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元史三贤的京剧缘及其他

写下这个题目，我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当代元史学界，成就显著者可谓指不胜屈，本文仅提蔡美彪、周清澍、杨讷三人为个中“三贤”，连名闻遐迩的“二周二陈”（二周指周清澍、周良霄，二陈指陈得芝、陈高华，均以年齿为序）都没说全，何况其他荦荦大者乎？后来又想在标题中限定范围，以他们三人共同的业余兴趣爱好即以“皮黄”（京剧的旧称，西皮二黄），庶几名实相侔乎？况且本文所言不登大雅之堂为中心，或为高贵者不齿。当然，笔者不敢轻信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而有伤前贤令名，请读者不吝有以教之。

（一）蔡美彪

蔡、周、杨三人均受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年齿先后排序是蔡美彪（1928-2021）、周清澍（1931，至今仍健在）、杨讷（1935-2020）。蔡美彪是天津人，祖籍杭州。蔡的父亲在天津就业，家眷同往，故蔡美彪发蒙受教于津沽。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是著名的开放口岸城市，西化痕迹很深。蔡父为了让其子用功读书，特辟一小屋。蔡美彪后来将自己早年的文字结集，名为《容膝室文存》，说的就是这段实情。

1942年，蔡美彪在天津参加了鸿儒硕学组建的国学专科讲习班，受到前贤耳提面命，非常有助于他三年之后考取天津最好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南开的四年生涯使他夯实了基础，并结识了同窗好友，包括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胡文彦女士。

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蔡美彪通过严格的甄拔，考取了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一名研究生。他永远记得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先生找他谈的一席话：你是南开过来的，基础不错；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听他们的课。我跟你谈话，就是劝告你：别只顾听他们的课！你要跟他们学，就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时再请教他们，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

这真是识途老马对后辈的剀切忠告，也只有蔡美彪这样有成就的学生才有资格追叙汤用彤指点迷津度人的金针。

研究生期间，蔡美彪在东语系选修了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了法文，时间大多花在学语言上。本系则选修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蔡美彪系统的学术成果首先见诸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由此引起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的重视，将他调入语言所。两人合作，从数万张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悉心比对研究合作，编纂了《八思巴文字与元代汉语》，名动中外。所以蔡美彪从不讳言自己从语言学科得到的教益，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不忘修订自己的八思巴字研究专著。

蔡美彪是个数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学者。他虽然成名早，但从不自满，入学北大时，“中研院”播迁台湾，他得以亲近留在大陆的一流学者左右。五十年代初，史学界组织力量标点校勘《资治通鉴》。参与其事的史学家有范文澜、吴晗、齐思和、邓广铭、王崇武等等。蔡美彪尚未达而立之年，理所当然地成了前辈学者的信传使。这“供驱使”的几年经历，他学到的东西实在是远超课堂上的听课。

除了读书、思考与研究史学疑难，写文章将自己的心得奉献于天下，蔡美彪似乎没有更多的兴趣爱好。但是他喜欢“听戏”，听“皮黄”。这大概是因为在天津长大的缘故。天津有雄厚的京剧戏迷，懂戏，水平很高，口味很“刁”；“角儿”不卖力，演得“瘟”，会吃“倒彩”；但过分卖力，炫技，“洒狗血”，也会“得倒好”。所以即使是已经成名的“角儿”也不敢对天津这个大码头掉以轻心。蔡美彪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相继进入语言所与近代史所工作，他的业余享受是上戏馆“听戏”，当然他从不逾度过分，总是适可而止。更多是在家里听唱片与录音带，他称之为“换换脑筋”的积极休息。后来与京地的票友们熟悉了，受他们怂恿，他也用票友会的“场面”（伴奏乐队）录制一些自己的唱腔选段。模仿旧时唱片商的报幕，“现在请听蔡美彪老板演唱的《空城计》”，或《洪洋洞》《劝千岁》，可见他们假戏真做的认真劲儿。

他“听戏”也不忘学术启发。四五十年代，春秋战国的戏不少，昆曲、弋腔中有费无忌一角。梅兰芳念成“费（fei）无忌”，程砚秋念“费（bi）无忌”。他查字书后知，程砚秋念得对，这是我听他亲口所告。粉碎四人帮后，京剧舞台空前繁荣，程派旦角方面有赵荣琛、李世济的不同唱法，各有拥趸，互不相让。我曾经问蔡公如何看赵、李两人的优劣短长，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说起有次他去看赵荣琛演出，邂逅赵朴初。朴老“也来看他老弟的戏”。太湖县是安徽省的文化名城，赵朴初、赵荣琛是堂兄弟，而赵氏是当地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蔡美彪以此说明赵荣琛是有家学渊源的，而唱戏也是在检验演员的文化素养，没有对剧情的深刻理解，唱不好程派戏的韵味。我闻此言而茅塞顿开，再也不敢轻易区分赵荣琛、李世济两种程腔的轩轾了。

