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用生命铸就中山陵的清华人

原创 袁帆 人文清华讲坛

3月18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逝世95周年纪念日，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用生命铸就了举世瞩目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今天，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清华才子的传奇人生。

吕彦直与他的伟大作品——中山陵

1911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开办。在走进清华园的第一批学子中，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虽还未“游美”却已“出洋”归来。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山陵设计者的杰出建筑师吕彦直。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其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我的选择是“青年才俊”“呕心沥血”“英名永存”。

特殊经历成就青年才俊

吕彦直是谁？为什么当大多数早期清华学子连离开家乡出远门都是头一遭时，他却已经是位“小海归”呢？

少年吕彦直（1905年3月摄于法国巴黎）

吕彦直（1894—1929），字古愚，出生在天津的一户官吏家庭，在清华注册的籍贯是安徽滁县。其父吕增祥（？-1901），是清朝己卯年（1879）滁州举人，此后入仕为官，曾在李鸿章麾下任职,“是畿辅李鸿章的‘三循吏’之一”(严复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段仕途给他带来意外之喜的是在天津结识了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字几道，1854-1921)，并逐步成为至交密友和儿女亲家。吕增祥凭借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在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彰显吕增祥对《天演论》中译本的贡献，在1901年南京富文书局出版《赫胥黎天演论》修订版时，严复特意请负责刊刻（署检）的吕增祥题写书名并钤印“增祥”于封面——“侯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这也成为严复与吕增祥间珍贵友情的永久纪念。

吕增祥题写的《赫胥黎天演论》书名（1901年）

不幸的是，就在富文书局版《天演论》问世时，吕增祥却于1901年5月卒于任上，而当时吕彦直只有7岁。但吕增祥与严复的深交却对吕彦直的人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902年下半年，他的二姐夫严璩（严复长子，1874-1942）随孙宝琦（1867—1931）出使法国，就任使团参赞。在严复的精心安排下，吕彦直得以与二姐吕静宜同赴巴黎。如此罕见的机会，让吕彦直小小年纪就接受了近三年良好的西方基础教育。这就是吕彦直首次“出洋”的独特背景。

吕彦直约于1905年冬季回国后，进入著名的北京五城学堂完成中学课程教育。1911年8月，17岁的吕彦直通过13门科目的考试，成为清华学堂成立后招考的首届学生之一。在清华园学习两年之后于1913年毕业，1914年8月15日获庚款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先攻电气专业，后“因性非素近，始改习建筑学”（孙宝琦语）。谁都不会想到，这一次因为兴趣导致的专业转换，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奠基人。

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

（三排右2:吕彦直；右4:赵元任；摄于1914年）

1918年，吕彦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毕业。随后进入纽约墨菲/丹纳（Murphy & Dana）建筑事务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建筑师生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建筑学的人很少，吕彦直能在西方人手中拿到他的第一份专业工作机会说来不易，这与他的雇主墨菲（Henry K.Murphy，1877-1954)先生有着直接关系。要知道，清华学校1914年的校园规划，以及早期四大建筑就是由墨菲主持设计完成的。墨菲能挑选吕彦直作为他的助手，在“慧眼识珠”外，他的清华情结恐怕也是一个缘由。

在纽约的建筑事务所，吕彦直在墨菲指导下协助设计在中国的建筑项目，先后参与设计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校园建筑。而这两所大学的建筑特色，都是以中国明清古典建筑的外表，配之与西方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的“中西合璧”式成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吕彦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理念，奠定了他“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即“中式为表，西式为里”的建筑思想基础。

1921年初，他于游历欧洲后归国，在短期进入墨菲建筑事务所的上海机构工作后，于1922年3月辞职离开。不能不说，这段在墨菲建筑事务所的工作经历，对吕彦直后来取得的建筑成就影响甚大，为其日后的建筑设计创作铺平道路。

此后，吕彦直先与黄锡霖、过养默二人合办“东南建筑公司”。至1924年7月，又与挚友黄檀甫（1898-1969）在上海合办了一家承接建筑设计、以及房屋租赁业务的“真裕公司”，由他担任建筑师。这些短期经历虽然看起来有点“杂”，并未给他带来多大声誉，但其价值是让吕彦直获得在中国社会中如何拓展建筑业务的真实体验，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商业实践。

