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内驱力

文｜彭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中心主任

引言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寄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总体部署，弘扬企业家精神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求高水平的企业集群、企业家群体以及与之相附的优秀企业家精神，作为坚实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必然要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层面，彰显“优秀”特别是“独特”、“可鉴”之处。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是洋溢着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家楷模之一。宗老辞世后，其生平事迹和这种精神，才比较全面的为世人所了解，才得到早应获得的、发自社会内心的、高规格的关注与崇敬。要不是个人自身的孤陋寡闻，要不是聚光灯资源略显偏少，也不会待到“雪化时”，才知“松高洁”。

拉开视野，由历史传承至今的企业家精神，底蕴深厚，价值无量，百川入海。无论是2020年宗庆后等六位浙商联名倡议弘扬的“新时代浙商精神”，还是广府、客家、潮汕商帮精神，晋商精神，徽商精神，侨商精神，“红色资本家”精神等，都是我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各路代表，都是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力量源泉，都是“中国故事”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软实力精髓。这些，共同为培育和弘扬具有世界意义的、能够团结更广泛力量的、既“优秀”更“独特”的中华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良好的现实启发。

中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姑且先抛砖引玉的描绘为“爱国、创新、诚信、向善、共享”五个方面，以供深入研究探讨。从制度属性看，中华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件。从文化根源看，其内涵既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等密切相关，又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不少领域甚至是中西方文化贯通的。从内在逻辑看，每方面最终都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企业发展这个立足之本。爱国是总方向、总要求，必然也能为企业发展带来市场良机和政策保障。创新和开放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力引擎。诚信、向善、共享能让企业广受各方认同尊敬，联合更多支持力量，推动发展行稳致远。

一、企业家精神的中外异同点比较

以中华企业家精神为基础，与西方舶来的、一般所讲的企业家精神相比，存在一些明显的异同点。

（1）“创新”和“诚信”精神，是中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具有最大共识和最大公约数的两大基点。

“创新”精神在我国古代多见于“生生之道”“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广义创新思想，广泛用于政治体制、设施、文学艺术、经济措施变革等领域。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更侧重经济概念，被引入我国后，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形势高度呼应。在“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驱动发展”等总指引下，伴随全球化进程和产业分工的深化，现代的创新精神历经中西方文化融合和实践互动，在经济技术范畴呈现内涵的新延伸，体现为全球视野，不怕失败，敢闯敢试，开放合作，抢抓科技产业革命机遇，抢占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娃哈哈遵从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正是创新精神的时代写照。

“诚信”精神无论论及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观、党的诚信之道，还是西方的古希腊城邦公民诚信美德、古罗马契约精神、现代契约论、信用学说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均将其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随着市场经济加速向法治经济发展，诚信精神更加体现在将追求经济价值与遵守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紧密结合。

其中，底线情形是在法制约束管制下的守信守约。现实中，市场经济创新实践的步伐常常要快于法治建设，高速发展的市场中总是常态化存在这样那样的法制空白及不完善。因而，高阶情形是无论有法缺法，无论法条细则是否覆盖，无论有无严格执法，都能够以基本道德为内在驱动，将法条内化于心，有法依法、缺法行道，做到诚信如一。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例子，很多城市车主将合流路口的拉链式交替通行变为一种有序的礼让自觉，违规处罚在与不在都是一个模样。一板一眼做好产品质量、纯净水“596毫升”标识、从不拖欠供应商货款等，则是宗老发自内心而非法治鞭笞驱动的高阶诚信之举。

（2）“爱国”“向善”“共享”精神，在中西方企业家精神若隐若现的总体共性下，蕴藏着一些精细、特别但较为本质的差别。

“爱国”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彰显为企业家要有从古至今沿袭而来的“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秉持爱国主义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理念，懂政治、讲政治，永远跟党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不分家，打断骨头连着筋。西方所讲的企业家精神，虽然理论和宣传上刻意与政治避开，但在行动上与政治、政党、国家立场藕断丝连、不离不弃。中小企业可能还不明显，越是高技术、金融巨头、军工复合体、影视文化等领域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越是具有经济产业主导作用的战略级企业，越在国际竞争关键时期，不讲政治、不讲国家立场意味着放弃生存空间和发展阵地。拜登在应对俄罗斯问题时对美知名企业的企业家谈到“这是一种爱国义务（Patriotic Obligation），而政府会在各方面帮忙”。因此，我们所提倡的企业家爱国精神，是要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西方虽然宣传上回避提及，但行动上却是不由自主的。辩证的看，爱国和讲政治，更会促进“两个健康成长”，反哺企业发展，反之企业发展实际潜能不易全面激发。话到尾，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关键不是要不要爱国、讲不讲政治的问题，而是讲什么样的政治、如何讲政治的问题。