蔡美彪处世乐观幽默，他是带着微笑看待生活中一切矛盾的智者，因为这种态度助成了他团结同道、解决困难的能力。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十四个分卷而言，蔡美彪主编的《辽夏金元史》起步并不比其他分卷早，头绪也更复杂，但诸人一心，众志成城，结果名列全书第三个分卷昭告出版。动作敏捷利索，质量整齐一致，堪为其他分卷的表率。上海辞书出版社主持《大辞典》常务工作的副总编辑王芝芬多次称赞《辽夏金元史卷》作者队伍实力最强，与出版社的上下衔接做得最好，这也是对蔡公这位主编的揄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范文澜先生病逝，遗下未终卷的《中国通史》有待续修。蔡美彪受命继起。1972年，在他主持下，完成了该书第五册的初稿。打印后分寄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听取意见。蔡美彪与周清澍联袂南下。蔡公祖籍杭州，久有寻访先人祖居地之愿。两人到杭州后分头行动，周清澍去杭州大学徐规先生处，听取宋史专家对《通史》第五册的意见。两人相约当晚在清澍岳家见面。清澍岳家屠氏老太太世居杭州，民国年间，屠氏在浙省接受了师范教育，也是个有文化的女中人物。屠老太太见蔡美彪一米八十的身高，相貌堂堂，出言不俗，真是非常喜欢，奉若上宾。蔡公因在北方长大，已不善杭地乡谈，但对浙地人情风俗则了如指掌，所以话题很多。屠氏老太太又善烹饪，一手杭州风味的菜肴如知味观的叫花鸡、西湖醋鱼等，色香味俱全，令蔡公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多年后，老太太年事已高，已说不清蔡公的名字，却常以《琵琶记》中赵五娘之夫蔡伯喈代称之，常在周清澍面前叨念：“蔡伯喈人可好，长得又俊。”而蔡公也多次向周清澍言及：“在你岳母家的那顿饭终生难忘！”

周清澍被借调在近代史所协助蔡公续修《中国通史》。当年通讯依仗邮局投递书信，周夫人在信封上写了近代史所地址及收件人姓名蔡美彪（转交）后，落款未写全名，径书“屠寄”二字。蔡公收信后很得意地告诉同人：“屠寄给我写信了！”原来“屠寄”实有其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所著《蒙兀儿史记》流传至今，为治本段历史者的必读书。蔡公灵机触发，一语双关，作了这一雅训。

1983年，我随上海辞书出版社史地室主任谈宗英去南京大学审稿。所审的就是《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之稿，主编正是蔡美彪，副主编有周清澍、杨讷等。我们到了后，先集中看了各种类型的稿子，第二天交换意见。蔡先生说了简短的开场白，“咱们不说客气话指示什么的，就请你们发表‘谈话’吧。老谈的话，所以就叫‘谈话’”，很得体地又风趣地将话题引到了稿子上面。中午在饭桌上，又谈起六十年代初兴起的大修村史、队史、社史以及厂矿企业史，高校也参与其事。蔡美彪饶有兴味地说，老戴（指人民大学的戴逸）“就带着一帮人去修颐和园史”，说着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入侵的英法联军烧毁，清廷方重回北京，并在慈禧太后主持下，再建颐和园。可以说，颐和园的历史就是晚清的历史，与晚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史息息相关。众人闻蔡公所言，无不佩服戴逸他们高明巧妙的斗争艺术，可谓借尸而还魂。

1988年，元史的第三届年会在四川金堂县召开。当地人士很想扩大金堂的影响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口口声声恭维代表们为北京来的“中央首长”。蔡公闻言后笑曰：“我们这里没有‘中央首长’。”但他又瞥见杨讷也在一旁，便立即补充了一句：“要说有，也只有杨公一人。”因为杨讷那时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任上，蔡公的滑稽多智与思维敏捷可见一斑。

