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本文转自公号“哲学社”

选自《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

第一部分 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第一章

心理学与身体：经典传统与现代取向

“身体”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独立。但是科学心理学为什么要独立？为什么能独立？如果说早期心理学家厌倦了哲学的思辨传统，试图摆脱哲学母体，走向经验自然科学，那么心理物理学、感官生理学诸领域不是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了吗？象冯特这类生理学传统的“哲学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建立一个新领域，去创建一门自然科学性质的“实验心理学”呢？这恐怕要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谈起，从早期心理学家对“心”和“身”的看法溯源。

一、“身”与“心”的分离：心理学独立的本体论基础

在西方文化思想中，“身体”同“灵魂”是一种对立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等思想家把身体视为灵魂的“载体”。灵魂是一种“理念”，居住在天国，具备了各种美德和知识。身体则是世俗化的，充满着情色和贪欲。灵魂是永恒的，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肮脏的。身体招致淫欲和罪恶，灵魂通达知识和真理。当灵魂同身体结合后，肉体的情色和贪欲会玷污灵魂的纯洁性，使得灵魂忘却美德和知识。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学习的“回忆说”，认为学习不是从外部获得知识，而是学习者克服身体带来的障碍，恢复天国知识的回忆过程。这一学说虽然荒谬，但是却强调了学习者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曾经给后世对学习的看法带来深远影响，但是这种学习观却导致了教育过程中对身体的忽略甚至鄙视，形成了一种身心对立的思想传统。近代思想家笛卡尔就是在这种身心对立框架下完成了对实体二元论的论证。

所谓实体二元论是指“身”与“心”是两个自为的实在，二者相互独立，可不依赖于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最初，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是为了抵制宗教神学。因为欧洲中世纪是教会和神权的时代，宗教教义是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绝对权威。近代思想家挑战神学权威，出现了认识起源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从理性思维出发，提出对包括宗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信条都置于理性天平上进行合理怀疑。而这种普遍怀疑的结果是：一切都可疑，只有“我在怀疑”无可怀疑。但是，怀疑是一种理性思维。这个思维过程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思维的主体，即思想必然有思想的承担者。这个思维的主体、思想的承担者就是主体的“我”。所以“我思故我在”。通过思维确立了主体“我”的存在。是“我”在思维、“我”在怀疑。“我”的存在既不依赖于物质世界，也不依赖于我的身体，仿佛“我”是一个“幽灵”，或者是居住在大脑内的“侏儒”，作出判断、指挥身体。笛卡尔指出：“当我思考着身体仅仅是某种具有广延、形状和运动事物时，我对身体是什么有了一种完满理解。我认为身体并没有某种属于心灵的特性。相反，我理解心灵为某种完满事物，可以怀疑、理解和执行自己的意志等等……如果心灵和身体没有一种本质区别，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Descartes，1641，1981）。

通过这种论证，笛卡尔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包括身体在内的物质实体和包括心灵在内的精神实体。物质实体的本性是“广延”，即占有空间。身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是“广延的身体”。精神实体的本性是“思维”，不包含任何物质成分，但是具有能动性。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虽然具有互动关系，但是性质截然不同，分属不同领域。这样一种划分的目的在于把世界从性质上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即物质世界体系和精神世界体系。对于物质世界体系的研究包含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形而下”学科；而对于精神世界体系的研究则是“形而上”的工作，自然哲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由此开始脱离哲学认识论而成为独立学科。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和价值的显现，学者们意识到，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灵魂”的精神科学（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了。

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代表物质世界的“身”和代表精神世界的“心”完全区别开来，确立了“身”与“心”两个实体。“身”的研究已经有了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那么精神实体“心”的研究是否也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是否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精神的心理科学吗？康德（Immanuel Kant）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的特征是物质性和数量化，而“心”的特征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只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是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却宣称心理学可以成为科学，他专门撰写了《科学心理学》，指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的基础是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Boring，1950）。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思想家怎样看待心理学的科学属性，其基本立场都是二元论的，即都承认和接受笛卡尔论对身与心所作的区分。

19世纪中叶，“身”与“心”的分离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学者们关注的是“心”的研究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是仅有一短期的历史。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并不太长，但是心理学问题的思辨研究却有着漫长的过去。当哲学家开始探究世界起源时，对于“灵魂”问题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初始形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对于意识经验起源问题的探究实际上构成了“漫长过去”中的心理学探讨。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形而上”的，缺乏“形而下”的科学精神。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对“万物是否具有灵魂？”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尝试使用物理学的实验方法，用身体的物理刺激来观察心理感应，发现了物理刺激和心理感应之间的对数关系。费希纳没有抛弃身体。他尝试着用心物关系的科学定律来揭示灵魂问题。但是费希纳早期是个物理学家，晚年他想做一个实验哲学家。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心理学家。或许恰恰因为他没有想成为心理学家，所以他没有尝试“身”与“心”的分离。身心如果不分开，心理学怎么独立呢？所以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法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历史功绩却没有记录在他的名下。

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却不同。从一开始，冯特就有着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建立一门“新”心理学，即科学心理学。这门新科学有着自然科学的性质，即它是实验的，但是它所研究的问题却是哲学认识论的。冯特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探讨的是“形而上”的“灵魂”问题，与身体无关，物理学、生理学的探讨离不开身体，但是其方法却是可以借鉴的。如果要建立一门新科学，就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与身体无关的“灵魂”问题。身心分离就是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前提。如果身心不分，实验生理学领域的感官生理心理学和物理学性质心理物理学就足够了。如果要实验心理学独立，建立科学心理学，那么，就必须把“心”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专门的领域。这就是冯特为什么在1864年就开设“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心理学”这样一门课程的原因。冯特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建立“新”心理学。这门“新”心理学不同于研究身体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生理的因果关系和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对立的两极：前者始终意味着物质实体的假设，而后者则从不超越心理经验所直接提供的东西的限度”（Wundt，2003）。身和心的性质不同，是两个平行的因果系列。对于两个不同的因果系列，需要不同的学科。

冯特出身于生理学，工作在哲学系。生理学是“形而下”的，哲学是“形而上”的。但是恰恰因为处在这种矛盾的交界面上，冯特可以兼收并蓄、左右逢源。他跟随有着“实验生理学之父” 之称的约翰内斯· 缪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学习生理学，接受实验生理学方法训练，后来又成为感官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的实验助手。同时，冯特工作在哲学系，哲学认识论探讨也深刻影响着他对科学的看法：既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已经深入人心，且“身”的研究已经有了实验生理学，那么为什么“心”的研究不可以成为另一门实验科学呢？这就是冯特创建实验心理学的意图之所在。笛卡尔已经从认识论上给他创建一门新科学提供了充分理论依据，而生理学训练给他提供了科学精神和方法论基础。作为新科学的实验心理学就呼之欲出了。