由此引出两点详细差别。一是在方向层面，我们企业讲爱国讲政治，讲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注重实业兴国、产业报国，始终把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西方一些国家的企业，讲的是以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为中心，讲的是“小院高墙”立场，对内服务于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攫取，对外固守产业链高端环节，遏制发展中国家追赶迫近。欧美对华分散订单、分流产业链、构建芯片联盟等，欧洲参与制裁俄罗斯，尽管会自损八百，仍然挡不住要齐刷刷随从于美国主导构建的、基于“不上餐桌就上菜单”秩序的国际规则。二是在方式层面，如宗老在接受采访中提到的，企业家要懂政治、讲政治，可依托人民民主制度，积极参与资政议政，发展亲清政商关系，而不要干预政治、渗透政治。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捐款和游说制度、政商旋转门等方式有着根本不同。

“向善”精神更多涉及社会责任、人民福祉层面，中西方的宣传倡导大面一致，核心方向不同，行动和效果上也会有明显差别。我们所提倡的向善精神，源自儒家的义利观和《道德经》的利他思维，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打造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照章纳税，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振兴，最终将要真抓实干地助力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随着企业永续经营与社会责任共进的双赢思维不断演化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在优秀企业的率先垂范带动下，企业向善必将稳扎稳打地实现由道德义务向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宗老带领娃哈哈集团，在一次分配上向员工倾斜，关心数万员工及背后家庭的幸福；在助力二次分配上32年累计纳税611亿元；在三次分配上助学助工助老助残助抗灾抗疫，2009年至今累计公益捐赠超过7.5亿元，毅然到多个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推动造血式发展，将企业发展与支持落实共同富裕三次分配制度鲜明的结合起来。这样的人物和事迹源自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适得其所。

西方国家更是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理论层面，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论及“有同情心、正义感、乐于助人等品质，才能在和人合作的时候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彼得·德鲁克认为由“赚钱行善”到“行善赚钱”，才是21世纪的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批驳了弗里德曼认为企业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不相干的观点。在企业和政策的实际层面，履行社会责任更趋向于缓解眼下的尖锐矛盾。西方国家企业虽然率先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ESG）、企业社会责任（CSR）等计划，但囿于资本主义制度、劳资关系冲突、东西大国博弈等压力，在提升雇员收入福利、推进环保节能的同时，始终难以找到规避“高福利”陷阱、破除传统能源依赖、保持企业成本竞争力、固化世界市场优势地位的有效兼顾办法。近期，欧洲主要国家甚至率先退出了由其发起参与的碳中和目标。

“共享”精神在中西方企业家精神中存在两个相似点和一个差异点。相似点之一，基于全球化发展需要，因应产业分工加速深化、产业界限日益模糊、“两个市场”资源配置不断拓展的形势，共享精神主要体现在遵循产业共生理论，引领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夯实集群共生网络，对滥用垄断或优势地位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进行自我反思和带头防范，如宗老首创的娃哈哈-经销商联销体。相似点之二，基于国家竞争战略利益，因应承担关键任务的新型产业组织的设立需要，共享精神主要体现在组织成员企业互帮互助、抱团取暖、精诚合作，摒弃小集体小团体主义、产业大咖之间类似“文人相轻”等弊病，真正落实“一流企业的一流人才全心全意地的投入”合作模式，例如日本半导体研究开山鼻祖垂井康夫所牵头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VLSI），硅谷之父罗伯特·诺伊斯所牵头的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我国在产业科技创新模式、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探索中，更可发扬历史上优秀商帮的仁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互助互让、精诚合作的优良传统。不同点在于，基于履行世界大国责任，共享精神在文化根源上侧重于大同思想和国际主义，在实践上体现为把企业“走出去”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发展中国家分享区域发展红利结合起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担当好先锋企业的使命。

二、中华企业家精神在当前时局的作用

历史的看，我国的优秀工商业者们，向来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救国家之急、解民生之困，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激发带动更多仁人志士，助力扩大统一战线，成为共克时艰、圆梦报国的伟大贡献者和推动者。其所展现出的使命自觉、实践自觉，可被视为一种基于中华企业家精神的市场自觉。

近代史上的企业家，如纺织业的张謇、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奋力推动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改善民族工业长期积弱现象。现代史上的企业家，如“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王光英，“改革先锋”霍英东（后还有其长孙霍启刚）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矢志探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之路，义无反顾支援国家建设发展。这些民族脊梁和壮志壮举，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结合后，爆发出人心齐、泰山移的能量，对内带动了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小企业家和产业报国者，对外激发了海外华人圈的民族自信和报国情怀，形成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闯难关、扛使命的磅礴力量。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进程能够如此坚定有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千千万万个企业家的心血与奉献。