1976年，“文革”结束，蔡美彪和所内同事一起走上街头，欢呼这场胜利。游行队伍络绎不绝，蔡美彪迎面遇到了京剧演员杜近芳、歌剧演员郭兰英等，1954年时，他们三人被评上全国优秀青年代表，光荣与会。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家都两鬓染霜，不敢言及当年。所幸三人都健在，只有互勉珍重，为国多多效力了。蔡美彪后来迁居，楼上乃学者资中筠女士。资女士善弹钢琴，其夫婿为陈乐民。自陈先生去世后，她有时难以排遣忧民之思，便通过十指，弹奏一曲。资中筠每见蔡公，总不忘申说“打扰了，蔡先生！”而蔡公也每每以这琴声是天籁之音，“予我以莫大的享受”报之。

然而，不能以为蔡美彪就是个“可以欺其方圆”的好好先生。他的原则性是很强的，他善于用风趣的语言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而使对方体面地有台阶可下，收回成见，有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天衣无缝的“一致同意”背后，已经是有曲折，有让步的交锋了，这是一种忍让的涵养。这里尤可见蔡美彪“抓大放小”的气度。

1983年下半年，蔡美彪路过上海。那些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社址陕西北路对面长期包租了几套住房，以便接待来沪修订稿子的作者住宿。因为那些年在市区借宿很不容易。只是所租下的几套房子很简陋，有的五人一大间，卫生间在房外，是公用的。蔡公在1979年已被评为正教授，名望如日中天。但他毫不声张，一人来到辞书社租的旅馆住下。意外的是，半夜又有客人来到，安排和他同住。第二天我们上班到社才知道，对此大为不安，表示歉意，他却说：“没事，没事，我能睡！”毫无架子又能吃苦，使我们大为感动。

这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桂遵义打来电话，桂遵义是吴泽的得力干将，以分编辑处主任的名义，协调《大辞典》南方片的几个分卷的工作。蔡美彪和吴泽均是《大辞典》的副总编，吴泽是《史学史》卷的主编，蔡是《辽夏金元史》卷的主编，各不相属。桂遵义说，“吴先生知道您到了上海，想择时去旅馆看望您”。蔡公立即说：“不敢当，不敢当！”双方又各自谦让了几句，蔡美彪决断地说：“要不我们就两免了吧！”结束了这场客套。须知当时吴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负责博士点与博导资格评审。我曾亲身见闻许多学者求见：“吴老，我向您汇报！”虽然这些来者争取博士点设置的动机未可厚非，有的甚至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的学术涵养更不容我等外行轻易置喙。只是蔡公不屑于结识学术以外的私人关系，品格令人佩服。

（二）周清澍

“三贤”中，周清澍年龄居次，生于1931年，小于蔡美彪三岁，长于杨讷四岁。今年（2023年）已享九十三岁高龄，仍健旺如昔，每天上网发短信，思维敏捷，谈吐幽默。他在1950年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为本科生，五年后又留校读研究生。他刚入读北大本科时，蔡美彪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1953年，杨讷也被北大录取，蔡、周、杨三人如同“接龙”般地在北大同系鱼贯而入，当然，那时大家都不认识。

周清澍是湖南武冈人，他谦称这是“小地方”。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供他远去京城念大学并不容易。他在家乡已开始看各种地方戏，汉剧、祁剧等等杂陈，而接触京剧是留在北大做助教，有了薪资之后的事，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资历很浅，远不能和蔡、杨二人相比。

周清澍的叔父周调阳是开明士绅，多年执教于长沙，一度任教育厅长和中学校长。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开启民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印行的大批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等向内地发行的渠道也很畅通，又兼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大批优秀的中小学师资避难涌入两湖地区，客观上为内地提供了教材、读物与师资。周清澍记得他少年时，在家乡已能和他哥哥一起读到《小朋友》《中学生》等杂志，并能买到上海出品的京剧唱片，在那本《京剧大观》的指引下，围着家里的那台留声机，两人反复听唱片，直至连唱词、念白、锣鼓点都一点不拉地背诵出来，这大概能算他京剧缘的初基吧。

从乱世进入承平年代，周清澍与北大的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学习刻苦，心无旁骛，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直到1956年，周清澍留校成了亚洲史的研究生，兼职历史系的助教，有了薪资，才去剧场第一次享受正规剧团演出的京剧《柳荫记》。也因为是第一次，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柳荫记》是名家马彦祥执笔改编的，参考了元杂剧与明传奇《祝英台》《同窗记》，由京剧界“通天教主”王瑶卿设计唱腔，已经崭露头角的梅派青衣杜近芳饰祝英台，有文武小生盛誉的叶盛兰演梁山伯。戏未上演，风声已传出，戏迷翘首以盼，票房火爆。