实际上，由于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与冯特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视“身”与“心”为性质不同的实体，认为身与心的研究需要建立不同学科。与冯特同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尽管对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持有异议，但是二元论的立场是相同的。他认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内容”，而他主张心理学的适当对象应该是“意识的活动”，简称“意动”。在他看来，“内容”是一种依赖于身体的物理现象，是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意动”超越了身体，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这一现象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即它总是包含着自身之外的对象，而那个被它包含的对象是物理性质的，是物理学研究的内容。物理现象则不同，它不包含其他对象：声音就是声音，色彩就是色彩，并不包含其他客体。“物理现象是自己包含着自己，是自足的，它决不包含别的事物。所以，心理现象可定义为有意向地包含一对象于其内的现象”（Guo，1998）。他认为物理现象可以进行实验，但是心理现象因为超越了身体，刺激身体并不能给心理现象带来因果影响，因此心理现象不可实验。布伦塔诺与冯特观点不同，但是都从二元论的视角看待心理学，这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心理学若要独立，就必须同研究“身”的生理学扯清关系。如果身心不分，实验生理学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费心建立一门新科学呢？

二、还原论及其反抗：从构造主义到认知革命

经过冯特、艾宾浩斯、屈尔佩（Oswald Külpe）等人的不懈努力，心理学终于作为研究“心”的独立学科而屹立于科学之林。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承认，许多国家的青年学者都奔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朝圣”，去学习这门专门探讨“心”的新科学。“心”太神秘了，在研究“物”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得如此成功之后，人们期待着“心”的科学也能获得自然科学那样的成就，能出现像牛顿、达尔文那样的人物，取得类似于力学原理、物种进化、血液循环那样影响力的“心”的规律，以解开心之奥秘。

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有关“心”的探讨完全是按照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的模式进行的。经验主义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通过联想机制，由感官获得的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意识经验（Locke，1996）。冯特接受了这种观点，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他规定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对意识经验进行分析，寻找组成复杂意识经验的元素。在冯特看来，物理学找到了组成物质的分子、原子；化学找到了化学元素，而且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让科学家看出组成物质的元素组合是有规律可循的。既然这些业已成功的自然科学采纳的是元素分析的路线，渴望加入这一行列的心理学有什么理由不采纳同样的路线呢？因此，从一开始，科学心理学就采纳了脱离身体、专注意识的元素分析路线。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把这种研究模式由德国带到了美国，在美国倡导了构造主义。构造主义探讨的是意识，其主要工作是寻找意识元素和确定意识的“构造”。铁钦纳指出：“心理学按照我们的定义是一种构造心理学，是心灵的解剖学和形态学。心灵是复杂过程的结合体，我们的工作是分析这个结合体……”（Titchener，1923）。但是铁钦纳的这种把意识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对意识进行静态分析的模式与美国实用主义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美国是由欧洲迁移至美洲大陆的新移民组成。在这个充满风险和机会的环境里，生存是第一位。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进化论，信奉适者生存原则。在这里，任何知识和理论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人类生存的价值。那种脱离人类生存活动的意识元素分析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被铁钦纳抨击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在实用主义信念指引下，矛头直指静态的意识元素分析。机能主义倡导的是从适应环境的视角看待意识的功能。它不关心意识“是什么”，而是关心意识“做什么”。它关注的是：人们怎样适应环境？意识在有机体环境适应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构造主义是意识的静态研究，这种研究不需要考虑身体的影响，但是机能主义是在活动中考察意识在有机体适应环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必不能忽略身体活动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机能主义影响下的心理学研究多多少少都考虑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家、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詹姆斯（William James）最先从进化论视角探讨了意识的产生及其功用。詹姆斯指出：“意识和其他一切机能一样，也是因为具有一种功用才进化出来的”（James，1892），而这个功用就是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因为有了意识，有机体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获得了更大优势。具有这种特征的有机体在生存斗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所以意识保留下来，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因此，在詹姆斯那里，意识是生存活动的意识，是身体在适应环境活动中形成的，并在保存身体的活动中得到发展。这种进化的意识观不关心意识是由什么元素构成，它关注的是意识对有机体的价值和功用（Angell，1907）。

詹姆斯的情绪学说在认知理论盛行时，曾经被斥之为“荒谬”。根据认知的情绪学说，情绪由观念引起：认知导致某种观念，观念导致情绪体验，情绪体验导致身体动作。例如，在荒野看到毒蛇，产生了恐惧，恐惧导致逃跑的身体动作。但是詹姆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恰当的解释是，逃跑的身体动作导致了恐惧情绪体验，是身体动作造就了情绪。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逃跑才害怕；不是伤心而流泪，而是流泪才伤心。身体反应在先，情绪体验在后。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强调了身体动作在情绪体验形成中的作用，成为现代具身认知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缔造者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也体现出对身体活动的重视。同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从适应环境的整体视角看待心理活动。他对意识的元素分析深恶痛绝，认为应该通过身体活动去理解意识和心理。在他著名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他通过儿童以手触火的实例分析反射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进行元素分析，而应该从适应环境的角度看待反射弧对于有机体产生了怎样的生存价值。在教育与教学中，杜威倡导了“从做中学”，强调了身体的行为动作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杜威对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视，也体现出机能主义是在身体活动中考察意识和心理。这同构造主义把身体同意识分离开来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在构造主义同机能主义两足鼎立之时，行为主义产生了。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从行为主义立场看心理学》一文，明确指出无论是构造主义，还是机能主义，都是主观范式。他说：“我曾经尽全力去理解机能心理学和构造心理学的差异，但并没有澄清两者的差别，而是仍然感到困惑。像感觉、知觉、感情、情绪和意志这样一些术语，在机能心理学家那里与在构造心理学家那里使用得一样多。‘过程’（作为整体的心理动作等等）这样一些字词被添加进去，似乎是为了去掉‘内容’成分而成为‘功能’。的确，如果从内容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是难以捉摸的话，那么从机能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则具有更多的蒙骗性，特别是当这些功能是通过内省方法得到的时候”（Watson，1913）。因此，华生要抛弃所有主观意识的参照，在心理学中进行一场“行为主义革命”。在处理身心关系问题时，华生采纳的是物理主义还原论。“根据物理主义还原论，心理状态和物理状态是同一的……心理事件同生理上的各种过程具有同样的特性”（Li，2011）。行为主义不研究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静态的结构，还是活动的机能，都是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残余。华生所探讨的是具有物理性质的可观察行为。他指出：“行为主义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研究我们在心理学实际领域中 ‘观摩’ 到的东西呢？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观摩到的东西上，阐释仅仅涉及这些东西的规律。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呢？显然，能够观察到行为……”（华生，1998）。华生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可观察行为，行为归结为身体的动作反应，动作反应又进一步还原为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这样一来，华生完成了从意识到身体反应的物理还原。身体回归了，但是意识消失了。心理学成为没有“心理”的行为主义。