当今，优秀企业家和企业群体，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市场”的第一主体力量，也是“有为政府”的亲清战略伙伴，更是当前时局下全社会和衷共济、共克时艰的主力军和亲密同盟者。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关口，大国博弈正在较劲吃劲，存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国内新质生产力亟待培育，稳增长稳就业压力较大，居民增收、扩大消费要求迫切。中小企业生存发展难，产业链韧性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共建“一带一路”有待走深走实。经济面社会面预期不足、信心不稳现象有所凸显，社会诚信问题仍较突出，现实挑战反映而来的社会意识在网络舆论上时有撕裂苗头。内外矛盾的交织和混动如果得不到妥善化解，良好的发展局面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

传承一辈辈优秀企业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加快培育弘扬“爱国、创新、诚信、向善、共享”的中华企业家精神，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内驱力，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稳定就业和收入，切实促动内需，缓解结构矛盾，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有助于产业共同体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形成更强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更高效管用的新型举国体制、核心技术攻关组织。三是有助于更好发挥文化浸润和模范带动作用，营造齐心协力、和衷共济氛围，增强全社会共御风浪的共情心和组织性，吸引团结全球华人圈、国际伙伴们形成更紧密的共建共享统一战线。四是有助于优化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助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三、培养中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任务

培养和发扬中华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中国青年非常期盼的事情，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绕不开的底层支柱，呈现了未来历史潮流的一个信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做过一项“青年创业认知与态度”研究，受访者为2633名16-35岁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的受访青少年非常赞同“企业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群体”“企业家应成为青少年的榜样”。创新创业、进取实干、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构成非常重要，分别占85.4%、86.7%、85.1%、87.3%。优秀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爱国和诚信，占比均为79.0%，其次是创新，占比为68.9%。赞同“企业家的职责是赚钱不需要做公益”的仅为13.3%。

“爱国、创新、诚信、向善、共享”精神，无疑是一个全方位、高标准的要求。实事求是，国内各界还远未形成良好的共识基础，爱国、讲政治、推进共同富裕等甚至存在不小争议。即使部分践行这些精神，在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代，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对中小企业而言，往往能力薄弱，顾此失彼。对大企业而言，还存在造成担忧踌躇的种种现实和历史客观原因。数字社会特别是自媒体、意见领袖全面发展后，企业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这做那，易在互联网上进行舆论放大，在越过合适的“度”后，异化出道德绑架、捧杀声讨、高级黑等不良趋向，对那些点滴做起或正在进行思想转变斗争的企业，造成较大的压力和心里负担，有时候好心好意并未得到好的结果。

客观的看，好企业、优秀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多数派，这是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最强希望源泉。只是确因个人的孤陋寡闻，很多优秀企业家还不为人知。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培养和弘扬中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任务：

一是要全面提升对优秀企业家的发掘和宣传能级。给有意愿有能力并且做出显著积极贡献的企业家们，多加曝光，多点支持，鼓励其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企业家，打好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企业家跃迁的基础。塑造一批有卓越贡献的关键楷模和精神样板，助之准确无误的传导到企业中的每个人，示范带动更多同行和社会公众，强化共识基础和凝聚力，最终形成更广泛的市场自觉。

二是要实施强有力的中华企业家精神培育弘扬计划。依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契机，谋划一些专项工程和重点举措，健全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弘扬机制，推动历史上优秀民族企业家精神、现代企业家精神、侨商精神、国际企业家精神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合转化，打造共性为要、兼顾地域特色的中华企业家精神高地，引领力促大批一流企业、坚韧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们铺天盖地的屹立于世界舞台。

三是要强化对社会舆论和网络认知的合理引导，践行中华企业家精神是自愿且量力的事情。要引导社会特别是网民提升自我认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强化舆论理性，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只要不践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不突破底线红线，不宜高矮胖瘦整齐划一，不宜搞庸俗攀比，不宜搞道德绑架，企业决策者们理应获得抉择自由，更应获得思想上和行动上转变提升的足够时间与空间。数字社会时代的意见领袖、高粉大V们，应肩负一定的公共责任，目的是要带动形成更加正确、积极的氛围，让点滴做起的企业家们能够踏踏实实、从小到大耕耘下去，让正在自我斗争的企业家们能够尽早完成思想和行动上的奋勇转变，助力队伍更加壮大兴旺。

时代任务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要使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涌现得更多、更快、更恒久一些，进而促使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目标达到得更早更超预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