叶盛兰生于1914年，《柳荫记》刚上演时他才四十三岁，肖虎；杜近芳生于1932年，肖猴。叶杜二人相差十八岁。叶盛兰是梨园世家子弟，脍炙人口的富连成科班创始人叶春善就是他父亲。他的哥哥叶盛章（武丑）、弟弟叶盛长（老生）和他同科学艺，既是亲兄弟又是师兄弟，枝繁叶茂，渊源有自。初入科时，执教先生见叶盛兰五官端正，嗓音清亮，便指定他工青衣。但教授不久之后，发觉盛兰柔情不足，缺乏青衣旦角所需的女性妩媚、嫣然动人的似水柔情。倒是颇有阳刚之气，与翎子小生气质相近，遂果断让他改了行。这一决定真有慧眼识珠之英明，成就了一个超越姜妙香、俞振飞两位前辈的栋梁之材的小生演员适时问世，叶盛兰创造了小生为班主（即“挑班”）的佳话！

然而，《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形象与以往叶盛兰塑造的如《辕门射戟》的吕布、《临江会》的周瑜、《叫关》的罗成完全不同，甚至很少有可借鉴之处。梁山伯是个情窦未开的书生，老实、本分，甚至有点木讷、迂腐。他当然想不到为了求学前来的盟弟祝英台是个女扮男装的娇娃，因而更加恪守本分而毫无“非礼”行为。由此在戏中也多了些引人发笑的噱头。这些特点，其他小生戏，如《西厢记》中的书生张君瑞、《金玉奴》中穷生莫稽都没有，所以有待叶盛兰开拓戏路，付出探索之处不少。

与叶盛兰同台饰演祝英台的是梅兰芳的弟子杜近芳。杜近芳拜师梅门时，叶盛兰已是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小生。可以说，叶盛兰是看着杜近芳一步一步走红的。只是杜近芳虽然后起，却进步神速，两人一台戏，当场不让父，至《柳荫记》上演时，杜近芳的扮相、身段、唱功等综合指标，已不输于叶盛兰了。两人都有合作的对方越强，越入戏，自己就格外“铆上”的劲头，戏就演得精彩纷呈。口耳相传，在北京迅速走红，演出几乎完美，一时京城巷尾，人人争说《柳荫记》。

《柳荫记》在北京舞台上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福报”与好运，相反，给叶盛兰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今天回头检视，即使受到一再的鼓励“鸣放”和“三不”的保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叶盛兰在整个鸣放中所提的意见，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既没有反对党的领导，也没有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尖锐程度还不如1954年程砚秋将“戏改局”斥为“戏宰局”那样犀利尖锐。然而，叶盛兰却被戴上“右派”帽 ！

当叶盛兰岌岌可危，即将被打入“另册”之时，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被惊动了。梅兰芳在京剧界的威望无与伦比，他决定亲自出面为叶盛兰求情“说项”。他天真地以为，凭他的“薄面”，假戏真做地周瑜打黄盖几下，有了下台阶，事情就会过去了，叶盛兰将免于右派的反动分子帽子，《柳荫记》也可以继续演下去。梅兰芳在中国京剧团的“帮助”叶盛兰的小组会上的发言，可谓是拳拳比心，语重心长。但是这不免一厢情愿。仅仅戴帽远不算完事，紧挨着的是面对面的思想交锋。先由叶盛兰交代自己犯错误的总认识，不断地自我贬低，污名化，唾面自干，以显示自己服软，认输。到了发动群众开展不讲情面的“帮助”，往往指出叶盛兰的骄傲自大，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金钱，一不满足往往撂挑子，“掼乌纱帽”。在同事中搞分裂，拉一派打一派，培植个人威信，等等。这些发言的来源大抵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伶人们虽然平均文化水平不高，长期生活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群体之中，形成了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的习气。如今却要他们不讲情面，甚至互相揭发，抛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心理障碍，这实在是太难了。

《柳荫记》的两位主演杜近芳和叶盛兰，往往下午还在开团内的批判会，作不留情面的斗争，晚上便要化妆上台，台上四目互相凝视之时，难道两人不觉得戏文与现实相距太遥远了么？