另一位激进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斯金纳主张，心理学应该成为一门行为科学。作为一门行为科学，心理学以有机体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忽略有机体内部事件。行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外部公开事件，即可观察的行为；第二是内部的私有（private）事件，包括感觉、意象和思维等意识经验。但是斯金纳采纳的还原论的路线，他指出：“一种合理的行为科学必须考虑那些发生于有机体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这些私有事件不是行为的生理中介物，而是行为本身的部分。在考察这类事件时，并不需要假定它们具有任何特殊性质，或者假定对于它们的认识必须采取某种特殊方式。皮肤并非像个疆界那么重要。私有事件和公开事件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1969）。通过把意识经验还原为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斯金纳巧妙地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身体的一种物理状态。因此，在斯金纳那里，身心是合一的，但是这种合一是物理主义的合一，是物理主义还原论的体现。

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结为“身”，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行为，再把行为归结为刺激和反应的联结，刺激和反应又进一步被分析为具有物理或化学性质的状态或事件。在这样一种归并和还原过程中，有机体内部心理过程的独特品质被抹杀了，思维、判断、情感和记忆等认知过程成为具有物理属性的行为本身的一个部分。“空洞的有机体”就是这种观点的真实写照。这种激进观点一开始就受到许多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并非刺激- 反应的机器。除了环境刺激和行为反应之外，内部过程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动力因素。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对行为有实在影响的内部过程。考虑到早期行为主义者的困境，从1930年开始，部分行为主义者试图对传统行为主义进行改造，他们以操作主义为工具，在“中介变量”的名义下接纳有机体的内部心理因素，托尔曼（E. C. Tolman）的“认知地图”、赫尔（Clark L. Hull）的“内驱力”等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产生的。

新行为主义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一个“中介变量”，解决了早期行为主义的“黑盒子”（black box）问题。中介变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机制。它既包括了影响行为的生理因素、遗传因素，也包括了知觉模式、记忆痕迹、目的和期待等认知因素。某些行为主义者虽然接纳中介变量这个概念，但是并没有把中介变量视为行为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手段和工具。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然有了托尔曼等新行为主义者有关认知的研究，但是心理学仍然是行为主义的：认知的探讨虽然不是禁区，却也不是主流。

60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学术氛围发生了重要变化。二次大战后，信息论、控制论、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科学的进展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超越操作主义的方法和技术。本来，有关刺激和反应之间中介变量的研究只能依靠所谓的“操作定义”，或基于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但是，计算机的诞生却给了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中介变量的便利工具。计算机接受外界输入的符号信息，在CPU中对信息进行加工和操纵，然后输出加工结果。如果把计算机信息加工模式比对人脑的心理操作，以“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意识和心理过程，所谓“黑盒子”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行为主义以缺乏适当工具为由，放弃了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现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给了“心灵”研究以客观指标，那么心理学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行为的描述，而不转向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探讨呢？“认知心理学寻求通过理解心灵怎样工作而解释行为。有机体具有内部结构和系统，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具有一些通用的、固有的操作特征。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中正是利用了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产生行为”（Moor，2013）。认知心理学就是要了解行为背后的这种机制。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行为主义本身固有的缺陷促使了行为主义的没落和认知心理学的诞生。

三、从身心二元到身心一体：具身认知范式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是计算和信息科学的产物。计算机的诞生为心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也改变了人们对心智的看法。本来，意识和心理等心智过程表现为知觉、学习、记忆、思维、判断、情绪和情感等实体状态，现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却启示人们心智只不过是一个信息加工装置，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计算机通过复杂计算能解决人类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使用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去理解心智活动呢？这样一来，以“计算机模拟”为基本方法的认知科学迅速发展起来。

受计算机科学启发，这一时期的认知科学家视心智活动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计算机由两个部分构成：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硬件结构是计算机的物质载体，由存贮器、运算器、控制器、输入和输出线路等构成。软件结构则是根据不同逻辑规则编制的指令性程序。如果大脑类似于计算机，那么心智活动对于大脑就像电脑程序对于电脑硬件。由于软件和硬件的关系是一种离散关系，即软件的实现虽然需要硬件支持，但是软件并非同特定硬件“绑定”在一起，软件可以运行在任何有计算功能的物质上，而且硬件并不能改变软件的性质。二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这种观点一经确立，身心二元论就从科学上得到论证。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于“身”，实现了物理主义身心合一。现在，“心”在“软件程序”的名义下复归了。“身”与“心”成为可以分离的二元。“心”虽然运行在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上，但是“身”并不能改变“心”，因为“身”只是一个物质载体，承载着“心”，却不能改变“心”。在这里，心理学再次抛弃了身体，转而关注心智怎样加工、操纵、储存和利用感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原本知觉、记忆、推理、意动等的认知研究转变成心智的加工信息研究的重要原因……”（Moe，2005）。

早期认知心理学对心智的认识建筑在两个核心假设上：一是计算假设。计算假设假定了所有心智过程都是一种计算或运算（computation），是根据一定规则对输入信息进行的操纵、比对、筛选、匹配、编码和储存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大脑，与身体无关，身体只是个载体和容器，容纳这个信息加工装置。“简而言之，认知是一种计算过程，是对符号的操纵和运算。这个过程始于向大脑输入的刺激，终于来自大脑的输出。也就是说，认知发生于大脑，认知科学本身需要关心的仅仅是大脑”（Shapiro，2011）。

