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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特：他的文字像锋利的手术刀一般

2024-03-19 11:1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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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宋春晓

1948年，杜鲁门·卡波特为他的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拍摄了一张饱受争议的封面照片，照片中，他像一个瘦弱的灵魂倚靠在华丽的沙发上，忧郁的眼神和挑衅世俗的姿态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堕落的孩子。

当时，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有关同性恋题材，自出版之时就承受了很多来自外界的批判，被批评为脱离主流。但纵观卡波特的过往，不论是他的思想、行为还是他的文字都始终跳脱于主流之外，他这一生，即将上演一部离经叛道却又惊艳灿烂的剧作。

青年时期的杜鲁门·卡波特（图片来源于网络）

天才的诞生：痛苦、孤独与成名的渴望

像是很多小说故事的主角那样，杜鲁门·卡波特的童年是在坎坷、变故和孤独中度过，但恰恰是这些不幸塑造了他独特的性格，成为离经叛道的底色。

1924年，卡波特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新奥尔良，这座城市是他生的起点，也包裹着他未来写作的内核。可以说，卡波特的出生像是一段不幸婚姻的产物，他的母亲莉莉·梅·福克·珀森斯在十七岁时与一名推销员结婚并生下了他，又在二十四岁时离婚，此后珀森斯带着幼小的卡波特环游南方，却总是在夜晚将他锁在酒店房间里独自出门，并命令工作人员不去理他。童年时期的卡波特渴望能得到来自亲情的滋润，但换来的却是母亲的冷漠与忽视，卡波特曾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克拉克，母亲的暴虐行为让他永远处于自由浮动的焦虑之中：“她把我锁在里面，我仍然无法出去。”

童年被抛弃的阴影让卡波特自身笼罩着恐惧，他深陷在黑暗的潜意识中，试图看向模糊的现实世界，有时又被困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如此度过了一个被“妖怪”所困扰的童年。

直到1932 年，卡波特的母亲与家境殷实的古巴裔美国商人再婚，之后他改名为杜鲁门·加西亚·卡波特。此后，年仅八岁的卡波特在美国的东北部、纽约市和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度过了余下的童年和青春期。关于这段不断被转移的童年，成年后的卡波特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在1924年出生于新奥尔良，在南方的好几个地区长大--冬天在新奥尔良，夏天在阿拉巴马和新佐治亚。我在学龄前就已开始读书比后一直按照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从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学龄前从不在乎别人想法的卡波特在青少年时期遇到了另类的烦恼，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正如他告诉杰拉尔德·克拉克的那样：“我一直有明显的同性恋偏好。”面对儿子不符合主流的性取向，卡波特的母亲曾将他送至军校希望能改变这一现状，但结果却无济于事。母亲的不理解与不认同是对他的又一次伤害，这更加深了他的痛苦。

当卡波特上高中时，他就已经公开出柜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对自己的性取向做过任何掩饰。即使同性恋题材在当时的美国作品中被视为禁忌，甚至被小心地掩盖时，但卡波特在他的小说中对于这一话题却丝毫没有任何伪装。

这种近乎天真的坦率，卡波特似乎与生俱来就有，就像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于成名的渴望。

“大约12岁时，我的家人把我送到东部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所，我在那里接受了智商测验。回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天才。我到哪儿眼睛都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望着自己的脸蛋，脑子里一个劲儿地想着这件事，好家伙，你和福楼拜——或者莫泊桑、曼斯费尔德、普鲁斯特、契诃夫、吴尔夫，不管是谁吧，现在都成了偶像。”

对于成名，卡波特有着超乎常人的狂热与自信。十一岁时，他就已经开始投入写作；十五岁时，格林威治学校出版物上就已经刊登了他写的故事和诗歌；十八岁时，他在《纽约客》找到了一份文案工作，并将自己的故事卖给该杂志，但失败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试图在其他杂志上赢得认可，并在竞争激烈的纽约文学界中渴望成为拥有一席之地的年轻作家，带着这种自信和近乎偏执的自我驱动力，卡波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全然投身于写作之中。

二十二岁，凭借短篇小说《米利亚姆》卡波特拿下了他的第一个欧·亨利文学奖。在这之后，他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阿拉巴马，在那里，他回忆着往昔，写出了那部饱受争议又标新立异的作品——《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杜鲁门·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图片来源于网络）

走上神坛：名利、爱情与声色犬马的浮华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他与他的挚爱——前百老汇舞者杰克·邓菲西西里岛共度时光，即使他们在性格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这并不妨碍卡波特与这位同样拥有抱负的小说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情侣关系。

但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放弃写作。

他接连创作了《夜之树与其他故事》、《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竖琴》以及家喻户晓的《蒂凡尼的早餐》。

尤其是《蒂凡尼的早餐》这部小说，帮他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与评论家的赞美，也让他声名鹊起。外界的狂热与赞美包裹着他，簇拥着他走上渴望已久的高台。与此同时，他也经受着和许多作家一样的痛苦：一旦灵感流失殆尽，就会变成一座枯竭的井。“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了你鞭子。鞭子是用来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现在，我独自待在黑暗的疯狂之中。孤单一人，手里握着一把卡片……当然，这里也放着上帝赐予的鞭子。”现在，他手握着上帝赠予的天分，也同样在鞭笞中煎熬。对写作的热爱与对名誉的渴望让他拼尽全力逃脱桎梏他的枯井。

他在写作中等待契机的降临。

1959年11月的那个早晨，卡波特浏览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报道：堪萨斯州一位富有的农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谋杀的故事。长久写作意识的积累让他发觉这或许可以作为一本书的题材，于是就此踏上了前往堪萨斯州西部高原的旅程，开始了长达近六年的采访和调研。彼时他还不知道，命运的齿轮正将他推向所向往的文学神坛。