反右后的1961年，周清澍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观看了梅兰芳、姜妙香主演的梅派名剧《生死恨》。这出戏以南宋抗金为背景，述说民众不甘为亡国奴的命运，奋起抗战的故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出戏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梅兰芳迁居上海之时创作上演的，此时梅派艺术已趋成熟，所有的念白、唱腔、身段都呈整体完美的化境。高擎抗日救国的大旗，昭示民族存亡的大义，梅兰芳的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这是周清澍第一次看梅兰芳的戏，当年的兴奋令他至今铭记难忘。然而，更为遗憾的是没隔几个月的当年8月8日，梅兰芳就遽然谢世。他去世后不三年，全国性的演现代戏的狂飙就降临了。按梅先生的性格，他会接受现代戏么？接受了，又如何处理现代戏妇女的服饰、念白、唱腔呢？这些杞人之忧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是后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总比前人强，我们看到1964年大演现代戏中，北京京剧团的参演剧目《沙家浜》中，四小名旦之一的男旦演员张君秋就很好地解决了大小嗓、气口、上口字等问题，所饰的阿庆嫂至今令人怀念称道。而张君秋的成功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追溯二十世纪初，梅兰芳上演时装文明戏的经历。梅兰芳曾演出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多种时装戏，能够不囿于流俗，与时俱进，正是梅兰芳成功的一大原因。但从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始，全国的戏剧舞台都先后开始上演清一色的现代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真的是“六根清净，免尔争竞”地离开了戏曲舞台。

周清澍1958年以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身份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同组有位委员杨鲁安是知名的书法家。相熟之后得知，兰州京剧团的女花脸演员齐啸云曾是杨的妻子，两人已离异。齐啸云生于1932年，祖籍杭州，生于长于天津。天津的皮黄戏迷数量多，眼界高，口味刁，往来南北的耆宿名角没有一个敢小觑天津的。齐啸云出于良家子弟，耳濡目染，迷上京剧，于少年时代考入天津的云吟国剧社学戏。她初学须生，后像翁偶虹先生一般，迷恋于大花脸艺术，毅然改行，以女子攻改攻“大面”，可谓奇观。但她自有胸怀，进步不小，学会了很多戏。1953年，她自燕京大学外贸学系毕业，决心从艺，虽经曲折，终于由票友下海，成为专业的女性大花脸演员。

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是，1964年以后，竟然沦落到无戏可唱的地步，连三流的配角都轮不上，谁让她是女花脸呢？因为那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演出观摩大会，从此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戏全面占领了舞台中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一扫而光。试想一个女性演员，本工花脸，离开了髯口，离开了脸谱，没有了蟒袍玉带的锣鼓点，她还出得了台吗？所以“文革”这十年，她不敢吊嗓，也不敢练身段走台步，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只有改行了事！

八十年代，齐啸云被以孙岳为首的中国京剧二团纳入麾下，一两年之内，她演出了数十场传统戏，如《姚期》《将相和》《珠帘寨》等等。她在舞台上精气神俱足，演技大进，有如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似的。所以说舞台是演员生命的延续，真是不谬的至理名言。

新世纪降临之前，张学良与夫人赵四女士定居夏威夷。有一年，齐啸云与友人路过檀香山，经热心的好事者联络，齐啸云一行去张府清唱。张汉卿视作盛京旧地的“雅集堂会”，要求应邀来者一展歌喉，尽其所能。齐啸云当然不敢怠慢。那天是曲尽其妙，尽欢而散。齐啸云挟“十净九裘”之势，一口气连唱多段裘味十足的二黄戏段，想来必有《探阴山》《铡美案》《将相和》《草桥关》等脍炙人口的唱段。听得张少帅神迷目眩，视为天籁之音！或有人疑张少帅久旱不雨而嗜痂成癖，不免夸张而失真。但齐啸云那天嗓子在家，有超水平的发挥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因而得到张少帅的揄扬也很正常。现在当事者均已物故，不知是否还有录音磁带存留乎？我是得闻于清澍先生转述杨鲁安之言，谅不至于过分乖离也，因附记于此而为“三贤”之一的“零拾”之尾。

（三）杨讷

三贤之中，杨讷最为年轻，浸润京戏的程度最深，蔡、周、杨三人在元史研究领域中，各有所长，然而天不假年，最年轻的杨讷却走得最早，虽然三人都已过了耄耋之年，未可轻言世寿不永。