第二个核心假设是表征假设。表征是心理表征。如果心智的本质是计算，那么计算过程处理的只能是符号。因为如若保证计算过程的迅速和简洁，计算处理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具体的实物，而只能是代表实物的抽象符号。例如，计算机只能处理010101……这样一些抽象符号。心智过程处理的对象同样如此，它仅仅加工和操纵字词、数字等等，而这些字词和数字具有代表具体事物、事态的表征功能。认知所涉及的就是对这些符号性表征的运算。但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其功能意义，即它代表了什么；其次，符号与符号所表征的事物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任意的、人为的。“英文词 ‘lamb’代表了‘羊’ ，但是这个词和羊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个词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毛茸茸的……今天，某些数字的特殊意义也不是这个数字必然具有的”（Shapiro，2011）。认知过程的符号表征性质所能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认知是发生于头颅之内的高级过程，与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和运动系统等低级过程或状态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心理过程涉及的仅仅是符号操纵和运算，那么与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心理学为什么还要劳神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到1988年，认知革命完成了：行为主义为认知心理学所征服。但是随后而来的心灵研究热潮却几乎忘却了……意识同样根植于人的身体和运动。思维及其伴随的意识被那种 ‘标准’的观点视为是离身的……”（Glenberg et al.，2013）。“低级”的身体就留给生理学或生物学吧! “高级”的认知成为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

这种剥离了身体和环境，脱离日常生活的认知观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991年瓦雷拉（F. J. Varel）等人出版了《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一书，挑战那种视认知为符号运算的经典观点。瓦雷拉指出：“通过使用 ‘具身的’（embodied） 这一术语，我们想强调两点：第一，认知依赖于有着各种运动能力的身体所导致的不同种类的经验；其次，各种感觉运动能力本身又根植于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生物、心理和文化背景中。通过使用‘动作’（action），我们想要再次强调，在一个鲜活的认知中，感觉和运动过程、知觉与动作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分离的”（Varela，1991）。

最早对符号加工模式提出批评的是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在1979年出版的《视觉的生态学取向》一书中，吉布森提出，知觉并非是在感觉刺激的信息加工基础上，通过经验和推理而形成的。信息加工的知觉学说假定，感觉信息是不完善的，必须通过中枢的加工，与以往获得的信息进行比对或匹配，完整的知觉才得以形成。但是吉布森指出，知觉形成同身体获得的刺激经验息息相关。身体动作是完整知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知觉形成过程中身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知觉的性质是身体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大脑中枢决定的。在这里，吉布森提出了一个“功能可示性”（affordance）概念。功能可示性指的是一个物体展示出来的功能属性，即它能让有机体做什么。对物体的知觉受到物体功能可示性的影响。一个物体知觉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物体本身提供什么样的刺激，也取决于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和能力。物体能让你做什么，身体能让你做什么等等都决定了有机体形成什么样的知觉。所以知觉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Gibson，1979）。

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取向也对经典认知心理学的符号表征假设提出质疑。符号加工假设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符号的信息处理与加工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感觉刺激转换成一系列符号性表征，大脑中枢对这些抽象符号进行处理，然后输出符号性指令，指引有机体的反应。但是生态学取向对此持反对态度。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认知发生于解决问题的日常活动中。认知是“鲜活的”（lived），是为了指引行动：认知的素材源于生活，认知的结果作用于生活，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体现。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塑造了认知，并不存在抽象的符号表征。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佐证了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科学家贾科莫· 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等人在恒河猴大脑皮层F5区发现了一种新的视觉—运动神经元。这种神经元“在下面两种情境中产生反应：当恒河猴执行一个手部动作和当观察另外一个体（人或另外一只恒河猴）执行同样或类似的动作时，这种神经元都产生反应。典型的表现是，这类神经元既不对简单的物体呈现做出反应，也不对缺乏目标物的简单模仿动作做出反应”（Fogassi，2011）。由于这类神经元似乎可以映射其他个体的动作，因而这种神经元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随后的一些实验发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存在着具有同样功能的镜像神经系统（Molnar-Szakacs，2011）。

镜像神经元的典型特征是：第一，它能映射他人的动作，如同自己在执行同样动作；第二，它是对动作的意义产生反应，而不是对动作的视觉特征产生反应。这说明镜像神经元是理解他人动作的神经机制。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并不是一个抽象符号的信息加工，而是使用着我们自身的动作系统。用我们自己动作的意义去理解他人动作的意图。这说明认知同身体的运动系统是一致的。身体作用于世界的动作造就了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过程。

具身认知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传统认知观的质疑声中产生的。它强调的是，认知不是计算机那样的抽象符号运算。“具身认知的转向有着自身特有的诉求，它要超越西方认识论和心理学研究中的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观念。这一转向的中心信念是：知觉、思维、隐喻的使用等等其他一切相关现象与身体本身所占据的物理时空位置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对传统的背离有着重要意义。从这种观点来看，所谓的认知现象不再孤立于内部心理空间中，其活动方式既不独立于身体，也没有超越环境”（Spackman and Yanchar，2013）。

具身认知目前已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造成巨大冲击（Kontra et al.，2012）。心灵哲学在具身范式影响下，以梅洛- 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为指引，出现了身体哲学转向；语言学以乔治· 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 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身体隐喻为基础，提出思维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则直接促进了身体社会学的形成。在心理学领域，具身认知本来是一种身心关系的理论思考，但现在成为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有望取代认知的信息加工范式而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Davis and Markman，2012）。

第二章

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纽约时报》2010年2月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抽象思维？身体对它们的直接作用》的文章。文章指出：“……这一极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具身认知，其基本观念指的是大脑和心智并不是组成我们自身的两个独立部分……我们怎样加工信息并非仅仅同心智相关，而是同整个身体紧密联系着……”（Angier，2010）。究竟什么是具身认知？具身认知研究是怎样兴起的？它对心理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会导致心理研究的生理学（身体）化吗？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思考。

一、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

什么是认知？认知是否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是一种对信息或符号的加工过程？认知是否可以脱离具体的身体，在大脑、计算机等不同的物理载体上运行？传统认知心理学在计算机科学的启示下，视认知为信息的表征和操控，类似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根据这种研究范式，认知是离身的（disembodied）。认知作为一种精神智能同作为物理实体的身体没有本质的联系。这种离身认知的研究范式一直主导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离身认知的观念也支配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学等认知科学的研究，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范式。

