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博格·巴赫曼自传体小说《马利纳》：这是爱者最后的自述

巴赫曼（左）、策兰

对许多人而言，20世纪重要的两位德语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和保罗·策兰之间的恋情是一段不可能之爱，也是一个被匿藏了许久的巨大秘密。1948年5月，巴赫曼和策兰在维也纳相识相爱，拥有了两个月的共处时光后，策兰流亡去往法国，巴赫曼则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开启了书信往来。后来的二十年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并先后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成为德语战后诗歌的重要代表。尽管两人相恋不久就分离，但这段恋情对他们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英格博格·巴赫曼平生唯一的长篇自传小说，近期引进出版的《马利纳》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个奥地利女作家的生活。小说并不着眼于情节，而是以意识流展开，童话、梦境、现实、回忆交织，对话、独白、访谈、歌剧并举，被刺死的公主、恶魔般的父亲、虚伪宴会上的知识分子、被审判的渎职邮递员……巴赫曼用词语的飓风、荒诞扭曲的表现主义，将读者的感官腾空掀起。

“一个女人如何消失”

文/夏明浩

直到巴赫曼死后五十年的今天，这部半个世纪内都饱含争议的《马利纳》，才终于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这或许是因为作品本身“抗拒翻译”的特性——巴赫曼作为一个诗人，擅长在遣词造句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在大段落叙事中，则像是开启了一片庞杂的语言迷宫。迷宫之中不但有句子结构的折叠与展开，而且有对整个德语文学史的指涉，对中欧复杂争斗、频仍变迁的指涉，对维也纳这座有着金色大厅的城市所代表的古典乐和歌剧文化的指涉，对“二战”后的奥地利的现实指涉。当然，还有对爱情的指涉，对爱人策兰的指涉。难译、难读、难注——但无可言表的是巴赫曼的独特性，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词语的飓风开始在脑中呼啸”。

《马利纳》的故事说了什么，其实很简单：一个女人如何消失。复杂的事情在于，这本书如何写就。

巴赫曼是在1948年第一次见到策兰的，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语调轻快地记述了这次相遇。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坠入爱河，在维也纳漫游。《马利纳》中提到的许多地方，显然是巴赫曼和策兰曾一道游玩的。比如城市公园。城市公园里种着会开花的泡桐树。泡桐，德语里是“Paulownien”，有着“Paul”的词头，被保罗·策兰视为自己的象征之树。

在维也纳，策兰送了巴赫曼一片叶子。叶子是后来策兰的诗歌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两人持续数年的通信里，策兰曾埋怨巴赫曼搞丢了这片叶子。不可考，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片泡桐树的树叶。

这段恋爱关系是秘密进行的。1948年的奥地利还处在被盟军统治的无主权的十年之中。巴赫曼所居住的维也纳第三区，彼时正处于英国的管辖下。“二战”的阴影不会很快过去，犹太人策兰曾被征为苦力，其父母死于集中营。而巴赫曼则有一个耻于示人的身份：她的父亲是奥地利纳粹党初创成员之一。俗套来说，这几乎是20世纪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背负着历史的重担，在这段恋情中，带给彼此巨大的伤害。

[奥]英格博格·巴赫曼/著，王韵沁/译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在《马利纳》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又抽了烟，喝了酒，数了数香烟和酒杯，今天还可以抽两根，因为从今天到周一还有三天，没有伊万。

伊万的原型即是策兰。Ivan，Celan。一个诗人知道如何押韵。这部被后世定义为“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她开始写了。不止这一部，她要写的是“死亡方式”系列小说。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推理，就可以将其与策兰的“死亡赋格”联系起来。

“死亡方式”开始后不到两年，巴赫曼收到了噩耗。策兰诗歌的意大利语译者莫舍·卡恩成了带来策兰死讯的信使。据卡恩回忆，巴赫曼痛哭不止。在《马利纳》中，她重现了这个场景：

我可以对您说几句话吗，女士？一位先生问道，我有事想告诉您。我问：谁？您要告诉谁？他说：我只带话给卡格兰公主。我打断他：不许，永远不许说这个名字。不要告诉我任何事！但他拿出一片干枯的树叶，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的人生结束了，在运送的途中，他溺死在河里，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

巴赫曼将悲痛融入写作。她修订了已经完稿的《马利纳》，增加了一段名为《卡格兰公主的秘密》的传奇故事，并在其中大量征引策兰的诗歌。那首《花冠》是策兰的代表作，是他写给她的情诗，又被她化用于悼亡之作：“他们互诉光明与黑暗之语。”