呕心沥血建造中山陵墓

1925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围绕如何纪念这位享誉世界的历史伟人议题，全国上下达成共识，就是“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于是，4月4日成立的“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决定通过征集设计图案以决定建造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形式。

1925年5月15日《总理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公布之后，吕彦直即刻报名并全力投入紧张的构思与方案设计工作中，经过实地勘察和三个多月的反复推敲和不断修改之后，拿出了10幅设计方案图纸和千余字的《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按时完成投标程序。

1925年9月20日，主办方召开设计投标方案评审会，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之子孙科等亲属亲自出席，另有特聘的评审顾问四人。最后从收集到的40余件应征图案中，评出首奖、二奖、三奖各一名，名誉奖七名。在所有获奖设计作品中，青年建筑师吕彦直的超凡构思和专业呈现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被评为首奖。

9月27日，葬事筹备处又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采用首奖图案作为孙中山先生陵墓的蓝本，并聘请吕彦直为建筑师，主持整个陵墓工程的建筑和监工事务。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钟型总平面图和祭堂正立面图

为什么时年仅有31岁的青年建筑师吕彦直能够在名家众多的应征者中间脱颖而出呢？用“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这句名言解释吕彦直的成功同样恰如其分。

首先，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集中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吕彦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并以复兴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的建筑师，其社会意识与孙中山的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他为中山陵规划“大钟”型总平面自然让人联想到“木铎警世”的寓意，孙中山先生气概与精神恰当呼应。

再者，由于他娴熟掌握西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和先进的建筑技术，并能将这些优势恰当地与传统的经典中国建筑样式相结合，因此他的设计方案无疑属于“格局宏大，特色鲜明，水平超群”的上乘作品。

1925年9月22日，吕彦直在获得首奖后，迅速在上海仁记路25号注册成立了“彦记建筑事务所”。或许他已经意识到，夺魁的荣耀其实只是一场艰苦修行的开始，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完成如此重任。但后来真实发生的一切显然是他无法预料的。

中山陵的主要建筑包括：祭堂和墓室、碑亭、陵门和牌坊，以及墓道与台阶。从获奖方案到真正能够供工程建造的建筑设计图纸，这中间还需要大量繁琐的计算与绘制等深化、细化工作，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现代化的计算与绘图工具，工程所需的几百份图纸全凭建筑师一笔一画地手工绘就，这个过程中吕彦直及其同事们所承受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吕彦直绘制的部分设计图纸

吕彦直设计、绘制的方案效果图庄严、简朴、典雅，施工设计图则从不同视角和层面精准、直观地剖析了建筑的构造细节，彰显其深厚的专业素养与高超水平。从那些保存至今的中山陵设计图纸上，我们足以想见当年吕彦直为工程设计不思茶饭、日以继夜的场面；体会他呕心沥血、全力以赴的态度；感受他工作认真、敬业如命的职业作风。

中山陵工程浩大，工程总量约8万平方米，整个工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祭堂和墓室；第二部分是碑亭、陵门和牌坊；第三部分是墓道、台阶、围墙和总体配套。

按照计划与要求，第一部分工程应该14个月完成。经过紧张的筹备后，中山陵墓工程于1926年1月15日开工，3月12日举行奠基礼。

然而所有人对外部环境对工程造成的恶劣影响显然估计不足，当时中国尚处在军阀割据、政局混乱的状态，无论是工程经费的把控，大宗建筑材料的远途运输，以及现场施工管理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消极阻碍，实际工程进度与计划相去甚远。

他将生命融入伟大建筑

在整个中山陵墓园工程项目中，吕彦直具有责任建筑师和承包商证人的双重身份，因此面对工程进度严重延宕的局面，丧事筹备处曾于1926年7月19日和1927年3月23日两次致函吕彦直，要求严格执行工程合同。这就使得吕彦直除了要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以外，还要花费极大心思和体力去协调工程施工遇到的所有重大问题，甚至几度驻扎荒郊野岭的工程现场。“沪宁异地奔波，官商两界周旋；耗尽心血排除阻碍，牺牲健康履行承诺”是对他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

然而即使经过种种努力，在那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和外部环境中，仅凭吕彦直一己之力的“孤军奋战”，要推动如此庞大繁复的工程显然没有可能，工程计划最终还是未能按期完成，孙中山落葬的计划日期也不得已被一再延迟。