离身认知的研究范式建立在传统的计算机隐喻基础上。计算机隐喻对于认知过程的理解有几个基本命题：第一，大脑类似于计算机的复杂信息处理系统。这一系统通过感官接受和输入数据或符号，保持它们在记忆中，且在以神经冲动的方式输出指令之前在大脑中进行加工和转换。大脑的神经细胞通过神经递质传输和接受信息指令，这些神经元是信息加工的基本单位。大脑的信息加工操作就是通过这些基本加工单位完成的。第二，如同计算机的软件独立于硬件，认知在功能上独立于身体和大脑，因此，作为精神过程的认知操作同操作过程的物理载体（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是离散的和任意的，即两者之间是一种随机的关系。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任何物理系统只要其结构足够复杂，都可以拥有人的智能。从理论上讲，“构成心智的软件可以运行在神经元、硅片甚至木制齿轮上——只要其结构成分处在一种适当的功能关系中”（Niedenthal et al.，2005）。它们“表现在人脑上，就是人的智能，表现在电脑上，就是人工智能”（李其维，2008）。第三，类似于计算机对抽象符号的加工过程，推理、分类、记忆等高级认知过程也使用非模态的（amodal）抽象符号作为加工的基本素材，而这些抽象的符号是一种心理表征，认知过程的进行依赖于这些抽象的表征物。根据这种观点，认知过程“以抽象的符号表征着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然后通过操纵这些符号完成思维”（Taylor et al.，2009）。第四，对于这些抽象的、非模态的心理表征的加工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中央加工单位完成的。中央加工单位类似于计算机的CPU，它在结构上是封闭的，在功能上独立于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系统。感觉系统的唯一功能是将外部世界的表征物提供给中央加工单位，而忠实地执行中央加工单位的指令是运动系统的唯一功能。

认知过程的计算机隐喻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认知研究的联结主义范式兴起了。相对于计算机隐喻，联结主义以大脑神经元的网状结构作为认知过程的隐喻，以并行加工作为符号加工的机制，同实际的脑组织更加接近，“尽管符号计算主义与联结主义在加工的结构上是不同的，但是二者的基础假设是共同的，即尽管心智是由脑的相关过程实现的，而这些过程的关键性质可以在独立于大脑神经细节的水平上进行研究……”（Bickhard，2009）

“当前的认知科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信息加工模型的认知观点……”（Osbeck，2009）依据这种新的观点，认知和心智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同身体的物理属性相关。不仅脑神经水平上的细节对认知过程有重要影响，身体的结构、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也对高级认知过程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知等高级心理过程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脱离具体身体的认知是不存在的。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大脑本身并不能独立完成高级认知功能，大脑和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对于高级认知过程的理解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心智的理解必须放到与身体的关系背景中，而这个身体是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身体”（Inui，2008）具身认知就体现了上述思想。

对于具身认知的具体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把种种不同理解维系在一起的，是“联合起来拒绝那种把认知隐喻为中枢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推翻那种把心智描述为‘计算’和/或‘表征’的教条……”（Calvo and Gomila，2008）概括起来，具身认知可以从下列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第一，身体的状态直接影响着认知过程的进行。“心智之所以从根本上是具身的，并非仅仅因为心智的所有过程必须以神经活动为基础，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觉和运动系统在概念形成和理性推理中扮演了一种基础性的角色”（Anderson，2003）。心理学家的一系列实验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Angier，2010）：耶鲁大学的研究者把41个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A组学生双手捧着一杯热咖啡，B组学生捧着一杯冰咖啡。到实验室以后，两组学生分别对同一个想象中的中性人物的人格特征进行评估。结果显示，A组学生比B组学生更有可能把这位想象中的人物评估为热情、友好。身体上感知到的温暖影响了学生认知上的判断。另一项研究（Schuber and Koole，2009）也证实，握紧拳头提高了男性学生的坚定、自信和自尊感，握拳头的身体状态改变了学生的自我概念。

第二，大脑与身体的特殊感觉- 运动通道在认知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身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大脑通过特殊的感觉和运动通道形成具体的心理状态，而且，“处于特殊通道系统中的这些心理状态的复演（reenactment）实际上构成了概念加工的基础”（Barsalou et al.，2003）。尼登塔尔（Niedenthal，2009）等人的情绪研究证实，概念的使用涉及到真实体验的感觉-运动状态的再激活，情绪知识的加工也涉及那种情绪的再体验。从这一角度来看，心智和认知在本质上并非使用抽象符号的表征和加工，而是一种模拟（simulation）。“模拟是身体、世界和心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觉、运动和内省状态的复演”（Barsalou，2008）。“许多工作提示我们，在表征环境时，我们至少部分地通过内隐的运动模拟，模拟我们在面临一个事物时执行的行动”（Yang et al.，2009）为什么我们能理解他人？为什么我们具有同情心？就是因为我们能通过大脑与身体的特殊通道模拟他人的感受，从而产生逼真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感觉和运动系统的特殊通道塑造了认知，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具身认知的另一个含义是：“扩展认知的传统概念，不仅把身体，而且把环境的方方面面包含在认知加工中”（Shapiro，2007）。依照传统的观点，认知是一个内部的计算和表征过程。大脑只是运行这一程序的“硬件”，身体是服务于这个硬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装置，外部世界是认知主体活动的游戏场。但是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的物理过程、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既构成了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限制着行为的可能性，且对认知过程造成直接影响。认知并非起始于感觉刺激的输入、终止于运动反应的输出、封闭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内在过程。认知既是具身的，又是嵌入的（Embedded），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它们构成了一体的系统。“根据这样一种理论观点，为了理解认知，我们必须把有机体放到它的环境中，视有机体、行为和环境紧密相连，通过有机体自身组成了一个知觉和运动的圆环。那种把认知行为视为内部的、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隔离于行动和知觉的观点是错误的”（Eliasmith，2007）。

二、从具身认知的兴起看理论思维的作用

具身认知的探讨最初是从心智具身性或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的思考开始的。从本质上讲，心智或认知的具身性涉及的是心身关系。具身性（embodiment）的讨论最初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践的科学家，具体来说实验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是，近年来的心理学实践表明，具身认知已成为心理学家偏爱的实验课题（Borghi and Cimatti，2010；Casasanto，2009；Jostmann，2009；Niedenthal，2007）。心智具身性的探讨已经从思辨走向实证和实验。这样一种陈旧的心身关系探讨究竟是怎样引起了实验心理学家的注意？为什么实验学者对这样一个原本属于形而上学的思辨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理论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在人类思想史上，笛卡尔是以“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哲学而著称的，身心二元论就是这一思想的直接结果。因为 “我”在怀疑，而怀疑是一种思想，思想必然为一个主体所拥有；在主体之外又明明白白地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二者都是一种实在，所以存在着主客、心物，或身心二元世界。心的特点是能思维，但没有广延，物或身的特征是有广延，但却不能思维，虽然二者交互影响，但是其功能是独立的，分属两个世界。主客二元论由此确立。从认识论上来说，主体与客体是一个“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主体若能镜像般的“表征”世界，则能真正认识世界。精确地表征成为认识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传统认知心理学把认知作为独立于身体的表征和加工过程就是以这种主客二元论为认识论基础的。