要描述两个人有多相爱，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至少可以从阅读《马利纳》中得到一部分的答案，毕竟这是爱者最后的自述。

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这是巴赫曼在德语文坛的号召力；同时，也招致了评论家猛烈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有很多针对的并非小说本身而是“自传传主”巴赫曼本人。小说主人公和马利纳同居，与伊万恋爱——现实中，巴赫曼与弗里施同居，与策兰恋爱。另外，在小说中，她还用大量篇幅探讨了“每个男人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临床病例”的话题。这些都是被抨击的重点。

在巴赫曼死后十数年后，女性主义重新发现了《马利纳》，并奉为经典。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几乎全篇都沉迷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但这并不妨碍它用曲折离奇的方式展现了独属于女性的挫败。

巴赫曼在《马利纳》中深入探讨的“通信隐私”，在她死后被瓦解。她与策兰的通信集出版，让世人终于得以一窥这段20世纪德语文坛绝恋的内幕。当然，他们打过的那些电话和电报，就再也无从追究了——也许只有在《马利纳》中留存了只言片语。

（本文作者为《马利纳》中文版责编）

小说节选

1

只有时间，我不得不考虑很久，因为“今天”对我来说是个不可能的词，尽管人们每天都说这个词，是的，避不开它，可当人们对我说，比如，今天的计划——更别说明天的了——我就感到尴尬，我和“今天”的关系实在太差了，于是人们把我极度专注的神情当作走神。这种“今天”让我陷入莫大的惶恐和无比的匆忙，我只能写，或者只是在这莫大的惶恐中，描述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任何关于“今天”的文字都应当立刻被销毁，就像所有真正的信都是皱的或撕烂的、未完成的、未寄出的，因为它们“今天”被写下，却无法到达“今天”。

任何曾写下疯狂、热切的信而到头来只是把信撕碎、丢弃的人，最清楚“今天”意味着什么。谁又会不熟悉这样难以辨认的字迹呢：“如果可以，请来吧，如果您想的话，我恳请您来！下午五点——兰德曼咖啡馆！”或者这样的电报：“请立刻打电话给我。今天。”又或者：“今天不可能。”

事实上，“今天”是只有自杀者才可以用的词，它对于其他人毫无意义。它只象征着一天，和剩下的日子没有区别，人们工作八小时或休假，出门办事，买菜，读早报、晚报，喝咖啡，落下东西，赴约，给谁打电话——总之，是有什么会发生的一天，或者更好的情况是，无事发生。

而当我说出“今天”时，我的呼吸开始紊乱，心律出现可被心电图检测出的失常，然而，图表上不会显示的是，造成失常的原因是我的“今天”——“今天”总是新的、紧迫的——但我可以证明，这项诊断无误。用医生潦草的医学代码来说，紊乱发生在焦虑发作之前，尽管这一干扰让我敏感，让我感到耻辱，但今天我还功能正常——他们是这样说的，那些专家是这样认为的。只是我担，“今天”对我来说太刺激，它抓得我太紧，太无度，而这病态的刺激会是我“今天”的一部分，直至最后一分钟。

2

如果说建立时间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我在一种可怕的胁迫下完成的，那么地点的建立则归功于一个温和的意外，我并不是靠自己发现它的。尽管在我发现时，我已经身处这个更不可能的建构之中，我知道这个地点，噢，我深谙它，因为它就是维也纳。实际上它只是一条巷子，确切来说是匈牙利巷的一小部分，我们三个都住在那儿：我，伊万，马利纳。如果一个人看世界，是从第三区这样狭小的视角出发的话，那么他自然会赞美匈牙利巷，会研究它、称颂它，赋予它某种意义。你可以说它是一条特殊的巷子，因为它的入口位于干草市场街一个较为安静、友好的角落，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城市公园，还有森严的批发市场大厅和海关总署。

我们在一片庄严、紧锁的房屋之间，但马上，从伊万家——也就是9号，他门前有两座铜狮——往后，巷子变得更随意、嘈杂，不那么工整。尽管和使馆区离得很近，匈牙利巷与那个“高贵的区”（维也纳人私底下这么叫）并不亲近，只是任它待在自己的右边。不少小咖啡馆、老旅店和餐馆让这条巷子很实用。我们常去“老海勒”，穿过一家好用的“奥托马克”车行、一家方便的药房和诺伊林巷的一个烟草铺，就可以到那儿，不要忽略了贝娅特丽克丝巷口好吃的面包房，以及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明茨巷找到一个停车位。