直到1927年春夏之后，随着北伐取得进展，国内政治局势逐渐明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加推蒋介石等七人为“葬事筹备委员”，此后中山陵工程施工才逐渐有序推进，至1929年春天，陵园的主体工程历经三年时间方才完成。

中山陵建成初期的老照片（1930年代）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终于由北京移来南京中山陵落葬，举世闻名的“奉安大典”隆重举行。在此之后，陵园剩余的工程项目于1929年8月底正式开工，又经两年多时间，于1932年1月15日，全部工程终于得以竣工验收。

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的老照片

然而让人倍感遗憾的是，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却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他呕心沥血、以命相求的结果。

原来，就在吕彦直用透支健康的代价投入中山陵工程建设时，他的身体状况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问题，并最终被确诊患上癌症。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他竟然能够从容不迫，丝毫不顾自身健康，一边积极治疗，一边继续工作。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在督造中山陵期间还同时参与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方案征集，并再次中标获得头奖。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两项纪念性建筑项目设计，所要付出的心血和体力对于健康人无疑都是极大挑战，更不用说对彼时已是病体缠身的吕彦直了，其通透的心态，惊人的意志和迸发出的能量令人感叹！

吕彦直工作照（摄于1927年秋）

1929年春节前，病情不见好转的吕彦直，回到了上海寓所静养，并坦然写下遗嘱，交代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请黄檀甫等同仁务必按照原计划完成中山陵余下的工程，同时开展好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工程。1929年3月18日凌晨，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5周岁。

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

吕彦直虽然没能亲眼看到中山陵全部完工的壮观场景，但是他设计和督建的这处伟大建筑却使他身后尽享哀荣。1929年4月3日，葬事筹委会决定中山陵工程继续按照吕彦直生前的设计方案进行，“一切问题均由彦记之设计师李锦沛负完全责任”，更重要的是，“关于吕氏荣典，准在祭堂奠基室内刻碑志记”。同年5月1日，又开会通过一项提议，即“本会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计划建筑总理陵墓卓著劳绩，为纪念其功绩，并奖励专门人才起见，拟请国府给予隆重表扬”。

1929年6月12日《申报》登载的褒恤令

根据这一提议，南京政府在奉安大典举行之后的1929年6月11日，以第一八九号《国民政府公报》颁发“褒恤令”，公开表彰吕彦直。命令如是说：“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识优长、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划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遂而病逝。眷念劳勋，惋惜殊深，应予褒恤，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为了能让“刻碑志记”的殊荣兑现，吕彦直最好的伙伴黄檀甫亲自出面，邀请雕刻孙中山卧像的捷克雕刻家高祺（Bohuslay J.Koci）为吕彦直雕刻了一尊半身浮雕像石碑。据有关记载，这块高约1米、宽约0.8米的大理石碑被镶嵌在祭堂西南端的祭奠室内墙上，下面镌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于1930年书写的一段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议，立石纪念。”

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时代风云变幻中，这块石碑惨遭遗弃，如今影踪全无。对此我心存不甘，经过在故纸堆中的不懈寻找，竟然真从一份93年前的老报纸中寻找到当年高祺所刻石碑的照片。能够让吕彦直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再度呈现在后人眼前，让我在唏嘘之余感到非常庆幸……

捷克雕刻家高祺雕刻的吕彦直纪念石像（1930年）

吕彦直在中山陵建造中表现出惊人的坚强意志和绝佳的职业操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中山陵纪念邮票

2024年3月18日是吕彦直逝世95周年，同时今年又时值其130周年冥寿，清华人深切缅怀这位杰出前辈，同时也为他创造的伟大业绩感到由衷的敬佩与骄傲！令人欣慰的是，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山陵如今依然以其庄严宏伟的雄姿，屹立于郁郁葱葱的紫金山麓，不仅使得世人能够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寄托着对杰出建筑师吕彦直绵延不绝的追思！

作者简介

袁帆，1975年曾作为海军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曾作为清华长跑队队员，多次参加北京市高校比赛，取得好成绩。1979年毕业时获得恢复颁发的首批“优秀毕业生”奖章。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

原标题：《吕彦直：用生命铸就中山陵的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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