主客二元论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但也持续处在争论的旋涡之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试图以“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超越二元世界的划分。存在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面对着一个冷漠的客观世界，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同世界是一体的、相互关联的。在这里，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主客的界限是模糊的。人并非首先独立存在，然后才开始面对的一个异己的客观世界。人从一开始就处在世界中，同世界浑然一体、不分轩轾。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用我们的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世界中的其他物体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嵌入这个世界的，同世界是一体的。这一思想构成了具身认知有关认知、身体、环境一体化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具身认知的思想家把认知置于大脑，把大脑置于身体，把身体置于环境，强调一种具身- 嵌入（embodied-embedded）的认知研究模式就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

在具身思想的发展中，法国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 庞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了具身哲学的思想；他主张知觉的主体是身体，而身体嵌入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嵌入身体之中，知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人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通过身体对客观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知觉和认识世界的，人以“体认”的方式知觉世界。梅洛- 庞蒂提出了一个“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这个概念“为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把人视为离身的心智，也不把人看作复杂的机器，而是视人为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其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理性互动而实现的”（Fusar-Poli and Stanghellini，2009）。总之，我们通过身体而存在于世界，也是通过身体知觉世界和拥有世界的。

通过身体认知世界的思想在20世纪末认知科学哲学的思想家莱可夫和约翰逊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们认为传统认知科学把理性、推理和概念的形成过程视为离身的、抽象的，忽略了人类生理构造和身体体验的重要作用。他们总结了人工智能、哲学、神经科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①心智本来是具身的；②思维大多是无意识的；③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而隐喻最初和最基本的来源是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所以“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与感觉运动系统密切相关的”（费多益，2007）。理性、心智或认知并非与身体关系不大。实际的情况是，它们来自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来自于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身体动作图式。要理解理性，要理解心智和认知，就必须理解我们的感觉- 运动系统、神经联结的解剖学结构。正是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认知和心智。

虽然心智和认知具身性的思想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有所体现，但在主流心理学中，心身二元论的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科学心理学创立之时，研究物质（身体）的物理学、生理学已经成为规范科学，但是精神（心智）领域的研究尚需要一门科学。既然根据笛卡尔的观点，这个世界有物质和精神的区别，有身体和心智的划分，那么成熟的物理科学也需要一门成熟的心理学与之匹配。因此，科学心理学的立论之基就是二元论的。科学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视身体和心智是分离的，分属两个世界。这一观念一直伴随着心理学的成长，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范式就是这一观念的直接结果。

出于对自然科学的崇拜和歆羡，自行为主义以来的心理学家一直对哲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什么一元论、二元论、本体论、认识论、还原论等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与实验心理学家毫不相干。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看来，心理学是经验科学，通过观察和实验探讨行为变量和内部机制的关系是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至于这些变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不是通过经验可以解决的，还是留待哲学的思考。

但是认知心理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欣赏的信息加工范式恰恰是笛卡尔以来西方二元论哲学的产物。认知心理学有关信息加工的“软件”和“硬件”，即认知和大脑的划分再现了精神和物质二元世界的分立。心理学家们从理论上拒绝了哲学，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却实践了二元论的哲学。当二元论面临认知科学哲学的冲击，受到思想家们的质疑时，实践的认知心理学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认知究竟离身的，还是具身的？大脑与认知、心智与身体究竟是一体，还是二元？把认知过程视为可以脱离硬件（身体）的程序究竟有没有根据？这些问题给实践的心理学家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惑。

承接哲学关于心智具身性的思考，心理学家们早就开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主流认知心理学基础假设方面的局限。1981年理论心理学家桑普森 （E. E. Sampson）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认知心理学》一文中，指出认知心理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内部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认为心理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个体本身的因素，仅仅把注意的中心指向个体的内部机制，忽略了情境和文化因素（Sampson，1981）。另一位理论心理学家普里勒坦斯基（Isaac Prilleltensky）指出，“认知心理学以内部过程为研究对象，依照这样一种模式，个体过滤和加工物理或心理刺激……对于心理操作的探求和对环境‘污染'因素的规避使得认知心理学家产生了对计算机的极大依赖……因而丢弃了社会历史变量的考虑，而这样一些变量恰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运作。行为并非仅仅是思维的产物，它同样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Prilleltensky，1990）。具身认知研究中对环境作用的强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并直接促成了认知的生态学模式，最终走向了认知具身性和认知的环境嵌入性的研究范式。具身—嵌入的认知研究范式正是在这种哲学探索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

理论心理学从思辨的角度对认知的具身性和环境嵌入特征进行了深入思考。理论心理学家拉尔（Tjeerd van de Laar）和德雷格特（Herman de Regt）指出：“概括地讲，具身- 嵌入的认知是对心理学中传统认知主义取向的反动。传统认知主义体现了笛卡尔的观点，即把心灵视为‘思维的东西’。”相反，具身- 嵌入的认知更愿意接受梅洛- 庞蒂的思维框架，强调的是能动性和在世界中的相互作用和动力互动（Laar and Regt，2008）。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些理论思考逐渐在理论心理学中形成了一股潮流。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刊物《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 ）、《理论与心理学》（Theory & Psychology ）和《理论与哲学心理学》（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刊载了大量的文章，讨论主流认知心理学存在的问题，分析符号加工范式的局限。这些讨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根基，从而影响了实践的心理学家，使得具身认知逐渐成为一个实验课题，理论思维的先锋和导向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清楚的体现。