当你踏足匈牙利巷（尤其是进入某些区域，如意大利领事馆和意大利文化学院那一片），你就没法否认，这里有一股特有的气质，但不止于此，这条巷子还有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你看到无轨电车驶过，或是不祥的邮政货车缓缓靠近的时候。在那里，两块牌匾不出声，简要地写着：“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50年”和“官邸及办事处”。然而，以贵族之名而付出的勤勉往往无人问津，来往的交通却叫人想起匈牙利巷年轻时的模样。从匈牙利来的商人们带着马匹、牛群和干草，在这里建起他们的客栈和旅店。匈牙利巷就这样，如官方所说，“以一条宽阔的弧线朝向城区”奔流。

有时我从伦韦格大道一路开车下来，越过这条弧线，但我没法深入地描述它，因为过程中总是有新的细节引起我的注意，侮辱性的新设施，办公楼，新的名为“现代生活”的商店，而比起这座城市最负盛名的广场和街道，它们对我意义更重。匈牙利巷不是不为人所知，只是一个异乡人不会去注意它，它是一片居民区而且没有任何景点。来旅游的人可能会在施瓦岑贝格广场折返，或者最远到靠近美景宫的伦韦格大道，我们很荣幸能与美景宫共享“第三区”的名号，但也就仅此而已。游客或许有机会从匈牙利巷的另一头走近它，从那家溜冰俱乐部——如果他刚好住在新建的、石砌的维也纳洲际酒店，又不小心散步太远，到了城市公园的话。在这座公园上空，一位粉白的皮埃罗曾嘶哑地为我吟唱：噢，古老的芬芳来自童话般的时光。但我们一年去城市公园不超过十次，因为走路五分钟就能到那儿；而伊万罔顾我百般讨好、恳求，出于他不走路的原则，只会开车经过它。它实在是太近了，如果需要透气，我们会带孩子们去维也纳森林、卡伦山，或者拉克森堡和梅耶林的城堡，还有彼得罗内尔和卡农图姆，一路到布尔根兰州。至于城市公园就不怎么去了，我们和它的关系克制、冷漠，我也想不起更多那些童话般的时光里发生的事了。有时我因注意到一棵初绽的玉兰树而感到不安，但你不能每次都表现得大惊小怪。而如果我，像今天这样，乏味地问马利纳：对了，公园里那些玉兰花，你看到了吗？那么他只会出于礼貌回应我，冲我点点头，他早就听过关于玉兰花的话了。

3

不难想象，维也纳有的是更好看的巷子，但它们都在别的区，像那些太过漂亮的女人——她们一眼看去就叫人心生赞许，但没有人真的考虑和她们发生关系。没有人宣称过匈牙利巷美，也没有人说它与荣军街的交汇处有多壮丽、迷人。所以我也不想当第一个对我的街道——我们的街道——妄下定论的人。我应当扪心自问，找找我和匈牙利巷的联结，因为它只在我身上划出那道宽阔弧线，到巷子的9号和6号，我想问自己，为什么逃不出它的磁场，不管是当我穿过弗赖翁广场，在格拉本大街购物，散步去国家图书馆，还是站在洛布科维茨广场上想“这里，这里才是一个人该生活的地方！”，我还是在安霍夫广场的时候！就算我在市中心游荡，在某家咖啡馆坐下翻一个小时的报纸，我也都只是假装不想回家而已，暗地里，我已经在想回家的路，或是思绪已经飘回了家。

当我走过干草市场街，或者从我以前住的贝娅特丽克丝巷踏入第三区时，我的血压开始升高，但同时我不再紧张，那些因身处陌生之地而生出的绞痛缓解了，虽然我越走越快，但我终于获得一种平静，近乎急迫的幸福。我不像在我提及时间时那样感到不适，尽管时间和地点突然汇合了。没有什么比这片小巷更让我感到安全，我在白天跑上楼梯，晚上手握钥匙，冲向大门，当钥匙旋转，锁被打开，房门打开，这令人感激的瞬间，一片车水马龙里，回家的感觉涌向我，它辐射在方圆一两百米内，这里的一切都在向我宣告，这是我的家。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