杨讷是1953年负笈北上的。那年他在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三毕业，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他在上海旧居于虹口区的天潼路、河南路一带，那里在二三十年代聚居了一大批从北京及各地来沪的京剧旧艺人，不仅生旦净丑各色俱备，连吹拉弹唱的“场面”也样样都有。杨讷从少年时代起，就耳濡目染，增广异闻，知道了旧京剧伶人许多趣事佚闻。这对他投身历史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多少也有触发效应。有如读了一部鲜活的民国时代伶人生活的小说《秋海棠》那样。

1955年以后的几年中，杨讷在北京看了不少好戏。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因为京城菊坛名家荟萃，他和同学不惜违规而半夜散戏后逾墙返校。这使我想起裘盛戎、袁世海两位花脸演员在富连成科班时，为看麒麟童的戏，甘冒违反科班规矩而受罚的经历，一部好戏吸引人的魅力居然如此相同。

杨讷对当年京城的旦角演员，最为欣赏乃至心仪的是言慧珠。言慧珠是老生名角言菊朋的女儿。有蒙古族的血统，身材高挑，天生丽质，在扮相上较南方吴越汉族女子娇小玲珑，但弱不禁风的身姿颇有一种婀娜刚健的韵味。她聪颖好学，1943年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几年之内成为风靡京沪两地的坤伶名旦，甚至一举夺得“平（京）剧皇后”的桂冠，名震遐迩。杨讷毫不掩饰自己对她色艺双绝的赞赏，并能历数言氏从艺梅兰芳，又能略脱窠臼而有所超越的地方。譬如言慧珠演《贵妃醉酒》，这是一出讲究身段技巧、表演难度极高的刀马旦戏，梅兰芳青年时代下苦功夫学自前辈名伶路三宝。这出戏通过君王的薄幸，贵妃遭受的冷遇，反映了古代女子的屈辱与苦闷。经过梅兰芳等数代艺人的不懈琢磨，剔除了戏中的色情成分，使戏的反封建色彩更加鲜明，艺术感染力量也更为强烈，成为全球人类共享的珍品。言慧珠学自梅兰芳，在这出戏中表演“嗅花”“衔杯”的高难度身段，使观众感慨言氏学梅已经完成了从模仿到超越的嬗变。另如言慧珠学演的梅派名剧《西施》，尤其是那段去国怀乡的“南梆子”，继承了梅韵又有言氏自己的创造，成为了她挑起言家班大梁的标志性唱段，令人击节赞叹。

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临近，中国京剧院四团的中青年演员排演了大型新编历史剧《杨门女将》。后来又被拍成彩色戏剧电影，传遍国内外，获得空前的成功。其中有杨秋玲（青衣、刀马旦，饰穆桂英）、王晶华（老旦，饰佘太君）、冯志孝（老生，饰主战派寇准）、孙岳（老生，饰宋真宗）、萧盛萱（丑角，饰主降派王钦若）等等。整出戏主题鲜明，形象生动，搭配整齐，一气呵成。演员之间各展所长，花团锦簇，满台生辉。红花犹须绿叶扶持，尤其是杨秋玲的演出，获得了“小梅兰芳”的佳誉。杨讷也看了这部彩色戏曲片，为这些中青年京剧人才的长足进步而高兴。他认为如今是盛世，将在文化事业上有所显现，涌现出一批人才是必然的，就如唐代贞观盛世那样。但过早预言青年演员的艺术前途，对演员本人成长没有好处。就如称杨秋玲为“小梅兰芳”那样，她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呢。如今回忆杨讷的这番话，很佩服他的冷静与目光如炬。