三、具身认知的研究会使心理学重蹈还原论的覆辙吗？

具身认知与传统认知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认知研究把认知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神性“程序”或“软件”，而具身认知则把认知置于环境和身体的整体背景中，强调了身体构造、身体状态、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特殊通道等生理和生物因素对认知的塑造和影响。科学建立以来，心理学家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领地，谨慎地处理着与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关系，力图避免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理现象，以免沾染“还原论”的色彩，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却使得心理学家“回归”身体，借鉴神经科学的资料，充分利用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ERP、fMRI等方法和技术。相对于传统认知研究中的自我报告和行为观察，神经科学的方法提供了更为客观和精确的知识。但是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也引起了一些疑问：具身认知研究是否在重复“把心理的归结为生理的”的错误？回归身体是否意味着重蹈还原论的覆辙？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什么是还原论和还原论在心理学中的典型表现。从概念上看，还原论指的是那种把较高层次的事物或属性归结为较低层次的事物或属性，并试图把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归结为低层次组分的性质和规律，在本质上都是采取分解、归并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活动归结另一种被认为是“更基本”的现象或活动。逻辑实证主义曾经主张物理学是最基础的学科，所有学科研究的问题，不管是生理学、化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物理性质的现象，因此使用物理学的语言和术语可以消除各门学科之间的隔阂，达到科学的统一。这种还原论的科学统一观曾经给心理学带来不小的冲击。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为了给“虚无缥缈”的心理现象找到一个物质基础，心理学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还原论观点，如机械还原论、物理还原论、生理还原论、生物还原论和社会还原论等等。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把心理现象归结为可观察的行为，行为被分析为刺激和反应，刺激要么是物理的、要么是化学的，而反应只不过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物理和生理还原论。而另一种还原论，即社会还原论，在后现代心理学那里得到清楚地体现。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Gergen，1985）指出，心理现象不是一种内在的实在，而是人际互动中的一种话语建构，服务于社会交流的目的。在格根那里，心理的实在性被取消了，所谓心理的被还原为社会的，因此属于社会还原论。

概括地说，心理学中的还原论有两大类型：一是自上而下的（top-down），即把高级心理过程分解、归并为低级的心理过程，在神经活动和生物电的性质中寻找高级心理过程的解释。“通常，这类研究程序发生在心理学领域，它使用反应时和误差的测量分离出组成思维的碎片，然后把这些功能碎片与基本的神经环路或活动相匹配”（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许多热衷于神经科学的心理学家采取的就是这种研究模式。这些心理学家认为神经活动比心理活动更基本、更实在，因此似应在神经过程中寻找心理活动的解释。

自下而上的（bottom-up）还原论采纳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它从低级的、基本的活动或过程着手，找出这些低级、基本活动的性质或规律，然后同高级心理过程相匹配，尝试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例如，使用单个细胞或者神经化学的研究，神经科学家确立了神经元的活动方式，然后把这些活动方式同心理学家探讨的认知过程联系起来，试图确立神经环路同高级认知过程之间的功能匹配关系。这种研究路线虽然同自上而下的路线相反，但二者殊途同归，即“……把心智假定为就是大脑，复杂多样的人类行为——无论是社会的、心理的、情绪的、宗教的或者道德的——都从本体论的角度还原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Garza and Smith，2009）。

具身认知回归身体，强调了身体的活动方式、神经系统的特殊通道对认知的塑造和制约作用，并且大量使用了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论证心智的具身性。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之所以不是还原论的，是因为具身认知范式并不试图把认知归结为一种神经过程，也不准备使用神经环路、神经化学递质等去解释高级认知功能。它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身体和在与环境互动中的身体对认知过程的决定性影响，强调的是整体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和特殊通道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从具身的角度来看，心智是身体化的心智、身体是心智化的身体，两者并不存在一个谁更基本、谁可以归结为谁的问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相信：“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将包括身体的功能。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承认心智寓居于身体之中，因而心理特性反映了身体需要和资质，而且要认识到，除了感觉传导外，我们的身体活动至少在某些时候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实际组成部分” （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

具身认知强调了ERP和fMRI等神经科学方法和技术的使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神经科学取代心理学，更不意味着具身认知的论证需要把心理的和行为的还原为神经科学的。2001年，心理学家奥克纳斯（Kevin N. Ochsner） 与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2001）在一篇论述社会神经科学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可以在三个水平上进行，即，第一，动机水平，这是行为层次的，大部分心理学的研究处在这个水平上；第二，认知水平，如信息加工、记忆机制和思维风格等等，这是认知心理学的领域；第三，神经水平，关注的是认知机制的物质载体，即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关注焦点。这三个分析水平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但是对于人自身的了解都是必须的。心理和行为的完整理解必须综合三个水平的数据和资料，而不是把其中一个水平归结为另一个水平，或者把其中一个水平无限加以夸大，完全忽略另外两个分析水平。神经科学家索尔姆斯（Mark Solms）指出，心理和脑一样实在，二者处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不存在一个可还原为另一个的问题，“把一种心理功能还原为与之相关联的生理过程类似于把一首诗还原为组成这首诗的字母。这样一种还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要研究的那个问题却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殆尽。我们再次重申，心理和生理状态代表一个实在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哪一个都不可能还原为另一个……心智的实在性并不逊于大脑……如果我们相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非心理的东西来解释精神性疾病的心理本质，那就太愚蠢了”（Solms，2004）。

需要指出的是，认知神经科学在神经水平上探索认知的性质。它使用还原方法，而这种还原方法同还原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还原方法是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的方式之一。自伽利略、牛顿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以来，还原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进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所以认知神经科学家沿袭了这种研究策略，通过脑磁图、功能成像技术促进人们对认知过程的理解。但是在使用还原方法时，神经科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解释具有排他性，也不认为神经学的数据和结论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充分解释，并清醒地意识到：“通过脑认知成像技术所观察到的乃是伴随心理现象而发生的脑神经生理活动……凭借这些生理活动往往难以区分复杂丰富精神活动的特异性……”（张卫东、李其维，2007)。因此，神经科学的还原方法同把高层次现象归结为低层次现象的还原论解释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具身认知既不主张物理（身体）一元论，也不赞成心物（心身）的二元论观点。它是一体论，即心智在大脑中、大脑在身体中、身体在环境中。心智、大脑、身体和环境是一体的，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这一身心问题上的一体论观点使其在避免还原论的研究模式方面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依照物理主义的取消论观点，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的、心智的或认知的东西，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物理的过程或性质，心理的东西最终可以在神经的生物电、内分泌腺的化学物质中找到解释。这必然导致极端的还原论。但是如果我们囿于二元论的观点，把身和心、生理和心理视为两种不同的实在，而不是一体，那么必然存在一个谁更基本的问题，从而最终滑向还原论的解释。神经科学之所以给心理学家以还原论的印象，就是因为在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时，一些心理学家把“生理的”和“心理的”视为两种不同的实在，并且认为“生理的”是“心理的”的基础，或者认为神经机制的解释才是科学的解释。具身认知并不探求与心智过程一一对应的神经机制，它探讨的是活动中的身体、与环境互动中的身体对心智的整体塑造作用。总之，具身认知的范式充分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也不拒绝神经科学的结论和数据，但是身心一体论的观点使它既远离了二元论的假设，也避免了重蹈还原论的覆辙。因此，那种有关具身认知研究是否会导致还原论泛滥的担心是没有依据的。