六年里，卡波特采访了镇上的居民、两名凶手以及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

不可否认，他的确是个天才，他拥有高超的社交技巧以及独到的个人魅力，他敏锐的耳朵时刻捕捉着那些无意识的有趣对话，并且拥有小说家挑选细节的天赋，他将这些技能利用得炉火纯青。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想让纸、笔或是录音机来进一步拉开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因此选择与居民们自然的交谈，并将他们所有的话语都记在心里。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卡波特会逐字记录下白天的采访内容。“做笔记会产生错误的氛围，”卡波特这样告诉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杰克·克罗尔。

接下来，卡波特展示出了对文字的精准操控，他的文字像锋利的手术刀一般，对凶犯的犯罪背景与心路历程进行细致的剖析。其中一名罪犯佩里，和卡波特一样，拥有悲惨的童年与破碎的家庭，相似的经历让他们脱离了传统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站在了一面镜子的两端，拥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就像卡波特所说的，“我们像同一间屋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来，而他走了后门”。这种对罪犯的深切同情也能在字里行间找到踪迹。

杜鲁门·卡波特在和罪犯佩里交谈。（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历了这样复杂跌宕且漫长的写作，如他所设想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某种大规模的东西，具有事实的可信度、电影的即时性、散文的深度和自由以及诗歌的精确性”的作品在六年后诞生，这部名为《冷血》的非虚构作品，让卡波特走上文学神坛的台阶，也让1966成为他的奇迹之年。

第二年春天，在这部作品正式发行之前，精装版《冷血》就已经飙升至美国畅销书榜首，小说的翻译权也被拍卖给最高出价者。乔治·加勒特在《霍林斯评论家》上撰文称这本书为“对伟大的坦率追求”，2005年，美国导演贝尼特·米勒拍摄了名为《卡波特》的传记电影，重现了卡波特的生活片段和《冷血》的写作历程。

《冷血》的出版充分证明了卡波特的惊人才能，他实现了达成的目标，即以摄影一般清晰的方式记录下这起谋杀案，将新闻技巧与文学风格融合的浑然一体。“在报道中人们关心的是准确性和表象，只暗示而不予评论——不可能像小说那样一下子抵达某个深度。但是，我想证明，我也可以把自己的风格应用到真实的新闻报道上。”

此刻，卡波特站在了众人观看的镁光灯之下，再向前走一步，伸出的手掌便汇聚起了凹凸不平的黑暗。

杜鲁门·卡波特的成名作《冷血》，于1966年出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传奇的落幕：散场的舞会与未酬的壮志

成名背后有赞誉必然也有批评，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批评家们对卡波特的攻击更多的是针对他个人而非作品本身，卡波特的私人生活和个人特质总能吸引他们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卡波特总是带着表演者一般的离经叛道，脱离了大众传统观念里的作家严肃的形象。

早在《纽约客》工作时，他受雇作为员工跑腿和收发邮件，但很快就扮演上了编辑的角色——当收到撰稿人寄来的漫画时，他总是将不喜欢的漫画扔到收发室办公桌和墙壁之间的狭窄缝隙中，而只将那些他认可的漫画交给编辑。多年来，漫画家们一直给该杂志发来投诉信，询问那些从未归还的作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邮件收发室的办公桌被搬迁，漫画失踪之谜才得以解开。卡波特甚至还会因为对方的号码加起来不吉利而拒绝和一些人通话，他不允许同一个烟灰缸里摆着三根烟把儿...他被贴上了怪异的性格标签。

也许是因为童年那间无法逃离的上锁的房间，卡波特总是身处孤独之中，却渴望走进喧嚣与繁华，成为孤独的反抗者。

他从不抗拒面对聚光灯，一直是各大派对的常客，甚至成为深夜脱口秀节目中的熟悉面孔，活跃在文学季刊和高雅报纸的头条新闻，也出现在八卦专栏和杂志的报道之中。但卡波特显然不满足于此，他痴迷于名誉和财富，也着迷于文字的魅力。

尽管卡波特晚年常常以嘲讽的态度对待批评家，但他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学地位及批评看法非常敏感。因此，为了写出一部足以与《冷血》的成功相媲美，能够震惊美国文坛的杰作来巩固他的地位，他声称在自己在写下一部作品《回应的祈祷》，并热衷于活跃在社会名流与富人之间。

他害怕被这个圈子抛弃。

直到1975年，卡波特才在《时尚先生》上发表了这本书的四个中篇，文中对社会公共人物秘闻真实的揭露在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涉及其中的人感到尴尬甚至导致自杀。他的好友也与他反目，他在他最看中的圈子里变得不再受欢迎。

在那之后这本书的出版不断被推迟，直到卡波特去世两年之后，这本书才被出版，并且只对他先前在《时尚先生》上发表过的故事做了微小的修改。

可以说，写作是成就卡波特的阶梯也是缠绕禁锢他的枷锁。

多年的写作障碍、吸毒成瘾问题和羞辱事件使卡波特失去了批评家的支持，他的作品大幅贬值。除了写作事业的停滞与名流圈子的排斥所带来的痛苦，情感的受挫又为他压上一根稻草。卡波特与一名已婚男子发生了恋情，这段关系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与财力，还虐待了他的身体，甚至遭遇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车祸。

对酒精与药物的依赖是《冷血》为他带来的除了盛名之外的副作用，对更好的作品的执念让卡波特的酗酒和吸毒的情况变得愈加严重。

但是他没有更好的作品再问世了。

1984年8月25日，卡波特因为用药过度导致了肝病并发肺气肿和静脉炎，在友人的家中去世，他传奇的一生就此划上句点。

那时距离他的六十岁生日仅有一个月。