1961年，京剧戏曲片《野猪林》上演。李少春（文武老生）的林冲，袁世海（架子花脸）的鲁智深，杜近芳（青衣）的张贞娘。杨讷也看了这部电影，对李少春的表演尤为称道。杨讷认为，李少春虽然从年龄辈分上稍晚于马连良、谭富英，没有创宗立派而标榜于世，但是他戏路宽广，演谁像谁。以三国戏为例，他既能演潇洒机智的诸葛亮，又能演忠厚木讷但大智若愚的鲁肃；既能演战无不胜讲究仁义的战神关公，又能演知恩图报的老将黄忠。这些均是长靠武生的戏，而且他也擅长短打武生的戏，如《三岔口》《恶虎村》等。尤其不易的是他的猴戏《安天会》，惟妙惟肖地演出了齐天大圣的猴中王者之气。所以杨讷认为在京剧老生行当中，对李少春的评价不如马（连良）、麒（麟童）、谭（富英），是有失公允的。李少春善唱余（叔岩）派，功力仅有孟小冬（冬皇）略可盖之，从全面的演技包含说、表、做工而言，李少春又高出“冬皇”不少。同在余门学戏，李少春理解余先生教授要害的敏捷与深刻，是师姐孟小冬都不得不佩服的。所以李少春唱戏追求唱出角色的真挚感情为第一，并不追求创宗立派的掌声。杨讷的这番见解，又使我想起1964年开始的大演现代戏中的一些往事。众所周知，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李玉和一角唱腔等是李金泉、刘吉典与李少春共同设计、实践演出的，李少春是李玉和A角演员，钱浩梁（即浩亮）是B角。李少春的演出被《新民晚报》戏曲版资深记者张之江评为“唱尤感人”。其中“刑场斗争”一场，唱到“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想到此笑颜开热泪涟涟”时，李少春使了一个荡气回肠的低音拖腔，双手有忍不住拭泪的动作，非常传神感人。我在座中都忍不住要青衫为之湿。但后来“样板戏”大流行，这一句低腔改成“想到此，信心增，斗志更坚”，并将身段也改为双手执拳，高举过顶，以示顶天立地的不屈之状，似乎英雄人物就不该有感伤落泪的那一刻似的。这种极端直线式的拔高，今日思来不免令人哂笑，但当年就是这样的宁左勿右。

1966年，杨讷刚过而立之年，分配在学部属下的历史研究所工作。他思想活跃，但交游谨慎。约在1970年初，四大名旦程砚秋的三子程永江辗转请托找到杨讷。程砚秋早于1958年逝世，程永江久居北京，朋友很多。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知何故，被公安机关怀疑为“五一六联动分子”，上了黑名单，有批捕之虞。于是辗转请托找到杨讷。杨讷搞清了其中的人事关系，借箸代筹，程永江依计而行，最后向某要员送出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终于得以幸免无事。商务印书馆在二十世纪初实施的这个选题，使宋元明清以来留存于世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走出深藏秘扃，为广大学子所利用。程砚秋大概也想不到这套书还有这样的奇特效用，不知该喜还是该悲？

杨讷有次在程家午餐，他是几十年如一日滴酒不沾。席间随程永江下程家地窖取酒，只见地窖内珍藏的各种世界各国名酒排列得整整齐齐，如礼宾队一样迎送如仪。程砚秋以豪饮在旦角界名闻遐迩，这些定是他的遗物为程三公子继承。杨讷又想起赵荣琛的回忆，1946年梅（兰芳）程（砚秋）沪上“对台”，赵受程托，带去天蟾舞台院方先期结算的包银十八根“大黄鱼”（金条）存入中国银行之事。杨讷因而感慨，“梅、程两家的钱是花不完的”。

1986年，杨讷与周良霄来沪，向上海辞书出版社交已完成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稿子。那时，正好叶少兰在上海的天蟾舞台巡回演出，我和杨讷谈起叶少兰的几出戏在上海观众中的反响，引起编辑室同事程君的惊讶：“你们居然有此共同的雅兴。”后来杨讷又告诉我，他藏有百余张粗纹的京剧老唱片，均是百代、蓓开等公司出品。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杨夫人郑启吟定居温哥华，后来连儿子也在加拿大求学并在那里就业，他知道自己在北京逗留的日子不会很长，便着手处理一些不可能携去加拿大的杂物。他有关京剧的书籍全部装箱自北京寄送给我，大大有助于我相关京戏“游戏文章”的写作。至于那些被他称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粗纹京戏唱片，再一次向我提起，颇有举以相赠的“托孤”之意。可是那时我尚居于新昌路旧宅，无处安置，不敢应承下来。今天忆及此事，颇有愧恧之情。近来上海电视台有“京剧老唱片”的栏目，我当年思不及此，至少应请杨讷对这百余张老唱片录下一份资料目录，留此存照。现不知这百余张老唱片还存在于霄壤之间乎？

杨讷是1994年开始去加拿大探亲的。从那年起，多年几度往返于北京、温哥华之间。后来为了进出境方便，申领了加拿大居民的绿卡，这样也增加了他往返中加两国的密度。不知道这对他的健康有无影响？他一向很爱护自己的身体，从不熬夜，也不抽烟喝酒。他长我十二岁，也肖猪，九十年代，他到我们社里来时已过花甲之年，但精神矍铄，我的社内同事在电梯中相遇，都说他显得比我还年轻。当他修改增订专著《元代白莲教研究》后（已交本社于2004年出版），便开始新的研究。