四、具身认知的神经科学取向会导致心理学的消亡吗？

具身认知反对身心二元论，主张心智的具身属性，认为认知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身体物理特性的制约。这样一来，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为了清楚地把握神经系统和身体机制的影响，认知科学家大量使用了ERP、f MRI等技术、MEG、EEG等神经科学手段，从而推进了神经科学与传统心理学研究的结合。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认知科学家把身体、行为、认知和中枢神经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从分子、突触、神经元等微观水平和大脑、身体、环境等宏观水平全面阐述在感知客体、形成表象、使用语言、记忆信息、推理决策、情绪和动机过程中的心智过程及其神经机制。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等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和兴盛的，其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以致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担心心理学科是否会被这场神经科学的“洪水”所吞没。这些心理学家担心，在这场神经科学的浪潮中，“心理学被还原为生物学，生物学被还原为化学，化学被还原为物理学。仿佛真正科学的、基本的描述应该是物理学的。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心理学注定要被边缘化……”（Machamer and Sytsma，2007）。

神经科学的确成为当代科学中的前沿领域“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日益显示出对社会和个体不断增长的潜力……”（Morein-Zamir and Sahakian，2010）。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的爆炸性发展和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使其跃居科学的前沿。无论是在轴突的发育、神经元信号的发生与传播以及突触传递等分子水平上，还是在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和大脑的整体功能方面，神经科学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进展给心理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得心理学家可以超越反应时、眼动追踪等行为观察水平，在更微观的水平上了解认知和语言等心智过程。正如语言心理学家弗里德曼（Friedemann，2010）所说的：“神经科学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对抽象词汇和语义的理解……神经科学和神经计算的研究……为未来语法理解的脑基础的实验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程序性的道路”。

受神经科学热潮的影响，许多心理学机构开始改造传统的研究模式，接纳脑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科学研究基金会也向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倾斜，重点资助与神经生理和神经生物学相关的研究内容。事实上，一些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也修改了名称，力图展现其贴近神经科学的特色和优势。具身认知研究回归身体的倾向也更加彰显了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地位，给人的印象是神经机制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才是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心理学的传统研究内容逐渐边缘化，心理学研究似乎正在被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和行为生物学所取代。面对这种趋势，前美国心理学协会（APS）主席加扎尼加 （Gazzaniga，1998）甚至发出了“心理学本身已经死亡了”的忧虑，因为在他所属大学的所谓心理学大楼里，主要是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纯粹的心理学仅占很小的比例。

实际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是一对互补的学科，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的形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文曾经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在行为、认知和神经三个水平上同时进行，这三个水平对于意识和心智过程的了解都是必须的，综合三个水平的数据和发现才能构成对心智过程的完整理解。“神经科学家需要由心理学研究提供的有关能力的行为参数，并对之进行详细的分析；心理学同样也需要神经科学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去制约和支撑他们的信息加工理论……不能指望单一的模型涵盖所有的水平……”（Churchland，1988）。通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经形成了学科的“硬核”，即实验、统计和测量等经验方法，以这些方法进行的研究是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心理学家哈特菲尔德（Hatfiedld，2002）曾经指出：“心理学家的确可能同其他的领域进入一种合作关系，如以数据为基础检验计算模型、为神经学家确立和评估正常或病态的心理功能、确立一些心理功能的指标，以便神经科学家寻找其神经机制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专家帮助，指望这些领域复制心理学的独特贡献似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它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结论有其独到的科学价值。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前科学”，还没有成为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规范科学，但是他在论述科学范式演变的特征时，应用的却是心理学经典实验。为什么库恩要使用在他看来还是“前科学”的数据和资料？就是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独到性，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

从具身认知的观点来看，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提供的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解释。心智和身体是一体的，但是对这个一体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认识层面。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领域划分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从本体论（存在与否）上讲，这两个领域的划分是没有依据的。

既然二者研究的是一体的现象，那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就不存在一个谁更基本，谁取代谁的问题。一方面，神经机制并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心理现象的“基础”或“生理机制”，“生物学的数据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是使用自我报告和外显行为的测量无法得到的。但是从本质上讲，生物信息并非更基本、更精确、更有代表性甚至更客观”（Miller and Keller，2007）。为什么还原论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泛滥成灾？就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神经的、生物的东西更实在、更客观，心理学要走向科学，就必须向这些客观实在靠拢。但是具身认知的心智、身体一体性观点告诉我们，既然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解释的是一体现象的不同侧面，那么二者从价值上是平等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心理学的独特视角。

出于对还原论观点的反抗，一些心理学家视心理过程比神经生理过程更基本、更实在。符号加工的认知心理学主张，认知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心智过程与大脑的关系有如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计算机的软件运行在硬件上，但是并不依赖硬件，二者的功能是独立的。认知心理学家大卫· 马尔（Marr，1982）在视知觉的研究中，利用计算机的隐喻，提出了一个三分的视觉模型。这个模型由任务分析、运算和贯彻执行三个水平组成。贯彻执行水平是大脑的物理操作，是低水平的，接受任务分析和运算水平的指令，而后者是认知的本质之所在。以这种观点看待认知和心智，则认知和心智是根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只是贯彻心智过程的机械装置。通过感知系统，身体接受刺激，并将这些刺激传输到大脑，由大脑中的心智进行加工，给身体的运动系统指令，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木偶，是心智过程的附属物。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身体对心智过程的塑造作用，所以忽视神经科学的视角，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同样是一种错误导向。

因此，心理学家没有理由恐惧神经科学的入侵，具身认知的神经科学取向仅仅是给传统的心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认识心智的新视角，其目标并非要取代心理学。“即使我们把神经科学的描述、概念或解释输入心理学，也并不意味着期待心理学在某一天消失，更不意味着心理学丧失了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分类能力……”（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我们可以在这两个科学的领域内对同样的心理现象进行探索，但是我们所探讨和得到的，将是有关不同侧面的内容……神经科学对于心理现象的研究只是在探寻与人们心理相关的生理表现。它无法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这种研究也解决不了心理学领域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永远都不可能替代心理学研究”（Babara，2007）。

原标题：《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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