制你另外去出版这书里面的几篇作品。假如你一共有二三十篇散文作品，可以用这种方式出10个集子，用不同的排列组合出不同的书，这并不触犯内地的著作权法，但这在中国香港是不行的。

呼吁国家立法，“限制电商压低书价、倾销图书”

澎湃新闻：书中你提到一个好编辑和出版人要有“书感”，而感觉其实很难去定义，能否系统地展开讲讲。

李昕：书感就是编辑对于一本书的内容需要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是书感。拿到一个稿子应该怎么去策划、设计，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纸印刷，用什么材料去包装他，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觉得这本书很漂亮很精彩，这就是编辑的书感。有这样感觉的人，就是有书感的人，实际上书感就是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编辑要给这个内容赋予什么样的形式？使它变得能让读者满意。

我从三联退休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做特约编审，参与策划了韩启德先生《医学的温度》一书。作者当初给我们的书稿，收入了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学论文集，其中有他的医学论文，也包括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所做的有关科学问题的许多报告、讲话、论文和访谈。在认真阅读书稿后，我和责编蔡长虹就斗胆向韩先生建议，编辑这本书，只选择和医学相关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话题性和新颖性，把它编成一本在“医学是人学”的主题下有关医学人文的论文集，使之既是专业著作，又是大众读物。韩先生也非常善解人意，和我们一起选定全书的目录，把55篇文章删减到只剩21篇，把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改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这些文章，正是全部论文的精华。这本书出版后赢得了医学界和整个文化界一片好评，不仅获得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持评选的2020年度“中国好书奖”，还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图书奖”在内的十来个其他大奖。销售情况也非常好，两年来已经售出10万册，现在订单还是源源不断，可以说是常印常销。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这两年开了自己的小视频“编余闲笔”，怎么看待在流量时代出版行业的未来？

李昕：我对新事物向来是不排斥的，而是研究怎么用好它。在北京三联做总编辑之后，我就用微博来介绍三联的新书，这成了一个习惯。等我到了商务印书馆以后，一开始也是用微博，后来大家都习惯看微信公号，我就开了个人的公众号“编余闲笔”来介绍新书。最近几年我又发现，自己的公号粉丝越来越多，但文章的阅读量却越来越少。在我的朋友圈里也是如此，近几年转发小视频的越来越多，转发文章的越来越少。

现在是流量时代、视频时代，我也应该跟上时代。大概是从去年2月份，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开了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跟我有关的新书。这个流量就大多了，少的时候也有几千，多的时候上万，最多的时候有10万。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号后就去买书了，我自己也感觉到比较满足，还是挺开心的。

这一经历也让我思考，出版界如果只靠直播和视频号去宣传推广新书还是不够的，这种形式只能做个别品种的书。一家出版社如果找名人带货的话，只能宣传几本书，还都是它的重点书。像商务印书馆一年出版1000多本新书，能进入名人直播的很少，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包打天下的法子。当然，直播平台还是需要的，每个出版社都要培养自己的直播人才，视频号的人才。

对于纸质书未来的发展，坦白讲，我不是太乐观。我现在也用微信读书，一边享受它给我带来的便利，一边也跟很多出版社打招呼，新书和有卖点的书不要马上给它，微信读书19块钱一个月包月，对于出版社而言这个回报太低了。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Kindle退出中国之后，出版社从微信读书得到的回报，只有当年Kindle的十分之一。这是不行的，我现在经常呼吁出版界的政协委员，应该尽快上提案，要限制新书降价，要不然出版社就生存不下去了。在整个图书行业里面，出版社是产业链的上游和龙头，如果出版社都无法生存，产业链就断掉了，所以必须要保护出版社的利益。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请你再谈谈对实体书店未来的看法？

李昕：这和上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都知道现在实体书店生存艰难，主要的症结就是网络倾销、电商霸凌，让实体书店的压力太大了。实体书店几乎都面对租金太贵的问题，人力和房租的成本都很高，经营上很难取得盈利，能打平就不错了。如果是自有房产，可能还有一点盈利，只要是租房子（开书店），一般来说是挣不到钱的。

很多人说现在书店没有人气，其实都被网上书店夺走了。网上书店卖的书，既便宜又送到家门口，实体书店差不多就变成了一个观摩的场所，大家去看看“样品”，然后在网上下单。网上书店的新书刚一上架就打折，而它们之所以能把价格压下来，在于几乎没有人力成本，仓储成本也特别低。另外还有电商打假的问题，在某知名电商平台上，卖的盗版书比正版书还多，价格能打到一折两折就毫不奇怪。在这样的冲击下，出版社、实体书店的生存必然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国家层面，应该尽快立法，限制电商压低书价、倾销图书的做法。这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同国际接轨的做法，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新书限价的相关政策，确保新书不能降价，要按原价销售，至少在一年到一年半以内，任何的折扣促销都是违法的。

（除标注外，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