这时他每次回国来北京、上海，均大量选购中国出品的世界名曲碟片。他已不再关注京剧唱片，但还是通过熟人买了程砚秋传人赵荣琛、李世济的密纹唱片快递送给我。但每当我陪他去选购世界名曲碟片时，他见我无动于衷的样子，不免有些奇怪。我便告诉他，我连播放碟片的机器都没有，还买什么。他大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条件要有播放机子很容易的事，唾手可得，而这些碟片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质量不差，因无国际版税压力，定价很低，只及国外正品价的一半不到。中国正在加快复关的谈判，“入世”是大势所趋，待到一“入世”，重入WTO，必将加入世界出版的伯尔尼公约，这些碟片必然与国际正版产品价格同步，翻倍提价出售，现在买这些“二手货”是打擦边球，很快就会没机会了。我听了他的这番话方明白他的用意。

杨讷参加的元史学会是一个不大的学术群体，最盛时，所有的会员也不过一二百人。但是这支队伍风气很正，惟学术是举，不妄议不该涉及的个人是非，很有从大处着眼向前看的气度。自1983年首任会长韩儒林去世后，同仁们公举蔡美彪继任会长。蔡公时年五十五岁，春秋鼎盛，年富力强。他利用修订范老遗著《中国通史》和修撰《大百科》《历史大辞典》两大工具书的机缘，团结了全国的相关力量，有力地促进了蒙元史学科的研究，局面大为改观打开，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说：“元史界‘大佬’不少，在圈内哪一个不是牛皮哄哄，不可一世的人物。但他们在一起时，就是服蔡美彪！”这说的是实情，毫不夸张，可见蔡公的凝聚力，也可见元史界同仁的服善与顾全大局。

1981年，南京大学韩儒林培养的姚大力、萧功秦、王颋、高荣盛等四位研究生毕业，标志着新生力量开始介入蒙元史的研究领域。1985年的元史第二届年会后，杨讷与王颋同车返沪。旁座者还有复旦大学的徐连达。徐氏于五十年代初在北大进修俄语时，与周清澍同过学，也可算元史的“远亲”了。一路上，王颋话很多，炫耀自己得自西方学界的新知的启发，藉以证明蒙元史的难治，倍于中国古代史的任何一段。徐连达听了王颋的“宏论”后，冷不丁地插了一句：“你们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是阳春白雪！”

关于元史难治的议论，王颋也向我表述过，我曾向杨讷请教，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杨讷当然知道元史涉及的四大汗国的地域辽阔、语言、习俗多样复杂，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董理清楚的“积案”，从这个角度言，元史的研究确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问，掌握多种语言，能够阅读各国学者的专著，有利于开拓视野，触类旁通，得到有益的启示。例如波斯学者拉施都丁的《史集》、俄国学者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等，译介为汉文后，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示。但是这些并不能取代对汉文基本史料如《元史》的沙里淘金的披览——虽然它有不少舛误，更不能取代对元代文人留下的文集的逐篇阅读。况且元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很多西方人没注意到的问题，当然在他们的书中就没有留下研究思考的痕迹。“譬如我们做的白莲教研究，就不需要很多的外语。”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很多道理。那天晚上的场景与他的言语、神态至今还在目前。

杨讷与周良霄还联袂为元史学会编辑了高质量的大型学术丛刊《元史论丛》，历时几近三十年。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都是经他们二位的审读得以和读者见面。有些作者把《元史论丛》比拟为当年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主编的《通报》，因为他们二人往往不仅从论文的取舍，还从如何修改、表述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这些也是一般学术刊物编辑所难以做到的。

自1996年元史第四届珠海年会以后，陈高华取代蔡美彪成为了元史学会会长，杨讷等也被选为副会长。但是杨讷不久就主动提出“让贤”，他认为新一代的学者姚大力、刘迎胜、李治安等已趋成熟，已有能力担负起学会的领导责任。新陈代谢的机遇很是老练，他还援引清华国学院王国维、陈寅恪等四大导师之例说明，当年的年轻学者干出的成绩一点不比今天的年长者逊色。事实证明了杨讷的预言，元史学会负责人的成功交接，注入了新的活力，姚大力、刘迎胜等创办的《清华元史》使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屈指算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结识杨先生以来，已有近五十年的光阴。我一直受他的教诲，包括批评和指点，获益之多可谓不胜枚举，真是师恩难忘！我已写过一二篇追思的文章，但总觉意犹未尽，不足以表万一。如今天人永隔，再也不能作倾杯之谈了，思之不禁泫然流涕，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